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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流其人,翠云其魂

        马力

        艾芜是一位流浪型作家。流浪,说明他走过的地方比常人多。我前些年在一本书里谈艾芜的创作,把他的《大佛岩》先看了数遍,那是写他们四川一处胜迹的散文。我知道不少人写过乐山大佛,好像胜不过他的这一篇。

        艾芜前半生,在漂泊中过去。这会儿,我在他的故居——一个四合院的阳光下站定。这里有他的生命,那颗文学灵魂不曾一刻离去。

        四围填满宁谧,不出什么声响,觉得到了跟山中一样清寂的地方了。

        故居在成都平原上的清流镇翠云村。清流、翠云,真好听!字面也美,干干净净。村子周围种了梨,一大片,春天来了,枝头飞雪。

        正屋和厢房,不改昔年形制,用当地的话讲,是“小青瓦,坡屋面”。盖得精心,抬眼一瞅,屋脊平直,瓦垄匀实,檐口齐整。匠人的手段好,一堆材料到了手里,干出的活儿,漂亮得赛过画。

        川西坝子上,这样的村屋,多见。

        川籍作家流沙河给艾芜故居题了八个字:“清流其人,翠云其魂。”我看很好,因为道出了艾芜的人格,还有一个作家和故土的关系。

        艾芜年少的时候,选定弃学并逃离故乡的路。他别了清流镇,迈上未知的远途。这个抉择,实在大胆了些,也果决了些。寻其缘由,只为抗拒学堂的旧式教育和不能自主的婚姻。《走夷方》是艾芜的一篇旅行小品,他在里面说:“多半的原因,是由于讨厌现实的环境,才像吉卜赛人似的,到处漂泊去。”他蹬上草鞋,一个人向南走,奔往滇缅一带。苦难向他山一般压近来了。在路上,他做些事情,杂役、教师是干过的。这中间,追梦的心未曾消歇。《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写作的》是艾芜的一篇自叙文,他这样写:“由四川到云南,由云南到缅甸,一路上是带着书,带着纸笔,和一只用细麻索吊着颈子的墨水瓶的。在小客店的油灯下,树荫覆着的山坡上,都为了要消除一个人的寂寞起见,便把小纸本放在膝头,抒写些见闻和断想,——这是随手写来随手丢掉的。由这上面我得了写作的乐趣,墨水瓶和纸笔,从不曾离开过一天,即使替别人挑担子,我也要把它好好地放在主人的竹筐内的。”两三千里的路,随着他的是文学理想。有了这理想,便是在沉沉暗夜,他仍觉得世界很亮。他哼的诗里,有过“有文皆苦,无食不酸”的话,真是艰辛自知。那时的人,闯劲儿是那么大,天地都不怕的样子。若论起年纪,南行那年,他才二十出头。他挺身前行着,征程上的风景,很鲜明地映入一双澄澈的眼睛。走过的地方,遇见的物事,进了他的小说和散文。南方边壤,是他的天地。

        艾芜把人生写在风雨不绝的长路。在滇缅漂泊六年,日子难得一点安生,倒也磨出了心劲,他这个人,大概如他的小说《芭蕉谷》里那个开息客店子的男主人一样,曾经“是个走边地的好角色”。受过新文化教育的他,把西南边疆地区底层社会的生活图景用文学表现出来,强烈的传奇性显然受着自小从祖母摆谈的龙门阵里听来的故事,和看过的武侠小说的陶染。他后来讲过:“我在寂寞而又枯燥的幼年时代,仿佛点缀起了奇异美妙的花朵,给心灵以润泽,给生活以修饰。”(《我的幼年时代》)而地域色彩的鲜明、环境氛围的神秘,又使他的创作风格偏于抒情与浪漫。

        身在异邦,艾芜也战斗着。他加入了仰光华侨青年中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在《仰光日报》上做文章;校对这份工作,又让他同《觉民日报》建了联系。有一份《新芽小日报》在当地出版着,因自己的一篇文章刊在上面,犯逆了在那里殖民的英国人的思想之禁,艾芜遭捕坐牢,度去四十多天,才跨出狱门,乘着海船返回故国。“像我们几个从缅甸放逐回来的,有的是在文字上揭破英帝国主义欺骗及压迫弱小民族的黑幕;有的是在实际的工作上,替老大的英帝国主义掘了很深很深的墓坑,这些都似乎有罪……”这是他写在散文里的话,内心的声音是恨恨的。摊上这场官司,南行生涯就此止住,艾芜做了一个南洋归客。这在他和一群心怀希望的青年,都是不以为苦的。漂泊的这一段,于他的人生与创作,总有大的获得吧。

        北归后,艾芜在上海落定脚,融入的自然是左翼阵营。他的文学实践是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相系的,左联的执委里,有他。这个时候,他在上海北四川路碰见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窗沙汀,沪上的亭子间里,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双子星,闪出最初的光芒。他俩与鲁迅先生的书信交往也便开始。是的,交往只限于书信,当鲁迅病殁后,艾芜是沉痛的。他说:“至于我个人呢,尤其难过的是受过他的教益,却不曾在他生前见过一面!”鲁迅指导着他俩的创作,在艾芜看,“这和高尔基热心帮助后辈青年,是没有两样的”。这在他的精神生活上,起着不小的影响。

        正屋和厢房不住人了。不住人,人仿佛仍在。举目看墙,满是留下的老照片,低头瞅地,摆放着从乡间收来的凌杂家什,多是艾芜作品里写到的,也就是说,全能跟他的文字搭上关系。篾筐、鱼篓、石磨、杆秤、背篼、草鞋、镰刀、马灯、算盘、三角桌……艾芜在小说里,把感情给了它们。我瞅得细,马灯上拴着一块纸片,记下一段话:“艾芜《丰饶的原野》第三部《山中历险记》第九章第五自然段:‘刘老九是昨天黄昏时候抓进来的,在照得不远的马灯光中,看不清大殿上有什么菩萨。’这就是艾芜笔下的马灯。”还有几行字,是写给一把铲刀的:“艾芜《敲猪草的孩子》第二自然段:‘在我家院子后面,约离一里路的东北角上,有个穷人家的小孩,叫陶麻子的,就常常背个背篼,拿起片镰刀,打起光足板,独自一个人到河湾里去敲猪草。’敲猪草也叫‘挑猪草’,即在野外寻找猪吃的植物。此即敲猪草使用的工具之一‘铲刀’,功能与艾芜笔下的‘片镰刀’一样。”这里的大部分物件,都挂着这类带字的小纸片。打个比方,有它们在,亦如披览古书而有注解可供查考一般。眼底杂什,随物而各为诠释,文句虽简要,在我这里,知其来源,愈觉亲切,心为一种家常气所浸。

        院子里长着三棵树,皆极高大,枝干朝天上钻,过了屋顶,发出的馨香,淡而远。两棵是水冬瓜。水冬瓜,算得一个有趣的名字。剩下的那棵,叫菩提树。几蓬三角梅,开在太阳下,一片明艳,耀红了黄泥墙。

        当院立着艾芜像,很清癯的样子。只那眼睛极亮,透出光,深情地看这世界。

        艾芜说:“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这节话,刻上他的墓碑。碑面镌了一束山茶花,花里有他丰盈的心灵。

        艾芜墓在桂湖。桂湖离这儿不远,我多年前曾往那边去,看过这座红砂岩垒筑的永眠之宅吗?想不起了。水畔的升庵祠,倒还记得。

  • 怀念林斤澜先生

        解玺璋

        前几天作协开会,庆邦兄提到,4月11日是林斤澜先生逝世十周年,我才恍然想起这位差不多已被我们淡忘的小说圣手。

        我认识林先生很早。那是一九七九年或一九八〇年,我读大学期间,与林先生的女公子林布谷是同窗。她家离学校很近,我去过几次,曾见过林先生。十年前,林先生走了,我写过一篇短文,其中写了最初见到他的情景:“觉得他人很随和、随便,脸上常带着微笑。他的穿着也很朴素,记得总是穿一件茄克衫,夏天穿衬衫也很随意,如汪曾祺先生所说:‘棉料的多,颜色倒是不怕花哨。’”后来林老搬家,我们都去帮忙,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一个人的家里有那么多书,装了整整一卡车,心里暗生羡慕。

        林先生是小说家,他的小说,以短篇见长,没写过中篇,更没写过长篇。在这件事上,他似乎特别专注,心无旁骛,笃定前行,不为外物所动。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总想找机会打破这个谜团。有一年大家聚会,我坐在林先生身边,忽然想起问他这件事。他还是面带微笑,对我说:“有所为有所不为。”他的这个回答让我琢磨了很久,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有所为其实很容易,难的是有所不为。特别是在这个到处充满了诱惑的时代,那些金光闪闪的诱惑正在前面向你招手呢,名啊,利啊,都显得不可抗拒,想要有所不为更是难上加难。可是我们看林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做自己能做的事,不跟风,不赶时髦,不讨好取悦谁,固守文人的寂寞,这种坚持和坚守,我想是林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之一。

        他的小说讲究,耐人寻味,体现在语言和结构上,都很见功力。短篇小说写好并不容易。王熙凤说“大有大的难处”,其实,小也有小的难处。甘苦自知,不足为外人道。我们读他的小说,会觉得十分精致,如七宝楼台,玲珑剔透;又如山重水复,曲径通幽。他的小说都不很长,现在的短篇,动辄上万,他几乎没有。这固然得益于他的精于剪裁,详略得当,哪里多说,哪里少道,拿捏得很准。他有句名言,“无话则长,有话则短”,意思就是说,无话之处是作家可以尽情发挥的,故不嫌其长;有话之处则尤要警惕,别人说过的,俗话、套话、空话、大话,都不要说,故不嫌其短。他的语言风格由此亦可见,简约、凝练、硬朗、筋道、沉郁、浓烈,惜墨如金,绝不拖泥带水。每个字好像都有很深的意思在里面,只有反复地咀嚼才能品出味道来。张承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把读物分为四种,即止渴的水、直觉和想象的奶、超感官的灵性寻求即蜜,以及超常和超验的神示——酒。我们且不必深究张承志在这里想要表达什么,我借用他的这种比喻是想说明,水、奶、蜜、酒这四种读物,如今比较多的是水,我们每天灌进去的,多为水,混一水饱,虽有解渴之功能,但营养成分稀少。而林先生的小说却是奶、蜜和酒。

        然而很奇怪,这些年来,林先生的小说似乎一直处在不温不火之间,市场上很少见到林先生的书,学界关注林先生的人也不多。汪曾祺与林先生是密友,人称“文坛双璧”,但二人所得到的社会认知度,极不相称。有时我就想,人们为什么不能把目光往旁边移一下呢?注意一下汪先生旁边的这个人。汪先生曾经说过:“这是他有意为之的。他就是要叫读者陌生,不希望似曾相识。这种做法不但是出于苦心,而且确实是‘孤诣’。”所以,林先生的小说,虽被文学界奉为经典,有“短篇圣手”之誉,一般或不一般的读者,对于他了解都很少,但他却不以为意。他曾有言,作家作品有来世报和现世报两种。他觉得自己应该属于来世报。这是一个作家拥有自信力的表现,现世的热闹,在他看来,不过如过眼烟云罢了。我以为,这是他能把短篇小说写到极致的原因之一。

        林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我不敢说有多少人还在读林先生的小说,但我相信,林先生的价值或迟或早总会彰显出来,为文学界、为学界,也为更多的读者所重视。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林斤澜文集》,几乎囊括了他的全部创作,包括小说、散文、戏剧、文论,以及未刊作品。对有志于研究林斤澜的人来说,这自然是个佳音。

  • 春风放胆去梳柳

        杨越作

  • 带鱼生猛

        李青松

        一条一条满载海货的渔船靠岸,收桨抛锚。——这是渔民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

        收获的成果都在船上呢。

        ——在汕尾海滩,看到了渔民出海归来,正把一篓一篓的海货搬到岸上。海货里有皮皮虾、大黄鱼、小黄鱼、螃蟹……,当然啦,带鱼居多。那刚刚搬上岸的带鱼,就像镀了一层银,光艳无比。海货讲究的是一个字——“鲜”。而“鲜”则意味着要把时间最大限度地缩短。渔民对“鲜”有自己的理解。一些渔民,干脆在海滩上就地出售。他们把带鱼倒着悬挂在竹竿上招揽顾客,远远看去好似铁匠铺子里排序分明的刀剑,亮光闪闪。

        我出生于科尔沁沙地,小时候 没见过海。我对海的认识,源于带鱼。我甚至认为,带鱼的腥臭味,就是海的鲜味。在北方,无论生活怎样拮据,年三十的餐桌上必有一道相当于海鲜的菜——炸带鱼。可是,后来进了城里才知道,带鱼根本算不得海鲜。也就是说,我们所见到的带鱼从来就没有活着的——由于海水压力发生变化,带鱼出水便毙命了。何况,我们吃的带鱼不知道辗转周折经历多少环节了。但是,炸带鱼确实好吃。外焦里嫩,香味诱人。——这是我们那些沙区孩子一年的盼头之一。

        炸带鱼,不知勾出了多少我童年的哈喇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单位搞福利,往往发带鱼。用报纸包着,每人三五条。办公室里弥漫着带鱼的腥臭味,三五日不散。那时候,看一个单位怎么样,判断的标准——发不发带鱼、带鱼的宽窄程度、发带鱼的次数。

        若听说,某某单位经常发带鱼,带鱼个头又长又宽,肉也厚——大家一定很羡慕那个单位。若本身就在那个单位工作,那是很光彩很有面子了。

        今天,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吃上一顿炸带鱼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

        汕尾渔民告诉我,带鱼是吃肉的鱼,生性凶猛、贪婪。白日里在深水中潜伏,夜晚或者阴天,便浮游到海面水域追逐猎物。吃小鱼,吃乌贼,吃虾米,也吃自己的同类。据说,带鱼在海里,不游动时就保持竖立的姿势,靠扇动鱼鳍保持平衡。

        早先,有经验的渔民常常利用它贪婪的本性,钓带鱼。——“此鱼八月中自外洋来,千百成群,渔户率以干带鱼肉一块做饵钓之。一鱼上钩,则诸鱼相衔不断,掣取盈船。”这是清人对渔民钓带鱼情景的描述。一鱼咬钩后,另一条鱼会咬住它的尾巴,被一起拽出水面。——这就是带鱼同类相残的特性。瞧瞧,钓到一条,就可轻易地像拉绳子一样拉出一个长串。用不了几个时辰,带鱼就装满船舱了。

        今天,我们食用的许多海产品都是养殖的,但是带鱼并没有人养殖,都是野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带鱼养殖的成本远高于海洋捕捞的成本,何必呢!加之每年带鱼的捕获量相当大,客观上,就没有人动脑筋费力气去养殖了。

        然而,汕尾渔民告诉我,表面看,带鱼的捕获量似乎没有减少,但渔网的网眼越来越小,捕到的带鱼的个头越来越小,倒也是事实。过去,大个的带鱼有三十几斤重,一二十斤重的常见,现在捕获的带鱼,细如皮带。甚至,生下来不到一年的幼鱼也被捕获了。

        海洋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很多时候,当危机到来之时,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危机。或许,那种“带鱼连尾”的情景,早已成为遥远的传说了。

  •     遆存磊

        记忆中最早关于蓟的印痕,是四五岁时,暂从平原迁到山地住的一段日子。大约是新奇,对初次谋面的事物便记住了。

        在住处和外面的山坡之间,有一道围墙,围墙上有扇门,初来乍到的我极喜闲逛,见到门岂有不感兴趣之理。奔去,小心翼翼推开它,一个新的世界现于孩童面前:那是一片又一片连绵的山,坡上绿油油的草,草丛中夹杂红色白色黄色的花。这种震撼,留存许久,至今记得;而震撼的来由,是因四五岁的我在此之前生活在举目皆平坦如砥的平原,从未见过山,乍一看到,圆睁两只眼睛,光彩五色纷至沓来,实在有些目不暇接了。

        兴奋的小孩子,就在这陌生的山地上奔跑,为景色所迷,也为那上上下下的坡度前未之见,俯冲带来的愉悦;时而仰面躺下,以身体触碰茸茸的草丛,伸展开四肢,晕乎乎曝晒在日光下。待得稍稍安静下来,注意到草中的一种紫色花,绒球样,怪可爱的,不识好歹伸出小手去抓,没料想花周围生着无数小尖刺,直刺手心,疼得我难忍,哇哇大哭。哭着跑回家,妈妈细心挑出手心里的残留刺,安抚半天,才算了事。有这样的教训,认此花认得牢极了,只是从此远远观之,不敢亵玩。

        幼时叫它为刺儿花,长大后知晓是蓟,再确切些,是大蓟。明朱橚《救荒本草》描绘过其形态:“苗高三四尺,茎五棱,叶似大花苦苣菜叶,茎、叶俱多刺,其叶多皱,叶中心开淡紫花。味苦,性平,无毒;根有毒。”瞧,我就是触到茎上的刺而受伤的。清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大蓟”条中说得更为形象:

        “刺森森,践之则迷阳,触之则蜂虿。”

        迷阳者,语出《庄子·人间世》:“迷阳迷阳,无伤吾行。”王先谦集解有云:“谓棘刺也,生于山野,践之伤足,至今吾楚舆夫遇之犹呼迷阳踢也。”吴其濬用的也就是此意,用脚去踩踏蓟,极易划破脚踝、小腿;而以手去触碰,仿若被蜂蜇,就我的切肤体会而言,实在是形象,细刺入肤,灼痛。吴其濬又有说蓟的几句话颇有意味:

        “顾其嫩叶,汋食之甚美。老则揉为茸以引火,夜行之车绳之,星星列于途也。性去湿,宜血剂。滇南生者,高出人上。瘵瘠者饵根比参耆焉。貌狰狞而质和淑,下堂执手,射雉始笑,不聆其言,睹其技,恶乎知之?”

        貌质之言,指的是蓟,外表狰狞,内里和淑。后面的话有些费解,包含着一个典故,是《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贾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后来就以“射雉”一词来说以才艺获得妻子的欢心。吴其濬这个典故用得出乎意料,具巧思,算得对于蓟的赞美,外貌的恶,不能掩藏里面的温和及可施用处,勿管是摘叶子来吃或以其茎叶引火搓绳。

        虽说蓟的叶子是可以吃的,但我从未吃过,即使拿着小铲子给兔子挖野菜,也避开蓟草,实在被它的刺给吓怕了。

        成年以后,居住北京,先后两个住处,一近蓟门桥,一近健德门。蓟门桥旁,是元大都城墙遗址,有一块乾隆御书蓟门烟树碑;而健德门,是元、明以来所考证的战国蓟门旧址。虽说关于蓟门的这两种考证,是否可靠存疑。蓟门之得名,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古蓟门》曰:“京师古蓟地,以蓟草多得名。”我走遍这两处遗址,漫步小月河边,树木林立,青草茵茵,却似从未发现蓟草,时移世易,不禁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