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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读懂曾国藩的入门书

        张宏杰

        2019年,我出了新书《曾国藩传》。

        有的读者可能有点奇怪:你已经写了5本关于曾国藩的书了,为什么又出了本《曾国藩传》?

        确实,我和曾文正公“认识”已经很久了。在大学毕业后不久,我读了《曾国藩家书》。1997年,我开始业余写作不久,写了一篇散文《解剖曾国藩》,后来收入我2000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再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论文写的都是曾国藩的经济生活,在中华书局出版时改名为《给曾国藩算算账》。此外,我还写了丛书《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的一到三。因此回头一看,在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我写得最多的一个人物,是曾国藩。不知不觉,已经写下了近二百万字,出版了6本关于曾国藩的书。

        伴随着这些写作,二十年间,岳麓版30册的《曾国藩全集》一直摆在书架上最方便取用的位置,其中的家书和日记更长年是我的枕边书。我收集了大量关于曾国藩、湘军及晚清政治、社会史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完成了对曾国藩多个侧面的分块式解读。这些都是这本《曾国藩传》的写作基础。

        之所以对曾国藩如此感兴趣,第一个原因,正如我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的序中所说,对于中国这个文化体来说,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中国式力量”。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

        实话实说,我们面对的传统文化并不全是正面的,里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个人认为,曾国藩身上比较全面地集中了传统文化中的正面因素。相反,那些负面因素,比如“厚黑学”之类,在他身上是比较少的。在清代重臣中,他是第一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的人。这一高度,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没有达到。当然,另一方面,他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无法突破的极限,这一证明意义也十分重大。总而言之,他让我们对祖先五千年来积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任何建设都需要寻找坚实的地基,我们无法和传统一刀两断,我们必须寻找接口。

        第二个原因,从个人精神成长角度看,曾国藩也能给我们提供力量。曾国藩这个人的一生,起点极低,而抵达的高度很高。其智商平常,一个秀才考了七次;身体禀赋很差,一生与多种严重疾病相伴;出身也很平常,祖上几百年间都是平头百姓。年轻的时候,性格中还有很多毛病,比如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他通过不懈的个人努力,完成了脱胎换骨、超凡入圣的变化,达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境界,这个过程是非常富于启发意义的。

        因此,曾国藩是一个钻之弥坚、仰之弥高的人物。从曾国藩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史,了解晚清政治史和社会史。从这个角度看,为读者提供一本关于曾国藩的简明传记作为入门书也是必要的。

        所以在阅读、写作曾国藩将近二十年之后,我将以前关于曾国藩的拼图式写作和研究整合起来,补足其中的空白部分,形成一本简明全面的《曾国藩传》。目的是使读者花不太长的时间,就能完成对曾国藩一生功名事业和心路历程的了解。

        当然,因为这样的写作过程,这本《曾国藩传》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部分内容和以前的作品有重复。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想避免这种重复,却发现无法避免。因为关于同一个事件,材料并没有新的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仅仅换一种写法,也就是说,仅仅做一些语言的重新组合,意义并不是很大。

        不过我还是希望这本《曾国藩传》,和以前出版的众多曾国藩传、大传及评传有所不同。一个是侧重呈现曾国藩个人心路历程,而不是对生平和事件的研究式复原;二是对曾国藩的一生突出重点,而不是均衡叙述。比如关于剿捻写得较少,而关于曾国藩对外观念的转变及天津教案,则花了比较多的笔墨,以试图深入解读曾国藩主动选择做“卖国贼”的原因。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参考了大量的前人研究成果。在曾国藩研究领域,有朱东安先生的《曾国藩传》、林乾先生的《曾国藩大传》、董蔡时先生的《曾国藩评传》,以及萧一山、梁绍辉、董丛林、刘忆江、宫玉振等先生的著作,还有唐浩明先生的系列作品。此外,翁飞先生关于曾国藩和李鸿章关系的研究,董丛林先生关于胡林翼的研究,都令我受益匪浅。让我借这个机会,对他们表示感谢。

  • 语言的“肌肉记忆”

        李壮

        阅读方磊小说集《走失的水流》时,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方磊在足球场上的形象。足球场上的他是一个沉默的男人,一次次地冲刺、急停、转向,从空间中的一个点急速向另外一个点追赶或拦截。古老的身体本能,在一种不可见的规则框定下,以近乎自动的方式连续运行着。这种沉默,与身体的“肌肉记忆”有关——在长久的球场实战中,一系列连贯性的技术动作在肉体的内部留下了记忆,它无需经过思维筛选,亦无需诉诸言语沟通,便可以根据其自身应有的样子行使出来。此中似乎有些“大道本天然”的意思,而文学,常常也是这样。

        于是回到了方磊的小说。《走失的水流》一书里收录了作者的13篇短篇小说,我从其中看到了类似的“肌肉记忆”:语言的肌肉记忆,它蛰伏在一种沉默的、不易捉摸的状态之中,却注定会在不可预知的细节处显露出来。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对语言的使用也是有记忆可言的,就如同他对身体的使用一样——如果说,一个人对于何时奔跑、何时停步、何时摆腿、何时起跳都有一套超越理性或者至少说是提前于理性的习惯,那么当他坐在神秘的文字面前,这种习惯同样存在。阅读方磊的小说,我意识到,作者首先是一位诗人,他面对世界的言说方式——那种诗的腔调和激情、诗的怀疑和绝对——在推动着这些叙事文本从第一行走向最后一行,鲜明如此,并不得不如此。如果说踢球的沉默在方磊的小说中确确实实地转化为了写作的沉默(我所指的是那种先于故事而存在的表达可能性),那么在这沉默背后,其实藏有不可忤逆的雄辩。那些捧起本书的读者,当他们最初被什么吸引,或者说当他们感觉到那些看似碎片般游离的逻辑和细节之中,有什么力量捆绑住了自己的目光、有什么物质如胶水和空气般注满了看似宽阔的情节缝隙,那么很可能,这种力量便是语言的肌肉记忆,这种物质便是诗的荷尔蒙。

        让我们看看这些句子:“在他眼中这条小巷永远是一个鳄鱼口腔的形状,两旁的房屋如同那尖利的牙齿,死去一般的固定在那里”(《十八岁生日》)。还有这样的细节:“我找来钉子,把它砸进我对面的墙上,我把画挂了上去,我想使它端正,可画像是故意的,它总是最终会倾斜一些,它总要悬垂着,所以我要让它在视线里水平,就必须也身体倾斜”(《悬垂》)。我相信这样的句子和细节是有能力将一位叙事者引向故事迷宫的——当然可以说,这些不必是迷宫本身的一部分,一座出色的迷宫完全可以剔除这些巴洛克风格的装饰而依旧坚固如许。但它们在装饰之外同时也可以是道路,是引领作者和读者的共同的道路,同时也意味着我个人甚为珍重的小说写作的汁水滋味。它用一种莫名的气氛包裹故事,制造出引力与契合,并用冲动推着故事向前移动。

        与这种“腔调霸权”并随而生的是小说的人物设定。因为一个特别在意腔调、特别放纵自身语言冲动的小说家,其笔下的人物也多半是极端和特例的。本书中的人物,多半会被抛掷在边缘性乃至极端性的生存状态面前。在《暗斑》和《还有人吗》里,主人公精神上的滞涩状态,同其视觉上的疑似幻觉存在着隐秘的同构性。《悬垂》和《走失的水流》中的主人公身上都携带有某种妄想症或夜游症的痕迹。《天边流出的声音》《同蝙蝠一起飞行》在风格上似乎与其他作品略有不同,会在一种较为贴实的现实感中凑近近年来常见的“苦难叙事”。但方磊对苦难和人性的节点穿刺同样呈现出极端、特殊,甚至带有表演迷狂的特质。强烈的寓言色彩,和象征冲动散落在各篇小说之中,它们经由人物各自边缘而极端的人性状态、情感状态、肉身状态,最终得以达成。

        进而言之,不论是作者语言和腔调上的惯性,还是对人物类型的偏好,最终都会在小说结构即叙事空间的层面上体现出来,对于短篇小说这种高度强调形式感的文体来说尤其如此。《走失的水流》一书中,有两种典型的结构样态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种是多线索的并置拼接,例如《大约在冬季》和《风起时节》,让不同的叙事线索自行延展,然后在特定的情节节点上完成扭合,期间场景、节奏、叙事视角的切换会制造出迷人的晕眩感。另一种,则是依靠人物身份和命运的重合翻转来完成故事结构的闭合,例如《走失的水流》和《空间》,人与我、我与我、虚构与真实在小说中来回倒错,制造出莫比乌斯环般的循环,最终如三棱镜般将确凿而统一的日光折射出迷幻的七彩光晕,这让我想起科塔萨尔许多经典的短篇小说作品。

        去年在朋友圈,我偶然看到方磊发出一组照片,拍的是一间游轮客舱——为了创作和修改一批小说,方磊专门订购了一趟游轮旅行,那间临海带阳台的小小客舱成为了他的临时工作室。我不知道方磊在游轮上修改的是否就是我手里的这一本小说,但我愿意假定它们就是。因为游轮那巡航往复的轨迹,大海在星球表面那巨大、无边缘、指向绝对自我的弯曲,以及海面上那些一去不返却无尽重现的纹理,都像极了《走失的水流》中的作品:它们都是线性的,又同时是循环的;都是极开阔的,同时又是极封闭的。在此意义上,大海与足球一样,都是从看似无关的角度释放出的焰火;它们拖着长长的焰尾,最终意外又精准地落向了方磊的小说之中。

  • 乱世北平的那桩血案

        郑渝川

        1937年1月7日,北平城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谋杀案。仅19岁的英国姑娘帕梅拉惨遭杀害,支零破碎的尸体被遗弃在狐狸塔下。狐狸塔,即北京城东便门角楼。此地有着狐狸精出没并摄人心魄害人性命的说法。

        彼时,西安事变刚刚和平解决。日军已经占领东北,准备挥师南下。在极度混乱的政治、军事局势下,帕梅拉一案依然得到了广泛关注,除了前述的狐狸塔神秘传说、帕梅拉遇害惨状以外,还在于遇害女孩的养父是著名汉学家、前英国驻华领事倭讷。

        受命侦缉此案的中国警探韩世清,是北平公安局东南区警署署长、莫理循大街(即今天的王府井大街)侦缉队负责人。

        当有外侨在北平死亡且死因存疑时,标准程序是请该国公使馆指定一位专员监督调查过程。所以英方从天津调来了来自伦敦苏格兰场,时任天津英租界总督察、警务处处长的谭礼士(R.H.Dennis)。

        韩、谭的合作帮助诸如帕梅拉的父亲倭讷、男友米沙、曾追求过帕梅拉的中国男孩等人洗清了本不应有的嫌疑,盘问了加拿大人平福尔德,还讯问了美国牙医普伦蒂斯。但进展仅限于此,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凶杀现场。谭礼士很快被命令远离此案回到天津,公务繁忙的韩世清转向其他案件的侦缉。

        悲伤的父亲誓要揭露真相,哪怕是孤军奋战。

        爱德华·西奥多·查尔默斯·倭讷,著名汉学家,1880年代就来到了中国,长期沉浸中国文化研究,出版过《叙述社会学——中国人》《中国人的中国》《中国的神话和传奇》《中国文明史》等著作。可以说,倭讷数十年的努力,不仅开启了欧洲汉学界对于中国文化的正确解读,而且还留下了相当丰厚的文化遗产。

        倭讷全神贯注于女儿的谋杀案,无论是北平沦陷,还是中国大地上的连天战火,抑或是他自己岌岌可危的身体状况,都不能使他分神半点。他用积蓄组建了一支调查队伍,包括前中国警探,他们被日本人赶出了北平的警察队伍。最终,他坚信自己锁定了凶手,并向英国相关机构提供了翔实有力的证据,强烈要求重启调查。然而,这些证据被“借故拖延”和“置之不理”。与此同时,整个世界坠入了战争深渊,战火吞噬了认识帕梅拉的人们。

        曾在中国上海等地居住和工作多年的英国作家保罗·法兰奇,从中国人熟知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传记中得知了帕梅拉的遭遇。案发地距离斯诺当时在北平的住所很近,且斯诺的夫人海伦与帕梅拉在外形上颇为相似,斯诺夫妇担心凶手是冲着海伦去的,“这是一种警告”。因为斯诺此前连续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造访过延安,对毛泽东进行了访谈。当然,帕梅拉案实际上与斯诺夫妇并无关联。

        法兰奇在北京、香港、上海,以及伦敦等地调阅了与帕梅拉案有关的媒体报道、案卷资料,并多次实地走访了该案的抛尸处、凶杀发生地及相关路线。最有帮助的资料,是倭讷矢志不移寄送给英国外交部的笔记,其中翔实地记录了在北平警方和英国公使馆放弃追查后,倭讷的调查工作。法兰奇还走访了谭礼士的亲属,获得了相当多有帮助的信息。帕梅拉惨死75年后,保罗·法兰奇用这批被人遗忘的文件,努力还原案件的真相,揭露凶手的身份。“我同意倭讷的结论;在‘聚会之邀’一章中,我利用他的调查结果,重现了他女儿生前的最后一夜。”

        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午夜北平》包括两册,是相当精彩的罪案实录。

        第一册《民国奇案1937》曾于2013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推出中译版,定名为《午夜北平:英国外交官女儿喋血北平的梦魇》。在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中,李天然刚回到北平就遇到了帕梅拉被杀案,也让这桩陈年血案进入更多读者和影迷的视野。本书整体上尊重历史和案件信息,并进行了合理化的充实,相当细密地还原了那个乱世中被日本侵略者觊觎的古都,也渗透着作者对北京自清末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城区街巷、民俗文化及其变迁的考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文化此次推出的《午夜北平》,其中第二册《“恶土”,北平的堕落乐园》,为中文世界首次出版。

        本书描绘了各种势力交错下的北平所呈现的剧烈动荡和摇摇欲坠;还原了因列强在华的特权,而割裂制造出的那片充斥着各种龌龊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罪行的“恶土”,这才是造成帕梅拉案的根源。

        “恶土”

        1920年代末,北平尚未解放时,一片被称为“恶土”的区域渐渐成型。它满足了城市中某群外国侨民的需要。种种娱乐方式、皮肉生意、酒精和毒品齐聚于此;人们在性的放纵和不义之财中渐渐沉沦。1941年,这个欲望和邪恶如影随形之地就走入了末路,其存在时间极其短暂。它的全盛期在1930年代——奥登极其贴切地形容那个年代为“十年低迷,正义袖手”。

        当时,北平古老的皇城被鞑靼城墙(编者注:指内城城墙)环绕,“恶土”就坐落在城墙东翼的内侧。1920年代以前,此地不过是一片无人理会的荒地,只有那些守卫北平各国公使馆的百无聊赖的外国士兵在此列队操练或训练马匹。但等到这片荒地摇身一变,成为夜生活的中心,挨挨挤挤的房屋就被匆匆建成,形成条条小巷(或称胡同)。中国投机者逐渐掌握了这里的地产,把它们出租给外国侨民;后者则开办舞场、廉价酒吧、窑子、低等旅店和餐馆。这些外侨大部分是无国可归的白俄(编者注:指1920年代流亡至中国的俄裔难民),为逃避布尔什维克革命来到中国;然而,欧美人也蝇趋蚁附。这个容纳了多国侨民的地区像一块吸引罪恶的磁石,夜幕落下后,它就渐渐苏醒过来。

        1920年代,距义和团运动和公使馆被围困的事件已过了近三十年。北平的外国人惊魂已定,渐渐趾高气扬,从而导致了1930年代的道德崩坏。社会风气变坏,人们自我放纵,在这一切的背后,“恶土”成了一处溃烂发脓的疮。多数情况下,中国警察选择撒手不管,让这些外国人自行维持治安。“恶土”逐渐壮大,吸引了中国境内那些所谓的外国“弃儿”。于是,中国官方在这里的控制力每况愈下。即使是人心中最黑暗的欲望也可借这里的罪犯与堕落者之力得到满足,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这个罪窟里可以无法无天。

        ——摘自《“恶土”,北平的堕落乐园》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