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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正参与到熔铸民族魂魄的时代进程中

        韩震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作为一名从事学术研究近40年的哲学工作者,我既备受鼓舞和鞭策,又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人是盲目的人,没有灵魂的民族是缺乏发展方向的民族。由此可见,培基铸魂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培植文化根基、铸造民族魂魄,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要做好培基铸魂的工作,绝不能闭门造车、无的放矢,更不能东施效颦、随波逐流。只有那些把握了时代脉搏、聆听到时代声音的学术成果,才能真正参与到熔铸民族魂魄的时代进程之中。

        要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就必须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学术之于时代,如影相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学术研究必须跟上时代步伐。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自觉担当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创造中发现有时代意义的研究主题、捕捉创新灵感、反映历史巨变,描绘中华民族现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绘宏图、为时代明大德。做学问,应该像蜜蜂那样到百花园中采集百花之精华,酿造甜美的蜜。这就需要我们到实践中理解时代,到实际中理解问题。我们不能做学术的搬运工,而应该做思想的创造者、时代的代言人。

        要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要搞清楚为谁研究、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能真正把握时代的脉动,聆听时代的呼声。人民是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学术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离开人民,就像离开大地母亲的安泰,将一事无成。真正的学者不能孤芳自赏,而应该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人民,一切荣耀都归属于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投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多到实地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真实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情感思想脉搏,着眼群众迫切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人民的心灵中。只有这样做学问,研究者才能发挥时代作用、产生社会影响,做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

        要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就必须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

        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社会现实、观照现实需求,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只有观照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哲学,才有可能成为学术精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总结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阐释激扬中国发展进程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为人民提供学术精品、鸿篇力作。

        要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就必须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一方面坚守学术伦理,做到学术诚信;另一方面做社会道德的引领者,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为社会作出表率。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去行动: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学问家;要坚守高尚职业道德,多下苦功、多练真功、多积内功,做到勤业精业;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自尊自重、自珍自爱,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提到,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用中国理论更好地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让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更加巩固,让为人民做学问的导向更加鲜明,让学术研究质量不断提升,加快推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 “美好生活”: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

        沈湘平 刘志洪

        当前,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意味着,人们幸福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保障已经基本具备。或者说,事实上,人民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美好生活,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其实是对更美好生活的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方面,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质言之,当前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较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以往没有被突出的“软需求”逐渐上升为刚需

        同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进步相伴随,人们的生活需要也逐步丰富和发展起来。例如,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以及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需要,特别是尊严、体面、自由等主观色彩很浓的需要,还有提升自身文化素质、追求全面发展的需要等日益凸显,这些成为衡量生活是否美好的重要因素,而不再是简单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这些“软需求”只有被充分地尊重、理解和满足,人们的生活水准和生活满意度才能有明显的提升,而这又将反过来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与发展。否则,即使经济发展了,人们对生活的获得感、满意度和幸福感也可能停步不前,甚至还可能出现倒退。我们做工作必须说服人,掌握群众。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因此,转变观念,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这些新的变化入手,我们的工作才能更加顺利地展开并富有成效。当然,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以往的“硬需求”或者说物质需要仍然存在,并将持续变化与发展,也不能忽视和松懈,而应给予更高水准的满足。它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性维度,而且构成“软需求”及其实现的根基。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比较的特征

        人类总是生活于对其比较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幸福美好生活就是比较出来的。一方面,人们的美好生活、更美好生活是与自己的过去比较而言的。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信息日益公开、透明的时代,人们的美好生活还与“他者”即别人、别的单位、别的行业甚至是别的国家进行比较。很多时候,人们不是将生活跟自己的过去相比,发现当下生活的“美好”,而是跟他人的生活比,看到自己生活中的“不美好”。马克思曾经以住房为例对此作出生动的分析:“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随着社会交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好生活需要的这种比较特征愈加强化。人们能够更为迅速、清楚地掌握他者的美好生活状态,美好生活的“历史水平线”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与此同时,生活中的“不美好”也在这种背景下加倍暴露、凸显出来,成为不堪忍受的对象。

        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认知处于变化中

        人既是生理的存在,也是心理的存在,还是心灵的存在。现在中国人普遍认识到生理、心理层面的满足对于幸福美好生活的重要性,很多人还认识不到幸福美好生活最为根本的是要让心灵得到安顿、精神拥有家园。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一些人没能感到幸福美好乃至感到不幸福、不美好的重要原因。现在我们毕竟经过“富起来”,已经进入“强起来”阶段,“强起来”就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准全方位的提升,以往被相对忽视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更根本的因素应该得到凸显。否则,不懂得美好生活的真谛,就谈不上实现美好生活。

        在自在状态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永远没有止境

        “美好生活”虽然并非一个文学概念,而是一个严格的伦理学、政治哲学概念。然而,生活和历史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有美好和更美好,但不会有最美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一定程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促成现实的美好生活,但现实的美好生活又总是生成新的、更高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作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另一方,不平衡不充分其实是发展面临的永恒问题,通过不平衡不充分到新的平衡充分再到新的不平衡不充分,如此往复,螺旋式前进,发展才成为可能。否则,彻底、绝对的平衡和充分也就意味着发展的停滞或终结。因此,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可能被绝对地满足,对此应有清醒认识和充分心理准备。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当然,从较低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到较高层次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本身就是美好的。而且事实上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深层、强劲而持久的动力。

        不同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既有共同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

        同为中国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天然具有相通、相同的方面,然而,矛盾无处不在,当前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不可否认,由于社会阶层、群体的高度分化,利益多元化、价值观多样化成为客观事实,利益冲突、价值观矛盾在所难免,不同阶层、群体、个人从自身出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时有冲突。例如,生活中常见所谓“邻避效应”——人们反对将有可能损害身体健康、环境质量、资产价值也即有可能妨碍自己美好生活的设施(如化工厂、核电站、垃圾场、殡仪馆等)建设在自家附近,但并不反对其建在别处。凡此种种,客观上凸显出一个“谁的美好生活”的问题,“美美”矛盾、诸善冲突的问题。大家都追求美好生活,结果却因为各自的美好生活之间存在冲突而美好不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从主体角度理解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它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甚至可以认为,这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展现,而对它的解决也成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真正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关键。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 更新企业分类的习惯思维

        刘世锦

        如何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此,我们要认真研究企业的分类标准问题。

        现代公司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有一个原则是两权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现代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与给它投资的所有者是完全可以分开的,不一定非得把投资者加到公司里面来,它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地位,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特别强调这一点。

        市场经济刚开始发展的时候,谁投资就是谁的企业。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是交叉的。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混合所有制是常态,不混合可能是个别的情况。

        从现实情况看,很多企业要准确界定其所有制性质,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企业产权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央企中有很多上市了,既有境内上市的,也有海外上市的,很多外国的投资者都持有它的股份,国内大量老百姓也是投资者,它还是央企、国企吗?严格意义上已经是一个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叫完全国企不准确。民营企业也有这种情况,有些是国资直接持有股权,有些是有国资背景。一个企业只有一个所有者的情况很少,不同的所有者进来,持股结构非常复杂,很难准确区分一个企业的所有制状态。

        为什么要把所有权跟经营权分开?我国的国有制企业,具体操作是政府作为所有者进入企业,这样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政府既是宏观调控者、市场秩序维护者,又是所有者。几种身份由同一个角色承担,很有可能把多种职能混淆,造成“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现在的情况是已无法用所有制属性简单地对企业进行分类,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标准之外,研究添加别的标准,这更加符合实际。

        我们一直鼓励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对民营企业也有类似的说法。能不能改改这句话,政府最多支持企业做优做强,不要鼓励企业做大。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如果某个企业过大,很容易产生垄断。政府鼓励企业做大,对公平竞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行业类型不同,企业的最优规模也不同。在相当多的行业,由于特定的技术和市场特点,企业可以做得很好,但规模不大。我们不反对做大,但做大的理由和基础是做优做强。

        还有,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特别是管理产业的方式,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我们的政府机构过去长时间习惯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后很不适应,遇到一个产业政策,顺势就拿过来了。如果把产业政策搞成不同程度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所谓产业规划,总想“手里有一把米”,还是 “下指标、戴帽子、挂牌子、给票子”的模式,对产业发展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确实需要反思。过去出现的一哄而上、产能过剩,由寻租引起的腐败,都与这种政府管理产业的方法有关。

        (作者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 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两个力量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在2019年亚布力年会上演讲指出,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两个力量分别为改革开放政策和创新政策。

        朱民在演讲中表示,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仅占全球的4%,今天占到19%,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上升得非常快。今后到2020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都将维持在30%左右。所以,在当前大的变动的格局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管是6.5%,还是6%,它增长的能力和动能仍然是存在的,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驱动力仍然是存在的。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经济是两个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和创新政策——在支持稳定和发展。

        加大改革释放动能。我们会继续看到中国的经济调结构,消费的比重继续上升,储蓄率会继续下降,收入会提高;工业的比重会继续下降,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会继续上升。中国经济在这个大的格局下,要继续朝这个方向走,与此同时通过去产能,通过改革来提升劳动生产率。我们估计所有的改革可以使中国多增长一个百分点的GDP,所以改革实际的经济推动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金融改革。

        在科技方面,我们对能源和环保已经非常关注,投入非常大。人工智能方面,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和美国竞争的第二大人工智能大国,走在技术前沿。中国的科技发展现在正处于从研究走向科创、走向创新、走向产业化和企业化的过程。   

        当前中国在这两个力的总和作用下,会有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张悦辑)  

  • 一次调研解决一个普遍问题

        宋 明

        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陈云都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早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就说过,“我们要在老百姓面前,负起责任,如果不是这样做,便没有尽到责任。人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是否对人民尽了责任,可以考验谁是优秀子孙,谁是不肖子孙。”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较为严重,陈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党的八大二次全体会议上,他指出,“猪肉供应不足,已经是人民普遍不满意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陈云亲自下乡调研。

        经过长途跋涉,陈云一行人来到此次调研的第一站——上海青浦小蒸公社。出发之前,他就特别叮嘱过,“现在全国人民正处于困难时期,我们要和他们同甘共苦。”这次招待工作十分简单,他吃住在农民家。

        为了解最要紧、最受群众关心的问题,陈云深入田间地头、养猪场和农民家里实地考察。那时,青浦农村的道路几乎都是狭窄的土路,有的大队隔着河,需要摆渡船才能过去。他不顾身体状况不好,奔走在崎岖的乡村小道上,坚持上午开座谈会,下午实地考察。

        通过走访两个养猪场和私养母猪的农民,他发现养猪场的饲养员在喂猪的时候敷衍了事,而农民则很细心负责,出现任何异常都一一排查。反复调查研究后,陈云得出结论,要发展养猪业,必须把母猪交给农民饲养。这一结论对养猪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切实解决了人民当时很关心的吃肉问题。

  • 1950年北京站工作人员为旅客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铁道建设事业飞速发展,北京站的向导员和搬运员对旅客的照顾也非常周到,体现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北京站24小时售票,并预定隔日的座位,携带笨重行李的旅客可在办托运时购票,旅客还可以电话购票,车站送票上门。图为1950年北京站工作人员为旅客服务。(殷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