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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场力是支撑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

        王义桅 汪圣钧

        中国不仅人口基数大,而且产生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其强大的消费能力使中国成为全球中高端消费品的最大市场;中国的8亿多网民对全球数字化商品与智能硬件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智能市场。然而,中国的市场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相较于西方成熟市场,中国在国有企业、财税与金融政策、土地政策、市场准入管理、社会管理等领域行政调控强于市场调控,这是造成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就是解放生产力、释放市场力的过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力的概念,是郑必坚先生提出的,他倡导以“市场力”“创新力”打造新战略机遇,因而把握新时代战略机遇期必须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释放中国的市场力。

        市场力是支撑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首先,庞大的内部市场是历史上大国和平发展的根基。布罗代尔将民族市场的出现视为改变欧洲历史的重要事件,因为强大的国家政治意志与商业资本的逐利诉求将分散而弱小的地区市场融合为一体,成为欧洲大国的基础。但是,内部市场的规模决定了大国经济成长过程中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而充足的内部市场能降低新兴大国面临贸易摩擦或贸易战时的脆弱性,能够更理性地把握和平发展机遇。

        其次,市场力有助于加速新兴产业成熟并推广中国的产业标准。中国的高铁产业依托国内大市场,积累了大量的应用经验与科研实力,形成了包括从技术到行业标准的全面输出能力。以人工智能为基础产生的新兴产业(如智能医疗)凭借巨大的市场空间获取数据,在技术应用中能够发现更多的问题并以此推动行业标准的成形。

        再次,强大的市场力有助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扩大治理机制代表性。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带来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机制内地位的上升,中国在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已经从3.996%提升至6.394%,而在世界银行增资130亿美元后,中国出资份额达到5.71%。更为重要的是,在以亚投行为代表的新兴区域开发银行中,中国获得了与自身全球经济贡献相当的投票权份额,这必然有助于全球经济治理在遵守一般经济运行准则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符合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采取行动。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也提出了释放中国市场力的关键手段。

        首先,创新和市场必须紧密结合,从供给高质量的商品与服务出发改变不合理的供给结构产生的供需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视为经济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主线,正是因为收入攀升带来的消费升级使得原有的商品与服务供给失去了需求,产生了供不应求与产能过剩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创新是破解这一矛盾的关键手段,必须用鼓励创新的政策提升中国市场的“品位”,确保勇于创新且善于创新的企业能够引领整个市场的发展方向。

        其次,确保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尤其强调要发挥竞争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公平的制度环境意味着制度的制定者不应偏向于特定的经济行为体,在非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对各种所有制企业应一视同仁。国有企业改革是深化市场改革的硬骨头,而能否啃下硬骨头对于释放中国的市场力,把握公平竞争带来的战略机遇十分重要。

        再次,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市场力的释放既要充分利用高质量外资,又要积极推动成熟企业走出去开拓外部市场,形成双向开放。从放宽全国市场和自贸区市场准入清单,到举办进口博览会,中国展示了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则真正从全球的尺度释放中国的市场力,把中国的市场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利用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机遇消化中国的优质产能,带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经济转型的双赢结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政策民主与政策协商

        李修科 燕继荣

        良好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建设和实现美好社会的重要一环。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人类生活的复杂性正在加速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政府、市场、民间社会都在同时扩展和延伸其发挥功能的领域和角色。面对这种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科学化和民主化就成为公共决策所必须追求的两大目标。

        政策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党和政府执政的内在要求,也是其追求的两大目标。既不民主也不科学的决策不仅削弱政策执行力,还损害决策部门的公信力。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强调要推进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并把它设定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全景式研究,尤其是对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经济、制度、民主、法治、政治文化、社会冲突、国际影响、政策、发展方式等主要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经济、制度、民主、法治、政治文化、社会冲突、国际影响等因素在中国政治发展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些因素都不是主导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性因素,真正主导或决定中国政治发展的应该是政策因素,政策因素极大地影响、主导甚至制约着其他因素的发展,并形成了“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的政治发展范式。由此产生的“政策民主”——以政策民主化及公民参与政策过程为代表的民主——要求以民主的方式改变封闭的政策决策过程,使公共政策能够获得更好的民意基础。

        “政策民主”是政策协商产生的理论基础,政策协商是政策民主得以实现的实践前提。中国协商民主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为实现党和政府、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在公共政策决策时的科学化、民主化、透明化而展开的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政策民主”是民主的力量进入政治决策,打破政策决策的封闭过程,相应地,政策协商也是要让公众的参与、对话、协商贯穿政策决策的整个流程中,包括从议程设置、协商主体、协商程序到政策反馈等各个环节。

        “政策民主”使政策协商成为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题中应有之义。政策协商的功能是为了促进具体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强调公民参与、公民表达、公民对话和公民理性,在这个过程中,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广泛性和先进性。让公民参与到具体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来,能够增强政策的合法性,提高公民对政策的遵从度,降低政策执行成本;同时,公民的参与也能增强公民的效能感和获得感。

        必须指出,任何大型的人类社会组织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公共政策决策中的参与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协商民主须谨防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议而不决、商而无果。政策协商的最终结果是要决策,而任何协商又都有成本;协商主体的规模越大,越不容易达成共识。因此,在实际的政策协商中,协商主体选择的范围和规模必须按照一定原则进行划定和限制。同时,政策协商的范围问题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协商同其他商谈形式一样,既可能产生好的结果和影响,也可能产生不良后果和负面影响。在一定的社会语境、发展阶段、政策环境下,有些公共政策适合协商,而有些公共政策不适合协商,政策协商的事项范围必须要确定。一个一般性的、原则性的回答是,政府应该把有助于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协商形式最大化,而把改善人们生活无益的协商形式最小化。具体而言,政府的决策涉及国家安全、公众安全、保密性和时效性等公共决策时,一般不适用较大规模的政策协商。在开展政策协商时,如何权衡民主性和科学性之间、民主性与专业性之间的关系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议题。简言之,只有在政策决策时充分开展协商民主,政策协商时尊重和遵守一定原则和规范,才能实现政策民主和政策协商的良性运行,进而实现公共决策的代议性表达和参与性表达的有效结合。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 再谈“先生与学生的辩证法”

        唐爱军

        1943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毛泽东第一次较为具体地论述了群众路线的思想:“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群众路线的内容看似简单,但如何在实践过程中有效地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切实做好群众工作,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极高的辩证思维和实践智慧。毛泽东当年用“先生与学生的辩证法”来说明党群干群关系,强调把握和践行群众路线需要讲两点论,不能走极端。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1949年3月13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指出:“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实际上通过“先生与学生的辩证法”来阐明党的群众路线,尤其是党群干群关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干部兼具的两种身份:群众的“学生”和“先生”。两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一是要做群众的学生。它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从价值观层面上看,做群众的学生就是树立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群众的学生、服务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价值立场。第二,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角度看,做群众的学生,就是深入群众,向人民群众虚心学习,广泛听取群众各方意见,汲取群众的聪明才智,及时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第三,从党的工作作风角度看,做群众的学生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的教育。

        二是要做群众的先生。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第一,从认识论角度看,做群众的先生指党及其领导干部要对群众的意见进行分析、辨别、集中和总结。群众的意见是零散的、不系统的,甚至有时是“错误的”“非理性的”。人民群众意见的集中和总结,要由领导干部来做。判断群众的意见正确与否是领导干部的责任。“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对群众意见的总结要全面、客观,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第二,从“先锋队理论”看,做群众的先生指我们党要走在群众前头,领导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善于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为什么党要做群众的先生,并且能够做群众的先生?因为群众有自发性,不能仅仅依赖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需要先进政党领导;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是先锋队,更能够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更能够把握和维护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董必武曾说过:“像群众长远的利益或最高的利益,群众自身往往是看不见的,必须有党领导,群众才不致走错路。”

        从理论角度看,“先生”与“学生”的关系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双向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做好群众工作,要坚持辩证法。领导干部要做群众的学生,避免命令主义;做群众的先生,避免尾巴主义。

        从实践角度看,做好新时代群众工作需要双管齐下,既要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做好群众的学生;又要领导群众、教育引导群众,做好群众的先生。当前,普遍突出的问题恰恰是领导群众、教育引导群众不够。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条件下人民群众呈现出新特点,导致群众接受教育引导的难度在增加、效果在下降。一方面,人民群众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不同群体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群众的“差异性”在增强,增加了党整合群众矛盾,教育引导不同层次群众的难度;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和利益意识不断增强,甚至在一定范围内滋生了民粹主义,人们更看重现实利益和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和未来理想的关注度下降,在此背景下,“做群众的先生”更难了。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合作治理:乡村振兴的有效模式

        余福海

        合作治理是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有别于以往基于行政层级的垂直治理模式,它提倡民众、政府和第三部门多方协作共治,是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在德国和日本的乡村振兴实践中,合作治理不仅减少了公共资源浪费,还促进了乡村发展,对当前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借鉴意义。

        社会资本是乡村合作治理的基础。公共利益是合作治理的起源,开展合作治理是为了公共利益。在德国和日本,以往的乡村治理采用基于行政管理层级的垂直治理模式,下放的资源无法按乡村的发展意愿和能力精准匹配。一些发展能力强的乡村本不需要那么多的资源输入,但是却因为行政层级较高而得到了远超自身需求的资源数目;发展能力弱的乡村由于行政层级较低却没有得到与需求相符的资源数目。在发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公共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显得更加迫切。

        德国和日本通过采用基于社会资本的合作治理模式,跳出了垂直治理模式的行政困境。乡村社区的互助传统首先得到重视。二战以来,德国、日本在传统的农民合作组织基础上,成立了规模庞大、产业链健全、实力雄厚的农民协会,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代购生产资料、代售农产品、农业科技指导,成为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 

        基于社会资本的乡村合作治理模式成为人们的共识。近年来,德国出现了一种灵活开放共享的“资源-网络”发展新模式。这一模式的特征是不再完全依附“自上而下”的纵向均等化资源分配过程,而是通过“自下而上”的乡村联合和资源反馈,形成新的发展主体,将地方政府的发展意愿、非政府组织以及潜在的自然、人文、人力资源汇集形成“资源-网络”,申请与发展意愿匹配的欧盟、联邦、州发展基金和企业、机构提供的各类发展基金项目。

        日本农村振兴的创新实践是伴随着内发式发展思潮出现的。1960年代,日本学者鹤见和子提出“土生土长的发展”理念,强调地域居民与团体自律性地创造出实现发展目标的途径。受其影响,1970年代初,大分县率先发起一村一品运动。各地纷纷效仿,创新性、地域化的乡村振兴方案层出不穷。1987年,日本政府发布《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肯定了乡村的自发努力,强调以地域自身的创新和努力来推动地域振兴,提倡国家、地方和民间组织共同协作。2005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将农林渔业领域融资交给农林公库和农协办理。基于社会资本的合作治理模式更加普及。

        有效参与是乡村合作治理中的重要因素。乡村合作治理的前提是明确可能的参与者,并充分保障他们的代表性和平等的参与权利。农民的主体地位首先得到了尊重和保障。在德国,只有村民亲自参与决策与实施,涉农政策才会持续取得效果。为了使发展方案与村民需要相适应,德国政府鼓励全体居民和经营者有效参与,实行“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赋予村民更多的责任。这种做法抛弃了专家决策,保障村民在决策时的发言权,并且引入了专家指导,最后由负责此项目的公共部门做出决策。例如,日本在制定乡村整备规划过程中非常重视村民的意见、要求和设想,村民积极参与规划实施,这是规划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原因。

        主体协商是乡村合作治理中的重要环节。主体协商是合作治理的重要环节。在协商过程中,合作治理网络中的参与者应充分共享其他参与者的信息和社会资本,平等考虑其他参与者的提议。德国和日本均建立了完备的村民、专家和(地方)政府合作的协调机制。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 不能以旧逻辑理解数字时代

        陈春花

        从2012年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开始,一个最大的外部环境变化因素就是技术,它引领我们走向了数字时代。与以往相比,数字时代有如下特点。

        首先,决定数字时代跟以往大不相同的是时间轴的概念。一则技术创新的速度很快,快到超过想象;二则技术创新的普及速度更快。这两个速度叠加起来,就引出了时间轴的概念。以往很多产业是可以跟时间无关的,像老师教书是可以教一辈子的,但现在就教不了。以往一个老师需要很长时间才会被大家认可,现在不需要了,因为有网红了。这就是由技术和技术的普及速度决定的。

        其次,多维度。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在讨论降维、升维,认为拼多多是降维成功。然而,在我看来,这么理解是错的。数字时代中,既不是升维也不是降维,而是必须多维度来展开策略。多维度的状态下,你才可以知道机会在哪里。以往我们关注的是,只要企业有核心能力、在某一处能独占资源,就有机会在市场中获得优势,但现在你会发现没有这个可能性了。

        再次,复杂性。所有变化叠加在一起,再加上时间轴,复杂性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我们现在遇到的挑战,是要从各种角度来训练自己,以经营的三个核心要素——机会、空间以及顾客价值为出发点,更多维度地去讨论和寻找答案。

        不一样的数字时代,战略思维逻辑也是不一样的。

        工业时代与数字时代之间是没有连续性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做得很好,不意味着数字时代也能做得好。2017年,我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沿着旧地图,一定找不到新大陆”。现在和未来之间可能存在巨大的鸿沟,不同的商业范式之间存在断点、突变和不连续性。你已经不能习惯性地用原来的逻辑来看。

        数字时代与工业时代在发展逻辑上最大的不同是,它会在传统行业打开一个断点,并重新定义这个行业。比如零售与新零售,传统零售行业的核心价值点是人、货、场,就是一定要有客流、货品要多、要有卖场。传统零售业的人都很清楚,最核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选址、选址、再选址。

        新零售对传统零售冲击非常大,原因就在于它把行业的断点给打开了。新零售先是运用技术围绕线上线下解决货的问题,使得它的货比传统零售多得多;接下来提供支付与配送服务,给消费者更多便捷;它不强调卖场,而是强调顾客体验。因此我们发现,新零售加餐饮,商业逻辑就全变了。

        数字化生存意味着一切都被重新定义,包括所有行业。如何重新定义?通过价值创造和获取方式发生本质的变化来重新定义。

        新零售就是在获取方式上重新定义了零售。原来买东西必须去卖场,新零售是把货送到家里,这样获取方式被改变了。知识付费为什么很快地冲击了知识内容行业?原因就在于把知识的获取方式改变了。特斯拉为什么能够冲击庞大的汽车行业巨头?它让汽车不再只是汽车,把价值创造的方式改变了。

        从产品看,工业时代会关心价格(交易价值),通常判断的是成本、规模与利润三者的关系。消费者购买的逻辑也是一样,如果觉得划算就购买,反之就拒绝购买。但数字时代,人们核心关注的是使用价值,回归到最本质的需求上,不再为其他的东西支付。

        这也是数字时代带来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人们会变得更简洁。简洁的生活方式是人们更需要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回归。

        从市场看,工业时代大家看到的是大众市场,而数字时代就是围绕一个人做到极致,它看到的是细分市场。

        由此你会发现,今天迭代和改变行业的并不都是大企业,更多的是小企业。大企业往往倾向于守住自己原有的优势、不愿重新定义,是小企业在重新定义行业。因此,企业的大小变得不再重要,因为一旦行业被重新定义,突破边界、打破了行业游戏规则,大企业会很快遭遇到巨大的挑战,转型困难,小企业反而涨势很猛。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