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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中青三代导演把脉中国电影

        本报记者 袁云儿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电影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电影人的创作如何与时代形成唱和?中国电影未来的路要怎么走?昨天,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电影主题论坛在京举行,谢飞、吕乐、宁浩、郭帆等老中青三代电影导演一齐亮相,以回望为契机,找寻中国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原动力。

        回顾

        宁浩感慨赶上了好时代

        “我改革开放之初才独立接过导筒。作为第四代导演,我们小时候看到了1949年后前17年中国电影的辉煌和坎坷,目睹了十年‘文革’对文化造成的灾难和影响,又见证和参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的重新繁荣。”论坛一开始,导演谢飞首先回顾了他所经历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

        在谢飞看来,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成功经验,需要我们经常反思和总结。“好莱坞讲商业类型,其实我们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有非常受市场欢迎的类型片,比如家庭伦理片用家庭命运表达大时代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变化,《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代表。新中国成立后的电影也继承了这一传统,特别是谢晋的《芙蓉镇》《天云山传奇》,都是上亿人次观看。还有一个类型传统则是以中国武术为代表的功夫片。”

        谢飞认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就艺术片而言,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做到了,《霸王别姬》《黄土地》在国际获奖,说明中国电影的艺术性已经走向世界。“但商业片走向世界,还有相当长的路。”

        作为中国电影近十年“黄金时代”发展的见证者和贡献者,宁浩感慨,自己开始拍片时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时代。“一个明显的感受是,大概在2006年之前,或者说张艺谋的《英雄》之前,中国电影经历一个比较低落的时期,我家乡很多影院被改成了滑冰场、迪厅。但这之后突然感受到一些变化,不是只有电影厂才能拍电影,导演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跟民营公司合作拍电影;资讯上也有很大变化,从前看不到的电影能看到了;另外技术上也有很大的进步,数字技术拍摄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不需要太大照度的灯,给小成本影片带来便利。而且那时电影没那么市场化,演员可以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搞创作,体验生活。当时电影业充满变革和机会,只要有想法能形成故事就能拍出来。”

        创作

        郭帆说《流浪地球》可能是个案

        宁浩、吕乐、郭帆三位导演是活跃在当今中国影坛的中坚力量,去年分别拿出了《疯狂的外星人》《找到你》《流浪地球》三部影片。论坛上,三人也阐释了自己的电影创作理念和方式。

        尽管执导作品几乎部部卖座,但宁浩仍然把电影看作是一种文化产品,而不仅仅是娱乐产品。他说自己在多年创作中希望能够兼顾电影的文化属性和商业属性,一直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吕乐则提到了《人·鬼·情》《人生》《本命年》这三部对其创作影响较深的电影。他说,这三部作品关注的都是普通人的命运,蕴含的深刻现实意义和情怀都让他深觉震撼,也坚定了他从事现实主义创作的态度。他透露,未来他仍将坚持拍摄现实主义题材,对现实进行“揭示、批判、提问”。

        郭帆入行约十年,共拍出三部长片《李献计历险记》《同桌的你》《流浪地球》。本科并非科班出身的他坦言,自己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拍摄方法。直到2014年去好莱坞参观学习,当他目睹中美电影工业存在的巨大差距时,就决定做跟电影工业化有关的创作。《流浪地球》便是这一理念的成果。但他直言,国产片出了《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不等于科幻片这一类型已确立。“有可能只是两个个案。什么时候我们像好莱坞那样,每年都有若干部成熟的科幻片,才能说确立。这个过程我们得摸着石头过河。”他也表态自己会继续从事科幻片创作。

        展望

        谢飞呼吁电影市场继续改革

        站在新中国电影70年的节点上,几位嘉宾对中国电影的未来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期许。谢飞认为,中国电影需要继续改革,尤其是市场管理方面。“不要觉得现在电影管理的各种方法、各种政策都是绝对正确的。导演方面不用着急,我们13亿人,有才华的多了,但产业不按科学规律做,中国电影就很难发展。电影是商品,产业和创作需要共同进步,不是只出现好导演就能成为电影强国的。”他提到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就有外企提出要设多厅影院,当时遭到强烈反对,但现在多厅影院早已成为主流。

        谢飞还呼吁业内解放思想,不要用过去的观念把自己捆住:“电影未来可能变成我们想象不到的形式,五年、十年也许就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他建议从中小学可以开设电影语言相关课程,教孩子们怎么构图、用光,“数字技术使得电影创作平民化,大家拿着手机天天拍,像用文字一样记录生活。如果我们从基础教育抓起,未来会涌现大量电影人才。”他还认为,社区影院、学生院线有望从今后的院线体系中分一杯羹。

        “中国电影经过多年发展,对电影的市场化评价标准已经建立起来,看票房就行。但艺术、文化方面的评价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宁浩呼吁中国电影建立成熟独立的艺术评价体系。“希望能有更具影响力、得到广泛社会关注的华语电影奖项出现,从行业和艺术角度给电影明确的肯定,像奥斯卡一样。”他还提到现在的电影自媒体评论或者出于经济利益,或者出于个人喜好,因此需要更专业、更权威的评委形成引导作用。

        郭帆建议导演在创作之初就确立明确的方向。“别想着既有市场又有艺术价值,能做到这一点的创作者寥寥无几。特别是年轻创作者,要想好是做商业片还是艺术片,这两个都挺好的,只是要看你选什么方向。”

  • 林展归来,变年轻了好玩了

        本报记者 牛春梅

        内地唯一一个以艺术家个人名义发起的民间戏剧邀请展——林兆华戏剧邀请展,曾是众多戏迷的心头好。在连续举办了七届后,去年停办一年,许多人关心地问起,“林展还办吗?”“林展什么时候回北京?”日前,林兆华戏剧工作室与中演演出院线、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联合宣布,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将于今年五月至七月回归北京,而且83岁的“大导”林兆华还充满信心地表示:“戏剧邀请展会一直办下去!”

        这些年,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林兆华也曾多次因为资金、场地、组织、剧目等各种困难和问题表示过不想干了,甚至曾想要解散林兆华戏剧工作室。但在有识之士的支持帮助下,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一直坚持了下来,即便曾经无奈离开北京演出阵地,迁至天津,仍有无数北京观众“打着高铁”去支持。

        2019第八届林兆华戏剧邀请展由林兆华戏剧工作室、中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承办,主题为“变与不变”,包括两部大剧场演出《“龙”的忧郁》和《伪君子》,均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一个如此重要的邀请展能够得以继续,其中很大原因来自林兆华之子、既是导演也是演员的林熙越。以往总是在幕后为父亲办展出力的他,今年开始担任林兆华戏剧邀请展的执行艺术总监,肩负起了林展的各项工作,扛起林兆华戏剧邀请展的大旗。

        同时,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得到了中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大力支持,不仅在资金、剧场等各方面给予支援,而且在艺术理念上充分尊重艺术家的追求和选择,愿意为林展的长远发展添砖加瓦。中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利表示:“‘中演院线’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携手林兆华戏剧工作室共同合作,力促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回归北京,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内,在北京办林展是北京观众的共同期待。”

        对于今年第八届林兆华戏剧邀请展的剧目选择,林熙越表示,他和父亲秉持着“宁缺勿滥”的原则,将视角主要聚焦于当代年轻艺术家的创作。“我们这次为大家选择的,都是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的国外新锐导演的很有意思的作品。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有意思的、好玩的作品,吸引更多人喜欢戏剧,走进剧场,互相交流,发出不同的声音;也同时激发中国年轻戏剧人的创作热情和想法。”

        5月10日至12日,第八届林兆华戏剧邀请展推出的首部作品,是法国导演菲利浦·肯恩和他2003年创办的“玻璃缸工作室”剧团带来的作品《“龙”的忧郁》。本次来华版本由巴黎南特尔阿芒迪剧院制作,肯恩担任该剧院的现任院长。这部作品曾受邀参加2008年阿维尼翁戏剧节、2016年台北艺术节、2017年美国纽约公共剧院“雷达之下”戏剧节,以及2018年的米兰三年展。另一部作品,是由奥斯卡·科索诺瓦斯导演,立陶宛国家话剧院演出的莫里哀喜剧《伪君子》,该剧也是2018年第72届阿维尼翁戏剧节主单元邀约剧目,此次将于7月3日至5日在京上演。

        看到邀请展得以继续,林兆华又开始期待明年的邀请展,“我希望明年能有中国自己的作品参加邀请展!”林熙越立刻向林兆华发出邀约,希望他明年能为邀请展做一部作品。“大导”欣然应允:“明年小剧场来一台戏,大伙儿看看。”

  • 叶锦添:我看到的事物是多维的

        本报记者 李洋

        曾凭借电影《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的叶锦添上周六在今日美术馆揭幕其个展——《全观》。122件作品占据了最大展馆上下三层共1000平方米空间,呈现出他对世界的第四维——时间的理解。

        “我有种本能,我能同时听到好几种声音,看到好几种东西,我看到的事物是多维的。”叶锦添说,比如他看到杨丽萍的时候,似乎可以同时看出她在想什么,她想的那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她的动作是从哪里来的,产生这些动作的动机是怎样的。“当我看到一个结果(指人或物),我总能推算出,是什么精神驱使它变成这个样子。”叶锦添说,他看到这层物质之外精神上的东西,其实就是时间,而时间是世界的一个维度。一开始他很不安,“我以为是我自己发神经,这几年才越来越清晰意识到这是种本能。”

        慢慢的,叶锦添就从他看到的多维世界里,感受到一种节奏感。“文化记录的不是事情而是节奏感。”叶锦添说,人人都说他一直在跨界创作,可他自己认为从来没有跨界,因为他看出了不同艺术形式之间不同的节奏感,抓住了门道,就抓住了一个创作的“起点”。“而那个起点,就是刚刚相融的感觉。起点永远不会重复,而有的人却一直在同一个点上重复,创作的难度就在这里。”

        和叶锦添合作过的顶级艺术家非常多,在吴宇森、李安、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田壮壮、李少红、杨丽萍等一长串名字中,最让他心有戚戚焉的是如今世界上最当红的现代舞编导阿库·汉姆。这位孟加拉裔英国艺术家在32岁那年第一次与叶锦添长谈。“他才32岁就为自己未来的艺术生涯担心。”叶锦添回忆,于是自己建议阿库·汉姆回到孟加拉去看一看。之后,两人结伴游历了孟加拉,这次游历对叶锦添的影响非常大。“它激起我内心关于后来所谓‘新东方主义’的认识,那就是从全球化中找回自己文化最精彩的东西。”叶锦添说。如今,叶锦添已经为阿库·汉姆的四部现代舞作品担任过美术指导,其中以阿库·汉姆编导、英国国家芭蕾舞团演绎的《吉赛尔》最令他满意。

        由他担任过美术指导的影视作品也很多,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李少红版电视剧《红楼梦》。时隔9年,叶锦添仍然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当时的这种尝试是很大胆的,不过也许是条件所限,那种大胆还不够彻底,大胆的效果还没有出来。”叶锦添说,《红楼梦》其实是一部超现实的作品,“只有戏曲有能力把这种超现实的作品演绎出来。但是搞一部写实的电视剧就很难处理。”

  • 别轻视台下的不和谐“和弦”

        韩轩

        双休日接连两晚,来自美国的克利夫兰管弦乐团在国家大剧院上演音乐会,让京城乐迷感受到美国五大乐团之一的音乐家奏响的动人乐章。不过,音乐会中偶尔出现几声不和谐的音响——并非来自舞台上,而是舞台下:有的观众手机不慎掉落在地,“咣当”声十分刺耳。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需要非常安静的演出环境。尤其是名家名团登台,艺术家的精彩演绎往往体现在细节之处。在克利夫兰管弦乐团的两场音乐会中,首场登台的钢琴家丹尼尔·特里福诺夫张力十足,指挥家莫斯特率乐团的个别弱处理极为精妙。这些都是艺术家最凝聚艺术心血的时刻,观众恨不得屏住呼吸欣赏,偏偏此时台下“咣当”一声,一位观众的手机坠地,引得周围观众侧目。而在乐团充满爆发力的演奏时,也有个别观众不慎掉落手机,让突如其来的闷声“混”入台上的交响之中。

        观众们可能意识不到,一场演出中的小响动也会影响到舞台上艺术家的表现。艺术家的表演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剧场中的环境本就安静,突发的声音会影响艺术效果的呈现。曾有艺术家在接受采访时说,当他在舞台上表演时,台下的一声咳嗽他都可以听到;也有指挥家向记者“诉苦”,即便他在演出时背对观众,但台下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物品掉落在地的声音,以及观众带的塑料袋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他都听得清清楚楚。近年来也偶有新闻爆出,某些演出因观众发出声响而被台上艺术家临时“叫停”,就是这个缘故。

        一直以来,北京的剧场方和演出方都在通过各种努力,让高雅艺术的欣赏环境变得更好。经过多年的艺术普及和观演礼仪推广,首都观众的整体素质已经达到相当好的程度,拍照录像的观众几乎没有。就拿克利夫兰管弦乐团的这两场音乐会来说,演出前场灯刚一调暗,观众就自觉收起了手机,等到指挥和乐团谢幕时才拿出来拍照留念。钢琴家谢幕的时候台下掌声非常热烈,而当观众看到钢琴家重新坐到钢琴前,打算奉献一首返场曲,音乐厅内的掌声在一瞬间收住,观众重新陶醉在动人的音乐中。

        在观演环境普遍不错的当下,个别观众发出的声响就显得更加刺耳。老实说,在全民都依靠手机进行沟通的时代,不让观众带手机进场确实有些苛刻。既然已经把手机带入场中,那观众是不是该提高意识,管好自己的物品,别让它“无处安放”。良好的观演环境需要台上台下一起维护,身在全国文化中心,北京的观众能欣赏到的世界级精彩演出越来越多,那我们就更应该做出示范,用良好的观赏礼仪回馈艺术家的奉献,让来自台下的不和谐“和弦”再少一点。

  • 栗原小卷来京亮相日本电影周

        本报讯(记者 王广燕)昨天下午,当著名日本演员、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栗原小卷微笑着用中文向观众问候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作为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组成部分,2019北京·日本电影周当日宣布开幕,《相好伞》《雪之华》等6部最新日本人气电影将在北京多家影院放映。

        作为中国观众熟知的著名日本演员,栗原小卷与中国结缘始于40年前。当时她主演的《望乡》让中国观众记住了片中美丽善良的年轻女记者三谷圭子,随后上映的《生死恋》更是引发了中国的“栗原小卷热”。

        “我曾带着自己主演的电影参加了1979年在中国举办的日本电影周,由此让更多中国观众认识了我。我的恩师千田是也老师、刘德有老师等前辈都教导我认识到中日文化交流的珍贵意义。”栗原小卷回忆,即使在多年前中日两国文化交流面临困难的时期,两国电影工作者仍以文化交流的坚定意志超越了各种困难。“我希望中日两国在各方面的交流都能顺利发展,实现两国永远的和平友好。”

        此次参与展映的电影包括《38岁的伊丽卡》《相好伞》《直到遇见九月之恋》《天空餐厅》《雪之华》等。日本已故演员树木希林的遗作《38岁的伊丽卡》将在本届日本电影周期间放映,片中她饰演伊丽卡的母亲。导演日比游一透露,树木希林也参与策划了该作品,遗憾的是她没能看到该片上映。女主演浅田美代子说:“拍摄影片时,树木希林就像我的长辈、我的师友,我得到了她的许多指导。相信大家在观看时会感受到,树木希林与我们同在。”2019北京·日本电影周将持续至4月20日。

  • 陆建德:年轻人读不明白《围城》

        本报讯(记者 路艳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所长、《文学评论》原主编陆建德,上周六来到清华大学,围绕着钱锺书小说《围城》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陆建德结合自己对钱锺书的印象以及与杨绛的交往经历,对这部经典之作进行了解读。

        陆建德1990年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任职,与钱锺书、杨绛先生成为同事,交往颇多。相似的学习、工作经历,使得陆建德对《围城》里的讽刺和幽默有着更为会心的理解。

        陆建德说,钱锺书先生创作的这部《围城》,十几岁的人读的话,可以知道一个大概,但是大量的有趣细节、调皮的细节,有时候乃至于恶作剧的细节或者是过分戏谑的细节,在读的时候是不能体会和欣赏的。他认为,钱锺书是富有巧思和幽默的人,他能看到人性里面曲里拐弯的角落。

        据介绍,《围城》创作于1946年,1947年在上海出版,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之后的三十年里,国内再无重印。直至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钱锺书本人商量决定重新排印。自1980年至今,《围城》总印数已超过1000万册,并常年位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