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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记

        齐 霁

        一提起1949年4月23日,不少人会想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南京宣告解放的喜庆日子,但很少人知道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诞生日。“九层之台,起于累土。”70年来,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发展成一支多兵种合成、具有核常双重作战手段的现代化海上武装力量,正朝世界一流海军的队伍迈进。

        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抗战胜利后要创建人民海军的远见卓识

        1944年11月5日,驻守山东威海刘公岛的汪伪海军600余人在练兵营卫兵队少尉队长郑道济等人的率领下武装起义,随后投奔胶东八路军。11月12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向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发电报报告了刘公岛起义情况。11月13日,延安新华社播发了题为《刘公岛伪海军六百人反正》的消息,将刘公岛起义的事实经过公告海内外,大大鼓舞了敌后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11月22日,山东军区将起义部队命名为“八路军山东胶东军区海防支队”。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延安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高兴,并富有远见地对刘少奇、朱德等同志说:“你们想到没有,日本人被赶走以后,要看好我们国家的东、南大门,就要建立一支我们自己的海军。中国再也不能敞着大门,听任别人随随便便打进来了。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开始研究海防、岸防的问题啊!”随后,毛泽东指示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负责组织成立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海军研究小组”,开始着手研究有关组建海军和抗战胜利后的海岸防卫问题,揭开了筹划人民海军建设的序幕。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作出尽快组建人民海军的战略决策

        1949年年初,中共中央深切认识到拥有海上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并作出尽快组建人民海军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为满足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尽快完成反共内战部署,国民党政府在驱使其海军参加运兵的同时,请求美国海军运送远在西南大后方的国民党军队至华南、华东、华北、东北各地。由于国民党军队迅速完成了战场军事部署,兵力一度占压倒优势,向解放区的进攻到1947年初就达到了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的代价,才遏制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并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扭转了战场局势。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在沿海地区先后组织了辽沈、平津、上海等几次大规模的战役,一度创造了全歼该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态势,但由于缺乏海上武装,致使国民党陆军残余多次在国民党海军和美国海军的帮助下乘舰从海上撤逃。显而易见,海洋通道和海上力量对战争进程乃至战争全局均具有重大影响。此外,中国共产党如果仍然缺少海上武装力量,大陆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就无法向万里海疆进军,解放台湾及数千个沿海岛屿,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新中国建立后也难以保卫海疆,抵御外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中共中央正是在综合考虑上述情况的基础上作出了尽快组建人民海军的战略决策。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在判断“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这一事实的同时,提醒全党同志“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特别是存在“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提出“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不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就把组建人民海军的重任交给了第三野战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

        1949年3月26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出席渡江战役总前委在安徽蚌埠孙家圩镇召开的渡江作战会议后,向刚从大连养伤回来的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华中军区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张爱萍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为了解放全中国,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为迎接解放台湾的任务做好准备,决定由第三野战军组建海军,委任张爱萍负责海军筹建事项。后来,张爱萍将军回忆说:“听了陈毅同志的传达,我感到非常兴奋,又感到压力很大。在此之前,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把组建人民空军的任务交给了第四野战军,并在佳木斯开始组建,现在又及时地作出了组建海军的决定,这就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单一的军种成为陆海空军种齐全的人民军队,无疑是我军建设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4月23日,就在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天险、将红旗插上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同一天,中央军委急令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立即组建海军,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任命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当日下午,张爱萍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三野东路渡江战役指挥部主持召开了组建华东军区海军的第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仅有来自五湖四海的13个人,除张爱萍外,还有第二十八军第八十四师参谋长李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作战情报参谋黄胜天、军工部采购科科长张渭清和机关管理员温礼芝,以及作为工勤人员的8名战士。这13人成了人民海军初创时的见证者,他们在战火中共同见证了这个载入史册的历史性时刻。

        张爱萍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首先从三大战役讲到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从战局发展讲到组建人民海军的必要性。他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推到了高潮,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大大地加速了全国胜利的到来。今天,人民解放军又占领了蒋介石的总统府。但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凭借手中仅有的残兵余孽,分撤到台湾等东南沿海岛屿,继续以人民为敌,负隅顽抗。长江口、珠江口仍被封锁,上海、广州等重要港口依然陷于瘫痪。要完成这些主要的历史使命,人民解放军必须迅速建立一支相应的海军,否则难以完成解放全中国的革命大业。”他还讲到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及其留下的警示。他说:“从历史的经验看,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也大多数来自海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手中如果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没有稳固的海防,新生的政权也难以巩固。因此,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提出要组成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的任务。在蚌埠期间,陈毅司令员向我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要三野组建人民海军。”最后,张爱萍要求到会人员全力投入筹建海军的工作中去。他说:“现在我们这些人就是主要的组成人员了。此外,我们还有三野教导师的部分同志和国民党的舰队起义人员。目前他们虽然不在这里,却是我们的基本力量。今天,我把大家召集来,一是动员,二是宣布海军开始正式工作。也可以说,今天就是我们共产党海军诞生的第一天。”

        这次会议虽然开得很简短,却是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众所周知,由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在很长时间内陆军一直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军种。70年前的这次历史性会议,标志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里出现了一个新军种——人民海军。诚如一些海军史专家所言:“就当时的军队体制建设来讲,这是解放军一大兵种诞生的会议;就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体制来讲,这是解放军的一支新军种的滥觞。”也正因此,中央军委于1989年2月17日批准“以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成立华东军区海军的日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成立日期”。

        (作者为天津商业大学教授)  

  • 质量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求

        李雨檬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的重大命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重要论断。党的建设质量关系党的生命,也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质量、执政质量。

        在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毛泽东立足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学说。毛泽东提出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伟大的工程”。运用好革命法宝,建设好伟大工程,质量强党是题中应有之义。重温毛泽东关于质量强党的主要思想,对于我们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衡量党的建设质量的几条标准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都对党的建设质量提出了要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全国性的大党,也给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党”的几条标准也就是党的建设的质量保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如何防止中国共产党出现腐化变质、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等情况,成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尤其关注的问题。他在“进京赶考”前严肃地提出了“两个务必”,告诫全党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这成为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重要保障。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党的建设必须追求质量,质量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求,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质量强党的根基是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这个根本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基所在。毛泽东反复提到:“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我们的方向就是人民的方向”。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始终是首要问题。党的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的需要。

        为人民服务要做到“全心全意”。多少算是全心全意?毛泽东幽默地说:“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是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党的建设历来同党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结论时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只有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才能跳出中国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完成好党的历史使命。

        质量强党的助力是革命精神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加强党的建设是党的自我革命,需要具有革命者的精神。

        革命者要有奋斗精神。一是要有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说:我们的民族有着不怕一切艰难困苦、不怕一切牺牲的作风,“共产党也有他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只有艰苦奋斗,才能克服困难更好地前进。二是要有永久奋斗的热情。毛泽东在1957年指出:“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革命者要有政治定力。毛泽东指出,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都是走“之”字路,而不是走“一”字路。道路总是曲折的。毛泽东在被他评价为“最革命最进步”的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提出:“每个革命者,要在政治上有持久性”,要打一个“政治上的持久战”。 走“之”字路,一是要学会忍耐,1944年毛泽东给陈毅的信中也写道:“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二是面对困难时还要学会周旋,“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情况,如果走不通,我们就转一转弯”,但是转弯不是根本后退,只是稍微转一个小弯子然后继续前进。党的建设发展进程也是曲折前进的,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面对曲折,保持革命定力。

        革命者要有革命朝气。毛泽东认为朝气是一种进步的、上升的、再接再厉的倾向,他在1957年夏季写的一篇文章中强调:“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这篇文章被特意注明要在党内印发并且下发至县委一级。怎样才能有朝气?毛泽东指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吐故纳新,有永不停滞、奋勇向前的革命朝气,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质量和推进党的建设发展进程。

        质量强党是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建设中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和方针,使我们党从根本上区别于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成为最先进最有战斗力的党。这些重要原则和方针中处处体现着对党的建设质量的要求。

        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毛泽东提出,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重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在思想上整顿,加强党内教育。要建设大党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党员干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成为我们党建党以来一次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推进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要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毛泽东提出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只有在党的建设中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更好地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要发扬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概括党的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需要能够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家,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得到创新和发展;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毛泽东对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也有质量要求,比如:要襟怀坦荡,忠心耿耿,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等。 

        毛泽东提出的党的建设基本原则方针和提供的具体要求和做法,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思考,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和创新。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 从维新烈士到思想彗星

        欧阳哲生

        谭嗣同是一位颇具个性的维新思想家,他毅然以“流血变法”启迪后人,这是他留在历史上光彩夺目的不朽篇章。

        “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

        谈起戊戌变法的历史叙事,我们首先会想到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这本书分“改革实情”“废上始末记”“政变前记”“政变正史”“殉难六烈士传”五篇,对戊戌变法的历史过程做了最初的历史总结。《戊戌政变记》可以说是叙说戊戌变法史的一个母本,以后对戊戌变法史的历史叙事都不脱此著的窠臼。《戊戌政变记》中有两篇与谭嗣同密切相关:一篇是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一篇是《谭嗣同传》。

        梁启超是广东人,来湖南担任过时务学堂总教习,谭嗣同是教习,他俩存有同事、同志的密切之谊。梁启超对湖广的风俗民情知之甚深,感情弥笃,他在《湖南广东情形》一文中论及近代湖南新旧两派对立时有一段名言:“湖南以守旧闻于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实维新之区也;发逆之役(指太平天国运动),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而仇洋人之风已起。虽然,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此所以异于他省也。”

        梁启超认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新旧两派极端对立。旧派以叶德辉、王先谦为代表,新派则以谭嗣同为急先锋,双方之矛盾势同水火。梁启超是维新派,他的看法当然是预设立场的。实际上,王先谦一八九六年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一八九七年一月时务学堂呈报立案时,王先谦还是领衔提倡者,说他是守旧派或是顽固保守派并不太公允,旧派并不乏新思想。如果细究所谓新旧两派的思想,其实都是以传统为底色。传统既可成为守旧的藩篱,也可演变、进化为维新的动力。谭嗣同的思想演变是传统思想向“维新”转化的一个实例。谭嗣同思想中讲求“仁学”、坚守“志节”的特点,就体现了传统思想在近代演进中鲜活的生命力。

        后来流传的谭氏生平事迹、个性偏好、烈士轶事都是出自梁启超的《谭嗣同传》

        梁启超的《谭嗣同传》,可以说是塑造谭氏形象的一个经典文本。后来流传的谭氏生平事迹、个性偏好、烈士轶事都是出自这部小传。如谈到谭早年的生活、性情:“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如称赞谭嗣同在湖南传播新学所发挥的先锋作用:“自甲午战事后,益发愤提倡新学,首在浏阳设一学会,集同志讲求磨砺,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如评价谭嗣同在湖南新政中的功劳:“于时君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还有谭嗣同不愿去日本大使馆躲避追捕说的那席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被捕下狱后在狱壁中题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大家熟知的谭嗣同遗诗。这些后来长久流传的有关谭氏的故事,实际上都是出自梁启超的手笔,梁氏着意创作一个维新烈士的英雄形象,以鼓励他的同志。

        梁启超所塑造的谭嗣同烈士形象明显受制于三个因素

        从历史的角度去解析,梁启超所塑造的谭嗣同烈士形象,明显受制于三个因素:一是他本人作为维新派与保皇党人的双重身份。他将谭嗣同定位为维新志士和保皇党人,强调谭氏的献身精神,当然是寓含激励维新,推动新政,为光绪皇帝保驾护航之意。二是他作为康有为的学生和追随者,有意称谭嗣同为康的“私淑弟子”。谭嗣同的《仁学》最初是在《清议报》上刊载,文前有梁启超的序,这篇序中特别强调谭嗣同是康有为的弟子,认为《仁学》是发挥康有为的思想主张。“《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而烈士者,即实行此语之人也。”三是维新派对袁世凯的忌恨与试图离间清廷与袁世凯的关系。他长篇讲述八月初三夜晚谭造访袁世凯的故事,即寓此意。梁启超的《谭嗣同传》所提供的材料可以说成为后来各种谭氏传记的原型。

        梁启超晚年作《清代学术概论》,仍不惜篇幅评述谭氏的思想,谭嗣同短暂的一生只活了三十三个春秋,故梁启超称他为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从他留下的《仁学》遗稿看,他有意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至少是系统清理自己的思想来源。但这一工作因其猝逝,还没达到瓜熟蒂落的成熟地步就中止了。所以,我们只能遗憾地说,谭嗣同的思想是一个伟大的未完成。

        从梁启超前后对谭嗣同的评论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梁对谭的精神阐释主要着重两个方面:早期他主要是阐发谭氏的舍生取义,拯救众生的献身精神,救世博爱的宗教精神,大仁大智大勇大无畏的博大胸怀。这是一个烈士形象。晚年他则主要弘扬谭氏“冲决网罗”、批判纲常名教、排斥尊古观念的一面,这是一个思想先驱者的形象,梁氏之所谓“思想彗星”。这当然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有相当关联。从烈士精神到思想彗星,这是梁启超评价谭嗣同走过的轨迹。梁启超对谭氏精神的阐扬成为后来人们理解、把握、评价谭氏的基调。后来虽然有关谭氏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大体都不离梁任公指陈的轨道。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