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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杂货铺”的“汉学第一人”

        李胜良

        杨联陞(1914—1990),一个在汉学重镇哈佛大学被特设为哈佛燕京讲座教授的著名学者。一个自嘲为“杂家”而为汉学界奉为“宗匠”的史学家。一个被戴密微、费正清等汉学领袖厚爱高看为“汉学第一人”的学术天才。一个凭着厚重的博物和专精学识写下一篇篇精到、精确、精致、精妙、精湛、精深的汉学书评的百科全书式的学人、“弓上搭箭颇多”的汉学看门人。一个忠实、严格、执信地践行“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义理,因而在常识、通识、专门知识、冷僻知识、旁门知识、细度知识方面孜孜以求并倾囊以授的耕耘者和志愿者。

        是联络人不是打手或监察员

        西方的汉学书评传统很早就成为一种对学术有孵化、涵养、监督、验算效果的机制。书评是一种基于他者角度的审视,是一种思维,一种视角,一种尺度。汉学书评的终极使命,是将一部富有学术价值的私人著述推广、升华、转化为相对而言的公共用品。阐发书的妙处,导领书的用处,揭示书的弊处,校正书的谬处,都是书评作者的责任。

        从杨联陞在大学求学期间的1936年发表第一篇书评,到他发表一系列风华绝代的书评作品并逐渐声名鹊起、功成名就,再到他1984年于古稀之年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讲《书评经验谈》,整体书评风格从稚气未脱、血气方刚到成熟稳重、持论公允。其间,影响他的书评类型大致有古典风、流行风、君子风、民国风、东洋风、西洋风。而杨氏论说自己“杨家铺子”的书评风格:“在这一领域里我采取的是联络人而不是打手或监察员的角色,力求这一评论有帮助、客观而且直截了当;它们有时有所批评,但绝无贬损或攻击之意。”

        初到美国时,其书评是带有探索性的,小心翼翼的笔法清晰可见,但平衡把稳的端倪已经呈现。纵是有所批评,后面的追加解释仍然可以看出殷勤之色,“白璧微瑕”多次祭出。到后来笔法更加平衡老到,不论是错误较少的瑕不掩瑜之作还是错误相对偏多但无伤大雅的瑜不厌瑕之作,他一概应付裕如。《汉学书评》一书共收中、英文书评63篇。它们肯定不是杨氏书评的全部,据《杨联陞别传》的作者蒋力统计,杨所发表过的书评近200篇。

        书评与学术论文在社会学定位中的微妙区别在于,它是一种人际交往。论学自是其核,互动仍是其表。那么,就不可能不遵行一定的社会规范,吻合一定的人之常情。在这方面,杨联陞都用他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足可师法的行为规范。他给学生的八字治学要领“认真、虚心、合众、求通”中,隐约揭示了个中微妙分寸。

        世外高人的朋友圈

        以前,我们对于杨氏在国际汉学书评方面的建树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杨联陞别传》一出,诸多背景材料纷纭披露,这给了我们一探究竟的可能性。

        传记的宗旨在于全面细致地交待传主一生所作所为,按照时间顺序平直叙述可以,分列专题尽道其详也可以,借助“交游考”更具互动感觉地揭示传主的一生行事当然更是未尝不可。《杨联陞别传》从传主的学术与情趣朋友圈切入,更方便披露出他所写的那些专题论文和书评得自于什么样的机缘。而且,以如此的角度说讲杨联陞的生平、容貌、个性、爱好、成就,恰恰是一个很取巧、很讨喜、很有亲和力的设计。杨联陞是一个世界级的学术大咖,可因为他所从事的领域过分专门化,他在读者中的知名度其实并不比那些很早就展现于大众视野下的文化名人更富眼缘。借助朋友圈内的这些公众人物把握传主,会让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原来杨联陞是一个更有资格自我介绍为“我的朋友胡适之”的文化巨匠。展读《杨联陞别传》里他与那些各怀绝技的名流们的私下交往,一个藏在深山人未识的世外高人活脱脱跳动在眼前,挥之不去。

        蒋力先生不专门研究历史,遑论那些深邃枯燥的经济史、宗教史,可他是一个作家、艺术评论家,驾驭一个诗棋画戏俱佳的才子的生活场景,他有足够的自信。

        杨联陞的八大优势

        杨联陞成为一位卓越的汉学家、汉学书评作家,依存并不限于以下优势:

        1、身份优势。国际视野、通才立场、多元才情、博雅传统,都可以着落在他那个强大深厚的师友圈。在他那个纵使轻松业余间也显学业资质的关系网中,富积着他成为世界顶尖书评作家的土壤环境。

        2、师友优势。师友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左右一个人的学问倾向的。从《杨联陞别传》中探讨杨联陞的书评背后的花絮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3、才艺优势。多才多艺或者说是在兴趣爱好上覆盖广泛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比较推崇的人生特质。兴趣每每转化为汉学基本功,在杨联陞的身上体现得极为自然。

        4、语言优势。能够熟练运用中文、英文、法文、日文撰写稿子或登台宣讲,这既作为一种表达介质又作为一种交往手段,促成杨氏在西方汉学、东方汉学间游刃有余的穿梭。

        5、学力优势。杨氏博览群书,遍历诸学,在诸多治学领域都积累了一定的学养。“由历史了解政治、经济、社会、哲学、佛学、禅宗、绘画、俗曲等等,都是略有心得,只不过杂家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杨联陞别传》提供了全景立体的视角,让我们终于可以趋近“杨氏书评发生学”的正解。

        6、地利优势。杨氏进入哈佛,久在《哈佛亚洲学报》任书评编辑,大有与伯希和、戴文达主编的《通报》有意无意“争先”于汉学影响的职责所系。居于专职书评作家这样的定位,给了杨联陞开汉学“杂货铺”的心理支持。一发而不可收,终于以书评奠定一世声名。从后来的影响来看,《学报》超过了《通报》,自有杨先生的一份功劳。

        7、性格优势。如葛兆光所言,他的家是一个学术大码头。他的书信、日记、打油诗、纪念册、书评同样反映出他把自己的生活制成了一个汉学万花筒,喜欢热闹,讨厌孤独。一如一个内向的人适合于成为专才一样,杨氏的外向让他更宜于成为通才。

        8、资质优势。与自己的老师陈寅恪甚至中国古代诸多学者相似,杨联陞是文史兼修兼通兼长的学人。他的汉学书评本身恰是介入文史之间、各尽其长各舍其短的一种文体。

        杨联陞在东西半球与海峡两岸学界所取得的巨大声名,无愧于一个功成名就的汉学家,尤其是一个成果累累、风华无两的汉学书评作家。周恩来都曾说“毛子水、杨联陞我都知道,可以邀请他们在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未有大著的遗憾

        杨联陞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人理想版本的通才,同样是一个符合西方汉学传统的专精之才。特定心态和状态下的失落,甚至自卑未必不曾掠过他寂寞的脑际。他有一首诗透出未有大部头专著的急迫,甚至凄惶:“悦斋正是著书时,画虎雕龙未有期。妄欲草玄头已白,老蚕尽瘁吐余丝。”视为己任的书评事业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杨联陞自己的话说就是:“务广而荒,无以光大师门。”另一原因,是杨先生兴趣爱好太多,注重与友人的交际,又因内心的抑郁催发了时不时发作的身体危机,都使他难以长时间闭关炼剑,这恐怕是他大作多而大著少的器质性原因。

        好在,无论他自己是如何自陈“敢比仰山杂货铺,难为舜水异邦人”,他已经以精湛的学问和顶尖的书评呈现出其在汉学界不可替代和超越的无上尊崇。

        长篇巨著自有人写,而为汉学书评建构出国际水平的作业标准,仅此一人。

  • 力与美的女性诗学

        李婧婧

        对于女性作家而言,如何书写女性经验、女性特质,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命题。但是,如何还原女性生存的整体背景,表达女性生活的内在深度,则是有相当难度的写作。《姐姐》关于一位女性的成长,也关于那些被长期遮蔽的女性心理;它书写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泥泞难行,也书写她们内心隐秘而激烈地搏斗。《姐姐》用纯然女性的书写方式,让它们见光见日。

        故事发生在江南小镇,这里的女人过着最寻常的日子。姐姐十七八岁时,与镇上青年潘水相爱,恋爱的欢喜让姐姐的心里盛满了对未来明媚的向往。潘水的老娘权衡一番,觉得姐姐家境贫寒,便找上姐姐家对她尖叫咒骂。一时,小镇上关于姐姐的流言四起,老街上暗流涌动。那些窃窃的私语、闲碎的声响,暗藏在姐姐身边的每个角落,不经意间,已有积毁销骨之势。王家儿子更是当众对姐姐骂出“婊子”“二手货”。父亲听多了碎语,对姐姐一顿毒打。

        不止是姐姐,小镇的女性无不生活在荆棘之中。同姐姐一般大的国文爱上比自己父亲还年长的男子,小镇便满是关于她的蜚短流长;十三四岁的姑娘被醉汉奸污,而在小镇人眼里“被弄脏了的女人”能够嫁给老光棍就已然是一件幸事;素梅的哥哥三十多岁还未娶妻,素梅作为家里“唯一可以交换的东西”,被父母强行出嫁,素梅不愿受辱自尽,于是在素梅父亲眼里“生女儿,不如养猪狗”;凤妹被叔叔侵害,镇上的人看她的眼神同情里带着轻蔑和鄙视;乞讨的疯女人突然间要生产,浓郁的血腥味中满是男人粗野刺耳的哄笑……

        没有人察觉她们正身处绝境。《姐姐》是有痛感的小说,它将日常还原到不同的个体,在男权对女性剧烈或微小的伤害背后,是女性内心隐秘的跌宕。如果说男性是男权的行使人和既得利益者,那么如潘水老娘一般的女性未尝不是霸权的共谋者,在已经形成的性别秩序里,她们身处其间,并为虎添翼。高蹈的女性主义宣言也许能够引起关注,但极难引发共鸣。而文学作品的意义,正在于某一时刻它能让我们照见自己,只有将个体的女性经验与命运安置在最日常的生活场景中,在最普通的人伦关系里,它才能被真正地表达和倾听。

        难得的是,柳营笔下的女性具有别样的力和美。那次毒打让姐姐意识到独立的重要,它以刺骨的方式唤起姐姐的理性觉醒。于是,姐姐走出小镇,到外面的世界打拼。生意的起伏、生活的坎坷仍不期而至,但是姐姐也变得越发柔韧,开始有能力抵御外界的伤害。姐姐如同一株生活在幽闭空间的植物,朝着有光的地方暗自生长,一点一点刺破黑暗,去到更明亮的地方,直到开花结果,枝繁叶茂。

        封闭的湖镇,广阔的世界,无不是女性与男权角力的修罗场。姐姐、姆妈、瓶姨、国文、凤妹、汪姐……她们生活在各自的困境中,彼此却生发出珍贵的温暖和情谊。柳营有丰沛的感受力,她笔下的女性各个气息饱满,有着旺盛的生命能量,她们以不同的方式在强大的男权法则下生存,或坚硬,或柔韧,但她们身上都有始终不灭的光,它足以照亮现实中卑琐的部分,而拥有直指人心的力量。

        馄饨铺的光头王汉是一个异质的存在。他每天只卖一百碗手工馄饨,卖完便收工,在小院里种花、垂钓、读书。他不介入外面世界的纷乱,只守着自己的一片宁静。当姐姐经受小镇里的流言蜚语,王汉说:“小时候经过事,大了就厚实些。”他第一个鼓励姐姐走出去,看外面的世界。姐姐历经沉浮,回到小镇,王汉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馄饨,告诉她:“不吃人间苦,何得人间福。”姐姐带未婚夫见王汉,他只说:“一日日踏实地过,一日日过完就是一生了。”年轻的姆妈被迫嫁给父亲,王汉便随姆妈来到湖镇,用一生的时间陪伴姆妈与她的孩子。如果说以姐姐为代表的女性,在不断地蜕变、成长,那么王汉则代表了某种意义上的恒常。

        柳营有极纤细的女性触角,她捕捉所在时代里女性所受的或隐或显的伤害。《姐姐》是有阅读质感的小说,它照见了现实的缝隙,并抵达缝隙深处的幽微之境。同时,《姐姐》中的女性是极明亮的,她们以各自不同的姿态,守着内心力与美、柔韧与善良,她们身上带着恒久的、迷人的光。而馄饨铺的王汉则是表象下人的一种可能性,他暗含着一个我们尚未抵达的理想空间。柳营没有受困于两性秩序的失衡,没有一味地控诉男性霸权,她对人性有更为宽阔的理解。因此,《姐姐》有一股灿然之气,轻盈、透亮。

  • 马尔克斯笔下
    真实的连环绑架案

        谷立立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把他的自传命名为《活着为了讲述》。这是他毕生的命题,也是对他作品的概括。身为作家的他一生使命是不懈写作、不断讲述,记录那些不为人知的过往,讲述那些不被记住的事实。这样的身份设定与他“魔幻现实主义之父”的标签并不矛盾。毕竟,在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之前,马尔克斯也是一位尽职尽责的记者。在构思《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多部作品的同时,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对非虚构写作的执着探索。因为这既是记者生涯的额外恩赐,也是文学写作的有力补充。

        《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闻》写的是一起真实的绑架案。1988年,哥伦比亚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为了不被引渡到美国,在波哥大连续绑架了10位记者、政府高官家属,以此作为他逃避法律制裁的筹码。不同于蜚声世界的《百年孤独》,66岁的马尔克斯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他写的是“新闻”。因此,谁也不要指望可以找到奥里雷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面对行刑队,回忆父亲当年带他去“见识冰块”的诡谲场景——此时,功成名就的马尔克斯偏偏要放弃他骨子里的魔幻,耗费3年时间精耕细作,深入解析这起连环绑架案的前因后果。

        不过,写实并不代表乏味,更不是亦步亦趋地紧跟在事件后面。用“细致入微”来形容《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闻》应该是恰当的。马尔克斯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硬生生地立起一道高墙。相反,他宁可推倒文体的局限,用最富文学色彩的笔墨去描绘真实的案件。在潜意识里,他早就把自己当成了绑架案的第11名受害者,而不是置身事外、远远观望的作家。于是,他写期盼解救的急迫,写政治的权衡,以及希望落空的煎熬,多的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仿佛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部精心构思的魔幻力作,而不是一卷殚精竭虑的深度调查。

        无独有偶,热门剧集《毒枭》也把镜头对准了埃斯科瓦尔。其中,他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所犯罪行被摆上了台面,逐一解读。只是,那起令人揪心的连环绑架案反倒被忽略了。短短几分钟的交代,浅尝即止,更别提会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因此,就算立意相同、题材相近,也不代表两部作品在细节上的重合。至少,在马尔克斯笔下,案件就是一切,毒枭的伏法反倒不再重要。哪怕他就是书中唯一隐含的主角——自始至终,埃斯科瓦尔隐身幕后发号施令,左右案件的进程,操纵人质的命运,始终不露真容。

        这是文学大师与剧作编导的最大不同:热衷于营造视觉效果的编导一心要复制惊心动魄的缉捕过程;身为人性记录者的马尔克斯却要关注小人物的命运,解析人性的善恶面。比如看守。在通常的观念里,看守是绑架的参与者,也是罪犯的门下走狗,往往面目狰狞、举止粗暴,动辄拳脚相加。可在马尔克斯看来,这世上从来没有非黑即白的人生,可鄙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可怜之人亦有善良之举。这里没有真正的幸存者。看守也好,被绑者也罢,都受制于恶人,甚至可以惺惺相惜。除了被限制的人身自由,人质的幽闭生活与平常并无不同。他们看电视、听唱片、玩牌、下棋、读书、看报,帮助看守开列购物清单。甚至,老太太玛丽娜还从面具背后,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灵魂,“那是一个衣着考究的少年,有着她见过的最美丽的眼眸”。

        这未尝不是一种魔幻。《毒枭》开场的一句话诠释了马尔克斯一生写作的要义,也拉近了编导与大师之间的距离:“魔幻现实主义是指将荒诞怪异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事件插入到极其详尽的现实叙述描写中。”它提醒我们,哥伦比亚就是真实的马孔多,它很现实,也很离奇,丝毫不逊色于任何虚构的情节。或许,不是马尔克斯多么会动用他天马行空的想象,为深陷混乱的哥伦比亚披上一件魔幻的外衣,而是他身边的一切造就了他的写作,把活生生的现实范本摆在了他的面前。于是,我们读《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闻》,不再是看一则过时的新闻报道,而是跟随大师的脚步,重返犯罪现场,与受害者一起哭泣,一起呐喊,并由衷地希望书中的一切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