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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论文章重在有“礼”

        欧阳辉

        常言道,文无定法,但不能误解为文章没有一定的法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而理论文章的“术”,就重在有“礼”。礼的文化内涵丰富,《礼记》曾对礼与理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如“礼也者,理也”,礼是合于道德理性的规定。《乐记》更是强调:“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那么,理论文章应遵循哪些规定?

        首先,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理论文章必须有思想,应遵循思想离不开学理支撑的规定。撰写理论文章用以指导工作,首先要加强经典著作的学习、理解和运用。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熟稔马克思经典著作就像熟悉老朋友一样,是因为他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和精神追求。2017年夏,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出版座谈会上作家曹谷溪曾提到:上大学前,习近平总书记就三遍通读《资本论》,写了厚厚的18本读书笔记!

        需要注意的是,理论文章的思想源于经典著作,但撰写理论文章不是抄经典著作、摘精句妙语,千万不能去掉引文后,没有自己的话。当前,针对受众阅读习惯和信息需求的深刻变化,理论文章要尽量少一些结论和概念、多一些事实和分析,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鲜活事例,不断增强时效性、针对性、可读性。

        其次,自觉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不断增强主体性、原创性。伟大实践孕育伟大理论,伟大理论指导伟大实践。我们所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理论文章应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学懂弄通做实这一思想。

        必须坚信,西方理论解释不了中国实践。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国情这么复杂,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试问欧美有哪套现成的理论可以解读中国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西方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生搬硬套到中国头上,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进行格式化,用它们来裁剪中国实践,那就非常荒谬。

        理论文章应遵循平实务实的规定,抓住党治国理政的战略问题、广大群众关注的现实问题、国内外发生的热点问题,找准思想认识的共同点、情感交流的共鸣点、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化解矛盾的切入点。时下却有一种不良现象,有的理论文章喜用位居世界前列、取得全国第一等“热词”抬高嗓门唱高调,让人产生疑虑。细究之,往往是“网上来、网上去”在捣乱,常常是“差不多”“应该是”在作怪,甚至是“听某某讲的”在道听途说。如果不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去实地调研、凭空臆测,是百害而无一益的。

        值得一提的是,理论文章需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个体真实与整体真实的问题。个体真实不等同于整体真实,整体真实包括个体真实。理论文章以就“事”论“理”见长,“事”必然是整体真实,“理”必定有话好好说,特别是面对媒体格局、舆论生态的深刻变化,要冷静、沉稳、理性地说事讲理,不能图一时嘴上快活、大放厥词。否则,理论文章及其宣传就与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的使命任务南辕北辙,同发挥党治国理政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的作用背道而驰。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室主编)

  • “大事化小”与“小事闹大”

        唐爱军

        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做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群众工作在当前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或任务就是社会治理、信访维稳工作。做好新时代的群众工作,需要加强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有效互动,把握群众工作的辩证法。在当前实践中尤其要关注“大事化小”“小事闹大”等问题。

        “大事化小”指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由于考核机制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面对群众各种诉求、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时候,首先不是着力于维护群众利益、化解冲突、解决问题,而是或想方设法敷衍、应付,或采用各种手段包括一些强制暴力手段摆平各方,把问题压下去、把矛盾掩盖下去。“大事化小”的行为取向是消极的、不作为的,简化问题甚至回避问题,核心诉求在于防止矛盾或问题的泄露和扩散,避免受到上级政府和领导的关注与问责。由此可见,“大事化小”遵循的根本逻辑就是“不出事”,根本方法就是“捂盖子”。有学者总结了在应对群众工作、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大事化小”的具体表现或过程:一是控制信息,即通过隐瞒、压制等方式阻止信息扩散。二是简化诉求,即将各种诉求简单化、单一化处理,统统“还原”为经济诉求,寄希望“花钱买平安”。三是转移问题,即通过各种理由,平复民众情绪,引导民众放弃诉求或妥协让步,淡化政府及其官员的责任。

        “大事”真的“化小”了吗?“小事”真的“化无”了吗?其实没有,“大事化小”的行为并非致力于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而是压制矛盾、“摆平”“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群体性事件、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就是所谓的“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由此可见,当前做好群众工作,提升社会治理水平,首要任务是着眼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逻辑,从体制机制、理想信念等各个渠道出发,解决“大事化小”的问题。

        “小事闹大”指的是个体或群体由于自身利益受损通过一系列策略性方式制造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的行为,其目的在于引起社会大众,尤其是更高层次的政府及其官员关注,从而争取获得解决问题的机会或获得更多利益。“小事闹大”行为有两种类型:一是诉求内容合理或相对合理,诉求、利益表达方式不理性或不合法;二是诉求内容不合理不合法,表达方式不理性或不合法。“闹大”是它们的共同特征。何为“闹大”?比如说,闹出人命了,激化矛盾、引发暴力事件,引起新闻媒体关注、形成公共舆论,引起高级别党和政府负责人的关注并做出相关反应,等等。

        “小事闹大”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目标:一是公开地表达不满或相关诉求;二是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特别是上级有关领导的关注;三是督促政府采取行动,解决问题或满足诉求。可见,在某种程度上民众的“小事闹大”是对官员的“大事化小”的应对策略。

        我们不能一味地把“小事闹大”完全用“底层抗争”逻辑来解释。相当多的“小事闹大”现象应当否定、制止。“小事闹大”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一是高昂的社会治理成本。“小事闹大”以及其他非正常行为 (个体的扩大性“维权”、因小事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无理上访等) 牵扯了基层政权和基层干部大量的精力,信访维稳工作消耗了大量的行政资源,在一些重要节点,几乎全员搞维稳。二是形成了不好的示范效应,容易滋生民粹主义。在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对权利、维权、人权等产生了误读、滥用,过分强调个体权利,忽视责任和义务,甚至不讲法治意识、不遵守法治。三是导致基层政府公信力流失,容易形成信任危机。“小事闹大”,最终让上级政府及其官员关注、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度。四是影响社会治理水平提升。“闹大”是一种非制度的表达手段,如果通过“小事闹大”才解决问题,会引导民众大量运用非制度化渠道解决问题,增加了民众对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不信任,与现代治理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探讨当前社会治理、信访维稳工作存在的问题要讲两点论,既要从“官”的行为逻辑出发,关注并解决“大事化小”的问题,也要从“民”的行为逻辑出发,警惕并解决“小事闹大”的问题。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信任关涉满足更多共享需求

        刘 东

        信任感作为一种对公平感知和风险感知最直接的心理反应,也是治理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信任感是满足更多共享需求的精神保障。一个健康社会必须提高公众的信任感,维系和提升各种信任关系,以期有效克服社会焦虑,提高公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现代社会高速运转,各种利益关系多元,一些复杂问题凸显。不难发现,一个时期以来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网络空间,社会信任度低是导致热点事件出现的重要原因,这其实也是一些人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2006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就做了一项相关调查,在参与调查的2134人中,34.0%的人表示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表示偶尔焦虑;0.8%的人表示从没有焦虑过,不足被调查人数的百分之一。时隔10年,2016年11月,以这份调查数据为例,社会群体焦虑问题又作为2017年国家公务员面试预测试题出现,而在2018年焦虑一词更成为了社会心理领域的热门词汇。

        一个人若整日焦虑,就会使人体的压力、激素水平持续上升,正常的免疫系统就可能受到抑制甚至摧毁,同样,社会焦虑长时间得不到缓解和克服,健康的社会肌体就会受到侵蚀和损害。事实上,在当今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发展和竞争加剧以及各种问题叠加,使一些人产生了忧虑担心和不安全感,对未来缺乏积极预期。由于高房价、高物价、分配不公、腐败现象的存在,也由于医疗、教育、养老、社会保险、环境污染等领域的问题还没能得到有效解决,也由于消费者对企业与商品不信任情绪的延伸以及公众对网络充斥虚假信息、缺乏信用监管现象的厌恶等等,社会焦虑已成为转型期社会心态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与2016年底的一项全国社会心态问卷调查的结果也比较吻合,即:幸福感得分的分布并不理想;食品安全、个人信息安全和环境安全感低;居民感到生活压力最大的是经济问题;居民整体的社会公平感评价不高。

        信任是一个关系到社会治理的深层次问题。一般而言,当社会出现急剧转型时,也正是社会冲突频繁发生、社会心理危机不断涌现之时。不信任感增多会导致社会焦虑,社会焦虑又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信任,使人们向抵触和不利于社会控制的方向发展,并且最终成为许多社会性事件发生的导火索。“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只有找到产生社会焦虑的深层原因,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提升政府公信力,提高公众信任感,才能逐步克服社会焦虑,才能让公众真正安心放心舒心开心。

        当今中国正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可能是矛盾凸显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任何艰难险阻都不会阻止我们前进的脚步。但需注意,社会总体信任水平低是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低信任度则会加大社会转型的成本。因此,当信任被破坏和违背之后,应当尽快进行信任修复。必须明确,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诚信是法治政府的基本原则,事关政府公信力,重点在于失信惩戒,关键在于制度落实。制度建设是最根本的,最终只能依靠制度的力量。事实上,显示真诚和善意,努力修复被破坏的信任关系,不仅是对秩序的维护和尊重,也同样具有道德的力量。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传播基地研究员)

  • “越微信,越无语”

        蒋建国

        如今,“越微信,越无语”已成为较为普遍的交往状态。尤其是许多微信群,已沦为消息发布和信息链接的工具,许多微信群甚至数个月“休眠”,无人理睬,无人发言。一些网友在群里偶尔冒泡,也要通过发红包来刺激交流。但是,在“谢谢老板”和点赞之后,很快变得鸦雀无声。而一些微信群里对社会热点的讨论,往往是某人发出“邀请”以后,少有人“接话”,有时讨论几句,便无话可说,“尬聊”已是许多用户面临的共同社交困境。尽管许多人拥有上千人规模的朋友圈,但打开通讯录,却很难找到情感沟通的对象。有时,偶尔想到久不联系的好友,在微信里面寒暄几句,又是“尬聊”,对话无法继续。于是,即便是好友之间,在微信上也会出现“寒暄式社交”,“客气”成为许多用户的共同心态,既然没有了共同语言,说几句客套话,应付“尬聊”的局面,或者随手点赞一下,便匆匆收场。我们有了最便捷的社交工具,却不能利用它很好地交流,更难以与朋友进行深度沟通。这也许是微信社交面对的共同情感困境。

        同时,过度点赞行为,不仅没有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而且还消解网络社群的凝聚力和文化意义。无论是QQ群还是微信朋友圈,网络社交平台是社群活动的主要场域。由于网络社群的活动以个体的参与为前提,我们加入某个群,成为群体成员,就希望通过群体交流,获取和分享情感体验。因此,在网络社群中,通过各种形式激发个体的积极性,尤其是针对某些公共话题进行充分讨论,是网络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也是实现群体团结的重要途径。但是,在网络群体讨论时,许多人往往不看议题,不关注群体发言动态,无论对错,不分场合,一味以“点赞”表达自我存在,这种过度的点赞行为,使正常的讨论经常被割裂,被打断,被误导。有时,由于不恰当的点赞甚至会导致群体成员的“集体沉默”,既然很多人都点赞了,再表达不同意见便不合时宜。在各种网络社群中,无原则、无底线的点赞随处可见。一些商家和机构甚至雇佣水军进行跟帖式“点赞”,形成所谓的“点赞式”意见,制造“同意”的假象,以此误导舆论和公众。

        过度的点赞式参与,对于网络社群的共识和团结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点赞误导舆论,则直接损害了一些网络社群的公共利益和文化共享。我们看到,一些微信群在建立之初,群体成员热衷于问题讨论,气氛较为活跃。但是由于一些成员不愿发表有价值的观念,也不愿评论他人的意见,为了迎合上级、同事或者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不发言,就点赞。当群内出现较多的点赞符号时,群内的对话文本便被“点赞”分裂。点赞之风越盛行,群体对话就越难以进行,群体互动便流于形式。因此,尽管各种网络社交群体极为繁多,但许多网络社群缺乏积极对话的氛围,群体情感互动的效果并不明显。

        可见,随意点赞这一漫不经心的“拇指运动”,在形式上制造了“同意”的表象。在网络社交中,点赞符号是累积得最为繁荣的景观,尤其在各种微信群中,“点赞”甚至取代了语言文字的交流,成为通识性符号。当“一律点赞”成为正确而流行的做法时,群体文化的同质性更为明显。许多网友感叹:“阅遍万群,尽是点赞”。除了转发的消息有些差异外,在各种同学群、同乡群、同事群中,“大拇指”符号随处可见,交流却愈加稀缺。我们看到了充满“点赞”的和谐表象,但却不能从群体中获取交流的情感能量。

        (作者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 工资到底由什么决定

        熊秉元

        生活中你有没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有些工作是“按时计酬”,像快餐店里的服务员;有些工作却是“按件计酬”,像外务员推销商品;而又有些工作是“按位阶计酬”,像公教人员的职等年资?为什么公司总经理的薪水比副总经理的薪水高出好多倍,虽然两个人实际上对公司的贡献并不见得有数倍之差?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者罗森(Sherwin Rosen)教授在1981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上面的这些问题。

        其实,不管工作性质是什么,最理想的报酬方式应该是根据一个人“投入”的多少来支付。一分耕耘应该有一分收获。

        但是,一个人到底投入多少心力,往往是很难掌握的资料:即使坐在办公桌前看了八个小时公文,也可能全是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即使在外面跑外务一整天,可能全花在走马观花或宰予昼寝上。

        相反,由“产出”也就是“结果”来判断,有时候反而容易一些:不管看公文多么用心或不用心,办出来的公文件数和质量是看得到的。不管在外面跑了多久,推销了几件货品是算得出的!

        因此,如果能很轻易地掌握投入的多少,当然可以依投入计酬。可是,当根据投入给付报酬的理想不可实现时,只好退而求其次根据结果来计酬。

        然而,根据结果来赏罚也有问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结果。好的结果不一定是由于个人的努力,坏的结果也不一定是个人的过失:沿街推销百科全书时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卖了一大堆书,但也可能费尽唇舌而一无所获。

        所以,当结果受到一些外在的而自己又无法控制的因素左右时,完全根据结果付酬就不一定是好办法。这时候结合“投入”和“产出”——底薪加分红——可能会好一些。

        要克服“不可控制因素的影响”,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让大家面对同样(不可知)的环境,然后以竞赛的方式,根据最后的相对高下给付报酬。因为参与的人面对同样的环境,受到同样的影响(干扰)。

        因此,可以根据最后的结果来间接地推断评估每人到底付出多少心血。而且,竞赛的好处是能诱使参与者做最多和最大的投入——因为我知道其他人会尽力去争取最后的奖赏,所以我一定要全力以赴!

        为了使参与者在一连串的竞赛里保持高度的投入,最后的大奖一定是要光彩耀目,要远远超过第二名。因此,总经理的待遇要远超过副总经理,总统的风光要远胜于副总统。

        这倒不全是因为总经理和总统的责任或能力要远超过副总经理和副总统——他们只是一线之隔,随时可以接手——这种差别的目的,主要是在诱使所有的参与者,从最基层的竞赛开始,都能全心全意地一直朝最后的那个大奖努力。

        当然,罗森教授是从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竞赛这种报酬结构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可能会认为,竞赛过程本身所引发参与者奋力向上的斗志,以及旁观者由悬疑、紧张、刺激中所得到的满足,或许是竞赛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吧!

        (作者为浙江大学法律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