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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设中国的一流政治学仍任重道远

        杨光斌

        一流政治学科的根本标志是拥有自主性政治学理论。建设政治学理论的资源来自古今中外,但只有在学科意义上,这些资源才能派得上用场,这些资源才有意义。在对标尺度上,对政治学理论创新有直接贡献的学科分别是思想史研究、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研究,西方政治学理论仰仗于这些学科的发达。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路径是“思想史中的思想”而非“历史中的思想”,思想史研究还较难取得重大突破;作为检验理论真伪和发现新理论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还没有形成作者群;比较政治学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航向。因此,建设中国的一流政治学仍任重道远。

        在历史社会学缺位和比较政治学存在方向性问题的前提下,热衷于量化模型的学者需要首先明白为了什么而证明

        中国政治学历来不乏作为政治学理论来源之一的思想史的研究者,但研究路径有待开拓,更有待提升,否则,即使对待一些简单的思想性命题,比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类的命题,也很难辨识,这是因为中国没有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作为辨识理论真相、乃至作为理论重要来源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中国政治学界少有学者触及,这就使得很多似是而非的理论和虚幻的观念得以大行其道。

        而且,作为理论发源地的现实政治研究,刚刚开始的具有学科意识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很多学者运用的还是外生性概念,而没有好的有深度的关于国别的比较政治研究案例,根本不去涉及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习惯于把基于美国本国政治研究的理论(比如自由主义民主)当作普适性理论去强化,随波逐流地研究所谓民主转型、民主巩固,把制度变迁中的多种曲折一概视为民主转型。结果中国刚刚开始的比较政治研究,几乎变成了民主转型学研究,运用的都是转型范式——尽管这一范式已经被美国主流思想界宣布终结了。然而,在中国政治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中,尚有不少学者在学习借鉴过程中不忘本来,论证基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实践所产生的理论,取得了外国同行必须给予尊重的不俗的研究成果。

        除了历史社会学的空白状态和比较政治研究的方向性问题,还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关于中国政治研究,很多人把中国政治研究变成了行政管理研究,不惜人力物力用在各类“微治理”的研究上,形成了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学化。但中国政治的公共管理化研究能贡献政治理论吗?至少西方政治学的经验并不会证明这一疑问。二是关于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到理性选择主义,都是为了论证既定的命题,即自由主义民主;在中国,在历史社会学缺位和比较政治学存在方向性问题的前提下,或者说在没有共识性理论命题的前提下,热衷于量化模型的学者需要首先明白为了什么而证明。

        在国际比较意义上,中国社会科学远比中国自然科学更落后。虽然在当下的中美贸易冲突中,比如美国对中兴公司的惩罚,显示了中国技术与西方技术的差距,但这种差距是可以在并不是特别长的时间内追赶的。把中国以政治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与美国社会科学做一比较,就会发现其差距远远大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美国科技的程度。对此,中国政治学界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为我们没有历史社会学,而比较政治学一开始就几乎误入歧途。

        中国政治学需要进一步提供适应中国现实需要的理论方案和实践方案

        中国政治学理论面临如此贫困状态,为什么还会有“中国模式”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实践智慧”。即几千年积累下的政治文明支撑整个制度体系的血脉,这再次证明,在治国理政意义上,实践智慧比来自书本上的“技术知识”更重要。文明基因中的实践智慧,恰恰应该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着力之处。二是制度自主性。即中国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自主性,以至于不会被各种外生性理论轻易地迷惑和改变。论述这个制度的话语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系统和官方系统的话语,但中国政治学似乎更热衷于新辞藻新概念,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是官方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比如“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政治协商”“政治团结”等,而不是什么“竞争性选举”“党争民主”等,才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理论。当然,这种理论要更有活力、更有空间,必须汲取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成果,从而提升其理论论述能力和表达能力。中国政治学需要进一步提供适应中国现实需要的理论方案和实践方案,主动地、自觉地回归中国历史,研读领导人的著作和政治智慧,以此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体系的合理性、合法性。

        总而言之,我们在学科资源意义上需要找到建设一流政治学学科的根本问题和出路。作为知识增长点的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研究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还处于空白状态,这种学科现状决定了思想史研究的盛行和外生性理论的流行;因为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空白,不但使中国政治学失去了生产新知的能力,甚至丧失了判断理论好坏、真假的能力。中国广大政治学人应确立起学术责任感、使命感,自觉去研究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和世界政治。学术史告诉我们,学科路径错了,研究方向偏了,再多的努力、再好看的研究工具,最后的收获都难遂人愿。

        (作者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阅读延伸

        政治学的三大学科资源

        政治学理论的学科资源主要有三大类:思想史、比较历史研究和现实政治研究。

        思想史是先贤对其时代(即我们所说的历史)以及之前历史的理论化总结,是一种直接的知识来源,因此是很多人获取政治学理论的知识“捷径”。但是,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其认识世界和历史的能力也是有缺憾的。也就是说,思想史可能会提供一些智慧,但不可能也不会垄断政治学理论的知识来源,更不可能提供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方案,甚至很多时候不能解释现实——这些可是政治学的宗旨所在。

        近代以来,我们熟悉的政治学理论更多地来自比较历史研究和学者们对其现时代即现实政治的研究,芸芸众生这些“小人物”(相对于思想史上的“大人物”)即一般学者所作出的思想贡献,值得大书特书,因为是他们而不是思想史上的“大人物”重新解释了历史并解剖着现实政治的结构、困境与方向,政治学也因此才更加富有活力,更吸引人。

        (杨文)  

  • 克服唯书唯数唯玄倾向

        宋圭武

        当前,我国学术界有三种主要不良研究倾向,亟需克服。

        第一,唯书。其实质就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唯书的主要表现:一是在研究过程中,把主要精力放在浏览书本知识上,但对鲜活丰富不断变革的社会实践知识,却熟视无睹,不闻不问。二是判断一个人研究或学术水平的高低,也是以读书为主要参考依据。比如有些学者在评价论文水平时,往往把参考文献看得很重,认为一看参考文献,就可知道其研究水平,认为参考的文献越前沿,就研究水平越高。再比如,还有的学者在判断一个老师的讲课水平时,也往往把引经据典或读书多少看成是水平的重要表现,但对人家讲的思想深度到底如何,却不去分析探讨。三是注重研究成果的出版化和发表化,至于研究成果是否真正有水平并不管,只要发表或出版就行。

        第二,唯数。唯数的具体表现是在研究中大量应用数学模型。整篇论文成了数学演算,成了数学公式的堆砌。似乎数学模型用得越多,论文水平就越高。有一些文章和论文,其实完全不用数学模型也可以,但作者就是硬生生要把数学模型套上。有些学科教材,所谓高级与初级之分,其实更多是数学模型运用之差别,并不是思想深度之差别。一些并非数学专业的课程,上课也大多成了老师进行数学推演,似乎成了数学课,而不是本专业课。比如,一些经济学的研究生课,有些就纯粹成了数学课。经济学原理,变成了拓扑泛函等高等数学中的一些公式推演,让学生听得云里雾里。

        第三,唯玄。唯玄,就是把研究玄学化,给人以象牙塔的感觉,甚至于故弄玄虚,故意把简单问题复杂化高深化。比如,为了标新立异,故意生造名词,认为就是创新。再比如,本来一句话就可以简单说清楚的,非要用十句话进行复杂表述。再比如,就是把问题抽象再抽象,让现实空间的东西,转到抽象的不能再抽象的空间,进行叙事,让看的人不知所云,一头雾水。

        唯书、唯数、唯玄,其导致的结果是,让学术研究严重脱离社会实践,成为黑板学术,成为无用之摆设,大量耗费社会资源。

        如何克服这三种不良倾向,习近平总书记一贯提倡的“短、实、新”为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

        第一,要短。短,就是能用一句话说清楚的,就不用两句话,表述能尽可能简洁的,在不影响思想的前提下,应尽可能简洁。短的好处:一是可以节省别人的阅读时间,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一个社会的总阅读成本;二是可以让思想得到更大范围传播,让更多人享受到精神收益;三是也节省出版成本,有利于建设节约型社会。

        第二,要实。实,就是理论研究一定要和实践结合起来,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唯实,也是陈云同志一贯倡导的原则。理论研究只有建立在唯实的基础上,理论才能真正发挥出理论的力量,理论才能真正成为管用的理论。

        第三,要新。新,就是要有新意,要有创新。当然,这里的创新,重要是思想创新,是实质创新,而不是形式创新。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也是学术研究的灵魂。没有创新的学术研究,本质是没有价值的,也是一种学术研究中的浪费。

        (作者为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常发人所未发之音

        傅德华

        陈旭麓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研究领域都有相当的建树。

        对近百年中国史的研究,始终抓住“新陈代谢”这个关键词

        陈先生的近代中国人物论与他对近百年中国史的研究,始终抓住“新陈代谢”这个关键词,并以此作为切入点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火花亮点,层出不穷,常发人所未发之音。经陈先生分析研究后的历史人物,往往有一种超越时代之感。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是1979年他撰写的《光绪略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次年,就敢于为清朝光绪皇帝写评传,确有胆识。

        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皇帝,在这许多皇帝中为人称道而知名的为数不多,光绪(载湉)是这个为数不多中的一个。”光绪从4岁即位,在位34年,尤其是在亲政的1889-1898年受到慈禧牵制期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甲午战争,二是戊戌维新运动。在这两件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面前,特别是在后一件大事中,光绪有过重要表现,这就是他有名的原因。陈先生从三个方面分析、梳理了光绪能够“接受新思想”的原因和“颇想有所作为”的过程:一,此过程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二,这是同康有为等维新派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三,他是“百日维新”的实际决策者。有鉴于此,陈先生提出史学工作者要“大写‘比较能接受新思想’、‘颇想有作为的载湉’”。

        30年前,他写了《道光是怎样一个皇帝——序〈道光皇帝传〉》一文,在文中对道光皇帝做了这样的评价:“他不英武,也不昏庸,是一个勤政图治而无显著政绩的皇帝。”“他又是一个颇为知名的皇帝。因为他碰上了中国划时代巨变的鸦片战争,他是这场战争的头号当事人,中国近代史是以他的年号——道光二十年为起点的,一接触近代史就得接触他。由于鸦片战争的丧权辱国,在近代史的记述中,夸大了他颟顸虚骄的一面,有点漫画化。”统而言之,“他是一个处于历史转折、事变旋涡中颇想有作为的皇帝”。

        二是早在1988年,陈先生在国内召开的一次题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的学术研讨会上,即席做了一个发言,一反过去对李鸿章卖国贼的评价,提出了“李鸿章有没有爱国主义之心、民族主义之情”的问题。

        他认为,李鸿章“是有的,他毕竟是炎黄子孙。他办的许多企业,是为了抵制外国,分洋人之利的。拿军事来说,他创建的北洋水师是对外的,威海卫炮口是对准外国侵略者的”,“过去说李鸿章崇洋媚外,投降卖国,铁证如山”,陈先生说,“我相信了。现在大幅度转变到说李鸿章有爱国主义思想,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这种戏剧性的变化说明什么呢?”陈先生认为,“李鸿章还是李鸿章,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政治上的需要反映到我们历史研究上来,当然,也因为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同志从封闭中钻出来,走上了开放改革之路,观念不能不有所调整。”

        所以,陈先生提醒我们,不要重犯过去“讲一个人好,那个人简直好得是一个完人;要讲这个人坏,那就是头上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毛病。

        评论历史人物,自有一定的“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故”和“理”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要求他们。早在20世纪50年代,陈先生就撰写了多篇有关研究历史人物的文章,并将其集辑成《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出版。他曾在书中批评那种把历史作为“百个大钱”,你爱怎样摆就怎样摆,把历史看成随意拼凑的七巧板,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也就只凭自己的好恶下笔,甚至为了标新立异可以完全抹煞甚至歪曲事实的做法。他提出我们今天应该完全不是这样,我们评论历史人物,自有一定的“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故”和“理”。他在文章中反复强调研究历史人物应尊重史实,以史料为依据。诸如他撰写的类似对李鸿章、光绪皇帝等人物评价的文章,无不遵循这一基本原则。

        陈先生对近代中国人物研究的文章为什么那么受读者的喜爱?其原因可用他在评价写得比较好的人物传记时所做的评论来归纳:一是长期的积累,他认为“深耕必能摘取硕果”;二是对史料的把控到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三是对各类人物的性格,能够做到独具慧眼,确确实实做到“知人论世”,这一点亦不是每个史学家都能真正做到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版供图:季礼

  • “包干制”要尊重科研规律

        韩凤芹 史卫

        近年来,我国围绕科研体制和经费管理制度的改革不断深入,先后出台了《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等一系列重磅文件,改革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涉及面之广都是空前的。

        一个个松绑放权的重磅文件密集出台,松绑再松绑,放权再放权。预算调节权不断扩大,申报材料一减再减,直接费间接费比例一调再调,绩效工资总量控制红线放开的口子越来越多,设备购买、固定资产管理等制度也都一再放开,结余资金可以有条件结转到下一年使用,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和便利性不断增强。有学者表示现在我国科研经费的管理规定有很多方面比西方发达国家还要宽松。

        政策的落实既需要理顺体制的关系,更需要尊重科研规律

        只有真正实现科研院所自主权,处理好科研活动的不确定性与财务管理的确定性要求的关系,现有的改革才能更有成效。科研经费“包干制”可以使科研任务与经费直接挂钩,技术责任和经济责任都更加明确,科研课题的效率或将大大提高。人为设定的科目比例限制长期以来不仅给科研活动造成了很多困扰,而且造成了巨大浪费。很多实验室已经有了基本科研仪器,只需要设备运行费用和试剂等投入,有的社会科学项目研究主要是人力投入,以及实地调研的支出。但一些支出科目的比例规定,就造成设备重复购买,甚至很多仪器设备都没有开箱,带来资金的巨大浪费。更造成科研人员的道德困境,通过虚开发票,用打酱油的钱来买醋,拆东墙补西墙。使本来越来越充盈的科研经费,无法很好地用到刀刃上,甚至出现局促的情况。即使政府购买服务的路径探索,也因预算编制等制度性规定,使科研活动无法摆脱科研经费的比例限制。这次“包干制”试点的提出,有助于打破这个困局,为科研经费管理注入柔性管理的因素,应对科研活动的不确定性,解决“钱不够花、钱不好花、钱不管用”的问题。

        科研“包干制”不是新生事物,国内外都有探索

        在我国改革开放早期,曾经探索过“院长负责制,科研项目承包制”“科研单位预算包干制”“科研事业费包干管理”“科研课题预算包干制”“课题承包制”“课题研究组承包制”,教育部门也尝试进行科研财务动态包干制,并选择北大、清华等高校搞过工资总额财务包干试点。这些尝试将责权利结合了起来,调动了科研人员积极性,有效挖掘了技术、设备和资金潜力,但由于当时条件的局限出现了一些问题。

        在国外经费管理中也有经费包干的经验,比如差旅费等按照一定标准实行经费包干,很多花费备案即可,但一旦抽查出问题,处理也很严重。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近年还尝试“模块式资助”,以2.5万美元作为一个资助单位或模块来计算资助额,申请人不必提出详细的预算,只需列出所要求的模块数目并解释其理由即可。评审人和资助机构则根据计划书的质量、工作量和需要,决定资助的额度,也即模块预算额度,这也类似“包干制”的管理方式。

        新时代党和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期待越来越高,科研项目建立在跨学科、跨单位基础之上,经费大幅度增加,科研方式也逐渐转为团队化、联合攻关,这些都对科研经费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项目经费“包干制”有助于跳出长期以来松绑放权的经费比例调整的框架和刚性管理的思维,探索更具人性化的弹性管理手段,使经费使用符合实际支出要求。

        要注意几个问题

        一是不能“以包代管”,要明确绩效,明确任务导向,要和国家总体科技规划相衔接,要有助于多出成果,快出成果,避免项目经费平均分配,撒胡椒面。二是不能“以包代改”,只有加快科研院所的改革,打破部门、地方所有制,加快推进社会化改革,才能使“包干制”落到实处。三是不能“一包了之”,要加快推进诚信建设,强化主体责任,建立和完善目标导向的绩效管理体系。财务管理也要从“层层审批、人人存疑、每票必核、违规难罚”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建构“规矩在先、责任自负、科学抽样、违规必究”的管理新模式。四是不能“一包就成”,要注意梳理和现行制度有冲突的地方做出预案,如明确可以突破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额管理。五是不能“一包就灵”,要区别不同性质的科研项目进行分类管理,如以自由探索为主的基础研究、以智力贡献为主的人文社科研究相对适合包干管理。从对象的角度看,包干制更适宜包给单位,而不适宜包给个人。

        我们应该更好总结国内外经验,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向改革要红利,更好消除科研管理体制中的各种梗阻,为科研创新服务。

        (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教科文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