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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朝繁荣的“乡村旅游”

        陈忠海

        宋朝较以往更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在“重农”的同时也不“抑商”,这为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宽松环境。宋朝乡村旅游业的繁荣,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税收做出了贡献。

        近500位诗人留下了田园诗,总数超过4000首

        宋朝大批具备文人和官员双重身份的旅游者走进乡村,体验乡村生活,成为一道新景观,这从他们创作的大量田园诗中就能看出来。据统计,有近500位宋朝诗人留下了田园诗,总数超过4000首,其中:范成大140首,杨万里75首,苏辙36首……这些数字大大高于前代类似作品,宋代以前田园诗被认为写得最好且诗作较多的是陶渊明和王维,他们留下的田园诗都只有30首。

        宋代乡村旅游者中还有一个特殊人群,就是应试的士人,在只能用脚一步一步完成长途旅行的情况下,有人索性把漫长枯燥的旅途变成了一路上的“乡村游”。条件好的学子出行时还会带上一个或几个仆人,或者几个学子结伴而行,这其实也是一个庞大的旅游群体。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各地来京城应试的“贡举人集阙下者万四千五百六十二人”,由此拉动起的“乡村游”几乎成常态化,可以想见,他们也带动了乡村旅游的繁盛。

        农民辛苦劳作,农闲时也希望得到放松,他们既是乡村旅游的组织者,也是乡村旅游的参与者。苏轼在《和子由蚕市》一诗中写道:“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农民也具备了旅游的兴趣与渴望。

        乡村旅游因地制宜:观赏农事、赏花、“斗草”、放风筝

        旅游者走进乡村,自然要观赏农事。诗人范成大在乡间看到百姓插秧苗,禁不住停下脚步细心观看。理学家朱熹来到乡间,看到稻谷已经成熟,写下了“禾黍谁言不阳艳,晚炊流咏有余香”的诗句。在宋朝诗人的笔下,几乎所有农事活动都被写入诗中,有的还“去锄南山豆,归灌东园瓜”,亲自体验农业劳动。

        春天,乡村百花盛开,“往来车马游山客,贪看山花踏山石”,像苏轼那样的“花痴”,甚至“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一些乡民看到种植花卉能带来商机,就有意识大量种植以吸引游客,“武陵儒生苗彤,事园池以接宾客。有野春亭者,杂植山花,五色错列”。洛阳等地素以牡丹著称,当地还组织起牡丹花会,赏花也卖花,欧阳修曾记载说,花会上“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说的是稀有牡丹花品种“姚黄”价格非常昂贵,种花、卖花甚至嫁接新品种成为一部分乡民吸引旅客并实现致富的手段。

        各地在发展乡村旅游中因地制宜,推出自己的特色,如洛阳主打牡丹,成都附近的乡村则开发出“游江”“蚕市”等活动。

        在各地乡村旅游中,还流行着许多人们喜闻乐见的游戏活动。宋时,一种叫“斗草”的游戏在广大乡村十分盛行,它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文斗”是比关于花卉百草的知识,看谁懂得多;“武斗”是双方各采摘具有一定韧性的草,相互交叉成十字状,各自用力拉扯,以不断者为胜。在宋朝,“斗草”游戏深受成人和儿童的喜爱,范成大在《春日田园杂兴》中写道:“社下烧钱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满地花狼藉,知是儿孙斗草来。”

        宋朝乡村旅游中还有荡秋千、放风筝、斗鸡等流行的娱乐活动,其中荡秋千是寒食、清明前后踏青郊外游的一项“保留活动”,被称为“半仙之戏”。放风筝也非常盛行,“万人同向青霄望,鼓笛声中度彩球”。当时还流行一种玩法,清明节时人们将风筝放高放远,之后将线割断,让风筝带走一年的“霉气”。

        乡村旅游繁荣了乡村经济,也为朝廷增加了税收

        乡村旅游的兴盛带动了经济发展,宋朝的旅店业等较以往有极大提升,与这股“乡村旅游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宋朝之前,旅店业的主要经营者是官府,基本是为国家驿站系统配套服务的。宋朝以后,在鼓励商业活动以及旅游业兴盛的背景下,私营旅店业开始兴旺发达,不仅大城市里旅店林立,而且广大乡村也到处开设了旅店,在宋人的诗文中,“村店”“野店”“郊店”“山店”以及“逆旅”等随处可见,宋仁宗时“朝廷发兵屯定州几六万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间”,显示出乡间旅店的巨大容纳能力。

        当时的旅店业经营已较为成熟,不少旅店定价时已与旅游的淡季、旺季相挂钩,每到旅游旺季或者科举应试期间,“虽一榻之屋,赁金不下数十楮”。临安钱塘江潮是著名旅游景点,每到观潮时,“自庙子头直至六和塔,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侍等雇赁作看位观潮”,这期间“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那时观潮的人多住在周边乡村,旅店费用较平时自然也翻番上涨。

        乡村旅游带动的不仅是旅店业,一些人看到了乡村旅游带来的商机,于是投资修建私家园林供人游览,类似于现在的公园,园主通过收取“茶汤钱”来获利。徐大焯在《烬余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案例:“朱勔家本虎丘,用事后构屋盘门内,名泳水园。中有双节堂、御容殿、御赐阁、迷香楼、九曲桥、十八曲水、八宝亭。又毁闾门内北仓为养植园,栽种盆花,每一花事必供设数千本。游人给司阍钱二十文,任入游观,妇稚不费分文。”在这个私人修建的“公园”里,不仅有亭台楼阁和花卉,还有游泳池,大门口有被称为“司阍”的收票员,每张门票20文,妇女和儿童不收门票。

        发展乡村旅游,吸纳了大量劳动人口,旅游业及相关的旅店业、饮食业、种植业、交通业等都从中受益,进一步繁荣了乡村经济,也为朝廷增加了税收。苏轼知杭州期间曾上《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奏折,讲到杭州地区的“酒税”每年就有20多万贯,这仅是杭州一地饮食行业为税收做的贡献。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全国各地“草市”为朝廷增加的商业税高达420多万贯,约占当时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0%。宋朝被称为“最富的王朝”,繁荣的乡村旅游业在其中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作者为文史学者)  

  • 怎样看待明代的朝贡体系

        陈支平

        编辑同志:

        您好!最近读了贵报文史版《“共享太平之福”——明代中外文明交融互动的共同体建构》一文,我对明代的朝贡体系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了解到有学者对这一朝贡体系颇有微词,认为明代的外交体系,是一种自不量力的、自以为是“宗主国”的虚幻政策,其朝贡体系“厚往薄来”是“得不偿失”,等等。那么,究竟怎样看待明代的朝贡体系?能否请专家解读一下。谢谢!

        ——石景山读者 夏天宇  

        明代的朝贡体系是最受近现代以来人们诟病的外交政治体系。朝贡体系无疑是明代对外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外交基石,人们诟病这一外交体系的主要着眼点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明代政府以朝贡体系的外交方式,把自身树立为“天朝上国”或“宗主国”的地位,把来往的其他国家,作为“附属国”的地位来处理。第二,在明代朝贡体系之下的外交,是一种在经济上得不偿失的活动;外国的来朝贡品,经济价值有限,而明朝赏赐品的经济价值,大大超出贡品的经济价值。

        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评判明代的朝贡体系,实际上是混淆了明朝的国际外交关系与对外贸易的应有界限

        中国进入近现代时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及自身的迟滞发展,逐步陷入落后挨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许多西方人和日本人的眼里,中国是一个可以随意宰割的无能国度。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一些西方人和日本人探讨中国近现代以前,特别是明代的朝贡外交体系时,就不能不带有某种蔑视的、先入为主的逻辑思考,从而嘲笑明代的朝贡外交体系,是一种自不量力的、自以为是“宗主国”的虚幻政策。与此同时,在20世纪中国学术界普遍热衷向西方学习的文化氛围中,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种带有某些蔑视性和嘲笑式的学术观点。因此,近现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明朝朝贡体系的批评,存在着明显的殖民主义语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时期英国的所谓“日不落帝国”及其后的美国“霸权主义”,却很少受到世人的蔑视与取笑。

        至于明代朝贡体系之下的外交是一种在经济上得不偿失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20世纪4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是否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大讨论的影响。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学者希望自己比较落后的祖国,能够像西方的先进国家一样,发展资本主义。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是首先要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及对外贸易的高度发展。于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人们发现西方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当然还包括海外掠夺,对于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助力作用,反观中国传统的对外朝贡体系下的经济贸易,得不偿失,未能给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丝毫的帮助。这样一来,明代的朝贡贸易体系,就不能不成为人们不断指责的对象。然而,这种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评判明代的朝贡体系的做法,实际上是严重混淆了明朝的国际外交关系与对外贸易的应有界限。

        明代对外朝贡体系的确立,是建立在和平共处的核心宗旨之上的

        毋庸讳言,明代的朝贡外交体系,是继承了中国两千年来“华夷之别”的传统文化价值观而形成的,这种朝贡外交体系,显然带有某种程度的政治虚幻观念成分在内。然而,我们评判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的外交政策及其运作体系,不能仅仅着眼于它的某些虚幻观念和经济上的得不偿失,就武断地给予负面的历史判断。如果我们比较客观和全面地评判明代的国家对外关系,就应该从确立这一体系的核心宗旨及其实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且参照世界上其他国家对外关系的历史事实,来进行比较综合性的分析,才能得出切合明代历史真相的结论。

        明代对外朝贡体系的确立,是建立在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和平共处的核心宗旨之上的。这一点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明朝开创者朱元璋及其儿子明成祖朱棣关于对外关系的一系列谕旨,就不难看出。朱元璋明确指出:“四方诸夷,僻在一隅,皆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颁诏于安南,宣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从这个前提出发,中国对外关系总的方针,就是要“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在与周边各国的具体交往过程中,朱元璋本着中国自古以来的政策,主张“厚往薄来”。在一次与琐里的交往中他说道:“西洋诸国素称远蕃,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明初所奉行的这一系列对外政策和措施,充分体现了明朝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所秉持的不使用武力,努力寻求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之道的基本宗旨。

        在建立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核心宗旨之下,明朝与周边邻近的一些国家,如朝鲜、越南、琉球等,形成了某些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宗主国与附属国关系的形成,更多的是继承以往历朝的历史因素。然而我们纵观世界中世纪以来的其他地域中的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时就可了解到,世界各地及不同时期的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基本上是通过三种途径形成的:一是通过武力的征服而强迫形成的;二是通过宗教的关系或是大众民意及议会的途径形成的;三是由于历史文化的传承,自然而然的和平共处途径所形成的。显然,在这三种宗主国与附属国关系的形成中,第三种即以和平共处方式形成的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是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值得后世肯定的。明代建立起来的以和平共处为核心宗旨的宗主国与周边附属国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值得后世肯定的对外关系。

        明代的对外朝贡体系“厚往薄来”是“得不偿失”吗

        明代的对外朝贡体系,对于外国的来贡者,优渥款待,赏赐良多。而这些朝贡者所带来的所谓贡品,更多是作为一种求得明朝中央政府接待的见面礼,可谓是“域外方物”而已。因此,明朝朝贡体系中的外国贡品,是不能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定期、定额的贡赋混为一谈的。明朝朝贡体系中的所谓贡品,随意性的、猎奇性的成分居多,缺乏实际经济价值。因此,如果单纯地从经济效益的层面进行思考,当然是有些得不偿失。但是这种所谓经济上的“得不偿失”,实际上被我们近现代时期的学者们无端夸大了。明朝政府在接待来贡使者时,固然实行着“厚往薄来”的原则,但无论是“来”,或是“往”,其数量都是比较有限的,是有一定规制的,基本上仅限于礼尚往来的层面之上。迄今为止,我们还看不到明代正常的朝贡往来中的“厚往薄来”对于明朝政府的财政,产生过如何不良的影响。即使有,也是相当轻微的。如果把这种“得不偿失”与万历年间援朝抗倭战争的军费相比,那只是九牛之一毛。万历年间在朝鲜的抗倭战争,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是为了维持朝贡体系。

        从更深的层面来思考,我们判断一个国家或一个时期的对外政策是否正确,并不能仅仅以经济效益作为衡量得失的主要标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固然有其必然的联系,但是又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国际关系与贸易往来是必须有所区分,不能混为一体的。在15、16世纪以前,欧洲国家的所谓“大航海时代”尚未来临的时候,在世界的东方,明朝可以说是这一广大区域中最大的国家。作为这一广阔区域的大国,对于维护这一区域的和平稳定是具有国际责任的。假如这样的一个核心国家,凭借着自身的经济、军事优势,四处滥用武力,使用强权征服其他国家,那么这样的大国是不负责任的大国,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也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从这样的国际关系理念出发,明朝历代政府所奉行的安抚周边国家、“厚往薄来”,以和平共处为核心宗旨的对外朝贡体系,正是体现了明朝作为东亚广阔区域核心大国的一种责任担当。事实上,纵观世界历史上所有曾经或现在依然是作为区域核心大国的国家,他们在与周边弱小国家的和平相处过程中,由于肩负着维护国际关系与地域局势稳定的义务和责任,在经济上必须承担比其他周边弱小国家更多的负担,几乎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换句话说,核心大国所应承担的政治经济责任,同样是另外一种“得不偿失”。但是这种“得不偿失”,是作为一个区域大国在承担区域和平稳定责任时所必备的重要前提。如果我们时至今日依然目光短浅地纠缠于所谓“朝贡体系”贸易中“得不偿失”的偏颇命题,那么显然就大大低估了明朝历代政府所奉行的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准则。这种国际关系准则,虽然带有某些“核心”与“周边”的“华夷之别”的虚幻成分在内,但是这种国际关系准则在中国的历史延续性,以及其久远的历史意义,至今依然值得我们欣赏和思考。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世界历史发生突变的重要时期。15—17世纪是西方所谓的“大航海时代”,把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更为直接地碰撞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国际性格局。而在中国,传统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进一步得到延续和强化;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进步更多地体现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层面上。面对西方商人与殖民主义者的东来,古老的中国政治体制与民间社会,被迫衍生出相应的对应之道。这些对应之道,构成了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发展模式。我们今天重新思索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发展模式的历程,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 “义”字当头

        游宇明

        放眼民国文化史,鲁迅与郑振铎都是不同凡响的人物,他们都是文学家、学者、翻译家,都在各自的领域创造了凡人不及的辉煌,他们都是真诚的爱国者:希望国家繁荣强大,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嫉恶如仇。两人很早就有过交集,他们对待友谊的方式即使到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依然散发出熠熠的光辉。

        正式见面友情深化

        1921年,郑振铎与茅盾一起编《小说月报》时曾向鲁迅约过稿,互有书信往来,这是最初的来往。同年9月,鲁迅寄赠了《域外小说集》给郑振铎,友谊有所发展。1922年秋天,郑振铎陪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由上海到北平,与鲁迅正式见了面,友情进一步深化。

        鲁迅一向非常关心年轻人,对小他17岁的郑振铎同样如此。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时在上海的郑振铎想研究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三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苦于找不到原始资料,写信给鲁迅,倾诉了自己的烦恼。鲁迅的回信很快来了,随信附着一张别样的纸。鲁迅在信中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我没有见到。《醒世恒言》我只有半部,但我的一位朋友那里藏有,所以我便借来,抄下《醒世恒言》的目录寄来。”

        1925年春,郑振铎准备编辑出版《中国短篇小说集》,渴望看到明朝周清原所撰的讲述西湖故事的《西湖二集》,写信问鲁迅有没有。鲁迅寄来了一个厚厚的包裹,打开一看,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有原图。那是鲁迅的私藏,为了成人之美,他拱手相送了。这两件事让郑振铎非常感动,除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致谢之外,鲁迅逝世后,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永在的温情》,将其写了进去。

        从来不玩庸俗的“哥俩好”

        鲁迅与郑振铎的关系如此密切,但他们从来不玩庸俗的“哥俩好”,相反,对彼此的“不足”,会坦然地进行批评。

        陆荣椿《君子之交淡如水》一文介绍: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发表后,当时很多人对其讽刺的深刻与人物的生动给予了热情的肯定。郑振铎却在1926年11月26日出版的《文学周报》第251期上撰文,指出《阿Q正传》的两个“硬伤”:一是对小说“随意”加了个“大团圆”结局“不以为然”;二是觉得阿Q“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他之“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是批评者始料未及的。对郑振铎的批评,鲁迅并不认同,他在12月18日出版的《北新》月刊上发表文章为自己辩护:“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关于“大团圆”,鲁迅说,虽然自己事先“没有料到”,但安排并不是“随意”的,没有显得“太过”。虽然两人意见相左,但郑振铎不为友谊放弃个人意见的精神却使人钦佩。

        对郑振铎工作的缺点,鲁迅也不掩饰地提出自己的看法。1927年,鲁迅写了《〈唐宋传奇集〉序列》一文,在肯定郑振铎“所编《中国短篇小说集》扫荡烟埃,斥伪返本,积年堙郁,一旦霍然”的同时,也委婉地指出了郑振铎的一些疏忽:沿袭古籍《唐人说荟》的说法,将一些篇目的作者名字搞混了。对《唐人说荟》,鲁迅在另一篇文章里曾经指出这部书的重大缺点:“这一部书,倘若单以消闲,自然不成问题,假若用作历史的研究的材料,可就误人很不浅。”鲁迅不厌其烦地列举了该书“删节”“硬派”“乱分”“乱题撰人”“妄造书名”等几大谬误。很显然,郑振铎在这方面注意得不够。

        争论发生没有生出丝毫芥蒂

        可贵的是,争论发生后,两人都没有生出丝毫芥蒂,该怎样相处还怎么相处。

        1933年2月5日,鲁迅写信给时在北平的郑振铎,担心明代以来著名画家所作的木刻画可能慢慢灭绝,为了抢救这些国宝,他建议两人合作,择优刻印成集。接信后,郑振铎积极响应,趁寒假回沪小住之机专门拜访了鲁迅,进行了详细的筹划。回北平后立即赴各书店搜求这些木刻画,至当年秋天,共收集500余幅,寄给鲁迅挑选。鲁迅从中选择了332幅,取名《北平笺谱》,12月,以版画丛刊会的名义印行,一共印了100套。此书上市后,被抢购一空,后来又增印了100套。

        鲁迅与郑振铎的友谊给后人树立了一根标杆。世界上应该有两种友谊,一种以利相交,一种以义(道义、共同价值观)相交。以利相交者,利益是最大的磁铁,对方的品行和事情的是非曲直并不重要,从对方那里得不到好处了,交情也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以义相交者,利不是主要的选项,是非曲直则是最高的准则。为了义,该亲密的时候可以亲密,该批评的时候敢于直截了当地批评。无论有利无利,只要彼此崇尚的那个“义”在,友谊就会地久天长。

        (作者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