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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指明路径

        王义桅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面向未来,我们要聚焦重点、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这为我们指明了“一带一路”向哪里去,描画了美好发展前景。

        通过中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推进并改革多边主义、全球化、全球治理

        将自己发展好,进而造福世界,这是中国人民通过“一带一路”展现出的美好愿望。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人民立足本国国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方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众多参与国对“一带一路”的信心,实际上源于对中国的信心,对各自发展的期盼,对美好未来的信念。第一届高峰论坛讲“一带一路”从哪里来,第二届讲“一带一路”向哪里去。第一届强调发展导向: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第二届强调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推动“一带一路”高标准高质量发展:绿色、廉洁、数字“一带一路”。第一届讲问题导向——和平、发展、治理三大赤字,第二届讲目标驱动:通过中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推进并改革多边主义、全球化、全球治理。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看点:

        第一,通过中国国内的高水平的开放,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打的比方,从“大写意”到“工笔画”,最大的看点就是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的发展。这也是中国国内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国内的发展建设已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变,“一带一路”自然也应走上这条路。二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参与,合作标准也会水涨船高,就像当年英国加入亚投行一样。如今,“一带一路”不仅仅是横贯欧亚大陆的古丝绸之路的复兴,不仅是双边合作的叠加,同时也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合作新平台。向高质量发展,首先要解决好“软联通”问题:会计准则、税收、法律、仲裁、金融服务等领域的标准对接都是可以开拓的方向。其次要解决好“信任”问题:不是不信任中国,而是可能不信任第三方。比如非洲曾是法国的殖民地,中国想在那里与法国进行第三方合作,就要想办法说服非洲朋友,增强信任。

        第二,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带给世界的最大改变是,用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理念,让零散分布的国家、各区域的一体化联动起来,有利于解决世界发展的“碎片化”问题。正如中国脱贫致富的经验那样,要致富,先修路。世界发展需要新的动力、新的方向。动力在于互联互通,而不是保护主义;方向就是聚焦实体,让世界经济脱“虚”向“实”,让几十万亿美元投到存在资金缺口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干“正经事”,造福广大民众。各国应齐心协力、守望相助,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中国是推动互联互通的关键桥梁,将通过自身更高水平的开放,促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宣布,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好比是一件雕塑,中国与各国一道搭好骨架,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填进来,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描绘起来,渐成艺术杰作。“一带一路”相当于一个品牌,它源于中国,但它的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它首先主张各国命运自主,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同时又强调各国命运与共,通过互联互通,融合发展,分享成果;最后,它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平等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治理。

        第三,随着越来越多发达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越来越多边化、机制化,体现在绿色“一带一路”、廉洁“一带一路”、数字“一带一路”建设,跨境经贸合作园区分论坛设计,更多强调国内外私人资本的参与,推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上。中国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倡导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引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规则标准,同时尊重各国法律法规。中国明确提出,欢迎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鼓励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通过多方参与实现共同受益的目标。

        第四,现在相对于第一届峰会来讲,国际社会面临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压力,“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推动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一带一路”的建章立制,推动了WTO的改革和全球化的深入、可持续发展,显示中国对多边主义、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坚定支持和改革设想,有助于打造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网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什么要提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键重在伙伴,伙伴是强调平等的、独立的。希望每个国家都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每个国家都要成为自己。原来像美国的联盟体系是依附型的,殖民体系更是如此。那么怎么样让他们成为互联互通的伙伴呢?需要解决三大问题。一是解决被联通的问题,很多国家和地区是通过别人联通在一起的。比如两个接壤的非洲国家首都不能实现直航,而要绕道法国巴黎。二是联而不通的问题,物理上相联系但彼此之间有心理距离。三是通而不联的问题,心理上相通但物理上没有联系。早在张骞通西域时就到达乌兹别克斯坦,但是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崇山峻岭,交通非常不便,所以我们修了卡姆奇克隧道,天堑变通途。解决这三个问题,有助于实现全球互联互通,实现横向的全球化、包容性的全球化,解放生产力。就像孔子说过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各个国家都要成为自己,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首先做到命运自主。其次做到命运与共,本来就是相互连在一起的。最后是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通过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来实现的,解决碎片化、保护主义的问题,改变体系上的不包容、观念上的不开放等现象,共同创造人类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文化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共同探索的想象,未来共识的凝练。

        一句话,各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未来世界的期盼,寄托于“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提出的互联互通新行动方案,为推动“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路径,规划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合作蓝图。

        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生活观察给我们很多启示。某一品牌的相机不行了,打败它的不是其他相机,而是智能手机;某一方便面也不行了,打败它的不是另外的方便面或其他同行竞争,而是新的业态——网购。“一带一路”正在催生中美欧大三角的文明创新。

        有人误将“一带一路”当作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或TPP的战略,其实这是冷战思维作怪。“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并不局限于沿线国家,也包括相关国家。项目也许在沿线国家,但标准、规则、资金、技术、人才是全球性的,美国企业、美国人和美元已经大量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比如马六甲皇京港建设,美国公司投了百亿而中国公司投了三百亿马币,亚投行用的也是美元。因此,美国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事实上的参与国家。美国是世界所有国家的邻国。

        “一带一路”提出以来,前期工作中国多担当了点,因为国有企业在基建领域具有优势,西方企业参与不多,这可以理解。中国建设开发区,筑巢引凤,西方私人资本和私企纷至沓来,共同开发“一带一路”大市场。

        “一带一路”是人类的大创新,克服了传统创新陷阱:美式节省劳动力型创新、欧式节省资源型创新,摧毁了南方国家的比较优势,形成创新陷阱;同时超越创新悖论,即以创新名义圈钱,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有增长无就业,人工智能驾驭不好的话可能加剧这一趋势。民粹主义兴起充分揭示了政治-经济悖论:政治是地方性的,经济是全球性的;政治是周期性的,经济是长周期的。“一带一路”试图消除之,着眼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利于引导有关国家投资实体经济而不再继续制造金融泡沫。“一带一路”推行包容性创新,超越传统大国博弈,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新文明。

        中国是一种文明型国家。“一带一路”绝非重复西方列强近代的权力政治,而是开放包容的,主张共商共建共享,开创国际合作新模式。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事实证明,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 中速增长的潜力在什么地方

        刘世锦

        中国经济下一步要顺利发展,有很多重要的理论问题无法回避。如果能把这些问题研究到一定深度,有一些成果,在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一定会做出我们的原创性贡献。

        一问:中国经济为什么减速,是否符合规律

        这个问题已经争论八年了。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这样一个变化是符合规律的。从经验上来看,当年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经历了经济减速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从理论上解释这个问题。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就是要解释和研究潜在增长率下降问题。

        为什么潜在增长率会下降?可以列出一些因素:一是可以利用的技术在减少。二是一些重要需求的历史峰值相继出现,比如房地产、基建、汽车等一些重要的需求,也包括钢铁、煤炭、建材等重要工业品,都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峰值过后就是回落,必然对增长速度有影响。三是人口劳动力数量结构的变化。如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就业人数从2018年都开始出现总量减少。这些只是部分因素,还有很多因素需要进一步研究。

        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中国经济正处在什么样的增长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已经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那么,这个理论模型到底是什么样子?比如说稳增长问题,稳增长首先得有一个基准,稳住什么样的增长,稳到什么水平?在有些人心中,稳增长还得回到7%、8%,甚至更高一点,就是说还回到过去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这还有可能吗?如果再过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变成了6%,甚至到了5%,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变坏了,变得很有问题了?这都需要有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

        二问:下一步增长潜力到底在什么地方

        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下一步增长潜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我提出了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平台上的高质量发展”这一概念。这个阶段有五大增长来源。

        第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中国经济效率低的地方还是不少,比如现在的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有些还高于发达国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缺少充分竞争,导致效率低、成本高。

        第二,低收入阶层收入提高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有一个说法,中国大概还有10亿人没坐过飞机,也许还有5亿人没使用马桶。如果让这些人坐上飞机、使用马桶,将会产生巨大的需求。更重要的在于,部分人群之所以收入低,是因为人力资本没有得到充分培育和发挥。这方面将有巨大增长潜能。

        第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中国下一步的发展重点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第四,前沿性创新。过去我们的创新大都是适应性创新,近些年在一些领域进入到前沿性创新。前沿性创新就是走到全球创新的最前面,也就是所谓的无人区,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五,绿色发展。需求强调,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还包括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创新和绿色金融,正在形成绿色生产体系。绿色发展不仅做减法,更重要的是做加法和乘法,能够带来新的消费动能、创新动能和增长动能。

        但以上这些新增长来源对体制机制的要求明显提高,如果不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一些“卡脖子”问题,这些新增长来源很可能看得见、抓不住。

        三问: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是否具有对冲功能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过去发展不平衡,这往往被看成是一个缺点。但是后来发现它也是一个优点。比如开始消费电视机、电脑的时候,是由收入水平高的地区先购买,收入水平比较低的地区后买。这样,厂家生产和销售周期可以拉得较长,经济可以持续增长。

        另外,从中国经济转型角度来讲,有些地区转型比较快,有些地区转型比较慢,或者是不成功的,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还算可以。这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不平衡的超大型国家,具有对冲功能。比如过去几年,东北相对比较困难,企业缺少竞争力,人口特别是人才流出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但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东南沿海地区,比如深圳,那是另外一种情景。这种对冲是中国经济转型相对比较容易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能不能利用好这种对冲功能,怎样让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回旋余地,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和回答。

        四问: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前沿创新型国家,主要短板是什么

        最近几年,我们前沿性的创新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进展,特别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我们和世界前沿的差距已经不是那么大了,在有些领域出现了并跑和领跑。

        中国有一个明显优势——市场规模。大家不要小看它。以色列这个国家创新能力是很强的,有很多小的创新型企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但是全世界的互联网大公司有以色列的吗?没有!大公司就来自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再一个就是中国。为什么?就是人多,市场规模大,容易形成商业模式,形成商业模式以后再去拉动技术创新。另外中国的产业配套条件在世界上也是排在前列的。硅谷要搞一个创新产品,有些零部件还得到中国买。这是中国独特的优势。

        我们有没有短板呢?最近有一个关于发展理念指标的国际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的创新维度指标是相对落后的。如果中国没有一个诺贝尔奖级的研究成果得以产生的土壤,中国的创新就走不远,到一定程度后就没有后劲了。创造这样的条件,就要形成有利于自由探索的环境。这个任务很重,补上这个短板并非易事。要成为创新型国家,不是贴标签就能贴出来的。如何建设一个真正的前沿创新型国家,应该具备哪些条件,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五问:坚持不懈对外开放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何在

        中国这些年对外开放的政策相当稳定,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这是中国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继续坚持并且要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为什么?估计会有人问,要引进外资,我们还缺资金吗?广义上来讲中国已经不缺资金,而且这几年我国对外投资增长很快。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引进外资?因为我们主要需要的是资金背后的管理体制和方法、营销渠道、供应链、品牌等。

        另外,中国下一步发展的一个重点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这些行业有一个特点,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就是涉及的不可编码的知识比较多。过去搞工业的时候,技术怎么引进?买一台设备就行了,设备里面就包含了技术。现在搞服务业,大量的不是买设备,而是需要技能、技巧、方法,这就需要更具深度的对外开放。

        中国现阶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当一个经济体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密度差不多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现象:这个经济体的对外开放问题,会成为更大范围或者全球性的一个内部问题。现在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增量是30%左右,总量是15%,中国和美国合起来,两大经济体占到全球整个GDP产出的40%。全球化这么多年,可以说最大的成果就是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比如说中美贸易摩擦,40年前有这个问题吗?40年前中美连贸易都没有,当然谈不上什么贸易摩擦。近期出现的逆全球化,实际上是对中美经贸关系或者全球化成果的一个压力测试。这场压力测试可能过一段时间才会有结果。从较长一个时期看,全球几大经济体,包括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将来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走向自贸区。虽然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但是对全球化的前景还是应该有信心的。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 周恩来:“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

        刘英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对国家和世界的和谐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求同存异”的思想是周恩来外交实践中的一大亮点。

        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指出:“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我们应当认识清楚,否则就会敌我不分。”在外交方面朋友越多越好,而且与兄弟国家是联合的,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也不能随便盲目一致。而与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外交时,也要仔细思考,既要看到好的方面也要看到坏的方面,彼此之间也不是毫无合作的。

        在1954年8月接待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前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英国对新中国的舆论比较好,尽管美国对其访华不满意,但是英国对推进中英关系还是采取了主动的态度。这也帮助了我们打开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大门,我们要讲求实际,既联合又斗争,能够和平相处。我们存在相同的地方,双方政治上都谋求和平,经济上双方有贸易,于两国来说互惠互利。

        在1955年4月亚非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中,周恩来正式提出“求同存异”思想并进行了集中的阐述,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差异是实际存在的,我们应尽力追求会议的共同愿望。从近代以来我们就进行着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我们反对外来干涉,我们主张的是与各国和平相处,让亚非国家团结起来。周恩来的讲话得到了在场人的高度赞许,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使新中国外交扬眉吐气。

  •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1981年3月20日晚,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中国男排以3∶2取胜,代表亚洲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杯赛。祖国为他们的胜利沸腾了。那天半夜,北大的同学们走出校门举行欢庆游行,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个口号喊出了当时举国上下奋发图强的豪迈心情,激发了亿万中国人的强烈共鸣,形成一股激励人们上进、奋斗报效祖国的滚滚热流。

        图为回到北京的中国男排运动员和北大学生联欢。

        (张悦)  本版供图:石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