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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昂首阔步向未来

        今年藏历新年第一天,家住西藏林芝市巴宜区的87岁老人达吉,和往年一样接到新年的第一桶水。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她,无比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期盼这幸福像流水一样绵延悠长。

        1959年,西藏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民主改革,雪域高原告别旧制度迈入历史新纪元。像达吉老人一样的百万农奴,在这场改革中得到彻底解放,沐浴着新时代的温暖阳光,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民主改革:历史洪流不可阻挡

        历史的脚步迈进20世纪中叶时,奴隶制已彻底为现代文明社会所唾弃。而在西藏,还有百万农奴在封建农奴制度下戴着沉重的枷锁。

        1959年之前,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着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物质财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挣扎在极端贫困的悲惨境地中。

        “活永远干不完,饭永远吃不饱。”为了填饱肚子,达吉要租地种粮,收成要分一半出去,每年底需借粮度日。“喝酥油茶就放一块酥油在茶杯边上,吹到一边喝一点点,很长时间再喝都有酥油的味道。”

        “阿爸登增啦!请你对我讲,我未见一粒粮,怎么变成千斗债,这样的苦,这样的恨,何日见青天……”这首西藏民主改革前流传的歌谣,真切地道出了广大农奴的心声。当时,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有的人几辈子也还不清。

        农奴们承担最苦的劳作,却只有最廉价的生命。“宗教势力在政教合一制度下恶性膨胀,消耗了大量人力资源和绝大部分物质财富,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彬说,“当时,达赖喇嘛既掌握着农奴今生的生杀予夺大权,还从思想上掌握着他们‘来生’的命运,既是西藏的统治者,又是最大的农奴主。”

        长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极大地抑制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使西藏社会日益走向没落和衰败。到20世纪中叶,广大农牧区的农奴反抗和逃亡事件逐年增多,许多原先村落繁盛的地区变得荒凉颓败,封建农奴制在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中走向末路。

        “封建农奴制度是西藏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实现现代化必须推翻整个封建农奴制度。繁重的经济剥削,让西藏不可能产生新兴的产业、新兴的经济,广大生产者既没有这种自由,也没有这种可能。”王小彬说。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解放军进藏时,西藏广大人民要求进行民主改革的心情就十分迫切。

        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下令解散了压迫西藏人民数百年的西藏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的军队、法庭和监狱,废止了旧西藏法典及其野蛮刑罚,随后宣布解放百万农奴。

        “放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西藏民主改革带来的农奴解放,比十八世纪美国废除黑奴对世界的影响更大。”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张云说,“相较欧美资产阶级的人权斗争,西藏彻底解放农奴,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废除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充分体现了实现和维护人权的广泛性、彻底性和完整性,为世界废奴做出了史诗般的贡献,这是世界人权史上的巨大进步。”    

        制度更迭:百万农奴翻身作主人

        民主改革拉开了西藏波澜壮阔的发展序幕。

        这一年,百万农奴分到了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他们站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彻夜狂欢,在熊熊的篝火上点燃地契和债约,在无垠的大地上载歌载舞,放声歌唱。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采访中,提到民主改革,99岁的巴珠老人忍不住哼唱起这首歌曲。分到了田地、农具和房屋后,巴珠老人当年就结了婚,靠自己的双手过上了不再忍饥挨饿的生活。

        “如果说废除封建农奴制让西藏的人民得到了新生,将生产资料平分给农奴,则最大限度唤醒了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生产热情。”西藏大学西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图登克珠说。

        刚分到土地时,因为小孩多,达吉只能在天亮之前把家务活干完,打理好小孩的吃穿,天亮之后再去干农活。虽然连轴转特别累,但老人说自己看到了生活的希望,“越干越有劲,越干越开心”。“我现在还留着当时的土地证。”达吉老人说,“那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开端。”

        生活在新制度下的人们,被新生的热情催化出无穷的创造力,推动社会不断向前。

        过去由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垄断的受教育权,也进入寻常人家,昔日的农奴和他们的后代中,一批博士、硕士、科学家、工程师等脱颖而出,很多人成为西藏各行业的佼佼者。

        1960年,农奴后代贡布成为中国第一个登上珠峰的藏族人;1986年,农奴后代格勒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藏族博士;2017年,西藏培养的首批4名博士研究生从西藏大学毕业……60年来,曾经的农奴和他们的后代,沐浴着民主改革的春风,在新社会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彻底改变命运。

        1965年,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翻身农奴第一次获得了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拉开了农奴成为国家治理参与者的序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从制度上保障了西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和发展权利,唤醒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集中智慧搞建设的热情。

        历史跨越:雪域高原沧桑巨变

        六十年间,国家在西藏累计投入1万多亿元实施了800多个重点建设项目,青藏铁路等一批重点工程建成投入使用,西藏与内地的距离不再遥远;建起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0.52%;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条件不断改善、社保体系不断完善,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至68.2岁……

        封闭、保守、落后的旧西藏,飞速跃迁至21世纪的现代文明社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论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西藏各项事业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如今的西藏,党员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干部群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进取。

        “我承诺打扫本组道路的卫生”“我承诺团结周围邻居”“我承诺带领车队外出务工赚钱”“我承诺帮助维修自来水管”……在阿里地区普兰县赤德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次旺欧珠的办公室里,一面贴有村内党员承诺书的墙壁格外显眼。多年前,赤德村全体党员定下了一个规矩:所有党员都要在每年初亲手写下对群众的承诺,力所能及地为群众服务。

        “作为党员,无论是不是干部,都有责任为群众办实事。”次旺欧珠说,“十多年来,村里没有一名党员失信,每个人每年都能超额完成年初的承诺。有很多群众深受感染,主动申请要加入党的大家庭。”

        如今的西藏,先进生产观念落地生根,雪域高原正迎来更高质量的发展。

        2016年,拉萨市曲水县流转土地,建起净土健康产业园,通过集中授课、田间实训等方式,使两百多名农牧民群众系统掌握了玫瑰、薰衣草等经济花木种植技术,很多农民华丽转身变成了产业工人。

        作为全国第一批农村改革实验区,曲水县还在探索土地改革。群众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后,就能容易贷到款,既可以做些小本生意,又可以投入再生产。“国家政策好,我们有底气进行探索,有信心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道路。”曲水县副县长侯静华说。

        如今的西藏,正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步迈进。

        位于金沙江边的三岩片区是深度贫困地区,很多群众一度过着“三块石头支口锅”的贫穷生活。脱贫攻坚实施后,针对当地“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状,政府将群众搬到了林芝、拉萨等较低海拔地区。“房子宽敞明亮,住起来很舒适。”去年11月份搬到拉萨的原贡觉县雄松乡群众次仁多吉说,“搬到新家之后,我开了间茶馆,每天都有几百元收入,对未来的生活很有信心。”

        在中央特殊关心和对口省市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已累计减少贫困人口47.8万。西藏全区生产总值从1959年的1.74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1477.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91倍。2018年,西藏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万元。

        春日的拉萨街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的贫瘠与落后。六十年,雪域高原沧桑巨变的历史进程,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明天满怀期待。

        “六十年的发展历程,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藏才能有今天的成绩。”张云说,“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西藏民主改革六十年的成就,堪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发展的样本。”

        西藏,正昂首阔步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新华社记者 多吉占堆 张宸  

        (据新华社拉萨3月26日电)  

  • 桂干生:战功卓著的骁将

        据新华社郑州3月25日电(记者 王林园)桂干生,1911年生,河南省罗山县人。192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桂店农民暴动,任赤卫队中队长。后遭国民党军疯狂镇压,其父、兄、弟惨遭杀害,他率30多名赤卫队员突出重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第四方面军任排长、连长、营长、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1934年8月,任红31军92师274团政治委员时,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中指挥夜袭青龙观战斗,击溃敌人两个旅,歼敌千余人,该团被方面军授予“夜袭常胜军”称号,他也被同志们称为“夜老虎”。

        1937年全国性抗战爆发后,桂干生随八路军第129师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1940年起,桂干生任八路军第129师新编9旅旅长,冀南军区第4、第1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冀南地区反“扫荡”作战。他坚决执行党的统战政策,重视对敌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成功地争取了伪军李成华部接受八路军的领导,有力地改变了冀南地区的斗争形势。

        桂干生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曾8次负重伤。1942年正是抗战最困难时期,他和战士们一样吃糠咽菜。考虑到他的身体特别虚弱,管后勤的同志给他搞了一点大米,他坚持分给大家一起吃,并把组织上发给他的残废金和微薄的津贴交了党费。

        1944年,桂干生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疗伤。1945年6月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任新四军第5师干部队副队长,从延安出发,重返他战斗过的大别山区。他拖着病体,告别临产的妻子,毅然踏上了征程。7月7日,遭炮击身负重伤,9日凌晨牺牲,年仅34岁。

        噩耗传来,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痛惜不已,称桂干生是“战功卓著的一员骁将”。

  • 韩国瑜率团抵厦门 签3000万美元订单

        据新华社厦门3月26日电(记者 许雪毅 付敏 陈键兴)高雄市市长韩国瑜率高雄市参访团26日抵达厦门,展开一系列参观访问和经贸洽谈活动。当天,厦门、高雄两地近10家企业在厦门签署农渔产品采购协议,签约货值总额3000万美元。

        两地企业此次共签约5项,涉及水果及水产品,其中签约水果9000吨、货值1500万美元,水产品6000吨、货值1500万美元。

        韩国瑜在其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此行从香港、澳门、深圳到厦门,已签下总计逾52亿元新台币的“大订单”。“我们自己觉得相当不错,未来还要继续努力。”他说。

        签约台旁边摆放着凤梨、莲雾、释迦等水果和乌鱼子、乌鱼腱等水产加工品。高雄水果贸易商李慧涓此次拿到500万美元的水果贸易订单。“这个合约签订后,我们高雄的水果销售量会大幅增加,果农们一定很开心!”

        高雄渔业者刘定纶此次签下3000吨鱿鱼和秋刀鱼订单,喜形于色地直言“真的很棒”。他还说,借由厦门这一“一带一路”节点,高雄水产品还有机会销往更大的海外市场。

        26日,韩国瑜一行还参观了厦门国际邮轮中心、厦门规划展览馆。谈到厦门,他说,1988年自己第一次从深圳来到厦门,是跟着有意到厦门投资的台湾朋友来看看。今昔对比,韩国瑜感叹厦门30多年发展变化巨大。

        谈到此行造访四地的收获,韩国瑜在记者会上表示,除了情感交流之外,大家对城市交流、体育文化交流、青年交流,特别是青年创业议题等都很重视,“这些都是未来可以合作的可能性”。

        厦门和高雄都是重要的港口贸易城市。近年来,两市在农渔产品方面有深入交流合作。高雄港是台湾农产品出口主要集散口岸,去年通过高雄港运往厦门口岸的台湾水果、水产品分别达4.4万吨和5.9万吨,分别占台湾输大陆总量的80%和46%。

  • 中宣部原副部长鲁炜受贿案一审宣判

        新华社杭州3月26日电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6日公开宣判中宣部原副部长鲁炜受贿一案,对被告人鲁炜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对鲁炜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鲁炜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7年,被告人鲁炜利用担任新华社党组成员、秘书长、副社长,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网络管理、企业经营、职务晋升及工作调动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索取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200万余元。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鲁炜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鲁炜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大部分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