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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丝绸之路 殊方共享

        奚牧凉

        自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最先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后,这一“将各民族各地区联系在一起”的“整个世界的中枢神经系统”(英国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语)便在千余年内的世界历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直至今日。1913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首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将“丝绸之路”的内涵拓展至茫茫大海。“一带一路”,更将这一曲“人类命运共同体”交响乐推向华彩乐章。

        4月11日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的“殊方共享——丝绸之路国家博物馆文物精品展”,邀约柬埔寨、日本、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蒙古、阿曼、波兰、韩国、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塔吉克斯坦等十二国的国家级博物馆加盟,它们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从各自馆藏里选出共计234件(套)文物,携手绘制一幅“一带一路”文物全景图……

        博望侯的凿空之旅

        很多人认为,丝绸之路始于张骞“凿空”。两度出使,两度被擒,两度复命,张骞虽未实现汉武帝联合大月氏以对抗匈奴的本意,但却成为了“广博瞻望”西域的先行者。自他之后,“博望侯”甚至成为派往西域使节的代称。

        张骞逝后,归葬家乡,即今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博望乡。1938年,因抗战而后撤至城固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提出了研究张骞墓等当地遗迹的计划书——“表彰我历史上之民族英雄汉博望侯张骞起见”,对张骞墓进行发掘与增修。日后的著名红学家、当时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讲师吴世昌先生曾如此记述他们初访时的张骞墓:“吾校历史系同人以侯墓近在咫尺,足式仰止,而东侧土层扰动,墓道凌乱,陵前石兽,长埋榛莽。若不加以修理,妥为保护,行见先贤名迹,日就陵夷。”如今,吴先生所书《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还矗立在张骞墓左侧,将张骞的不朽功名篆刻在字里行间:“旷观我国史乘所记,以一介行人,而能跋涉万里,扬威域外,重致九译,荒服蛮夷者,得二人焉,曰博望张侯,定远班侯……未若博望,犯方张之虏焰,假危道以远袭,凿空之功,震烁古今。”

        在对张骞墓墓道的清理中,出土的一方博望侯封泥尤为珍贵,其上书“博望□(空缺)铭”四字,将该墓与博望侯的关系一锤定音。而今,这位中国古代外交家或许也在翘首以盼他“凿空”出的丝绸之路,谱写新的壮怀篇章。

        “麒麟”外交

        永乐十二年(1414年)九月丁丑(七日),今孟加拉国一带的榜葛剌国派来使臣,不远万里来到北京,向明朝皇帝朱棣进贡奇珍异宝——麒麟与名马。戊寅(八日),礼部上表请贺,虽然朱棣口上说“其免贺”,但翰林院修撰沈度还是写作了一篇《瑞应麒麟颂》,另有宫廷画师画下麒麟图像,并将《瑞应麒麟颂》抄写于画上。然而,今人看到《榜葛剌进麒麟图》,不免大吃一惊:这岂是传说中的神兽麒麟,这不就是长颈鹿么?

        长颈鹿本是产于今东非埃塞俄比亚的热带动物。早在宋代,中国人可能就已听闻了长颈鹿,南宋李石所著《续博物志》称有一种动物“皮似豹,蹄类牛,无峰,项长九尺,身高一丈余。”作为埃及马姆鲁克王朝苏丹馈赠榜葛剌国王赛弗丁的礼物,长颈鹿经阿拉伯人之手来到亚洲。此后,长颈鹿又经上述契机,首次以实物进入中国。只是对西方世界充满好奇与懵懂的中国人,误以为眼前这一“怪兽”便是传说中的“麒麟”。一段中国人跨越大洲求取“麒麟”的传奇故事,自此开启。

        转眼到了永乐十三年,又有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贡献“麒麟”。永乐皇帝作“淡定”状:“麒麟有无,何所损益?”但群臣晓得其中真意,大臣夏原吉撰《麒麟赋》曰:“今两岁之间而兹瑞载至,则盛德之隆,天眷之至,实前古未之有也。”接下来,中国皇帝对“麒麟”的喜爱或许得到了异域的主动响应,《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与《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都记载,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途中,又有“阿丹国(今也门亚丁)进麒麟”。再之后,郑和船队更开始主动在途中“采购麒麟”,一次是借第六次下西洋之机于阿丹购买,一次则是第七次下西洋时于西域带回。虽然不大确定这种珍稀动物最终是否都到达了中国,但“长颈鹿外交”还是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凝聚于“麒麟”身上的历史,不仅携带着一段令人忍俊不禁的文化误会,更蕴含着几个世纪前的中国向大千世界投以的质朴好奇。

        克拉克瓷与“中式凉亭”

        18、19世纪的欧洲,一股中国热席卷了上流社会。从珍品器用到书籍文化,欧洲人对中国的各种无不趋之若鹜。例如中国青花等瓷器品类,一度成为欧洲人争相购置的装饰品,以其广受欢迎的繁缛图案装点贵族宅邸。就连中亚地区的陶瓷生产者,也开始模仿生产中国瓷器。虽然其产品质量不及中国原产,但在中国因战乱而无法出口瓷器至欧洲的窗口期,波斯等地的陶瓷生产者便有机会将他们的产品送去抢占欧洲市场。同时,中国南方的一些瓷器窑口也因势利导,在外销瓷上大胆融入西方元素,出现在本次展览中的拉脱维亚国家艺术博物馆里加美术馆藏克拉克瓷,以青花釉色绘郁金香,即是样例。

        对中国的向往,来自于启蒙运动中欧洲人对神秘东方的乐观想象:那里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兴盛,甚至政治昌明。大哲人伏尔泰就因倾慕中国传统的“赵氏孤儿”故事,亲自将其做成“根据孔子的教导,改编成的五幕剧”。正如在所有文化传播中经常出现的那样,“误读”在所难免。而这些“误读”至今还有一些留存在欧洲人对中国的图像描绘中,此次参展的波兰国家博物馆藏《中式凉亭设计图》可谓其中典型:二层的所谓“中式凉亭”只有攒尖顶得中式建筑的大概,至于翘角上悬挂的灯笼,二层平台边缘安装的铁质围栏,便应是出自欧洲人的臆想了。这种“不中不洋”的另类中国风格楼阁,广泛出现在了18、19世纪很多波兰王公贵族居所周围的欧洲园林中。

        但现在想想,曾经东西两个世界的“误读”,不也泛着可爱?大抵仿佛那句大热歌词:“一眼千年,相隔千年,宛如初见”。

        展览信息

        “殊方共享——丝绸之路国家博物馆文物精品展”

        横跨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最为重要的两条贸易、文明交通线路,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十余国家,联合打造的这个展览,通过“丝绸之路(包括陆路和海上)”文物,反映不同国家地区间在往来迁徙、经贸交往、信仰传播以及生产生活方式、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交流的历史,展现世界不同文明、文化之间对话与交流。

        展厅:南7展厅、南8展厅

        展期:至7月14日

        票价:50元

  • 它们见证北京“一带一路”朋友圈

        郭京宁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在即,四方宾朋将再度聚首燕山脚下,共话友谊。

        时间前溯,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早就往来频繁,互结亲密朋友圈。金中都乃北京正式成为都城之始。那时,城中不仅居住着许多自隋唐时期以来幽州城胡商的后裔,还有来自中、西亚各国和地区的使节、商贾、工匠和艺人。

        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古代瓷器艺术精品展,生动形象地再现了这一切。金代黑釉胡人驯狮纹枕反映了昔日中亚艺人驯狮杂技表演的情景:枕底左侧为高鼻、卷发的胡人,单手执缰绳;右侧为狮首,回望胡人,勇猛矫健,造型别致。狮子是外来动物,从古代亚洲的印度、波斯、巴比伦以及小亚细亚地区传入中国。《汉书·西域传》记载有“章和二年,月氏国(笔者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安息国(笔者注:今伊朗地区)遣使献来狮子”等记载。所以,至少在东汉,中国已经有狮子进口了。

        胡人戏狮一直是装饰纹中的重要题材。譬如,海淀区魏公村出土的明代玉带板,胡人与狮子两种外来符号结合在一起,成为富有娱乐表演性质的文化载体。丰台岳各庄曾出土过一件明代玉人骑狮摆件——一位浓眉大眼、宽鼻阔面的成年男子短发后梳,双手半握在腰间,左手持一圆球,上身着小袍,下穿紧腿裤,座下狮子头歪向左侧作张口状卧倒,双目圆睁,尾端上翘,栩栩如生。

        位于首博通史展区的青釉葫芦执壶,被部分学者认定系来自高丽的青瓷。此壶整体呈葫芦状,子母口,双腹束腰,上腹小,下腹大,平砂底。高丽青瓷也称“高丽秘色”,指朝鲜半岛在高丽王朝时期生产的青瓷,主要仿照中国的越窑,“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来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高丽青瓷集中在宋元时期,数量非常有限。这件葫芦形执壶取材于植物形象,造型自然圆浑,线条流畅优美,既展现出当时高丽青瓷的制造特点,也见证了当时金代女真贵族与高丽皇室间的政治、文化交往。

        元大都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体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一些青花瓷器的釉料来自西亚伊拉克、伊朗一带,形成了华夏文明、伊斯兰文明与蒙元文明三者融合结晶的元青花。

        最为知名者,当推首都博物馆的元青花凤首扁壶。身为国家一级文物,此壶的构思别具匠心,以昂起的凤首为流(嘴),以卷起的凤尾为柄(把),首尾结合成为一只展翅的飞凤。壶身绘以大片的青花蓝色勾画凤身,布满整个肩部。壶体中心是扑翼的翅膀,充满动感。颈部绘回字纹,技法随意而洒脱,壶身下部是缠枝莲牡丹,整壶呈现出凤鸟飞翔于牡丹丛中颇富情趣的情景。此类飞凤牡丹纹饰在宋代定窑、耀州窑、景德镇窑中经常使用,历元、明、清三代而不衰。

        明永乐时期海外贸易兴盛,与西亚地区的交流日渐增多,因而出现了一些带有异域风情的瓷器。绶带耳扁瓶高32厘米,又称“抱月瓶”“宝月瓶”,仿西亚阿拉伯地区金属器造型及纹样。瓷器上绘不规则的几何纹、绵绵不断的植物纹,其中,腹部轮花纹是阿拉伯地区特有的纹饰,体现了西亚地区装饰的特点。此前首博展出的明景泰错金波斯文索耳炉,通高13.5厘米、口径17.8厘米。敞口宽沿、方唇,短束颈,上沿、颈、肩、腹部各饰有错金纹饰,唇边饰连续回纹,颈部饰八朵团花,肩部环错的一周波斯文字为6行警句,炉底双圈内错金年款回历855年,即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此炉线条流畅圆润,做工考究,将汉族、回族的艺术特点融为一体。无独有偶,青花灵芝阿拉伯文罐为明正德年间制造,周身满绘缠枝灵芝纹,腹部两个菱形开光内装饰双勾轮廓阿拉伯文,多少折射出正德皇帝对伊斯兰文化的关注与兴趣。

        北京考古发现中尚未见到明确的清代波斯文物。但《红梦楼》第六十二回中,宝玉过生日,凤姐送的贺礼中有“一件波斯国所制玩器”。可见,当时来自波斯的器物还是日常可见的。

        除了展厅里的文物,北京地面儿也有不少特色鲜明的遗存。牛街礼拜寺创建于辽统和十四年(公元996年),以中国传统为主体的建筑融合了阿拉伯地区的风格。礼拜寺东南跨院里有两座青砖矮冢,里面安息着两位宋末元初来华讲学的外国学者。坟冢前各竖有一块阿拉伯文的碑石,据译文看,西碑立于元代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八月;东碑立于元代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十二月。据考证,逝者来自现乌兹别克斯坦。

        西城区普寿寺旧藏有一块阿拉伯语、波斯语墓碑,墓主人来自伊尔汗国(今伊朗、伊拉克一带)的卡奴勒。碑上虽然字数不多,但简洁的语句中记录下了重要的历史信息,故不失为一件重要的元代伊斯兰教历史文物。不难看出,尽管元朝与伊尔汗国并不接壤,但两者间的人员交往已相当频繁。

        这些浸润着历史温度的珍贵文物,早已化作北京这座城的记忆名片,也见证着它与周边古老文明的交流互鉴。

        展览信息

        古代瓷器艺术精品展

        作为首博常设展之一,展出了北京作为都城历史时期出土和传世的瓷器,其中以宋辽金至明清时期北京地区遗址、墓葬、窖藏出土的瓷器为特色。展出的170组(件)文物,反映出中国陶瓷史发展的阶段及当时北京历史发展的轨迹,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瓷器艺术的历史风貌。

        地点:位于方形展厅四层E2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