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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革故鼎新:人间正道是沧桑

        李东朗

        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1949.3-1949.9),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收官阶段;是实现中共创建之时确定的创建一个新中国的目标,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期;也是实践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开始党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由武装斗争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主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推翻旧中国、创建新中国是党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和最大成就。这是空前伟大和光荣的任务,同时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事实已经证明,中共中央在香山革故鼎新,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的一系列举措,以及展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情操、胸襟和精神风貌,影响至深至远,是党的宝贵财富,是永远需要传承和发扬的。

        坚守初心,革命到底

        中国共产党是适应中国历史发展潮流和革命斗争需要而建立的,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时代主题,即赶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和潮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党的奋斗目标。为此,党矢志不移,自成立伊始即奋斗不懈。香山时期,在经历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即将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际,中共中央坚决秉持党的初心,努力把党确定的伟大理念转化为客观现实。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完成“根本改造”中国的使命。三大战役后,蒋介石在其赖以发动反共内战的主要军事力量被消灭后,玩弄“和谈”阴谋,企图借此保存国民党的现有地盘和军队,获得喘息时间,以便重新集结力量,卷土重来。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接替他执掌国民党政权的桂系也企图通过“和谈”,“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形成“南北朝”的局面,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国民党鼓吹的“和平”是一个政治阴谋,但由于中国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人们期盼和平,于是国民党的“和平”产生了很大欺骗性,国内外出现了希望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的呼声,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也因此产生很大认识分歧。

        针对国民党的“和谈”阴谋,毛泽东清晰地向全党、全国人民宣示了中国共产党除恶务尽、坚决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和主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为此,党中央在香山时期采取了针对性的举措。先是在彻底清除国民党政府政权和统治基础的条件下,与接替蒋介石掌握国民党政权的桂系举行“北平和谈”,并尽最大努力争取和谈成功。继而在南京政府断然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毛泽东和朱德立即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迅速部署和指挥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全中国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横扫国民党残余力量,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大陆除少数地区外都获得解放(并且继续进行了尚未完成的解放战争)。

        二是“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这是中共的建党动机和明确确定的宏伟目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经过艰苦的探索和实践,毛泽东把党的这个“新社会”目标总结为:“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其政治纲领是: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香山时期,中共中央坚守了党的政治目标,把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制度,与中国国情和面临的现实紧密相结合,付诸于创建新中国的实践中。正是基于这样的初心坚守和使命践行,从而确保了党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在关系中国未来走向的关键问题上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顺利完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飞跃,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三是解决新中国“能不能站住脚的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恢复解放区生产和社会秩序等的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巩固新生的政权。

        天下为公,协商建国

        天下为公是党的宗旨的基本内涵,贯穿在党成立后进行革命的整个过程中(也包含在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中)。而香山时期筹建新中国的过程突出地彰显了这种精神内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28年艰苦卓绝奋斗的丰硕成果,为此付出巨大的牺牲,经历了无数的艰险,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正确的领导核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全有能力承担和完成好成立新中国的任务。但党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认定“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于是决心把几十年奋斗的胜利成果转化为造福人民、实现国家进步的工具。

        为此,党在香山时期双管齐下:一是真诚邀集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代表人士积极参加到新中国的创建之中;二是建立各种全国性的人民团体,把社会各界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与他们分享政治权力,“共同建设新中国”。比如,在1948年8月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之后,在香山时期相继成立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并组建了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组织的筹备会。通过这些全国性的群众团体,把社会各界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使之成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成员,增进政协会议的代表性。

        在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和召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尤其注重各方面代表的广泛性。新政协筹备会,是筹建新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负责起草新政协的文件,并负责召开新政协的正式会议。关于其人员组成,最初民主党派的意见是可由二十五人至三十人组成之。中共把它扩大,在1949年6月15日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时,与会人数134人,大大超出民主党派代表的预想。关于新政协参加单位和人数,也是如此。协议之初,民主党派代表谭平山提出一百人左右即可。章伯钧提出一百人到一百五十人。中共与民主党派代表达成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确定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人数6名,共228人。1949年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确定,参加新政协单位共45个,代表总额510名。较前相比,新增7个单位(包括特邀单位),代表人数翻了一番以上。而到9月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时,正式代表585人,候补代表77人,总共662人,代表人数再次扩大。

        这里需要强调几点:一是中共代表的占比。新政协筹备会中,中共党员只有43人,其他方面代表占比达到三分之二多。新政治协商会议的662名代表中,中共党员约占44%,党外人士占56%。二是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治协商会议中,有人在历史上曾对中共造成过重大的伤害。但中共中央不计前嫌,在新政协筹备和召开过程中,明确提出“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三是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党外代表中,进步人士约占三分之一。四是新政治协商会议有中共、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有解放军和解放区的代表;在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中,除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外,还有妇女代表、青年代表、学生代表、文艺工作者代表、新闻界代表、工商界代表、教育工作者代表、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我们也照顾到还不能立刻组织团体的方面,如自由职业者代表。我们还照顾到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尽管如此还是不够全面,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 

        新政协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有张澜、李济深、宋庆龄3位非中共人士;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约占半数;政务院名单中,非中共人士黄炎培、郭沫若出任副总理,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谭平山、蒋光鼐、朱学范、李书城、梁希、傅作义、沈雁冰、张奚若、李德全、史良、何香凝、李四光担任了政务委员和部长职务。

        新中国的筹备和创建,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宏伟的政治气量,反映出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范围的扩大和新中国社会基础的广泛。

        勇于创新,革故鼎新

        香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破旧立新,大破大立,结束旧中国的统治秩序,开始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这个过程是扭转乾坤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比如关于国家性质和政策的创新。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如何,国家的历史任务和内外政策是什么等,是建国首先必须明确的关键问题,是举国关注的重大问题。为此,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文章,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结合中国实际,论述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等,清晰地回答了建立新中国的基本问题,为筹建新中国做了政治理论的准备。

        比如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创新。在向全国进军中,中共中央根据敌我力量变化和国民党军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大中城市与主要交通线的态势,一改党以往进行军事斗争的方式,实行“先占城市,后占乡村”的作战方针;针对桂系等国民党军一触即退、尽力避免作战,准备撤退西南地区顽抗的图谋,中共中央制定和实行了远后方、远距离“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达成“兜剿”国民党军的效果;大量实施“北平方式”,在对国民党军采行战斗方式的同时“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推动和争取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接受和平解决。结果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等率部起义,新疆实现和平解放。据统计,百万雄师渡大江之后,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逾百万之众。毛泽东就此指出:“国民党军队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再如针对天津城市接管中出现的“左”的偏向,资本家因恐慌和观望,延迟开工复业,导致生产停滞,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刘少奇发表“天津讲话”,纠正了天津城市工作中的“左”的偏向,解除资本家的各种疑虑,调动了他们在生产恢复与发展方面的积极性;并且化解了劳资矛盾,使工人们认识到只有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方针,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才能使生活得到改善,天津市的生产得以恢复,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尤其是创造性地发挥了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为党的城市工作的顺利开展,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独到而积极的作用。

        此外,在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和召开中,在解决旧中国遗留的各种问题中,都有许多的创新。概括言之,勇于创新是香山时期党的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艰苦奋斗,谦虚谨慎

        在进驻香山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党在香山时期的实践,就是践行“两个务必”的典范。其时,面临空前规模的进军全国的战争形势,面临前所未有的建国立制的伟大使命,面临美国可能军事干涉的风险,面临稳定广大新解放区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的繁重任务,中共中央审慎对待每一个重大问题,集思广益,正确决策。

        民主党派人士曾提议“及早准备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以接管全中国”,并提议新政协宜于1949年二三月间召开。苏共代表米高扬也提议攻占南京或上海之后立即宣布中央政府,但中共中央对成立新中国的工作非常慎重,充分筹划,结果从新政协筹备到召开,用时半年之多。

        对于帝国主义的可能干涉,中共中央虽然做出美国出兵的“可能性虽有,但大规模出兵的可能性不大”的基本估计,但仍做出防范计划,规定整个第二野战军是作为中央军委手中准备随时对付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干涉的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上海解放之时,为防备美军在上海登陆,部署二野、三野共同准备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

        如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礼贤下士,热情相待,非常尊重。毛泽东、周恩来诚恳邀请宋庆龄出席新政协,原来曾计划在8月召开新政协,但决定,以宋庆龄与会时间而具体确定:如果宋庆龄能于8月中旬到北平,则于8月下旬召开新政协;如果8月下旬成行,新政协9月上旬召开。8月28日,宋庆龄到达北平,新政协也最终定于9月下旬召开。再如,针对当时在党内军内产生的诸如“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思想和情绪,加强党内和革命阵营的建设等,强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等,防微杜渐,谦虚谨慎,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昂首阔步走向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新征程。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