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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什么商业街改造往往难以成功

        李  铁

        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进程中,城市管理者永远离不开的主题是旧城拆迁改造,而旧城的中心也差不多就是商业街所在的位置。因此,商业街改造也是城市旧城区改造不可回避的内容。

        城市管理者出于什么目的改造商业街?不外乎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为交通的梗阻。商业街聚集的商铺和人口较多,而道路建设已经远不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人流和车流集中到这里,免不了会产生交通的严重拥堵。当我们的管理水平和城市居民的素质还不能满足城市化高速发展进程的时候,大拆大建地改造就是一件最为容易实现的事情。

        二是因为形象。城市旧城区的历史往往有几十年,多的甚至上百年。商业街存在的历史较长,店铺也大多是旧房子,即使是相对新一些的建筑,也得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因此商业街与城市管理者理想化的城市景观有着比较大的差距。

        三是基础设施配套较差,安全隐患较多。由于商业街的街区狭小,店铺密度较大,房子老,设施旧,电线裸露,供水和排水设施不健全,消防通道难以打通等原因,很多城市管理者往往担心引发重大安全事故而承担责任,便将商业街治理视为政府管理的老大难。

        四是商业街地段好,地价高,但是商业街大多是经营传统商品的店铺,商品的附加价值低,商业的档次不够高,等于说商业街占据了城市最有利的位置,创造的商业收益却与商业街占有的区位严重不匹配,等等。

        综合以上原因,一些城市开始对商业街进行拆迁和改造。然而,仅仅是出于这些动机,而没有进行综合的经济评价时,一些城市商业街的拆迁和改造的结果是失败的。

        为什么商业街的改造难以获得成功?原因在于城市的拆迁和改造不是一个简单的规划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要充分了解商业街发展所遵循的经济规律。

        对于喜欢商业街的消费者来说,之所以选择经常去某个商业街购物和消费,当然是冲着方便、价格低以及品牌和多样性的选择。顾客可以在最小的半径内,花费最少的时间,完成最多的消费选择。这是商业街兴盛的基本原则。而商业街与购物中心的最大区别是,街区经济和建筑景观的个性化,还有着观赏的功能。

        如果我们拆掉商业街,从经济上算账,可能成本要大很多。首先是补偿,对拆迁户和商户的补偿是所有开发商必须要承担的成本。其次是购买土地和建筑的费用,这相对于原来商铺的门面房是巨量投资。再次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当然按照现代化城市的标准建设的配套基础设施可能也要花很多的钱。这些钱从哪里出?

        如果改造商业街的目标是为了重建一个新的商业街,所有成本都需要新的商户来承担,开发商和政府肯定是不会赔钱的。因此商户必须承担未来店面的租金,这些租金就相当于开发商和政府土地出让的所有成本。这些租金也必然会内化为商品的价格。与原来的商户和店铺相比,成本增加了这么多,商品价格还会和原来一样吗?当商品丧失价格优势之后,商业街的顾客就可能大大减少。

        对于传统的以自己房屋作为经营场所,成本支出较少的店铺,经营者会有长期预期,有利于通过产品的价格和质量的提升形成品牌。经营者租赁改造后的店铺,随时都可以因为租金提高而不停更换经营场所。所谓老字号店铺和品牌价值就失去了根基。

        即使是在老字号店铺的原址上拆迁和重建,店铺重建后增加的成本也要摊到商品的价格里。商品价格提高,经营预期不稳定,高昂的店铺成本,这都是造成商业街繁荣不复存在的原因,而大手笔改造一定会毁掉商业街的根基。

        从商业街存在的规律来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判断。基于一定人口规模支撑的商业街,人流的稳定和集聚维持了商业街的繁荣。当改造和拆迁之后,开发商为增加收益,一定会大幅度提高容积率,将原有一两层的店铺改造为高层的商业空间,而这些都需要更多的人流进入才可以形成规模效益。一旦成本提高,价格上涨,品牌缺失,结果就会导致人流的下降。

        虽然商业面积增加,但是人流日益减少,无法形成能够支撑新增商业容积的人流量,一定会带来商业的萧条。商业街的规律就是基于经济规律而产生的人流聚集的效应。但是这个规律不发生作用了,在商业面积大幅度扩张的情况下,店铺进入数量减少,也会带来商业街的萧条。这就是商业街改造失败的重要原因。

        遗憾的是,一些城市政府决策者和规划部门专业人员,很少从这些方面来考虑问题。而失败的拆迁和改造导致商业街的萧条,只能成为我们城市治理中的经验教训。

        (作者为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 在文化贸易中彰显文化自信

        罗立彬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讲道:“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我们认为,中国具备独特优势,可通过文化贸易来传播文化,彰显文化自信,而网络时代强化了中国优势。 

        巨大的国内市场和鲜明文化特色是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及文化元素国际传播的决定性优势。中国文化市场规模占全球比重不断提高,使全球文化产品无法忽视中国市场。为开拓中国巨大潜在市场,全球最大的流媒体平台网飞已至少买下8部中国影视剧版权,供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观看;好莱坞电影等全球文化产品也加入中国文化符号来“讨好”中国市场,面向全球市场放映,进一步使中国文化符号传至全球。

        文化产业全球分工与专业化深化为中国集结全球优势资源生产文化产品并出口提供重要机遇。中国引进国际知名节目模式,加上特色本土文化内容,提高质量,就能迅速促进综艺节目出口。若再加上部分他国演职人员,就更可以带着中国文化元素,迅速引起相应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如湖南卫视《歌手》节目,最初引进韩国节目模式,加上中国文化内容,再引入哈萨克斯坦、菲律宾、保加利亚、俄罗斯的歌手,迅速促进该节目在上述国家播出并引发热议。而这些外国歌手为了赢得中国市场而表演中文节目,就更促进了中国元素的国际传播。

        汉语国际影响力提升为中国文化传播带来优势。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大大提升了全球对汉语的需求。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电影市场、第一大出境游客源来源国,每年有2000亿美元以上的海外购,使汉语越来越成为工作技能和商务语言。同时,到中国求学的留学生日益增多。中国文化市场也吸引外国人士用汉语来开拓。目前国内至少有十几档有外国嘉宾用汉语参与的电视节目。加上政府在推广汉语方面的努力,使汉语及汉语文化产品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一些文化产品的特征有助于中国发挥优势。如影视产品规模经济效应极为明显,成本几乎不会因为观众数量变化而变化,边际成本极低。若能在国内收回成本,出口时就可根据目的国收入水平而进行差异定价。这使其可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和地区进行市场培育。美国一些著名公司在历史上都曾运用“免费搭售”的方式推广影视产品。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也可运用这种策略。

        网络时代中国文化贸易的优势进一步强化。一是互联网使文化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中国目前网民约有8.26亿,人均周上网时间约27.6小时,国民上网总时间冠于全球,相当部分用于文娱活动。2010年以来维持文化产业高于国民经济增速的主要力量是与网络和数字技术有关的文化产品。网络时代中国国内文化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有利于中国文化产品在服务国内过程中形成国际竞争力。

        二是网络新兴文化业态迸发出极强国际竞争力,对文化产业其他部分起到支撑作用。如中国网络文学已在全球产生巨大影响。英语世界有上百家译介中国网络文学的网络社区,规模最大的武侠世界网站浏览量已升至全球排名前1000位,日均访问量接近1500万次,用户来自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网络文学的繁荣支撑了其他业态文化产品的竞争力。目前在国外播出的电视剧作品,大多是网络小说改编。网络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化产品的重要创意来源。

        三是互联网使更多文化产品具备规模经济效应,支撑中国形成国际竞争力。网络统一了很多类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原本低效率的舞台艺术、公共文化服务性质的博物馆和图书馆、甚至文化遗产,现在都可以用新技术进行数字化呈现并在网络空间传播,具备了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特征,使中国本土市场巨大和文化特征明显的优势在这些领域也能发挥,比如国内庞大的潜在观众数量就可以支撑中国博物馆将藏品做成视频或者数字博物馆产品,通过服务庞大的国内市场而形成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这是小国不具备的优势,在网络时代之前也不易发挥。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对外文化贸易研究基地研究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

  • 鲁迅的“娱乐精神”

        游宇明

        我一向觉得写作者应该有点娱乐精神,所谓“娱乐精神”,不是玩世不恭,更不是要消解文学的人文情怀,而是指我们的文字在表达高妙内容的同时,必须好读好玩,使读者产生心理上的快感。

        在中国作家里,鲁迅是最具有娱乐精神的。鲁迅杂文的幽默、风趣,大家说得很多,其实,即使是他的主题极其严肃的小说,其故事、细节也是处处充满着惹人发笑的东西。如《阿Q正传》中的阿Q受人欺侮了,心里不平,就去摸小尼姑新剃的头发,遭骂后居然嬉皮笑脸地回应“和尚动得,我动不得?”阿Q偷土谷祠的萝卜,当场被逮,可是他耍赖皮,问主人:“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阿Q莫名其妙进了监狱,竟然还为签字画押的圈圈画得不圆而苦恼。阿Q的可怜可笑寓于其中,用前人评诗的话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高老夫子》里的高尔础本名高干亭,因发表一篇整理国史的文章得了些许虚名,便自以为学贯中西,还因仰慕高尔基,将名字改成高尔础,其实本质上不过是一个打牌、听书、对女学生怀有歪心的虚伪之人。

        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算得上是一种娱乐品,从要使人快乐这一点看,它跟音乐、绘画、戏剧、舞蹈没有任何区别。鲁迅从小接受传统文学教育,青年时期又在日本待了七年,对文艺的性质比谁都明白。再说,民国时的媒体大多都是私营的,某个作者的文章写得不好读,读者意见大,报刊以后大概很难再采用其稿子了。为了“可持续”,鲁迅也会在可读性方面动脑筋。

        不过,有一点我们以前似乎忽视了,那就是鲁迅其人本身充满了娱乐精神。他写信给许广平,不称正式姓名,而呼之为“害马”(上世纪二十年代许广平曾是女师大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鲁迅因此戏称她为“害群之马”,简称“害马”)、“小刺猬”。章衣萍太太有次跟朋友一起去找鲁迅,瞧见他从四川北路往家走,隔着马路喊了几声,鲁迅没听见。众人到达他家门口,章衣萍的太太说:刚才我们喊了你好几声呢!于是鲁迅“噢、噢、噢”地“噢”了好几声。问他为什么连声回应,鲁迅回答:你不是叫了我好几声吗,现在还给你……接着进屋吃栗子,周建人说要拣小的吃,味道好,鲁迅应声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章太太这才明白鲁迅又在开玩笑,因她的丈夫是小个子。

        杂文家唐弢当年跟鲁迅过从很密,鲁迅很喜欢他。鲁迅跑来看唐弢,兴致高时,一进门就在地板上打旋子,一直旋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到桌面上,手里拿支烟,谈笑风生。有时,他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第二天与被骂的朋友在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

        写文章的人喜欢引用一句古语:文以载道,这句话当然没说错,只是,这文章的“道”如果能用一点娱乐精神去载的话更好,如果老是用“卖牛肉”的调子去载,估计“道”装上去,“文”已经翻到阴沟里了。

        我始终相信,鲁迅能成为后来的鲁迅,靠的不只是那个“道”。

        (作者为湖南人文科技大学副教授)

  • 民法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

        王利明

        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之所以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是因为它们直接关涉民法与道德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一般来说,法律体现了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更应当体现社会的道德伦理价值,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市民社会生活的一些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对民法的渗透,借助于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原则,使越来越多的道德规范被上升为民法的基本规范。另外,借助于这两项原则也能有效地弘扬正确的道德观念,防止违反社会公德行为的发生。但是这两项原则在弘扬社会公德、维护秩序的功能方面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

        公序良俗就是要以确定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的方式,强调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社会所普遍认同的道德,从而维护社会生活的有序发展,其主要发挥一种维护行为底线的功能。例如,违反性道德的合同、借腹生子合同、赌债偿还合同、贬损人格尊严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合同等,如果允许其生效,无疑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公序良俗具有一种调节性的功能。在法的现实与理想之间,或者法与道德之间呈现缺口,而公序良俗原则正可以填补这一缺口。公序良俗原则还具有对利益冲突的协调功能,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如果民事主体因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所从事的行为,和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和矛盾,不管是否存在着对强行法的违反,首先应当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一些法律法规所确定的强行法规则可能过于僵化,缺乏弹性,或者在适用中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此时法官就可以援用公序良俗原则以妥善解决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行为无效,这是通过对当事人特定行为进行一种消极的、否定性的评价方式,使相应的行为不能发挥当事人所预期的效果的方式,实现对社会公德和秩序的维护。

        诚信原则主要通过积极引导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消极禁止的方式来实现其弘扬社会公德、维护秩序的功能。诚信原则一般通过设定行为人所应当履行的义务,来调整交易行为。按照于飞等人的看法,如果说违反善良风俗是一种背俗行为,那么违反诚实信用则是一种背信行为。背俗行为会涉及对普遍公共利益、社会风俗的违反,而背信行为则往往只在特定当事人之间产生效果。而公序良俗原则一般通过消极设定行为人不得从事某种行为的不作为义务来实现,也就是说,行为人在民事行为实施的过程中,不得从事违反该原则的行为。诚信原则经常用于填补法律漏洞和合同漏洞。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诚信原则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新的规则,例如合同正义原则、禁止暴利原则、禁止滥用权利原则、缔约过失责任规则、当事人应承担附随义务的规则等。

        无论是诚信原则,还是公序良俗原则,都可以在裁判中加以运用。尤其应当看到,两项原则都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力,使法官能够根据具体的案情进行具体的利益衡量。笔者认为,司法实践将这两项原则作为裁判规则加以运用时,首先应当遵守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一方面,与具体的法律规则不同,除非穷尽法律规则,或在法律有明确规定时,基本原则通常不能够直接适用。在适用该原则时,必须首先适用具体的规则,即便存在法律漏洞,也应当首先通过类推的方式适用有关的具体规定,只有在不能使用具体规定时,才能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当然,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基本原则也可能具体化为具体的法律规则,从而可以直接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例如,依据《民法总则》第153条的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在此情形下,公序良俗实际上已经具体化为法律规则,可以直接适用。另一方面,无论是诚实信用还是公序良俗,它们既是基本原则,又是不确定概念,无法通过定义的方式确定其内涵,因此在具体运用中,必须通过对概念的类型化,从而使法官在适用中能够寻找到更为确定的标准。在对概念进行类型化时,首先应当遵循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由于道德观念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应当以当下的价值观念作为标准。无论是诚信原则还是善良风俗的内涵,都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所以,法官在解释这两项原则时不能以过去的价值观念为依据。要根据特定历史时期人们主流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等进行判断。现阶段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解释这两项原则。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

  • 未来就业,我们该做些什么

        陈  宇

        未来就业面对的一个最大挑战,也是现在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就是所谓人工智能的崛起。有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似乎就是专门来挑战就业的,人工智能必然会造成大规模失业。另外一种观点和它截然相反,这种观点认为:每一次生产力的大变革都可能会带来机器取代人的恐慌,许多人会担心人类的工作岗位被科技进步和机械化所取代,但是,长期考察下来,实际的结果并不是这样,实际上带来的都是人类的劳动向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突进。

        现在新经济、新业态已经影响了至少8亿到10亿人的就业。然而在20年前,我们都不会想到,人类会有这么多的工作、这么多的服务、这么多的产业活动会和数字移动互联网络联系在一起,会和智能算法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二十年前,数字移动互联网络和智能算法根本就没有出现。但是,它一旦出现,就带来了大量新的机会、新的岗位。所以,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不管怎么发展,人类最后总会创造出无数新的、我们根本就想象不到的岗位。这里,最生动的一个例子,就是被称为计算机之父的冯·诺伊曼。在高性能计算机诞生之前,据说他曾经预测,每秒百万次计算机出现之后,全世界只需要三台计算机就可以解决全人类的计算问题。现在看来,这种预测是不是非常不靠谱?现在一台普通的手机的运算速度都超过了每秒10亿次。那么,今天人类的计算机(包括智能手机)够用了吗?回答肯定是远远不够用!

        今天,当人类拥有了比1945年强大无数倍的计算能力以后,人类需要计算的问题,并不比我们所预想的少,而是多得多。未来人类对自己创造性的工作活动和工作岗位的需求也是这样。现在人们没有条件和机会大规模地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和劳动,人们对这些劳动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还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将来就不一样。当人类大规模的创造性能力充分涌现出来的时候,人类对这种创造性能力带来的产品和服务会更强烈地、超前地表达出来。所以,未来的就业和未来的工作肯定不会是问题。被机器取代了大部分、甚至全部规则性、可编程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后,将有数不清的非规则性、不可编程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等着我们。

        说清楚了这些,那么我们剩下需要做的事情有三件:

        一是调整教育。传授一种新的方法和新的观念,以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去适应和从事今天还没有出现的工作岗位,掌握今天还没有出现的技术技能等,以帮助他们自主获得知识、技能并创造性地生活。

        二是调整劳动关系。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化的雇佣劳动关系,将被生产力颠覆。在一定意义上,这也证明了马克思的理论的超前性。显然,雇佣劳动关系现在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未来的职场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以劳动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为特征的新型劳动关系正在出现。

        三是调整分配关系。最终人类社会必将实现让全体人类共享新科技、高科技、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给人类带来的成果和利益,而不会只是让少数人控制这些利益。人类将会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实现全民的基本收入保障。让全民共享未来强大生产力给全人类带来的发展成就。那时,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活动,包括是不是从事市场意义的劳动,都应该得到基本生活保障。现在,在欧洲和美国都在进行这种制度的实验。在每个人都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后,就会完全改变今天这样的一种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事实上,如果摆脱了金钱的束缚,每一个人都会有努力从事自己认为有意义的自主的创造性的劳动活动的冲动。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职业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