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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红色法学家”何思敬

        散木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宣传运动,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蓬勃发展。随着整风运动和大规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展开,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被翻译介绍进来,形成20世纪“西学东渐”的又一个高潮。与此同时,有一批“红色学者”涌现出来。何思敬就是其中一位。

        “创造社”的“眼睛”

        何思敬1896年生于浙江余杭,少时东渡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社会学,并学习德语。其间正值十月革命爆发,促使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日本知识界广泛传播。通过在日中国学者的介绍,又急速传播到中国。何思敬对此极为关注,在异邦大量阅读了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刊,尤其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经济学家河上肇教授此时正在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学说,这对何思敬又产生了极大影响。经过一番研究,他逐渐接受了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道理,也认识到中国必须经过彻底改造。于是,他有意识地阅读马、恩著作。1923年,他加入了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立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当时,何思敬以思维聪敏、善于观察和分析形势被称为“创造社”的“眼睛”;成仿吾因善于联系和团结同人,被称为“创造社”的“纽带”;郭沫若则是“创造社”的“灵魂”;他们志趣相投,思想一致,彼此成为莫逆之交。

        中山大学的“红色教授”

        1927年2月,何思敬学成回国,随即被广东革命政府聘为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不久,“四一二”政变爆发,广东反共军人也实行“清共”。面对血腥屠杀,何思敬利用讲台进行揭露。国共内战期间,大学里的政治派别斗争激烈,何思敬站在进步立场上,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又在课堂上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位“红色教授”,在中山大学执教十年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何思敬到上海参加“文化界抗日会”,负责宣传工作,后又主持会务。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召开盟员大会,为支持上海军民抗日活动发起募捐,何思敬倾囊捐献,并撰文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鉴于其表现,他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外则以无党派人士面目出现。

        不久后,何思敬重返中山大学,在课程中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颇有影响。这些课程往往是采取巧妙方式加以掩饰的,如课程表上安排的是“经济学”,何思敬讲的内容却是《资本论》;“方法论”课,他讲授的是唯物辩证法;他讲“战争哲学”,话题从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谈起,又联系到日本侵略中国和中国抗战的实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抗日的前途必然属于中国;他还运用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分析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战术,在南方学府宣传红军以及长征。何思敬课余收集了两广政治、经济、军事的情况,写成《关于红军西征的报告》,向党组织反映广东各阶层对红军的认识和反响。

        1935年,北京爆发“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广州,中山大学学生予以响应,掀起了广州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何思敬更是鼎力参加。到了1936年1月9日,广州上万学生和市民举行抗日宣传大会和示威游行。广东军阀陈济棠决定镇压。就在游行队伍行至荔枝湾桥头时,突遭所谓“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的武装袭击,随即陈济棠宣布全市戒严,逮捕了一批学生骨干,其中两人被秘密杀害,酿成了“荔枝湾惨案”。陈济棠认定事件是何思敬等“红色教授”“煽动”起来的,决定将之秘密逮捕,幸好这一消息事先为进步学生所知,何思敬遂紧急离开广州,避居于香港。

        间接在毛主席写《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中出了一点力

        抗战全面爆发后,何思敬辗转到达延安,当即受到毛泽东等的接见和欢迎。对于这位知名的法学家和翻译家,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是早已“如雷贯耳、久闻大名”了。鉴于当时何思敬的妻儿仍滞留香港,生活困难,毛泽东亲自批示每月汇寄生活费。到了1939年底,经过沿途中共各组织的精心安排,何思敬妻儿也平安地抵达延安。当何思敬见到夫人王艾英带来的黑格尔原版《大逻辑》时,大喜过望:“现在,我可以研究我真正喜爱的哲学了。”于是,何思敬在延安的九年,可谓是如鱼得水,期间从事翻译马列著作和研究、宣传马列主义的工作,曾担任延安大学法律系主任及法学院院长等,培养了许多中共的政法干部和理论干部。

        何思敬还受毛泽东的委托,将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翻译出版。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亲自主持了关于《战争论》的研讨会。克劳塞维茨是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他的《战争论》对世界军事理论有很大影响。其中提出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点,被列宁认为是把“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是对战争“所下的定义”,是“一句至理名言”。因此,毛泽东很重视这部书。在研讨会上,有数十名高级军事干部参加,何思敬主讲了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据参加过这次会议的莫文骅将军回忆:这本大部头,“毛主席指定何老根据德文原本译出。每次开会介绍一章,并印发复写译文,来帮助讨论……大约经过三个月,(总算) 把这本书基本读完了……学完之后(也许在学习中) ,毛主席便写《论持久战》……何老在帮助毛主席理解克氏这部难读的书,是有一定贡献的,也是间接在毛主席写《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中出了一点力。”

        1946年,何思敬随毛泽东、周恩来参加了重庆谈判,任法律顾问,协助拟定谈判原则和方案等。“双十协定”签订后,何思敬随周恩来等留在重庆,就未能达成协议的问题继续与国民党方面会谈。这期间他数次应邀到陶行知办的社会大学讲课,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并多次接见《新华日报》记者,以法学家的身份,揭露国民党当局协议墨迹未干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事实,并在《解放日报》撰文揭露蒋介石推行“宪政”的欺骗性。

        全面内战爆发后,何思敬返回延安,以法律为武器,继续抨击国民党。此后,土改运动大规模展开,l947年年初,何思敬赴山西参加土改工作。1948年春,中共中央机关迁至河北平山西柏坡,在那里,何思敬协助周恩来草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为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作好了准备。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何思敬是一位“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的人,并称赞他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作者为文史学者)  

  • 塑造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地理”

        杨开忠

        遵循分割、距离、集聚、异质四大地理特性,重塑经济地理是经济发展的成功之道。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中国经济奇迹“高速增长”关键因素在于适应高速增长的需要重塑了经济地理,“高质发展”亦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再次重塑经济地理。

        高速增长奇迹的关键基础:重塑经济地理

        1979年至2014年中国经济出现长达35年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奇迹无疑归功于改革开放焕发了勤奋智慧的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从经济增长和经济地理相互作用的角度看,关键在于遵循分割、距离、集聚、异质四大地理特性重塑了中国经济地理。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农业劳动剩余下的大规模高速城镇化。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镇化是缓慢和小规模的、甚至是负增长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入农业劳动剩余条件下的大规模高速发展轨道。1978—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由17.92%增加到54.77%,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城镇常住人口年均增加1602万人,为1949-1978年年均增长的4倍以上。这种农业劳动剩余下的大规模高速城镇化,使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几乎无机会成本地获取了从乡村到城镇的配置利益和集聚效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火车头。

        第二,人口和经济迅速从内陆边缘区域向沿海核心区域大规模集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承认不平衡发展、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鼓励和支持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要素投入重点从内陆边缘区域向沿海核心区域转移。1978—2014年沿海地区人口和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增加到41.4%和58.8%,分别增加了4.1个和11个百分点。这有利于发挥沿海区位优势、更有效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资源和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获取区域聚集利益。

        第三,不断细分、扩大的专业化生产与贸易。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地方保护主义一直存在,无论是从不同产业还是从产业内部来看,基于劳动力比较优势、大规模国内市场效应、多样性优势和各地区区情的国际国内专业化生产和贸易客观上不断深化和扩大,改革开放以前半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体系被彻底打破,全球化、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和贸易的地域分工体系不断形成,这有利于发挥各地国内国际比较优势,获取专业化经济和规模经济。

        第四,大规模的时空距离压缩。从时空距离来讲,毗邻先发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促进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抓住交通和信息技术革新的战略机遇,大力推进全国相互衔接的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压缩时空距离,我国重要城市之间铁路最快通达时间压缩了3/4左右。这不仅直接有利于贸易和要素流动的成本降低与效率提高,而且有利于城市、地区的专业化和集聚发展。

        第五,不断大幅减少内外分割,深入推进一体化和全球化。一方面,鼓励和支持学习英语等语言,不断扩大开放,消除国际经济技术人文交流的制度、语言、文化障碍,打破闭关自守,接轨全球;另一方面,推进横向经济技术联系,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打破条块分割。这同样有利于贸易和要素流动的成本降低与效率提高,有利于集聚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成功之道:再次重塑经济地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再创超大型经济体的高质量发展奇迹同样离不开“超大”的基本国情,成功之道仍然在于遵循分割、距离、集聚、异质四大地理特性再次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但这种再塑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

        从再塑方式来看,可以概括为:点、线、面、体、能、质、度七个相互作用的方面。

        从发展节“点”来看,要适应“一带一路”建设和新一轮全球化的要求,在巩固提高北京、上海、香港、广州、深圳等全球性城市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大力培育发展成都、杭州、武汉、沈阳、西安、郑州、昆明、福州等新的全球性城市,形成以全球性城市为引领的、和谐宜居、富有活力的城市体系。

        从发展轴“线”来看,要适应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要,优化国家集聚发展轴线的战略布局,着力提升沿海集聚发展轴线,重点拓展沿长江、沿京广-京哈、京九、陇海集聚发展轴线,高度重视形成沪昆、京兰、青(岛)银(川)、包昆、“兰渝黔桂新”轴线以及北起钓鱼岛、南至南沙群岛的海岛链状经济轴线。

        从发展“面”域来看,要适应协调东中西、平衡南北方、统筹海内外的要求,在坚持完善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格局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适时将规划建设山东城市群和渤海大湾区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以鼓励支持沿海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不断深入建设长江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形成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将规划建设黄河海河生态经济带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以支撑引领内地共同发展。

        从发展“体”量即密度来看,要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划分制度和配套政策,加大中央财政对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转移支付力度,完善横向补偿机制,引导土地开发区位选择、控制开发强度、调节国土空间人口和经济密度,使人口分布、经济布局、生态环境相协调,形成集约紧凑、疏密有致的可持续国土开发格局。

        从发展动“能”来看,要按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以“点、线、面、体”为地域依托,正确处理好化解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推进区域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调区域产业转移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动力协同转换,建设充满活力、各具特色、一体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全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合理布局。

        从发展地方品“质”来看,要按照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的要求,适应都市圈化的客观趋势,依据城乡融合、区域同城的原则,丰富发展空间不可转移品数量、多样性、质量和布局,培育发展通勤高效、一体发展、和谐宜居的现代化都市圈和大都市圈首尾相连所组成的现代化城市群,形成多层次的美丽国土生活圈。

        从制“度”来看,要按照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要求,贯彻竞争中立原则,深入推进基于规则的制度型开放,进一步建立健全要素充分自由流动、统一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制度;探索创新财税制度安排,引入政府间协商议价机制,完善政府间合作互助机制;深入推进空间精治、共治、法治改革,努力形成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群机制协同发挥作用的空间治理体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 从我做起,从“小”做起

        李伯重

        创新很难,而制造“垃圾”则很容易。大多数学者都已清楚地指出:现行的科研体制和评价体制、期刊体制,是造成我国“学术垃圾”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大力呼吁“剔除学术垃圾需彻底改革评价体系”。但是,要改变现行的科研体制、评价体制和期刊体制,只有国家相关部门有这样的权力,用中国古语来说,这是“肉食者谋之”的事。作为单个的学者,除了呼吁之外,对此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此为由,不采取任何措施,任凭垃圾继续泛滥下去吗?如果认为不能如此消极无为,我们就必须从我做起。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从正心诚意做起的意思。换言之,作为学者个人的“正心诚意”,最起码的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制造“垃圾”是恶,不论大小,都不能去做。进行创新是善,不论大小,都应当努力去做。

        不制造垃圾,不仅是绝不能做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之事,而且要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所创新,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人类共同的知识大厦增添一块砖、一片瓦,而不是倾倒一堆废料。

        要进行学术创新,首先就要知道学术创新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今天我国撰写“学术”著作似乎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事事可为。大学里三十多岁的年轻教师,已是“著作等身”。这在全世界(至少是世界一流大学中)可谓绝无仅有的。

        进行创新性的学术研究非常艰辛。在美国,文科的名教授一辈子通常也就是两三本书,论文十数篇至数十篇而已。“十年磨一剑”是常见的事。一个例子是哈佛哲学系教授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这本书是多年来国际哲学界公认的最佳著作。罗氏写这本书用了十年以上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他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

        创新性的研究艰难如此,所以只有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才能做到。马克思说: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由于学术研究非常艰苦,所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只有研究者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真正把学术当回事,而不是“玩学术”,或者把学术研究当做谋取某种“好处”手段,这样才能够进行创新。

        我到清华任教以前,对清华著名的土木工程系和建筑系之间的关系感到很不清楚。到了清华之后方才了解到原来两者虽然都是做建筑的,但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简言之,建筑学是设计房子的形状,而土木工程学则是制造用以盖房子的各种部件。

        建筑学和土木工程学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但是正如历史学家王笛在讨论中所说:“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有局部和整体,或者说碎片与整体,两者甚至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没有局部,哪有整体?没有零件,哪有机器?……所谓‘碎片’和‘整体’,就是零件与组装的关系。整体是由碎片集成的,可以没有整体,但却不能没有碎片。一个技术不怎么好的技工,如果无法把零件组装成机器,零件毕竟还在,以后还会有高手利用这些零件组装机器。但如果没有零件,就完全不可能有机器。同理,历史研究没有碎片是不行的,这犹如机器没有零件。这些看起来各自分离的‘碎片’组起来,让历史研究逐步趋向整体认识。”

        在史学研究中,大多数人是应当做土木工程师的工作,做建筑师的工作当然只能是少数。就做重大课题研究而言,我要说的是,绝非人人俱可做重大课题研究。这需要一系列必要条件(不仅包括各种客观的条件,而且也包括研究者自己的主观条件如学养和能力等),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最终做出来的只会是次品或者废品,或者说就是“学术垃圾”和“准学术垃圾”,其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做符合自己主客观条件的小课题,只要真正努力,却是可以出真正成果的,这种成果就是创新。

        相对而言,做“小”问题研究,比较容易出真正的成果(即创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关心“大”问题。王国维提出治学应“从宏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故“虽好从事于个别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从一问题与他问题之关系上,见出最适当之理解,绝无支离破碎、专己守残之弊”。曾对清儒治学多有批评的顾颉刚,后来也认识到“人的知识和心得,总是零碎的。必须把许多人的知识和心得合起来,方可认识它的全体”“必有零碎材料于先,进一步加以系统之编排,然后再进一步方可作系统之整理。”如若只“要系统之知识,但不要零碎的材料,是犹欲吃饭而不欲煮米”。有些因时代风气而气魄恢宏的东西,一旦风气转变,转瞬即“烟消云散”。故“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

        这些先贤的话都颇有深意。一个学者不论做什么研究,都应当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很重,只要自己做的工作是创新,成果都是大成就。如果能这样想,就可以从“小”做起,从我做起。如果每个学者都能从“小”题目做起,认真发掘新资料,使用新方法,就能做到有所创新。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版供图:刘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