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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实主义电影迎来小阳春

        胡祥

        三月是文艺片的春天。近期上映的三部电影《地久天长》《过春天》《阳台上》,或写历史转型中的小人物,或将镜头对准穿梭于内地香港的少女、复仇的迷茫青年,在表现时代、人物塑造、电影创作手法上有了更深入的探索,让人惊喜,现实主义电影正迎来春天。

        人物刻画突破常规的窠臼

        先说《地久天长》,这是2019年银幕上的第一部史诗。主人公耀军和丽云夫妇是内蒙古大型国企的技术工人,他们原本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但由于独子突然溺亡打破了家庭的平静,随后他们遭遇了下岗潮,内心早已百孔千疮,他们纯粹是为了对方而活着。如果仅仅是塑造这样一对悲惨的夫妇,电影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深沉的艺术魅力。事实上,这部电影试图揭示岁月流逝中支撑国人生活下去的真正动力——静水流深的背后是传统人伦情感与道德的强大力量。他们在历史巨变中展现出惊人的忍耐力,对命运的伤害展现出最大的包容,无论现实多么严苛都始终保持着人性的善良,说他们凝缩了优秀的民族品格也不为过。在商业化浪潮汹涌的时代,还有人能如此有耐心地去历史河流中打捞,并且不动声色地呈现出来,实属难得。王景春和咏梅饰演的这对夫妻,是近些年中国银幕上最为动人的形象之一,能拿下柏林电影节最佳男女主角,确是实至名归。

        《过春天》是让人眼前一亮的青春电影。女主角佩佩是一个生活在深圳但是在香港上学的16岁“水客”,她的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不被认可的“二奶”,这是国产青春电影中令人耳目一新的角色。导演在最能体现时代气息、全球化时代商业频繁交流的地方,提炼出这样一个充满身份认同焦虑的角色,使得这部电影跳脱出一般青春电影的狭小格局。佩佩一心想着攒钱和闺蜜同学去东京看雪,她是一个极具行动力且极具目标感的角色,而这种行动力是建立在扎实而丰富的生活细节基础上的,她摆脱以往青春电影中女主角的矫情、自怨自艾,让人想起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的《罗塞塔》,那部电影同样塑造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少女罗塞塔,强烈的现实感让电影散发出巨大的感染力,比利时因为这部电影专门出台了“罗塞塔”法案,这不是一部简单的青春电影能实现的。

        相比之下,《阳台上》的主角张英雄要弱一些。他是一个懦弱的、生活在强权父亲阴影下的无业青年,他的父亲因为拆迁被逼死,这个身负深仇大恨的人本应该坚强果决,但是张猛镜头下的张英雄却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忧郁人物,在复仇行动进行到一半时他开始质疑自己,直到他看到仇人的智障女儿,唤醒内心的良知彻底停止了报复。看得出来导演是想在张英雄这个角色身上投射当下青年的迷茫,但是由于导演的自我迷茫,让这个角色本应该有的深度和力度大打折扣。

        揭开生活的伤疤

        也重建精神价值

        如果说商业电影主要通过假定性的情境设计、炫目的视觉赢得市场,感官效果强烈但是缺乏深度,那文艺电影的终极价值就是深度介入观众的思想活动并完成精神价值的重建。这三部电影表面上都是展示生活的残酷性,而内里却都是通过主人公的自我修复与成长,引起观众共鸣。

        我个人最喜欢《地久天长》。它具有更为开阔的历史图景,展现的人物生活轨迹更有代表性,这也是王小帅一贯的特点。他总试图展现一个时代中沉默的一群人,表现这群人被历史遗忘后的生活状态,但是这次王小帅却将重点放在他们的心灵重建上。耀军和丽云中年失独,从福利院收养了和儿子星星长得非常像的孤儿,为了忘记伤心,他们浪迹远方,可是养子叛逆,根本无法抚慰他们内心的情感。就像电影中,他们家被洪水浸泡后,和养子的全家福漂浮在最显眼的地方,但是和星星的全家福却是从桌底悄悄漂浮起来,暗喻他们一直把这份感情隐藏在内心最深处,他们的内心始终无法得到安宁。直到多年后,当他们的干儿子声泪俱下道出当年失手导致星星溺死的真相,两人才终于和岁月和解,终究是现实中的真实情感让破碎的心灵逐渐愈合。

        而《过春天》和《阳台上》这两部青春电影,在展现青春期困惑和挫折的同时,试图完成自身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塑。尤其是《阳台上》的主人公张英雄,22岁的他不工作整日闲晃,父亲去世,被迫和母亲寄居在舅舅家里后,生存的强烈压力让他开始觉醒。一方面自己找到工作实现自立,一方面他要策划复仇完成自己理解的“精神成长”。他实际上是处于悬崖边上的人物。他在打工的餐厅遇到东北“红毛”,后者教他盗窃。受到这样的反向“教育”后,他才真正认识到生活中的是是非非,他才会在半夜突然回家只为看母亲一眼,才会因为智障女孩而和“红毛”大打出手,最终完成自己精神上的成长,放弃了对一个普通父亲复仇。《过春天》也是如此。佩佩开始嫌弃自己的出身,嫌弃母亲的身份,羡慕香港有钱同学的生活,但是当她开始在成人世界冒险之后,才真正认识到母亲对自己的爱,才会在闺蜜语言攻击母亲后和她撕打在一起,直至放弃两人的东京之约。片尾她和母亲在香港的山上第一次见到了飘雪,像是和少女期的正式告别,也完成了自身世界观、价值观的重建。

        叙事与影像表达呈现新气息

        《过春天》出自80后女导演白雪之手,它通过一个少女的视角审视当下内地和香港的特殊关系,第一次让我们见识到新闻中常见的“水客”是如何运作的:大陆学生可以将便宜的手机壳贩卖到香港中学课堂,而香港的水客将最新的苹果手机走私进大陆,青春电影也竟然能如此紧贴时代。它还牵引出多个半地下群体,群像描写真实生动,几近社会纪实,大大拓宽了青春电影内涵。在形式上,导演用青春片加犯罪片的方式增强了可看性。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在影像上比较国际化,在主人公佩佩面临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候会用定格镜头,再配上活泼动感的电子音乐,像《罗拉快跑》营造出一种游戏感和当代都市中的疏离感,颇有新意。

        《阳台上》对张猛来说是一次挑战,他脱离了熟悉的东北重工业的文化语境,来到了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前作《钢的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库斯图里卡油画般的画面和小人物的乐观精神。而《阳台上》,这部胶片拍摄的电影最大的特色是个人风格强烈的影像视觉,电影通过自然光营造的影像真实还原了上海破旧弄堂中的昏暗与颓废,他独到地抓到上海鲜亮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比如张英雄跟踪的主观镜头和恰到好处的配乐营造出了紧张的气氛,而《后窗》式的偷窥镜头和红色的窗玻璃隐晦地表现出青春期的性意识,“东方皇帝”邮轮上颓废而奢华的场景极具象征意味,整部电影在影像表达上有不俗的探索。

        从题材上看,《地久天长》很适合线性叙事,但是这次王小帅采用倒叙和插叙非线性叙事,将一个普通家庭的变迁史讲出了新意。电影从儿子溺亡的1990年代启幕,用耀军和丽云避居福建的当下生活作为主线,通过巧妙的倒叙将他们经历的思想文化解放,计划生育,国企改革,南下创业等时代热点娓娓道来,拒绝刻意戏剧化,而是始终坚持表现生活的原貌,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整部电影实际上是一次精神回溯,它深层次呈现了隐藏在国人心灵中的记忆,最后所有人物和观众一起回到真实的当下。这是王小帅自身的一次突破,真正展现了一代人的变迁史诗,展现了一种真正的民族性的精神图景。这也是第六代导演的一大突破。

  • 《灰姑娘》:“编舞鬼才”制造的现代成人暗黑童话

        赵妍

        3月14至16日,摩纳哥蒙特卡洛芭蕾舞团《灰姑娘》在国家大剧院成功演出。此剧破除了传统童话的程式化,放弃了富丽繁杂的时空背景,选用现代感强、线条简练的视觉形象,来完成丰富的变化。这是赋予经典极大现代性的具体表现。编导演与舞美团队以契合统一的气质,将成人的真实欲望与童话般的肢体狂想结合在一起。

        舞团艺术总监、“编舞鬼才”让-克里斯托弗·马约总能有与众不同的创新想法去拆解经典,重组一套新的叙事,让观众跟着他,走入他用价值观搭建好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信笔不缚而又分寸精准,通过现代的语汇、视角去撬动人们心理结构中永恒的东西。经历过狂欢、毁灭、挣扎、诟病,当这个细腻的过程最终完成的时候,是洞悉人性的世俗智慧、对自我境遇的明晰和对他人生活的同理心所共同组成的幽默与共鸣。

        剧情上最大的改编,是马约根据亲身经历重点刻画了灰姑娘的原生家庭——父亲这个角色前所未有地大量参与剧情,成为不亚于王子的核心人物;其次,将已逝生母与守护仙子合二为一,引领灰姑娘重获幸福,并在父亲最徘徊迷茫时,给予了温暖与鼓励。作品不仅写王子与灰姑娘的爱情,对父亲与继母、生母化身的仙子这样一组似乎是出格的、不那么符合普世标准的三角感情,也报以尊重理解,甚至是悲悯并鼓励反叛的。他以细腻的视角对情欲的本能驱动进行特写,展现了两组情侣是如何沦陷的。

        马约用肢体语言真实而淋漓尽致地表达生命的原动力。没有了古典芭蕾的程式化,丰富的舞蹈语言让表演更充满了张力。他运用了写意空间与象征性意念的有机交融,细致的内心情感描绘与粗放的矛盾延展碰撞结合,使得整部剧作的构成挥洒自如、收放有致、遐想无限。他的舞蹈编排贴近反映现代人类,处处与现实勾连的伏笔,不造神,不造“骗人”的童话,揭示了更大的人性禁忌。不光有青春和美貌,更有他们的“不美”。所谓坏人,有其可怜可叹之处。所谓好人,有其优柔寡断、令人厌烦之处,还不是小病小患,多是硬伤,险些就要不可爱——好在,还有彼此来弥补。

        常用于灰姑娘和王子在结尾的那段著名双人舞,在此剧中演变成父亲与仙子、王子与公主的四人舞。人物塑造的心理空间层次分明。王子与灰姑娘在“情欲如潮”与“纯洁无邪”两种极端元素中巧妙游走,“孩子气”与“情欲”双重气质的同步迈进,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而父亲一身落寞黑衣的静影沉璧,与仙子的浮光跃金,二者相得益彰。欲望的火焰跳跃在仙子身上,随着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的音波跌宕起伏。这是宿命以爱为名、以欲为饵捕获猎物的最好时刻。生活的底色本来就是欲望与痛苦,谁也无法预言未来,谁也无法重写过去。人们在欲望中混沌晕眩,只能一头扎进了命运里。

        贯穿全剧的一个线索道具,是一条白色长裙。剧首,父亲与灰姑娘以白裙为媒起舞,追忆生母。剧中,父亲与仙子相遇、相爱,人仙情未了的缠绵。而继母与父亲愈演愈烈、难以调和的分裂,父亲用白裙勒紧继母脖子、险些激情杀人,白裙象征着二人窒息糟糕的婚姻关系。剧末,在灰姑娘和王子一起走向幸福之后,仙子消隐,父亲独自坐在原地拿着亡妻的白色长裙深情追忆,此刻他残缺而又真实的情感在苦海翻腾,何其动人。有时爱情到了一定境界,是一种不可拿出瞻仰的内容,多少庸琐荒唐、忍辱无度,情欲颠沛流离又莫知所终。

        舞美设计是简约纯净的七八个竖立的“纸页”景片,简约而不空洞,主创们善于通过各种快速灵动的舞台调度使整个场景活起来。它们是灰姑娘被困顿折磨的阁楼,是宫廷夜宴,是王子寻爱征途扬起的风帆。布景如一个有演技的演员,表情稍稍变一点就是完全不同的性格,给人发挥想象力的空间。灯光设计运用了大量与舞美造型相随的隐约起伏的纸片造型灯,有时又有大量方格造型灯,风格高度统一地代表剧情的发展和人物的内心变化。

        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师热罗姆·卡普兰,以俏皮诙谐、大胆现代、髻发高耸的造型,没有地域与年代,颠覆了以往唯美古典、一丝不苟的传统芭蕾服饰,在契合现代芭蕾前卫先锋主题的同时,也凸显出剧中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开场灰姑娘的灰袍既不合体又不唯美,表达出人物困境的真实;裹满金粉的赤足替代了水晶鞋,而两个女儿争鞋未果后黑化的足部亦是诙谐的象征。继母与两个女儿,以及群舞角色服装的艳色异型异物感,创新剪裁方式和布景气质很合,配合夸张异趣的肢体编排,令人联想《绿野仙踪》或《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幻境。王子的梦中女妖甚至让人联想起黄红色的《阿凡达》中的纳美星球人。然而服装造型设计内核又特别《灰姑娘》,符合现代成年人暗黑童话的肉欲、残酷、浮华的真实情感。这个平衡度的拿捏,最见主创们的功力。

        此剧的成功是由完整链条的各个环节所构成,当几个风格与个性都相当强烈鲜明的戏剧家碰撞在一起,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专业属性处理同一命题,从各自不同的属性出发,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去发散与聚拢,最后生发出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些碰撞在此剧巧妙地达成了一种平衡,极具当代性的艺术创造特征。

  • 由《老中医》想到的

        半夏

        虽说有比较才有鉴别,但几部所谓重头大戏扎堆播出,即便有新媒体视频样态足以破解实时收看的撞车纠结,但这种人为缔造的或空窗或拥挤的丰歉不一,总是一种未必合理的资源处置。相较餍足与饥饿的峰谷映照,合理避让错开播放岂不是风调雨顺的多赢。

        诚然,多头并进营造的收视分流,某种意义上就是所谓市场竞争的高下立判,尽管其中难免有口味上的偏好侧重,不过所谓的口碑总是代表了更多受众的选择。于是,《芝麻胡同》《老中医》和《都挺好》,尽管都是实力派的主力阵容,却也碰撞出了各有喜忧的局面。其中,由高满堂领衔编剧,陈宝国冯远征许晴等担纲《老中医》,收视走向略显曲折,尽管它的播出平台相当主流。

        如你所知,选陈宝国来做本剧的大主演,应该和当年一时空巷的《大宅门》颇有关涉,那是宝国老师演得最撒欢的一部戏,口碑也一直坚挺,各频道轮播不辍。不过《大宅门》里陈老师的涉医戏份有限,他更多沉浸在胆大敢为性情中人的白七爷角色中。所以此次来做上海滩的名中医,虽然自带光环,却也是老戏骨的新天地,非下功夫不可。而与他合作多次的搭档冯远征,祖父竟是老家韩城擅治伤寒的名医,不免有世家子的嫡亲风采传承。

        一部戏的成与不成,肇因多多,本子的基础和张力,题材的选择和应时,导演的成色和把控,演员的实力和用心,受众的兴趣和共鸣,以及涉及运气的不可抗力,都足以施加轻重不同的影响,这是大题目,此处不做展开,不过由本剧的播出而引发的对中医的关注,则是不妨关注的一个切点。

        作为传统文化中最富辨识度的核心元素,中医拥有怎么估量也不为过的影响力,绝不是开药方的字写得清楚漂亮与否那么简单。据说高满堂老师动念写《老中医》,触发于屠呦呦的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而国人于中医药却知之甚少乃至麻木。其实,不止于中医,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要素也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状态,它们或许会被局部放大,但却往往不得要领,甚至取法偏狭乃至误读,譬如由所谓女德班而来的各种异象,将女德蜕变为一个极其负面的概念——本来女德与士行是并立的律己修养,自然有时代局限,却绝非恶名。

        中医的问题,早有前贤注意到。虽然中国的圣贤们认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因为两造里都可以救人,当然更是安全糊口的高端和底线。尽管医生担负的是人的生命,但这种纯粹哲学意义上的道义,并不被大家看重,从事这种行业的,大都是不第的童生或者失业的塾师,他们姑且行医,同时还在准备着赶考,因为考中之后的飞黄腾达,是通往良相哪怕良相以下若干阶梯的功名,那是人生足以自豪的幸福山顶。行医不过是解决生计的权宜手段,所以即便自己终老于权宜,也一样可以指导子子孙孙继续未竟的不权宜事业,等到儿子或者孙子终于得逞,自己便可以安心做封翁老太爷,权宜什么的,自然是要丢掉的。这或许便是祖国传统医学不得进步发达的一个死穴了。

        大约也正是因此,当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联袂登陆本土,和传统文化一起,中医也遭到了一片批判。本来批判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纠偏也不妨矫枉过正,但自晚清以迄民国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医的批判几乎就是一边倒的声讨,于是贬斥乃至废止中医的观点风头强劲,甚至有汉医足以亡种的犀利说法。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把中医列为封建糟粕,将中西医学予以对立而对中医痛加贬斥。即便是晚年因病而被“协和孟浪”误割右肾,梁启超却为平息物议于《晨报》发表声明力挺西医,而对诊治自己“其应如响”“一年半之积病,十日而肃清之”的中医,依然秉持否定。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也有类似情况发生。作为曾经东渡日本学过医的知名文学家,鉴于周家老太爷的水肿被一干享有声誉的名医国手折腾完毕后,依然痛苦地断气,鲁迅先生十分痛绝地将中医归为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这些为革故鼎新而不惜用力过猛的扬新弃旧之论,因发声者的名气而颇具影响,最极致的,便是余云岫于1929年和1950年两次提出废止中医方案。

        说来十分有趣,许久以来在医学问题上,鲜见抵制西化的说事,这或许由于代表现代医学的西医依托的是科学和实验,因而仿佛坚船利炮,极富实操性。而传统医学的中医,虽然不乏针灸推拿和古称角法的拔罐等诸般利器,以及起死回生挽狂澜于既倒的经典传奇案例,但在大众的医疗选择上总不免边缘,基本徘徊在西医束手无策时死马当活马医的姑且,以及江湖郎中云山雾罩左右逢源的口实。

        其实,不论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都有各自的擅长,也都有各自的短板,所谓互有短长,这本是十分正常的一件事情,正方便它们各自存在,各展所长,互为借鉴,互为补充,多样性才是最富生机的生态存在。撇开当年文化先驱们的初衷不论,任何非此即彼的是非取舍判断,实在都是偏颇和短视的。走极端的对立永远跑不赢和谐的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