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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做韦伯一样的猪

        肖复兴

        我属猪,和猪还真有不解之缘。

        小时候,家中生活拮据,姐姐17岁就只身闯内蒙古修京包线铁路。头一年回京探家赶上春节,在王府井的百货大楼买了个瓷做的存钱罐,罐子不小,足有个小皮球大,造型是头肥头大耳的猪。姐姐对我说:你属猪,就送你这个当过年的礼物吧!

        这头猪便跟随我整整6年,一直到小学毕业,里面存满了哗哗响的硬币和纸币。初二那一年,母亲病了,怕花钱,一直不去医院看病,有一天半夜里吐血,吓坏了我。姐姐闻讯从内蒙古赶回家,替母亲在北京铁路医院(当时在东华门附近)办好了医疗证,作为铁路职工的家属,母亲的药费可以享受半价报销。

        半价,母亲还是舍不得。姐姐走后,我到王府井的集邮公司卖掉了我的两本集邮册。和那头猪的存钱罐一样,那两本集邮册也是从上小学就开始攒的,整整7年。卖掉邮票的钱,还是不够多,我把那头猪的存钱罐砸碎了,把里面的硬币和纸币倒了出来,一起交给了母亲。从不发火的母亲骂了我,然后又安慰我说:那头猪做得多喜兴啊!我看见,母亲在悄悄的擦着眼角。

        到北大荒插队的时候,我喂了两年猪。我认识了什么叫跑阑子猪(种猪),什么叫生猪(被劁的猪),还认识了那个年代里新品种巴克夏猪。我住在猪号里,外屋放着烀猪食的大锅,里屋住着我和一个山东盲流来的跑腿子(单身汉)。猪圈就在屋的后面,半夜里睡不着的时候,能够清晰地听得到那一群猪八戒的哼哼声,那声音低沉得像好多把走了调的大提琴。

        永远忘不掉的,是那一夜“大烟泡”彻底淹没了猪的哼哼声,暴风雪把猪圈的围栏吹断,一圈的猪八戒都撒了欢地跑了出去,惊醒我们两个人,一个人跑去招呼人,一个人冲进风雪找这帮猪八戒。这帮家伙把我害得格外地狼狈,它们陷进没腰身的雪窝子里,我要去救它们;我陷进雪窝子里,却只好自己爬上来,浑身的棉衣冻得跟铁一样邦邦硬。

        关于猪的记忆,由于日子久远,即使有些酸楚,也变得温暖而难忘。时间像水把那些记忆冲洗得干干净净,把那些不愉快的泥垢筛去。

        我没有别的收藏爱好,但收藏猪的小玩意儿,无论外出到哪里,国内国外,只要碰上了这样的小玩意儿,总要带回家,木头的、石头的、泥塑的、玻璃的、水晶的、铁皮的……随着日子一起增多,比我当年在北大荒喂猪时猪圈里的还要多了。

        我发现,国内和国外做的猪,不大一样,国内的猪,除了民间剪纸,一般比较写实,憨头憨脑,重拟人化,属于现实主义;国外的猪一般夸张,卡通,可爱活泼,童话风格,属于浪漫主义。我曾经在布拉格买了一只水晶猪,粉红色,没有眼睛,四条腿和一对耳朵、一张嘴,都删繁就简为几乎相同的一个圆圆的小点,却那么神似,真的可爱之极。我在美国买了一头瓷猪和一头铁皮猪,藕荷色的铁皮猪身上布满各种颜色的花朵,明黄色的瓷猪的眼睛、嘴巴和屁股上都画着闪着光的红心,真是情趣盎然。我们这里造猪,再怎么造,也不会让心贴在猪屁股上去的。

        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布鲁明顿小城,有一家猪餐厅,专门卖烤猪肘子。不是用电烤箱,而是专门用炭火,烤出的猪肘子很好吃。每次来布鲁明顿,我都会到那里去。去那里,不仅为吃猪肘子,还为看那里的猪玩偶。餐厅里,餐桌上,柜台前,窗台上,酒柜里,房梁间……只要有一点儿的空间,见缝插针,都摆着猪玩偶,各种造型,各种色彩,写实的,变形的,夸张的,浪漫的,童话的,神话的,拟人的,拟神的……我非常爱看,每次去看,都会爱不释手,忍俊不禁。这里简直成了一个猪玩偶的博物馆。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餐厅展览这样琳琅满目的猪玩偶。

        我在博物馆里看到过唐代出土文物的玉猪,和我们现在用机器制造出来的玉猪完全不一样,造型和线条都很简洁,只是在一块玉石上用刀轻轻刻了几笔,几乎没有凿下去什么废料,就让一头猪浑然天成,让人不得不佩服。艺术真的是只有变化,没有进化,现在的艺术,有时和古代有着天堑一般的距离。

        我在报纸上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则报道,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的猪的骨骼,还有刻着猪图案的黑陶钵,那可是七千多年前的猪,是最古老的猪了。据说,黑陶钵上刻着的那猪,身上带有花纹,头部向前低垂,腹部鼓胀,鬃毛耸立。那样子和今天的野猪有些相像,但身上刻有美丽的花纹,说明七千年前的猪凶猛却还是可爱的。

        我一直想买一只这样的猪,如今我们制造的猪,都如人一样被驯化了,既没了七千年前那猪的野性,也没了唐代出土的那猪的灵性。潘家园就在我家旁边,有一天闲逛,真凑巧,碰上了在博物馆里看到过的那种唐代出土的猪,明知道是仿造的,还是买回一只,聊胜于无,多一点儿怀想吧。

        我读过的关于猪的文学书不多,也许,世界上关于猪的书,更多的偏重于饲养和烹调,而文学方面则侧重小白兔、白天鹅、大灰狼、狐狸或熊,却忽略了猪。在我读过有限的书中,难忘的是小时候读过的我国作家包蕾的《猪八戒吃西瓜》,和长大以后读到的美国作家怀特的《夏洛的网》了,还有美国作家大卫·韦斯纳的童话《三只小猪》。

        《猪八戒吃西瓜》中猪的性格,那样的可笑,又是那样的可爱,是《西游记》里猪八戒的最有意思的续写。《夏洛的网》里那头叫作韦伯的猪,真的是太让我难忘了,我敢说它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猪。过年的时候,韦伯面临被宰杀的时候,是蜘蛛夏洛在自己织的网上面为韦伯织下“好猪”二字,让人们以为是神谕,救了他的性命。自此之后,夏洛总在她织的网上面写字为他鼓吹,致使韦伯在展览会上获奖而成为一头不同寻常的猪。夏洛和韦伯的友谊就这样建立起来,当夏洛老去,死去,她产下的三只小蜘蛛,被韦伯带回温暖的谷仓里悉心照料,每当韦伯看到这三只小蜘蛛的时候,总会想起自己的朋友夏洛。一头猪的情意,那样清澈,那样温暖,让我们作为人而赧然羞愧。

        猪年又到了,今年我正好72岁。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虽然已经老了,但如果要做猪,就做韦伯一样的猪吧。

  • 海内存知己

        穆永瑞作

  • 吴奶奶

        蒋力

        吴奶奶是我家东官房那个小院里的邻居。小院是蒋家私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父母结婚后共同出资买下的。不知为何住进一户邻居来,当然,是唯一的一户。我小时候,这户邻居一家三口:吴爷爷、吴奶奶和牛叔(他们的独生子)。吴家三口住在门道的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里,早年他们那间小屋里还有一个水龙头。冬天,院子里的水龙头冻住了,我们有几天是要去吴家屋里打水的。吴家的摆设很简单:一张大床(其实就是长条凳上架一块铺板),两口箱子,一张条桌,一个床头柜,一椅一凳。再多也摆不下了。那时还没有煤气罐,吴家的炉子就放在门道,做饭烧水,冬天移入小屋,居然还能挤得下。我上学放学、出来进去,门道是必经之路,一天里总要见吴家人几次的,见得最多的就是吴奶奶。

        吴爷爷和吴奶奶曾从事什么职业?我不知道。自我记事起,他们就赋闲(退休?)在家,偶尔接下一点糊纸盒或挖山楂核的活计,更多的时候吴爷爷骑车出去忙点什么,吴奶奶哪儿都不去。吴爷爷是个大块头,肚子颇大,我们兄弟都叫他“大肚爷爷”。他骑车时犯了一次血压高,摔了跟头,后来就不骑车,改溜达了,那是个呆不住的人。牛叔在京西的水泥制品厂当工人,厂子在老首钢旁边,每天坐车往返需要三四个钟头。周末休息时,牛叔常爱坐在门道拉二胡。后来他考上了市里的职工业大,毕业后调入市总工会工作。

        吴奶奶瘦小,有点像晚年的陆小曼。与“大肚爷爷”对应,我们叫她“小肚奶奶”。她的牙齿好像都掉光了,也不镶假牙,所以两腮略嘬。吃东西很慢,因为要用牙床子去抿嚼,有时还要用菜汤或热水把食物泡软,才能吃得稍顺畅些。

        吴是夫姓,吴奶奶姓金,旗人。我在宣武区业大教书那两年,认识了一位专门研究旗人文化的人,名叫冯其利。曾请他来院里小坐,对吴奶奶的金氏家族专门做了一点调查。好像是哪位皇帝的孙女的后代。我不谙清史,只晓得改朝以后旗人也是老百姓,也要过普通人的日子。

        吴奶奶喝最普通的茶,抽最廉价的烟。烟的牌子我还记得,绿叶、战斗、握手,都是一毛钱上下的价格。茶要很酽,烟不离手。那时的烟没有过滤嘴,吴奶奶的手指,尤其是中指和食指,都有被烟熏黄的颜色。吴奶奶拿烟盒的动作很特殊,拇指和中指捏住烟盒的两侧,那个动作显得特别优雅。

        那时的文字读物不多,看报纸是一大乐事。我家订了两三种报纸,没有《北京日报》,吴奶奶家订了一份《北京日报》。我和丰弟每天看完自家的报纸后,总要去吴家看《北京日报》。有时赶上吴奶奶正在看报,她都会让给我们先看。吴奶奶看报是不戴花镜的,我似乎也没见过她戴花镜,估计她看报也就是看个标题,大概瞧瞧。

        吴奶奶是她家的老大,她弟弟偶尔来看她,侄子们倒是经常来看大姑。有位大侄子,研究老北京文化史,一度给香港报纸副刊写专栏,还怂恿我写。后来这位大侄子开了个专门起名的小店,叫个什么名轩,据说生意很红火了几年。三侄子不太着调,吴奶奶叫他“三愣子”(愣读len,阴平)。顺此上沿,三愣子的两个哥哥就是大愣子和二愣子。吴奶奶的小弟小妹都在山西工作,小妹夫跟我父亲是辅仁时的同学,来北京看望他们的大姐时,小妹和大姐聊家常,小妹夫总要和我父亲聊聊天。我去太原玩,还在吴奶奶的小妹家住过。

        说“吴奶奶哪儿都不去”也有点绝对,每天到东官房后面的龙头井副食店(俗称合作社)买菜,都是吴奶奶去。有时我去买菜,排队人多,队伍中看见吴奶奶,我还加个塞儿。那时的副食供应不太好,很多种类都要凭本凭票供应,猪肉也不例外。每次买肉时,都是先把副食本递给售货员,他看你的本上还有余量,才给你切肉,然后收钱,用油腻的手在副食本上记下本次购肉的斤两,所以每家的副食本(一年一换)用到年末都是油脏油脏的。我去买肉,每次都是买两毛钱的,有时切多了,两毛五,也按两毛记在本上。吴奶奶每次都买一毛钱的肉,售货员免不了要说:“一毛钱的肉,怎么切啊!”很厚的一扇肉,片下一薄片来,那是要见切肉功夫的。吴奶奶也不搭理,售货员只好叨唠之后照切,切多了再剁去一小块儿。

        牛叔后来结婚生子,在我家小院斜对面的院子里得到一间小房,每天过来吃晚饭。那是吴奶奶最高兴的时候。她称孙子时总是一个字:乖。孙儿大了些才叫他“曦子”。以前我从未听吴奶奶唱过歌,直到她真的当了奶奶后,我才听到她给她孙子唱歌,那是黎锦晖的作品,歌名叫《可怜的秋香》,现在大概很少有人会唱了。

        后来,“大肚爷爷”去世了,“小肚奶奶”和牛叔一家搬走了,我家的亲戚也陆续迁出,现在只有我母亲一人独守这个独院了。

        看到文友谭宗远的文章《儿时唱过的歌谣》以及文中写到的孤老头,不知怎地我就想到了吴奶奶,想起她唱的《可怜的秋香》。那不是歌谣,却近似歌谣,是对少年之我的音乐启蒙教育。多年后,我做中国歌剧史研究,这首歌竟作为史初的标志,与我重逢。“秋香,秋香,秋香她是谁?”

  • 与蒋子龙喝过一回酒

        刘放

        蒋子龙应该说是老一辈作家了,早过“古稀之年”;但在我看来,他的精气神似乎到了50岁这一格就不再与岁月随波逐流,你看他步态轻捷,腰板笔挺灵活,一头黑发依然故我,哪有丝毫老态。这位1941年诞生于河北乡村的作家,从一名农村少年初中毕业考入工厂技校,17岁毕业后做学徒工起,就与工厂结下不解之缘。曾应征入伍,在海军中服役,练就一身好水性,常年游泳,体魄上打下充足的“童子功”。转业后他又回到熟悉的工厂,做车间主任一类角色多年,所以十分熟悉工厂,对工人也有一种本能的感情。后来,凭着著名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而轰动文坛。而且,从“乔厂长”之后,他每诞生一部新作都会引起圈内外的关注,所以人们也称其为传奇作家。2018年12月18日,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改革文学”作家的代表,也是实至名归。

        看到有人说他“长着一张拒人于千里的脸”,称其为“凶神一号”,我不由得要为他鸣不平。他的确比较严肃,那也是在是非面前有些不讲情面,貌似冷酷的外表下其实掩藏着一颗善良正直的心,有一副侠肝义胆。

        我与他有过两次比较充分的接触。

        第一次是2014年的春天,在吴江震泽镇与他不期而遇。我原本是冲着《人民日报》的李辉去的,在苏大范培松教授的引荐下,也顺利采访到了。蒋子龙属于意外的发现。感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想做其访谈。承蒙不弃,在别的媒体采访的当中见缝插针,与他快速做了一个访谈对话。

        随后,我在规模不小的教授作家座谈会上旁听。主持人范培松和王尧教授作为东道主,除了各自要表述的内容外,他们俩还就自己普通话不标准的话题,互相调侃,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果然就笑声四起。碰巧福建师大的孙绍振教授又是个活跃分子,抢过话题说了一番俏皮话,更是锦上添花。我注意到,蒋子龙没有发言,只是在静静地听,似乎连个微笑的表情都不给。感觉他有些日本影星高仓健的气质,不苟言笑。

        由于版面只有4000字的容量,我在做访谈中只能就其主要的近况和他的个别作品,谈到几个问题,也大都是浮光掠影,点到为止。访谈录见报后,我将样报寄往天津作协转交。他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天津作协主席,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还是天津作协的名誉主席,应该可以收到我寄的样报。

        如果说这次采访是纯粹“公事公办”的工作性质,彼此还谈不上什么印象的话,那么当年秋天的四川洪雅之行,再次相遇,应该印象会明显加深,至少于我是这样。

        我从上海乘飞机,他从天津乘飞机,汇合的地点是成都双流机场。有洪雅文联的车来接机,我与他坐在同一辆中巴车上。彼此目光交流,我客气地望着他问好:蒋老师,又在四川碰到您了!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只不过冲我点了一下头,让我有些尴尬。车上,他在前排,我靠最后,彼此再无交流。

        但接机人员是要好兄弟,久别重逢,我以不太准的“洋泾浜”四川话与之戏谑调侃,也让我一时摆脱了面子上的不适。我们所谈内容也是无所不及,近期忙什么,老婆孩子怎么样,读什么书,有无绯闻,嘻嘻哈哈,乱说一气。内容最多的记得是谈莫言的诺奖,我们都是莫言迷,交流着对周围听见的一些不恭之词的不屑和愤慨。当然,我们也客观地说到,如果这个奖落在中国作家贾平凹头上,或者是王安忆、韩少功、张炜头上,他们也够格,也不足为怪……一直到车停,下车,才恍然醒悟车内有耳,自己过于放肆。这时,蒋子龙对我说:想起来了,你的确是采访过我的,对不起,刚才在机场一时没有记起。

        这下子又轮到我尴尬了片刻,只能是内容含混地道一声谢谢。

        之后的两天中,我们一起上峨眉山,游柳江镇,还有夜宿野鸡坪,泛舟雅女湖,他总是静静地听讲解,不声不响。在一大群作家教授中,往往其中不乏妙语连珠、高腔朗笑者,并成为人群的注目附和点,但他不是。我与他也没有走得太近,彼此没有任何直接交流。直到最后一天,他向东道主提出,想去隔壁眉山市看望一个朋友,东道主一口答应;而我也想去,提出同行,也就得以更小范围的接触。

        记得东道主曾问他去看一个什么朋友,他说是一个写作的朋友。面对更具体的询问,他似乎有点不想说,但还是说了出来:刘小川。因为他在某报上开有一个专栏,想写写这个东坡故乡的作家,两个问题想当面探讨。对方说,哦,当地的确有这么个写历史小品的作者,没有成大气候。蒋子龙立刻打断了对方的话,说:不,他是你们这里最优秀的作家。

        在去眉山的车上,蒋子龙用手机与刘小川取得联系后,他似乎瞬间变了一个人,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一路上都是他在说。其中内容,一是说到他在南开大学听叶嘉莹的讲座,表示对对方学问渊博的惊叹时,他说感觉自己就像文盲。这个内容我至今很清晰地记得。二是说到他退休的生活,有些部门打着他的旗号找企业化缘,他只好一次性写几十封信,自己一一贴邮票,寄给他的企业家朋友,告知,所有打着他的旗号来要钱者,一律不予理睬。这个内容我也记得清清楚楚。他还说,想将这个题材写成一篇小说。

        眉山见到刘小川,是个很精干的年轻人,在与蒋子龙握手过程中,感觉彼此是两辈人。刘是眉山“三苏纪念馆”的副馆长,他给蒋子龙的见面礼是他再版的四卷本《品中国文人》。随后,他领我们进馆参观,并担任导游。从蒋与刘的交谈中得知,蒋此前也来过,并在留言簿上留下有“文章缺豪气,千里拜三苏”的题词,落款为“小作家蒋子龙放肆”,至今还存馆做纪念。

        午饭是东道主请的,蒋子龙当然是主要客人。他专门向东道主表示,邀请他的朋友刘小川同饭。东道主当即表示:当然当然。

        开饭后,蒋子龙看到饭菜比较简单,又专门向东道主表示,知道有纪律规定,不可饮酒;但他已是退休之人,他以私人的名义买一瓶酒,招待刘小川,当不在纪律约束之中。他的酒量似乎不大,没有一口干的豪爽,不过手端一杯酒与同桌者一一碰杯到,纯粹是营造一点气氛和表示礼节。

        席上有人说,蒋老师就像三国的常山赵子龙,常胜将军。我观察了一下他的反应,他就像没有听见一样,毫无反应。我插言,赵子龙的比方恐怕更多的是因为名字的相同而已,在我看来,与千里走单骑的关羽倒是可以一比,美髯公不但武功高强,还义薄云天,应该更为神似。他朝我看了一眼,拿桌上酒杯朝我轻举了一下,并没有喝,打个招呼而已。

        这个酒喝得有味道,堪比前贤琅琊山上的醉翁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