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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升财政资金支持的技术成果转化率

        王一鸣

        核心观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正在从以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势进一步提升,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当前,全球科技发展进入活跃期,呈现多点突破、群体迸发的新特征,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产业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形成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

        科技创新进入战略攻坚期,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正在从以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势进一步提升,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大国。2017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到1.76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13%,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超过欧盟15国2.1%的平均水平;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居世界第二,国际科技论文被引量首次超过德国和英国,跃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科技创新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深层次问题,主要表现为:从中国创新投入现状来看,研发投入结构明显存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比重低、试验发展比重高的特点。由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支撑产业升级、引领前沿突破的源头技术和底层技术储备缺乏,不少领域依赖引进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关键共性技术供给难以满足产业创新与转型的需要。科研成果评价重数量、轻质量,重短期利益、轻长期效果,整体质量不高,尚不具备引领国际前沿的能力。随着我国进入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迫切需要加大基础研究等创新链前端环节的投入,构筑创新先发优势。

        尽管近年来科技研发投入增长较快,但创新绩效依然较低,产出效率不高。从反映专利质量水平的三方专利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比较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2014年中国的三方专利数量仅占全球的4.6%,日本占31.2%、美国占27.2%、欧盟占24.7%。产学研脱节现象仍未扭转,大学、科研院所尚未与企业形成有效互补,创新人才仍难以在产学研之间自由流动,产学研有效合作有待加强。

        中国财政资金支持的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率不到10%,而发达国家通常为40%至50%。尽管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科研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但一些关键政策落实效果还不尽如人意,制约了成果转化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在兰德公司《面向2020年的全球技术革命》报告中,中国重大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能力得53分,在参与排名的16个国家中居第8位,与第一梯队的美国、德国(约为100分)和第二梯队的日本、韩国(约为80分)等国家仍有差距。目前,我国不少高校、科研院所虽然建立了技术转移机构,但大都属于行政管理机构,人员少且专业性严重不足,社会化、专业化的第三方技术转移机构发展迟缓。

        对科研人员创造的价值体现不足,创新难以获得相应回报,抑制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重人才引进数量,轻人才环境建设,与国际接轨的科研氛围、可持续的科研设施保障,以及一些大城市难以回避的户籍、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型企业家等高端人才不多。尽管我国科技人员总量居世界前列,但高端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不足,创新型企业家也比较有限。汤森路透集团发布的《2015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研精英》报告显示:中国(含港澳台地区)共有148位科学家入选,占比仅5%,仅为美国的1/10。

        政府对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的管理仍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该放的没放活,该管的没管住。现行管理手段比较单一,管理方式创新不足,不适应新技术新业态迅速发展的需要。市场准入方面,重审批、轻监管,监管能力未能及时提升,以企业规模和数量设置准入门槛,导致后来者无法参与竞争。在维护公平竞争方面,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执法不严、垄断规制不到位等问题。

        增强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中国科技创新从以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对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对提升产业链水平、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第一,要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只有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

        第二,要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强化创新过程中的市场需求导向和企业的主体作用,调整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创新的组织形式,推动市场、企业、政府在创新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发挥市场机制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

        第三,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依托企业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

        第四,建立与创新相容的人才激励机制。探索职务科技成果初始权益分配改革,整合现有多头人才引进计划,给用人单位更多话语权和自主权,积极发挥市场选人、市场评价的作用。

        第五,深化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破除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导向,更加注重营造平等准入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革政府科技投入方式,主要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产学研合作和产业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切实提高侵权成本、降低维权成本。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 中国消费呈现四大变化

        樊继达

        近年来,我国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消费市场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规模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品市场、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新时代我国消费呈现许多新变化、新特点。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趋突出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和基础,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13年至2018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7.0%、48.8%、59.7%、66.4%、58.8%和76.2%,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主导力量。但若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最终消费率明显偏低,近十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不足60%,世界各国最终消费率的平均水平保持在75%左右,相差10多个百分点,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消费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充分发挥其潜力将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贡献。如,我国4亿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既是重要的消费力量,更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重要的动力源泉。同时,我国城镇化进程仍未结束,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消费增长近2个百分点。有关部门估计,到2020年,我国消费规模将达到50万亿元左右,届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65%。

        消费结构持续升级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从短缺起步,形成一波接一波的消费浪潮,从纺织衣物等日用消费品到家电消费,从电子产品消费到汽车消费,这种排浪式模仿型消费有力地拉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均GDP已达到中上等国家水平,大规模排浪式模仿型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消费升级的步伐在进一步加快。2018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已降至28.4%,对于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比重在走低,食物支出之外的更高层次的教育文化、健康旅游等消费的比重不断升高。我们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满足人民不断升级、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自然是其应有之义。近些年来,我国的消费结构在发生明显变化,居民消费正从传统的“有没有”“价格便宜不便宜”向“好不好”“性价比是否高”转变。概言之,我国居民消费正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升级,从传统消费向品质消费升级,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消费结构升级是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企业如果通过产品及服务创新,为居民提供更加新颖、多样化的、个性化的消费产品及服务,将实现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和企业发展的双赢。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供给不足

        消费进入新时代,我国居民服务消费需求日趋旺盛。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比重每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教育、健康、医疗、文化、旅游、信息等领域的消费已成为人民最迫切的美好生活需要。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国内旅游达到55.4亿人次,同比增长10.8%。国内旅游收入5.13万亿元,增长12.3%。出境旅游达到1.55亿人次,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出境游客源国。目前包括旅游、文化、体育、养老、家政等在内的服务消费已经占到了国内居民消费支出比重的40%以上。但毋庸讳言,我国服务领域的供给与人民的需要并不匹配,幼儿教育、看病难看病贵、养老等既是民生痛点,也是消费堵点。我们应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扩大消费、增加有效供给,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业开放,不仅能够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如果未来5年至10年,近14亿人的服务型消费占比接近或达到50%左右,将会产生数十万亿元的消费需求,成为产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创造出更大的需求。

        消费已成为应对外部压力的“压舱石”

        当前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世界经济增长有放缓趋势,全球贸易投资减速,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我国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尤其是2018年爆发的中美两国经贸博弈,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总的来看,随着“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我国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严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我国净出口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面临的冲击可能会进一步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经济目标的实现。世贸组织指出,2019年1-3月全球贸易景气指数降至96.3,为2010年一季度以来的最低值。近日,世贸组织更是将2019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从3.7%大幅度下调至2.6%,再加上我国要素成本等传统红利因素的渐行渐远,部分产业和订单也在加快向外转移,我国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在出口对经济拉动的贡献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大,这对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显得尤为重要,正成为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顶梁柱”。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我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如果能够持续做好消费这篇大文章,将有助于增强我国经济的抗压能力,助推经济平稳运行,稳步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 谁是“学二代”?

        魏晓艳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推进,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与分配机制逐渐受到关注。在这一背景下,“学二代”逐渐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事实上,“学二代”不是专门的学术话语,从代际传递理论视角看,“学二代”反映的是高等教育的代际传递现象。

        本文以“学二代”现象为事实基础,研究中国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现象及其影响因素,以加深对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现象的认识与理解,为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开放和普及化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高等教育存在较为明显的代际传递现象

        中国高等教育确实存在较为显著的代际传递现象,父母接受高等教育及教育程度对子代接受高等教育及教育程度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高等教育代际流动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和社会正常流动的重要保障。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实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拉开序幕,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0%以上,早已步入大众化国家行列,但高等教育大众化并没有显著提升中国高等教育代际流动,促进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社会公平。虽然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高等教育的大门向群众打开,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幅提升,但高等教育仍然面临着教育机会平等扩张的巨大压力。

        如今,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进程,高等教育普及化逐渐拉开帷幕。为了平稳有效地推进中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除了致力于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之外,关键是把促进高等教育公平作为优先目标,缓解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差异在代际之间的扩大化。

        家庭经济条件好、城市身份的个体更有可能成为学二代,性别因素不起明显作用

        本文对不同家庭经济条件的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父母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及程度的代际传递系数也会随之增强,也就是说,家庭经济水平越低,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的作用越低;家庭经济水平越高,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的作用越明显。这反映了一个现实情况,在父母具备足够教育水平与观念的时候,家庭经济水平仍然可能成为个体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可见,仅仅普及高等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着力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防止脑体倒挂现象,使知识智力劳动要素成为社会收入分配的关键要素。

        中国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现象存在较为显著的城乡差异,城市身份的个体从高等教育代际传递效应中受益更大。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参与高等教育的客观几率问题。中国城乡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和城乡青年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的不平等导致城乡个体参与高等教育的客观几率存在较大差别。1999年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逐步扩大了个体参与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教育规模的简单扩张,并不能降低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不平等。如果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机制没有改变,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家庭背景间的比例分配关系就不会改变。另一方面,参与高等教育的主观意愿问题也逐渐成为目前农村高等教育中的重要问题。与经济贫困相比,教育观念贫困也是农村和低收入家庭不愿意接受高等教育的原因之一,并且,观念贫困问题更难以破解。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农村低收入家庭对高等教育是否有用的考量,主要建立在高等教育对经济状况的直接改善效应上,当这种直接改善效应并不显著和即时的时候,他们倾向于认为读书无用。更糟糕的是,由于父母缺乏高等教育,对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严重低估,形成“读书无用”的恶性循环,高等教育的观念贫困可能通过代际传递逐渐自我强化。 性别变量在中国高等教育代际传递效应中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在低教育水平中存在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低教育水平家庭背景的女性成为“学二代”的几率往往比同背景的男性更低。根据数据分析结果,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但低水平教育的代际传递则表现出明显的“重男轻女”现象:相对于男孩而言,父母的低教育水平更容易传递到女孩。对于低收入地区和贫困地区,在加强实施性别平等普及教育的基础上,也有必要制定政策鼓励资助贫困家庭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并且,从长远来看,消除高等教育代际传递中性别歧视的一个有效途径是进一步普及高等教育,有效提高父母的受教育水平。

        教育具有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以维护社会公平的义务

        近年来,许多国内一流大学纷纷出台政策将招生比例向中西部落后地区倾斜,加大农村子弟录取比率,加大对收入低水平地区的支持。本文认为,在提高农村和收入低水平地区个体的受教育机会之外,更为根本和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他们参与高等教育的能力,而非仅仅给予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一是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向农村和落后地区倾斜外,需注重切实提高偏远地区基础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促进教育资源乃至优质教育资源均等化,从个人受教育能力的角度切实改善落后地区的个人参与高等教育的机会与能力; 二是在高等教育内部治理上,从班级管理等细节入手,改善农村和收入低水平学生的高等教育环境; 三是必须从政策制度方面积极介入,改变目前农村“读书无用论”盛行的状况,着力破解“教育观念贫困”问题。

        (作者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阅读链接

        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现象

        宽泛地说,“学二代”指的是高学历知识分子的后代更容易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水平,即一般指高等教育对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累积效应。从狭义上说,指的是高学历知识分子的后代更容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累积文化资本,甚至进入学术领域成为教育、科研工作者。(王军)  

  • 扶贫如何更精准

        刘守英

        第一,贫困户贫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些贫困户很难带动,我在一次云南的调研中,跟一些贫困户去聊,问他到底缺什么?政府做得怎么样?那个贫困户就翘着二郎腿听着地方小调,说不出什么来。还有一次在贵州省毕节市调研,有个负责帮扶的人跟我讲,他负责三户,其中有一户很难带动,有一次下雨,帮扶对象打电话给他说屋子漏雨了,床被漏湿了。他立马赶过去,发现是他自己把床移到漏雨的地方,是有意为之。这些案例反映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反思的。我们经常讲穷则思变,但是人由于各种挫折,可能会导致他的麻木感。我们对贫困户加以干预的时候可能需要想得更深一点,现在很多的干预措施还是偏表面、偏外在。 

        第二,扶贫政策的连续性需要深入研究。不要指望一个政策、一个阶段就能解决贫困。尤其最后剩下来的这一批贫困人口,往往不是简单的原因导致的贫困。可能是因为孩子上学,可能是因为经济活动的挫折,还可能是各种复杂的原因。所以,这次精准扶贫在总体上通过攻坚,可以将贫困群体往上拉一个台阶。但是,这些人要真正持久性地摆脱贫困,既需要想办法激发和培育贫困户的内生动力,也需要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第三,关于贫困地区的产业需要更有针对性的研究。中国乡村的危机往往是由于整个乡村各种结构的有机配合被破坏导致的,最后使农民完全只依赖于农业这一根稻草。很多地方搞产业扶贫,但没有好好琢磨在如此贫困的地区产业如何生长出来。产业扶贫出了非常多的荒唐事,比如有些地方养羊、养奶牛等,最后发现并不是真养,而是为了联手套取扶贫资金。从我们的调查来看,乡村的产业结构如果不改善,仅仅靠简单的农业经济活动,是很难富裕起来的。 

        第四,精准扶贫的特殊群体值得关注。对于最后剩下的这批贫困户,精准扶贫予以了充分关注。但是,贫困地区农民的分化问题需要细致研究。精准到户以后,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特殊群体,目前和今后已经露头的特殊群体就是乡村里的老人。这些老人原来在农村务农,现在也出不去,之后他的孩子和孙子出去了,这就导致整个乡村的老人在不能动以后感到极度绝望,这也是未来贫困研究和进一步的返贫中非常需要关注的对象。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