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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的一生约等于漫威发展史

        须叔

        上周,《复仇者联盟4》(以下简称《复联4》)终于打响了“终局之战”。上映前的预售票房推高到不可思议的7亿元,创造了中国影史新纪录,提前锁定了年度爆款电影。

        站在这个系列大片背后的,是漫威的元老、缔造者和最佳形象代言人斯坦·李。遗憾的是,老爷子去年11月病逝,无缘得见今日盛况。《复联4》是这位客串达人生前出镜的最后一部漫威电影。新书《漫威之父斯坦·李:超级英雄IP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得以窥见斯坦·李和他的众多超级英雄们险象环生的成长之路。

        漫威:从濒临停刊的

        漫画杂志起飞

        如今的漫威,是盛产超级英雄的孵化器,拥有诸多大IP、横跨多领域的娱乐巨头。而它的基础是拥有80年历史的漫威漫画公司,腾飞于一本濒临停刊的杂志《惊奇幻想》(也有译作《惊奇漫画》)。

        1939年马丁·古德曼创立及时漫画公司,4月在《电影连环画周刊》上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变种人超级英雄——纳摩。两年后,《美国队长》诞生,立刻取得很大成功。公司业务迅速扩大,急需人手,16岁的斯坦·李应聘成为主编助手,从灌墨水、买三明治、校对书稿起步。他自幼贫苦生性乐观,迫切想通过工作摆脱窘境。在主编和画师杰克·科比的带领下,李很快成长起来——科比正是李一生的艺术伙伴。很快,李年纪轻轻就成为公司的新总编,负责旗下几乎所有漫画的故事构架和产品营销。但古德曼风格保守,只想赚快钱、模仿市面上成功的漫画,不思创新。

        上世纪60年代初期,DC漫画的正义联盟大火,古德曼要求斯坦·李打造一支同样的超级英雄战队。而此时李已经濒临漫画创作的极限,20多年的因循守旧让他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走到了尽头。“你如果无论如何都要辞职的话,为什么不遵循内心的想法去做一本你真正想做的书。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被开除!”妻子琼安的一番话惊醒了李,他决心去创造真正有思想的超级英雄。就在李39岁生日前夕,在许多人都认为漫画行业可能会崩溃之际,由李负责故事、科比负责绘画的《神奇四侠》创刊号上市,职业生涯命悬一刻时的放手一搏,成为他俩生命的转折点。《神奇四侠》和次年诞生的《蜘蛛侠》,都一炮而红。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漫威漫画,风格和早期有了明显不同,也彻底走出了DC漫画的阴影。之后,斯坦·李接连推出《绿巨人》《X战警》《雷神托尔》等系列作品,创作了后来几乎所有的漫威超级英雄形象。

        在斯坦·李的锐意进取下,漫威从低谷期进入合并期,辗转经历了多次并购,名字一变再变。李很早就认识到影视产品的影响力,执意把漫威推入影视业。从1986年起的十余年中,根据漫威漫画改编的影片多达上百部。包括大众熟悉的《黑衣人》《刀锋战士》《X战警》和《王牌特工》等多个系列。他不像DC漫画执着于由一家公司改编旗下作品,而是为尽快扩大品牌影响,不惜把作品分散到不同公司去改编。这加速了漫威的全球化步伐,但也导致许多角色散落在各家公司,无法合体。

        授权改编的《X战警》和《蜘蛛侠》系列横扫美国票房,单部票房都约10亿美元,但漫威总共才获得不足1亿的票房分成。2008年,高瞻远瞩的李成立漫威电影工作室,首部改编《钢铁侠》就大获成功,漫威电影宇宙由此开启。

        2009年,漫威被迪斯尼公司收购,原来散落各家的版权花了十年基本收回,漫威宇宙终于可以无缝连接了。

        漫画书曾经人人喊打

        其实,美国漫画业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备受欢迎。早期漫画,出版商只为了赚钱,充斥血腥打斗和色情画面。以至于二战后,漫画成了社会公敌。家长们把孩子的漫画书收缴后集中销毁,从广场到教堂,焚烧漫画的烈火席卷了整个美国。40年代末开始,许多新闻机构都刊登了反漫画的报道,一些宗教组织联合起来反对“拉低社会道德水平的出版物”,尤其是不雅漫画。1953年美国参议院成立青少年犯罪委员会,并在多城市进行听证会,最终促使1954年出台了漫画出版规范。漫画销量急剧下滑,漫画人才大量流失。

        《惊奇幻想》也难挡大潮,杂志萎缩,公司从帝国大厦退缩到一间小办公室。如何在监管下做大做强,则给了从业人员新的思考和机遇。饱历挫折的斯坦·李意识到,不创新不革命,只能坐以待毙。他分析了之前成功作品的因素,结合亲身经历,认为需要改变以无根之神的超人为代表的虚无形象,由此产生了两个思路。

        其一是家庭因素,超级英雄不是没有血肉的神,而是相互依存、犹如家人的普通人。

        其二是人物形象,不应该只是高高在上的强人,也可以是身体瘦弱、不受欢迎的少年。打破常规的神奇四侠和蜘蛛侠横空出世。此后“出生”的超级英雄也都是富有人性的普通人。漫画书的定位从此改变,全年龄读者都接受了受排挤的英雄少年、有着常人烦恼的英雄家庭,并产生强烈共鸣。

        李还第一次在漫画杂志里开设专栏和粉丝互动,让读者了解漫威的内部动向。甚至让画中反派角色进入编辑部,向英雄喊话,模糊了真实和想象的界限。这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也让他的个人形象更加突出,成了漫威最知名的代言人,和漫画界行走的吉祥物。

        超级英雄爱“串门”

        漫威之父爱客串

        还在纸漫连载期间,斯坦·李就开创了不同热门系列的超级英雄互相“串门”的习惯。开始只是用明星角色带热新人物,看到杂志销量增加、读者反映热烈,干脆让英雄联手斗敌——毕竟反派们越来越凶猛,像灭霸这样横行全宇宙的存在,单个英雄独力难支,必须强强联手。这也让不同英雄的粉丝最大化地融合起来。

        随着改编电影的进展,这个互相客串的惯例得以发扬光大,让观众耳目一新。从二次元的纸漫,到三次元的影视链,斯坦·李终于编织出了四次元的漫威宇宙。

        不仅如此,斯坦·李自己也爱上了客串,频繁地在自己的超级英雄电影里露脸。久而久之,观众看漫威电影时多了个“寻找斯坦·李”的彩蛋小游戏:有时他是路人甲,有时是起关键作用的邮递员,有时只是招贴里的头像……《复联4》是他生前最后客串的电影,看了电影的你找到了吗?

        了解斯坦·李对漫画痴迷一生的追求,以及不断的创新,才能真正理解漫画带给人的无穷魅力。书中展现了一个人对自己理想的终极追求,如超级英雄一样历经失败,也不断突破自我局限。这个曾经为养家糊口而放弃大学梦的穷小子,从仰望巨人到成为巨人。从他身上,我们看到超级英雄的诞生,看到理想如何发光,不断的创新如何最终改写了一个行业、改写了世界流行文化。

  • 我们的“同居者”

        林颐

        一个家的成员有哪些呢?爸爸、妈妈和孩子,有时加上宠物。但事实上,这个家里还生活着许多我们肉眼可见或不可见的生物。一个家,就是一个小型的生物圈。

        所有成员都在书写一部“藏在家里的自然史”。这部自然史构成了理查德·琼斯的科普作品《不速之客》。身为英国皇家昆虫学会研究员、英国昆虫学会前主席、BBC野生动物频道专家,琼斯继承了不列颠悠久的博物学传统,他把献词写给伴侣卡特里娜,感谢她“忍受我对有关昆虫的一切事物永无止境、坚定不移的狂热”。全书行文有英式的冷幽默,譬如琼斯说头虱有那么点洁癖,它们在梳理整洁的头发上比在蓬乱打结的头发上更舒服,因此它不仅折磨工人阶级的孩子,也一样折磨着中产阶级的孩子。这个说法,还真让人莞尔。

        开篇说,“我们的第一大失误是从树上下到了地面”。为什么呢?因为定居意味着人类必须建造房屋。人类以为从此拥有拒绝外人随意进入的神圣空间,然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做了免费劳工,四处赶来的不速之客很快就占据了房子的角角落落。

        首先介绍把人类作为自由载体的“免费搭车客”——跳蚤。我们都听说过这个小家伙的大名,大概也都了解它的基本习性。让我意外的一点是,跳蚤竟然可以自主决定孵化期。假如房子主人外出,跳蚤就安静地呆在蛹里,当它们察觉到房子里有动静、人们回来了,跳蚤们这才集体羽化,一窝蜂地跳上人体。是不是挺有趣的?生物各有智慧。琼斯还从生物进化角度,介绍人类身上的寄生虫,比如绦虫、虱子等。为了抵御自然界,人类在不断进化,这些小东西却似乎以不变应万变,悠闲地潜伏在我们身上,饿了咬一口,困了睡一觉,一批又一批,生生不息。在它们看来,人类可能不过都是些免费的午餐。

        不那么直接依附人身而偷渡的生物,数量就更多了。人类能和突然而至的野猫、狐狸、浣熊友好相处;檐下做窝的燕子、飞进阁楼的麻雀,诗人还为它们歌咏呢;不好看的外表和昼伏夜出的习性,却让蝙蝠长期被人误解。其实,蝙蝠是真有社交恐惧症,为了避免与鸟类接触、竞争,它们养成了特别的天性。蝙蝠并不带给人类伤害,反而是人类的惊扰让它们深深恐惧,面目狰狞是因为害怕,一旦从冬眠中惊醒,蝙蝠就会大批死亡,这是近年来蝙蝠数量急剧下降的主因。作为驯化的动物,狗看守家园、阻挡外来入侵者,猫追杀最让人讨厌的房客——老鼠,它们偷走食物、传播瘟疫,甚至在午夜放肆地爬到主人的头上。

        比起恶心鼠辈,虫子显然容易被接受一些。它们的体积和表面弱势不那么容易引起关注,而且通常具有高超的匿藏本领、迅捷的逃脱技巧和强大的繁殖能力。壁虎断尾,蔚为奇观;德国小蠊跑速奇快;蚊子携带尖针,戳破肌肤,小心翼翼啜饮我们的血;家蝇兴高采烈地冲向我们的餐桌,几天之前它们还是很开心地在粪便或污水里打滚的蛆;开封后存放的饼干里,可能藏着一些饼干甲……我可没有琼斯那种兴致,能好奇地去观察在牛奶表面漂浮的小虫虫。虫子近乎无孔不入,收获蚁与小麦、谷粒共生,象甲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喜欢食用大米、玉米和谷粒,仓库、厨房和食品柜里生活着杂粮谷盗、谷斑皮蠹、锯谷盗、蛛甲和面粉虱等等,木蠹虫、衣蛾、白蚁和地毯皮蠹,时刻都在啃咬家具和房子……假如采用《动物世界》或BBC的微观记录,“同居者”数量之多,一定让人大感惊讶,更何况,我们还经常把它们吃进肚子里。

        这类联想可真有点惊悚。站在人类的角度,我很难接受虫子为室友。该书不是防虫指南,像琼斯这样仔细辨别虫子种类,甚至送到科研机构鉴别后再决定对策的做法,普通人很难做到。一些与虫子为善的告诫,包括图文并茂的附录虫谱,也并没有太大意义,大抵是学者式的热忱天真。不过,我们了解之后可能会淡定一些,不至于望虫色变,多少会具有一些防虫的常识吧,至少先做到让居室通风干燥、卫生洁净吧。说起来,虫子的生活不乏奇异之处,套句综艺老话: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各种各样的生物构成了多样化的世界。也因此,作为人类,我们有时需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人类并非我们自以为的万物之长,生物的进化分化了各种路径,各行其道,各有其法。虫子对环境的适应力要远远高于人类。也许有一天,人类会灭绝,而虫子依然会存在。从目前对于地球的贡献来说,虫子似乎也要超过人类,人类制造了很多垃圾,而如果没有虫子,垃圾就不会有效分解,地球就会成为垃圾星球。就此而言,谁是“害虫”,还真难以定义啊。

  • “副刊大王”孙伏园旅行记

        绿茶

        民国“副刊大王”孙伏园和周氏兄弟是绍兴老乡。孙伏园在初级师范学堂读书时,鲁迅正是这个学堂的堂长,两人算是师生关系。1918年,周作人介绍孙到北大旁听,后正式入学,在校期间同时任《晨报》记者。1921年,孙伏园毕业后进入《晨报》编副刊。鲁迅就是在这位老乡的撺掇下揽了《阿Q正传》这活儿。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谈到:“胖胖的伏园善于催稿。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从1921年12月4日起,鲁迅以“巴人”笔名在《晨报副镌》连载《阿Q正传》,持续了两个来月,写了八章,被折磨坏了。他想找机会收了,但是孙伏园不赞成,说:“《阿Q正传》似乎有做长的趋势,我极盼望先生尽管宽心地写下去。”然而,鲁迅已经把最后一章《大团圆》藏在心里了。

        终于,等来一个机会,孙伏园出了一趟差,代庖的何作霖对阿Q并无爱憎,鲁迅于是将《大团圆》送去,就登了。等孙伏园回京,阿Q已经被枪毙一个多月了。鲁迅得意道:“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嘻嘻,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孙伏园不由惋惜:“如果我不出那趟差,《阿Q正传》也许会写得更长一些,也会更精彩一些。”

        孙伏园那趟差去哪儿了?翻看《伏园游记》最初是希望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孙伏园一辈子基本上都在编副刊,所以,他是民国文人中少有的以编扬名的人,写作并不是他的特长,这本《伏园游记》算是其代表作之一了。最早在1926年10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封面系蔡元培题签,封面肖像出自他弟弟孙福熙之手。

        书中收录了他的四篇游记。第一篇《南行杂记》1920年刊登于《晨报》,此时孙伏园还没从北大毕业。第二篇《从北京到北京》和第三篇《长安道上》,是他在《晨报副镌》时编发的;最后一篇《朝山记琐》于1925年发表于他主编的《京报副刊》。

        鲁迅在《晨报副镌》连载《阿Q正传》的时间是1921年12月4日-1922年2月12日。所以,1922年2月12日这天之前,孙伏园就出差了;等他回来,阿Q已经被枪毙一个多月了,可见,其回京已经是1922年3月或4月了。按此推算,《从北京到北京》在时间上稍稍吻合。但这篇游记还有一个副标题叫“两星期旅行中的小杂感”,且文末注明写于1922年7月。如此看来,“阿Q之死”和这几次旅行无关。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位民国副刊名编去哪些地方玩了吧。

        《南行杂记》写于1920年9月,当时孙伏园还在北大读书,因为母亲病重回绍兴探望,这篇《南行杂记》记录了他此次南行的一些感想。

        那时候北京、绍兴两地走,的确不是那么容易——孙伏园1920年7月13日下午从北京动身,8月1日还在安徽境内,大水把路、水稻等等都淹了,半个月多才回到绍兴;返程时又在南京浦镇被大水滞留了13天。

        和鲁迅、周作人笔下的故乡绍兴不同,孙伏园笔下的绍兴少有好话。虽然只是回乡探母,短短数日却看出故乡诸多的弊病。他在“故乡给我的印象”一节中,给故乡算了一笔总账,大致罗列了“故乡七宗罪”,我理解为刚刚离开故乡的大学生,看到的尽是“回不去的故乡”。“我到故乡以后,看见老岳庙之焕然一新,而学校之愈形腐败,不禁起这一种感想,以为前途一毫也没有希望。他们还把将来的眼光不放在看得见的活泼泼的儿童身上,却放在不可捉摸的死后的自己身上呢。”

        第二篇《从北京到北京》是赴济南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并游泰山曲阜两周的纪行。文中,孙伏园重点描绘了给他印象深刻的几位同行者,陈颂平、田中玉(山东督军兼省长)、王伯秋(孙中山女婿)、张士一(教育家)等。

        第三篇《长安道上》是1924年7月孙伏园写给周作人的信,讲述他和鲁迅一行到西安讲学的事情。应国立西北大学和陕西教育厅邀请,鲁迅一行十余人赴西安讲学,孙伏园随同前往,当时鲁迅任教育部佥事。他们一行7月7日从北京出发,14日抵达西安。关于此行,有很多文章做了记录和考证,甚至有人专门写了一本书《鲁迅在西安》,几乎把他们一行的足迹摸了个遍。孙伏园此文深度刻画了1924年间陕西风貌。这是他写得最像游记的游记——前面几篇,虽为游记,实则更像杂文或时评。

        最后一篇《朝山记琐》则记录一行五人去北京妙峰山进香的感悟,此行中还有孙伏园新潮社同仁顾颉刚(此时是1925年,是鲁迅和顾颉刚1927年交恶之前)。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研究和赏鉴民众是不是真的信仰。孙伏园的态度是“我对于香客的缺少知识觉得不满意,对于乡间物质生活的低陋也觉得不满意,但我对于许多人主张的将旧风俗一扫而空的办法也觉得不满意。如果妙峰山的天仙娘娘真有灵,我所求于她的只有一事,就是要人人都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也都有丰富的知识生活与道德生活。”

        1924年10月,孙伏园在《晨报副镌》编好鲁迅打油诗《我的失恋》待发,却被当时的代总编刘勉己抽掉。孙伏园一怒之下辞去编辑职务,后应邵飘萍之邀主编《京报副刊》。1926年,《京报》被查封,孙伏园南下,先后主编有《国民日报》副刊、《中央日报》副刊、《新民报》副刊等。这位“副刊大王”完美演绎了副刊人的精彩一生。

        《伏园游记》

        孙伏园 著 金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