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研之有则 授之有法

        新时代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学者兼战士

        周文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我们应该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当好学生的引路人?

        陈先达:对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而言,应该明白我们的专业具有特殊性,它既是一门具有科学性的学说,又具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特性。一方面,从科学角度看,我们应该集中毕生精力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具有专业性的、高水平的学术性研究。应当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高难度的学说,全世界不少学者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其中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想要在这个领域中取得一些成果,绝非易事。另一方面,由于它的意识形态性质,我们必须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纯洁性,在思想理论领域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对任何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必须坚决进行有理有据的反驳。从科学性角度说,我们是学者;从意识形态特性来说,我们是战士,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中的战士。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学者兼战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中从事研究,倘若只想当学者不想当战士,或者只想当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不想当实践者和批判者,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努力的方向,也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相背离。

        “逃离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必须引起重视

        周文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教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不少学者把研究的重点投向西方马克思主义,以研究“西马”为时髦,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一种“逃离马克思主义”现象。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先达:就个人来说,各种研究都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学术自由。我们的思路要宽阔,眼界要开放;只要有助于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都应该表示欢迎。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对文本的研究、对“西马”的研究、对“外来”成果的借鉴和学术性的提高,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削弱、贬低甚至动摇马克思主义。我们全部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并以其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无论是在教师、研究人员还是专业博士生中,“逃离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必须引起重视。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关系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的大事,决不容小觑。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我们的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思想宝库,实践则是永不枯竭的活水之源。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现实,重视文本,不断地开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注点会产生变化,会出现新的生长点和新的问题,但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这一点不能变,我们决不能放弃而应该牢牢守住马克思主义阵地。只有从这个阵地出发,我们才能使文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转变为有利于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优良资源。坚守而不是逃离、发展而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承担的社会历史使命。

        理论工作者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远

        周文莲: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对于年轻一代,他们并没有经历过历史上的那种曲折和动荡,所以在面对新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曲折的追问时,容易陷入理论的不自信,比如,历史上出现过“左”的错误、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改革开放中存在的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这些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现实问题,导致了当代大学生在思想上的困惑。那么,理论工作者应该如何进行回答和引导?

        陈先达:中国共产党建立90多年来,为中国人民做了许许多多的大事、好事,但也有过失误,犯过错误。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从不太成熟到比较成熟的过程。党的领袖人物也是如此。在历史上,由于“左”的错误,有过错杀、误杀,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运动中,尤其是“文革”中,由于“左”的错误,我们不少干部,有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受到迫害等等。其中深刻的教训,应该吸取。中国共产党已经承认错误、清算错误,检讨错误、纠正错误,平反冤假错案,为受难者昭雪。虽然不少是迟来的正义,但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党,是一个知错必改的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待错误的郑重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现实问题,社会上有些议论甚至批评和不满,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正视了这些问题,是不是在着手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我相信,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到我们党通过总结经验,正在完善依法治国,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严惩腐败,标本兼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努力解决前进中的种种问题。我们不仅应该看到问题,更应该看到问题的被重视和逐步解决。在当代中国,我们理论工作者应该超越日常生活经验的水平,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远。

        应该明确批评与抹黑的界线

        周文莲:我们注意到,在一些年轻理论工作者和大学生中,时常听到这样的质问:“难道我们不能批评中国现实问题吗?!”那么,应该怎么看待这种疑问呢?

        陈先达:如果一个人拒绝批评,老子天下第一,那么他总有一天会上演“霸王别姬”。一个政党也是如此。但我们要注意区别批评与抹黑。抹黑不是批评。抹黑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好比全国各个地方都存在或大或小的问题,我把这些问题称为垃圾。批评好比清扫垃圾,是希望变得适宜人居,尤其是建设性批评,不仅告诉你哪里有垃圾,而且具体建议如何清扫这些垃圾。抹黑不同,它不是清扫垃圾,而是堆垃圾,把全国的垃圾堆到一处,指给全世界看:瞧,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是扫垃圾,一个是堆垃圾,这就是批评与抹黑的界线。世界上没有从不犯错误的政党,没有绝对完美的社会。即使是共产党,即使是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在我看来,抹黑不同于正常的批评和抨击,它不是在期望解决问题,而是在堆垃圾。

        绝对完美性不是判断一个政党、判断一个社会的标准。把中国建设得更好、更强,还是更弱、更穷?是在为人民办好事,还是压迫和剥削人民?我们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变得更加完善,更加讲究法治,更加尊重人权、更加公平,还是更糟呢?这些应该是认识现实问题的基本维度。牛虻善叮,但不如牛能负重劳作;食客比厨师更有权品评菜肴,但不一定厨艺高超,也许根本不会做菜。治理国家不易。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结着近代无数仁人志士的理想和鲜血,承载着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在如此激烈竞争的当代世界,要把一个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连美国总统都说,不懂中国近代史就不理解当代中国。要学会面对社会的各种问题,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直面现实的热点、难点问题,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和建议。也可以饱含激情地对社会弊端和丑恶现象进行抨击。但应该用正确的观点来教育和引导学生,拒绝抹黑。

        理论工作者的价值、作用和责任、贡献体现在伟大事业中

        周文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办好思政课的关键是教师。那么,新时代的思政课教员该如何传道授业解惑呢?

        陈先达:哲学家并非都要安坐在自己书斋中研究纯哲学,写纯哲学文章。文学应该“干预生活”,哲学呢,哲学难道离生活越远越好吗?有的学者是这样主张的。似乎哲学越纯越高尚,千万不能为现实所“污染”,应该由尘世上升到完全由概念和范畴筑起的思辨王国。别种哲学我无缘置喙,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这样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关注现实和现实问题。当然它的关注方式应该是哲学的,而对问题的回答也应该是哲学的,即能够提供比就事论事更多一点的东西。这个更多的“一点”,就是哲学分析,就是对问题回答中蕴含的哲学智慧。哲学对问题的分析,应该能使人举一反三。马克思生活在思辨哲学最为发达的德意志王国,康德、谢林、黑格尔都是思辨哲学大家。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认识到纯思辨哲学对青年的危险性,曾说过“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险的。”这种哲学为什么是危险的,危险何在?危险在于青年人缺少生活体验,又没有真正树立坚定的原则,会陷于抽象思辨的泥塘而难以拔足。马克思自己就遭遇过这种危险。

        哲学社会科学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充分认识自己的社会使命和责任。无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某个专业的研究,还是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只要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主体,就承担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使命。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价值、作用和责任、贡献就体现在为之献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广阔的展现自己才能的天地,同时又处在一个充满物质利益诱惑和多种社会思潮碰撞的时代,因此要有坚定的立场、鲜明的旗帜、辨别理论是非的能力,还要有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应该成为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座右铭。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 治理升级:球型治理方式前瞻

        何哲

        当前,以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的新信息革命正在深刻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结构和面貌。新信息技术所天然具有的信息高流动性、透明性和去中心型分布式结构,也推动着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中心科层型金字塔结构向非中心、跨科层的整体与均匀的网络社会结构转型,治理结构也会相应转型。这种转型的结果,从外在来看,会朝向一种球型的均衡结构演化。

        从金字塔型治理到球型治理结构的演化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历一种立方体式整体型治理的过渡,最终形成完整的球型治理。

        球型治理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完善性和理想性

        就球型治理的基本特征而言,由于球型治理是人类未来社会形态最终可能会形成的理想状态,因此其基本特征,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完善性和理想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球型治理结构的内部等距全向连结性。在球型治理中,整个内部中的所有主体都与其它主体之间具有可达的连接,然后是所有个体之间的密集连接,最终在整体上呈现出高度复杂完整的网状结构。在这一结构的支撑下,在需要时可以形成任意形态和任意成员组成的任务型组织。球型结构更重要的特性还包括社会结构的等距性,也就是在治理结构中,任何一个个体与其他个体的距离,由于网络的作用,实际上是相当的。这同时也保证了每一个体权利的均等性。

        二是球型治理结构的广域性。球型治理结构,本质上将社会中的所有主体通过全向连接纳入完整的治理体系中,因此,已经无法严格区分治理结构与社会结构。整个社会也是球状的,社会结构也是治理结构,每一个体,既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社会治理的对象,所有的治理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以及各类公共服务需求都在球型治理体系之中,这可以称之为球型治理的广域性。用静态的视角观察球型治理,可以看成从球表面每一点发起的无数金字塔型结构,共同构成稳定的球型结构。

        三是球型治理结构的动态性。球型治理结构不是一个静态的固定结构的球体,而是在多个维度都呈现出高度的动态性。首先,在球状空间内每个主体的社会位置是持续变动的,由于社会呈现出各个维度的开放性和连接性,每个主体都可以根据自我的兴趣和努力向任何领域和社会位置移动,整体上呈现出所有个体在球状空间内的密切互动和位置变化。社会内部不存在严格划分的等级空间。其次,球型治理结构的表面与内部也是不断互动的,球状表面的个体在某一领域某一时段处于社会效率最优前沿面上,意味着在这一具体领域,该个体拥有更高的科学性与判断性,其可以发起治理诉求和领导治理活动。但这种效率最优随着时间和场景的变化可能会改变,这时候内部其他效率更好的个体就会替代原有个体处于效率前沿面上,从而发起和领导新的治理活动。最后,整个球型治理的外表面也是不停地在旋转的,这意味着所有的治理结构,都是相对的和临时性的。

        四是球型治理的多主体发起性。与传统治理结构必须要由内部发起不同,由于社会形成了开放均等的球型结构,每一球体表面的个体(球体表面意味着那些处于各领域效率前沿面的个体)都可以在球型结构内发起治理要求,并形成动态的治理结构,从而解决某一专项问题。由于未来的社会结构中,每一个体都有可能在某一细分领域占据效率前沿面,因此,每一个个体都有可能处于球型治理结构的效率表面,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个体都有可能成为某一治理活动的发起者与领导者。

        球型治理是基于人类平等、正义、自由的理想治理结构 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球型治理结构本质上描述的是一种无差别的均等的社会状态和相应的治理结构。这种结构在内部通过足够的网络化信息连接从而保证信息的均等分布,以及在个人权利与能力上的均等性保障个体间消除阶层差异,并通过动态的社会内部流动机制,形成均匀混合的社会内核。这种理想化的社会状态,最终在拓扑结构上,形成完美的球型结构。因此,球型治理实际上是基于未来社会结构和新信息技术驱动下的人类平等、正义、自由的理想治理结构的几何形态。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 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北京市第十四区村干部在自由恋爱的青年农民婚礼上宣传婚姻法。婚姻法的实施,对保护妇女权益、提高妇女地位、提高婚姻质量等,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 增强城市安全风险预警可靠性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范维澄在“中国经济大讲堂”演讲时指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得非常快,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也日益成为风险比较集中的地方,公共安全的重点在城市。

        城市有三个要素:一个是人,一个是各种形式的物,还有一个是城市的运行系统。城市自己就是一个复杂系统,它内部的灾变可能导致城市的突发事件。另外,城市还可能受到外界侵害,譬如说地震、台风,也包括外来的恐怖袭击等。这种影响可以把城市运行系统里面的问题连锁放大,所以,我们非常需要保障人、物、城市运行系统的安全。

        我们的城市究竟有哪些风险点?有哪些危险源?这些危险源一旦被触发成突发事件,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态势?如果危及很大的范围,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应急救援的力量、应急救援的物资、应急避难的场所?

        比如说大家都关注燃气管网的安全问题,因为一旦燃气泄漏,就可能发生火灾爆炸,造成人员伤亡。合肥就委托科研机构建立了一套城市燃气管网泄漏快速预警系统。这套系统非常有效,投入了实际的应用,每年平均有十几起需要预警的信息,这个系统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作用。据此城市燃气管理部门的应急队伍,直接到达了预警现场,果然发现了问题,如果不及时排除的话,就有可能引发火灾和爆炸。

        另外比如说水,水污染的监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一条河里,你采集水样,发现有污染,但是河流上游有好几家企业,到底是哪家企业造成的呢?现在研究机构出了相应的一个技术,叫水纹技术,相当于人的指纹。利用这个技术,可以准确地找到是哪个企业排出的污染物超标,为污染的监测和监管提供了便利。

        再比如城市的高架桥,它存在生命周期,设计周期比如说是70年,那么当它快接近这个期限的时候,难免有的就会出现裂缝,有的就会出现位移,一旦位移超出了合理的界限,就会出现坍塌。合肥研发出高架桥位移、应力应变监测的技术,可以保障高架桥系统故障的及时发现,保障运输的安全。 (张悦辑)  

  • 教育必须超越知识

        钱颖一

        中国的教育有它的特点,这个特点中隐含了我们的长处。首先,个人、家庭、政府、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很大,这个投入不仅是金钱、资源的投入,也包括学生、教师时间的投入。这是由我们的文化传统,由我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所决定的。其次,教师对知识点的传授、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不仅量多,而且面广,所以中国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呈现“均值高”的特点。

        在了解中国教育长处的基础上来反思教育存在的问题,可能更有意义。我认为,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对教育从认知到实践都存在一种系统性的偏差,这个偏差就是我们把教育等同于知识,并局限在知识上。教师传授知识是本职工作,学生学习知识是分内之事,高考也是考知识,所以知识就几乎成了教育的全部内容。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深入人心,但是,创新人才的教育仅仅靠知识积累就可以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教育必须超越知识。这是我对创新人才教育的一个核心想法,也是我们提出教育改革建议的出发点。

        爱因斯坦在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首次到美国访问,有记者问他声音的速度是多少,爱因斯坦拒绝回答,他说,你可以在任何一本物理书中查到答案。接着,他说了那句特别有名的话:“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

        在今天,很多的知识可以上网查到。在未来,可能有更多的知识机器会帮你查到。所以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在当前和未来更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就是通过机器进行深度学习来工作,而这种学习过程就是大量地识别和记忆已有的知识积累。这样的话,它可以替代甚至超越那些通过死记硬背、大量做题而掌握知识的人脑。而死记硬背、大量做题正是我们目前培养学生的通常做法。

        不久前,人工智能机器人参加了高考数学考试。报道说有两台机器人,得分分别是134分和105分(满分150分)。而这还只是个开始,据说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目标是到2020年能够参加全部高考。

        所以,经济发展需要“创新驱动”,人工智能发展势头强劲,这些都让我们认识到对现有教育体制和方法进行改革的迫切性。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       本版供图:石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