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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丰厚文化是北京城市的底蕴

        李建平

        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是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提出的具体要求。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撰写的《首都文化研究丛书》共四册,即《源远厚重的古都文化》《先锋引领的红色文化》《融汇亲和的京味文化》《蓬勃开放的创新文化》就是一份优秀答卷。这套丛书最大的特点是从学理入手,富有哲理性地论述了北京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的特点和内涵,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

        与世界大都市对比,北京最大的特点和发展优势是文化

        北京是国家首都,也是国际化大都市,在与世界大都市对比中,不难发现北京最大的特点和发展优势是文化。这因为北京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是北京的富矿,这些丰厚的文化不仅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同时成为北京这座城市的底蕴。

        北京有着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国家一统、多民族团结是北京古都文化最突出的亮点。北京的古都文化不仅历史发展脉络清晰,而且庄重、大气,丰富多彩。本书在论述古都文化中提出北京城“象天设都”“法天而治”“天人合一”,确为北京古都皇城、宫城的特色与风貌,这也是中华上下五千年古都文化不断线的传承。本书提出北京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究其原因是北京地理环境具有优势。北京所处中华南北文化交汇地带,北方的山林民族、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这里交汇,古都不仅有浓厚的儒家文化,表现彬彬有礼、谦谦君子之风,还有东北山林和西北草原民族带来的豪爽之气,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淳朴的原生态习俗,使古都北京更多地注入保护原生态的理念。例如,北京古都礼制建筑完备,礼俗文化丰富多彩,同时城市园林、草场、湿地景观处处可见。作为中国北方的都市,先有规划而后建成的元大都城、明清北京城均没有大江流经,城市却有通风廊道、小桥流水、水穿京城、水城共融的景观。

        北京是中国红色文化最重要发源地。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红色基因、红色文化就在北京这座城市生根、发芽,蓬勃发展,不断弘扬,在全国起到先锋和引领作用。北京的红色文化表现为光荣的革命传统,从1919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五四运动”爆发于天安门前,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北大红楼开始传出,一大批文人志士从这里走向救民、救国于水火的革命道路,由星星之火,照亮黑暗的中国,“二七大罢工”发生在长辛店,“七七卢沟桥抗战”唤醒全民族抵抗日寇的入侵,平西挺进军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挺进门头沟斋堂川,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地下电台发出的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国共产党人在北京留下了一连串可歌可泣的红色遗迹。1949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从西柏坡迁址到香山,然后举办开国大典,北京城十大建筑落成,改革开放春天发生的故事,一直到走进社会主义新时代,北京积淀了更加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和遗迹。目前,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北京建筑大学正在系统梳理红色文化,挖掘红色文化基因和内涵,设计红色游学线路,构建红色地标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北京有着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何为“京味”?本书提出,它是北京逐渐形成的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这里“京”是指京城,“味”是指特色。北京自民国开始,原天子脚下的市民在皇城根、什刹海、钟鼓楼、天桥等处逐渐形成特色鲜明的市井民俗文化,这种文化行为大气、维护正义、服务周到、有礼有面、京腔京味,与海派文化形成明显不同,一批作家用北京地方语言、讲述北京发生的故事,作品被称为“京味文学”。这种文化在京郊也十分活跃,形成丰富多彩又有传承特色的民俗文化。在北京还有驰名京华的老字号,这些老字号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商品重诚信,服务周到,逐渐形成优质品牌,成为京味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不仅是北京城市鲜明特点,还是城市活跃和跳动的灵魂

        创新文化一直推动着北京这座城市不断向前发展、迈进。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不仅是北京城市鲜明特点,还是城市活跃和跳动的灵魂。北京城市发展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不断创新。本书提出,这种创新文化有蓬勃发展的态势,归结有两条:一是开放包容,作为多民族散杂居典型聚居区和首都文化高地,历史上的北京城是你来我往,人才荟萃,不仅多民族融合,而且文化融合,甚至包括外来文化融入。融入进来的文化不仅充分吸收北京原有文化,而且带来更为新鲜、更有特色的文化,在北京始终形成先进文化的崇尚和引领。二是改革开放,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春风细雨,滋润着北京人的心田,使北京既有深厚的古都文化,又不封闭保守,有开放的胸怀和时尚追求。北京从改革开放起步出现的圆明园画家村到书画家落户通州宋庄,从798旧工业厂房利用到首钢新文化园区确立,从海淀电子一条街到中关村科技园落户,北京科技创新发展已经形成“三城一区”(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态势,而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更是异军突起,在全国起到引领示范作用,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文创设计成绩显著,收益颇丰。尽管在利用北京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文创设计,发展文化产业上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还有不同见解,但是,文化+科技、文化+设计、文化+旅游等已经成为北京创新发展新的引领和业态。

        (作者为北京史研究会会长)  

  • “元宝形”:近代中外关系演变轨迹

        黄仁国

        中外关系贯穿中国近代史的始终,并深刻影响近代中国的发展演进。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的中外关系,历来是中国近代史著作者无法绕开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张海鹏、翟金懿著《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 (以下提及此书简称《读本》)以“元宝形”轨迹论述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演进,注意融通20世纪以来几代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并吸纳西方史学优秀成果,提出了不少有新意的看法,为我们唯物、辩证地分析和理解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外关系提供了诸多启示。

        中国反应论、中国中心论、人类中心论等西方研究范式,难以动态地考察近代中国中外关系的演变

        近代中外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这为中外学者所一致认同。但如何解读这种互动,却因方法论的不同而存有较大差异。

        近来有学者梳理过去40年英文世界中的近代中外关系史学讨论情况,总结出四种研究范式或分析框架,即费正清的西方影响/冲击-中国反应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论及其后来的“离开中国”论或人类中心论、柯伟林的国际化论或人类中心论,以及强调中外关系的双边、多国、跨国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的分析框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前三种范式,或者称之为西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论、人类中心论,反映了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现实中的国际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自身发展状况的关注,对于推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无疑起过重要作用。以柯文的转向为例,他由关注“中国中心”转向关注“人类中心”,以探索具有普遍性的历史书写模式,尽管其“人类中心”偏重于文化层面,但他不断探索新的研究范式的努力值得肯定。不过,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也有其明显的缺陷,正如刘大年在1990年所说:“冲击-回应”公式“完全没有能够估计到中国人民的力量”,无法解释近代中国“在西方世界一致坚决反对的条件下回应为社会主义”的历史现象;“中国中心观”强调“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和方向,最后是由中国内部力量所决定”,“无疑地这符合于历史运动的本质”,但“显得过于看轻了外部世界的作用,对于外部势力深入到中国社会内部结构里面发生的毒害影响估计不足”,而且从柯文的研究评述中“完全看不到”“中国民族自身的特点如何”。显然,确立某一中心的范式往往会偏执一端或一隅,虽然可以在某些方面做出接近历史运动实际的探究,但难以动态地考察近代中国中外关系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不同方面的实际历史地位和作用。

        近年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近年来,罗威廉归纳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清史研究中的三个重要修正性转向,即社会史转向,“内亚转向”或文化史转向,以及基于文化史转向并受世界史与生态史影响的“欧亚转向”。这三种转向与前述美国学界的四种范式或分析框架中的后三种密切相关,即继西方中心论后,政治史研究不再是中国史研究的唯一重镇。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罗威廉的清史研究新著中仍然保留有“西方的冲击”“中国对帝国主义的回应 (1895-1900) ”之类的标题了。因此,尽管美国学术界对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在研究领域方面不断拓展,但在其思想内核上或许仍未摆脱西方优越论的束缚。

        讲清近代中外关系的互动必须厘清中国所承受的外部压力与中国内生动力之间的动态复杂关系。中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解说曾经长期坚持“沉沦”说,强调帝国主义侵略、政府腐败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突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题。20世纪80年代后又出现了“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的说法,强调“半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与此相联系,“现代化范式”越来越受到重视,社会史、文化史、生态史、全球史等领域的研究也渐次成为热点。近几年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研究者超越范式之争,从宏观上对其整体运动进行创新性的研究。

        《读本》将近代中外关系视为一个整体,以“元宝形”轨迹揭示其运动的阶段性和关联性,展示其嬗变的总体方向

        张海鹏密切关注国内外流行的各种范式,但明确主张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他说:“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像一个元宝形,开始是下降,降到谷底,然后上升,升出一片光明。”他不同意“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的说法,提出“沉沦”的“谷底”在20世纪头20年,这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更加重了”“民不聊生至极点”。从中外关系的角度看,近代中国社会的“元宝形”轨迹实际上就是近代中国由独立到独立受损再到独立的运动轨迹。其中存在两种不对称、不同步的力量,一种是外来的“帝国主义侵略”,另一种是中国“人民的觉醒”“革命力量的奋斗”。前者使独立的中国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严重受损,使中国社会发生“沉沦”;后者使中国社会向上发展,进而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魔影,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两种力量的消长发生在“谷底”之后。

        唯物史观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关注宏大的历史背景,也要解析具体的历史运动路径,揭示整体运动中各要素的活动方向与力量对比。《读本》以政治史为核心研究对象,既注意外部势力对中国发展施加的影响与中国自身力量发展之间的一般联系,又指出二者之间不对称、不同步、不同向的复杂演进特点,突出中国自主发展的曲折历程。《读本》将近代中外关系视为一个整体,以“元宝形”轨迹揭示其运动的阶段性和关联性,展示其嬗变的总体方向。在研究方法上,《读本》不是简单地使用社会矛盾分析方法,而是采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分析方法,将经济分析、阶级分析、利益分析和价值分析相结合,揭示近代中外双方各种力量间的长时间动态博弈过程,阐述当下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的历史依据和时代意义。

        (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从反思危机中吸取教训

        卢周来

        《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冬天》是美国著名学者保罗·马蒂克的一部新著。马蒂克一向以持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闻名。在新著中,他认为,肇始于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远没有结束,世界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甚至伴随世界权力中心的变迁。作者预言,或许要经历几十年的动荡,世界也将陷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我们当下所看到的种种现象,诸如中美贸易摩擦、俄罗斯与北约集团重新陷入“冷战”、难民问题正在分裂欧洲、拉美社会政治再度大混乱……似乎正在证实这一点!也正因此,一些有洞察力的西方学者,对世界经济尤其是金融危机的反思也在不断深入。为此,石油工业出版社专门围绕此主题,引入并编辑了“世界经济‘反思与镜鉴’”丛书,首期四本已经或即将面世。马蒂克的著作是其中的一本。

        作为丛书主编,我们最看重的,还是此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我们自己国家发展与转型的意义。

        从历史粗线条看,近代以来的中国,每一次大的变革与转折,都伴随有本土文化与外来思想的相互激荡。而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也随着全球资本的扩张,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与制约。这其中,有两次特别大的机缘。一次是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彻底改变了自1840年以来国家左冲右突仍不得其道的状况,且在彼时特定的世界格局下,引导中国经济选择了计划经济与主要依靠自力更生的自我循环;另一次是现代市场经济思想不断涌入且影响力日增,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以及本土思想资源一起,逐渐塑造了经济理论界新的生态,中国经济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并与世界经济日渐融为一体。两次大的机缘背后的历史动因,都无非是内部形势使然与外部环境倒逼。此时都需要及时引入新元素,来冲破已教条化的旧思想,为寻找新路进行思想的再启蒙与再解放。

        1980年代以降,资本主义与市场体制一度凯歌猛进,以至于乐观的西方理论家先是提出“危机终结”理论,后干脆提出“历史终结”命题。然而,肇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中断了关于资本与市场的种种神话。历史也再度表明,任何一种思潮,无论曾经如何应运应时应景,如果不能与时俱进,而是变成了刚性的教条,就可能变成发展的障碍。“形势比人强”。当金融危机在全球各地不断触发社会危机甚至政治危机之后,西方学界亦开始对资本主义与市场体制再度进行反思。正如这套丛书所展现出来的那样:目前,在西方学界,一度被边缘化的马克思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历史学派以及演化经济学、创新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思想资源,重新被重视,被挖掘,被援引,并且已经蔚然成大观。可以预期,彻底摆脱危机的过程,将是世界经济体系激烈重构的过程,也是各种经济理论重新进行交流与统合的过程。

        同样是上世纪80年代始,中国选择市场取向的改革,引入相应的市场经济思想,是在遭受大的挫折后对历史的一次主动选择,同时也是对世界潮流的认知。但我们也必须时刻保持一种清醒:市场体制始终有其固有弊端,如果过于迷信其自发力量,周期性危机必将如影随行。因为某个角度看来,经济危机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制度专属,不如说是纯粹市场经济体制的通病;而恰恰就在中国经济理论界,有一种思潮在不断发现与赞美“市场的伟大力量”的同时,却呈现出一种“新僵化”或者说“新教条”倾向:对政府的任何调节都予以反对,却不允许对市场予以任何质疑。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经济未来在世界经济的惊涛骇浪中把握好航向。而我们的一贯主张是,既要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这既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去成功的经验所在,也是未来必须始终处理好的关键问题。正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立足中国“主体性”,站稳脚跟,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与心态,始终保持对新思想的敏感,尤其是要借鉴西方学术界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的思想成果,以此防止再出现历史上有过的“极化思维”或“矫枉过正”的毛病。

        正是出于这样的初心,我们非常愿意向读者推介此套丛书,希冀能为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少走弯路提供些许借鉴,希冀以此促进形成中国经济思想界更为平衡更为良好的学术生态。

        (作者为国家创新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书林折枝

        “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2019)

        《“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2019)》,李永全、王晓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启了新的合作模式,激活了各种合作机制,创造了诸多合作纪录,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为全球之路提出中国方案。报告还重点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产能、园区及体育文化领域合作情况。国际合作篇讨论了中国与中亚、南高加索、西亚、南亚、非洲及北欧等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夏鸣)  

        创造理性文明的生活方式

        《法治文化论——创造理性文明的生活方式》,李德顺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基本要义。着重阐释了从国家治理体系到全体公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都持有并遵循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理念和共识,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基础。本书内容重在考察如何让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成为一种规范性、引导性的新型文化,进而助力理性文明生活方式的形成。(曹行)  

        一种全新的中美关系史

        《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徐国琦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将焦点集中在民间、个人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互相交往和积极互动上,梳理了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界等人或群体的丰富历史轨迹,向读者展示,无论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关系如何变幻不定,民间和文化层次的交往自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质和运行规律,并且始终保持高度的活跃性。“共有的历史”注重文化层面和非政府之间的关系,关注中美两国共享的价值观和目标,而不是简单地只注重政府和军队。从这种角度,我们可以解读出一种全新的中美关系史,并可能找到一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范式。 (左明仁)

        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

        《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陈宝良著,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纵观明代社会与文化的整体,考察明代社会史的重大转向,主要是社会流动的加速以及朝政的宽大与舆论空间的扩大。考察明代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综合阐述明代社会与文化史变迁的时代特征,变迁所反映出来的新动向,以及变迁和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陈平)

        本版供图:古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