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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全球化的演变和发展历程

        滕文生

        如果从以新航路开通和地理大发现为经济全球化标志的15世纪末算起,到现在的500多年间,经济全球化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也就是三次具有不同特点的经济全球化。

        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是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殖民统治的时期

        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历史轨迹,概述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理大发现特别是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使人们对世界各大洲国家和地区的全貌开始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与认识,其深远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第二,在欧洲国家对亚非拉国家开始殖民的前夜以及殖民过程中,也曾给这些洲区的国家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理念与文化,在客观上是起了启蒙和帮助作用的。

        第三,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北方国家,对东方、南方国家长达几百年的殖民主义统治,给被殖民国家的广大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激起被殖民国家的人民不断进行反侵略反压迫反殖民的斗争。

        第四,西方殖民主义者制定和推行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给国际社会造成了极不公正的经济政治秩序。

        第五,在西方国家内部,由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调和,在西方国家内部也形成了巨大的贫富鸿沟,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爆发经济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

        第六,在西方国家之间,由于争夺原料、市场和劳动力,争夺殖民地,不仅造成市场和势力范围的划分,而且彼此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接连不断。

        第七,正是由于几百年的殖民主义统治所积聚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形成了总爆发。这个总爆发,既表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世界大战上,也表现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普遍觉醒及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斗争上。

        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是东西方两个阵营相互对立的时期

        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历史轨迹,可以概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期间,1917年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爆发并取得胜利。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又诞生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东西方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

        第二,在亚非拉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掀起了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

        第三,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支持和学习,结成了一支争取和捍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数十年间,虽然世界上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却依靠这支强大力量有效防止了新的世界性大战的爆发,从而为世界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和安全保证。

        第四,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原则或政策,采取向劳动群众增加社会福利和其他改善民生的措施。这也是有利于西方国家缓和内部矛盾、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经济技术发展的。

        第五,由于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对立和两个市场的分割,特别是由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局面,对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带来了许多不利的严重影响和制约。

        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是一些西方大国严重削弱、新兴经济体发展壮大的时期

        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述它的主要历史轨迹。

        第一,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客观上为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的各国各地区,在全球的统一市场上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地实现各自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经济条件。

        第二,美国在苏联解体以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依仗自己的超强实力,在政治上继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挑起民族冲突,制造局部战争;在经济上推行以经营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并同其他一些西方大国一起,以此来主导经济全球化。然而,2008年从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开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几乎席卷了西方世界。这次经济危机带来社会政治危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出现的最深刻的危机,它的发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已经行不通而归于失败。

        第三,东方的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形成了独具特色和优势的中国发展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充满着新的生机和活力,正在成为促进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

        第四,除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还涌现出了一批新兴经济体,如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等等。中国同这些新兴经济体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体、金砖五国等协同组织形式,相互支持,相互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并为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在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中主持公平正义,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维护世界及地区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有的西方大国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是通过经济全球化从西方大国中获取了他们的财富,抢了他们的市场和技术专利,从而挑起贸易摩擦,无视经济全球化所通行的多边合作体制与规则,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搞民族利己主义。

        未来经济全球化具有新的形态

        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历了三次经济全球化,至今仍在继续,未来也仍将持续。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和必然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要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向前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人类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之上的,命运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紧密相连、存亡攸关。而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又是以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为基石的。所以,经济全球化是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世界经济平台与必经之途。

        但是应该看到,这三次经济全球化,特别是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积存了不少问题,面临着不少挑战,存在不少弊端。

        现在妨害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主要流弊在哪里呢?概括起来说,就是运行的主导模式落后了,运行的路径出了偏差,运行的一些规则和思想理念存在错误。

        一是从经济全球化运行的主导模式来看,经济全球化一直主要是由一个或几个西方大国即几个大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实行与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未能真正参与共同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这是不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原则的。

        二是从经济全球化运行的路径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运行的路径中,在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一些国家一直存在搞保护主义、利己主义的现象,特别是近年来有的西方大国公开打着“自我优先”的旗号,无视贸易自由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多边经济技术合作体制等经济全球化运行的通则,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利己主义。

        三是从经济全球化运行的一些规则和思想理念来看,在经济全球化开始以来的数百年间,一直盛行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思想理念。进入21世纪,各国人民要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已经成了时代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西方大国还在奉行这样的“法则”和“理念”,这还不是严重的时代错误吗?正是由于这些“法则”和“理念”的盛行,才造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许多国家内部巨大的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严重影响世界和地区的稳定与共同发展。现在是到了应该用新的法则和理念来取代这些陈腐的“法则”和“理念”的时候了。只有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民,共同正视经济全球化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特别是积存的弊端,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共同寻找到解决问题、应对挑战和消除弊端的新办法新措施,共同确立经济全球化运行的新模式、新路径、新规则和新理念、新指导思想,才能使经济全球化摆脱当前的许多困难和困惑,实现向更加民主、公正、合理的新型经济全球化转变。

        未来要实现的新的经济全球化,或者说是第四次经济全球化,它应该是具有许多新的特点从而形成为新的形态:它应该是世界上各个国家不仅共同参与同时也共同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它应该是继续坚持和维护实践已充分证明是正确有效的贸易自由化、多边贸易合作体制、多边经济技术合作体制等规则体制,并不断加以完善、创新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它应该是消除了霸权与强权、丛林法则与零和博弈,而实行真正体现民主、平等、公正、合理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指导思想的经济全球化;它应该是有利于不断地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安宁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经济全球化。应该坚信,经过世界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的这种新的经济全球化,是一定会到来的,而且它一定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更加广阔更加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世界经济平台,奠定更加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作者为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  

        阅读链接

        公元14世纪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欧洲人民开始逐步摆脱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封建神学统治,为开辟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前进道路进行了思想政治上的准备。其后,到16、17世纪,经过欧洲的宗教改革和率先爆发的尼德兰革命与英国革命,在整个欧洲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欧洲各国陆续进入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并开始进行工业革命。“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样,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就到来了。

  • 自由民主制度结构性弊端暴露无遗

        张飞岸

        缺乏必要的条件,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可能成为国家治理失败甚至解体的动因

        因修墙拨款申请被国会抵制导致美国政府停摆,之后又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特朗普将美国政党政治极化推向新高潮,也使西方“自由民主”否决性政体的弊病暴露无遗。第三波民主化以来,西方学者花了大量精力探讨为何“自由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的运行并不成功,很多人将此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精英缺乏民主精神、大众缺乏妥协意识,忽视了所谓的民主精神、妥协意识只有在并不具有根本性冲突的国家中才可能存在,如果一个国家存在显而易见的阶级矛盾和族群冲突,部分或地区人口缺乏基本的国家认同,那么“自由民主”的推行不仅不会使一个国家走向善治,反而会使一个国家走向危机甚至失败。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重大误解,他们认为“自由民主”的良好运行是国家治理成功的原因。事实正相反,“自由民主”的良好运行需要非常苛刻的社会结构性条件,缺乏必要的条件,它可能成为国家治理失败甚至解体的动因。

        “自由民主”从本质看是自由+民主的一个组合,它不是完全的民主制度,在这个组合中,民主受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规制,而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也接受了大众民主力量的约束。这个组合的稳定运行有一个条件,就是劳资之间力量对比的平衡,好的国家治理正是建立在妥善处理劳资关系的基础之上。从历史上看,自由民主直到二战之后才真正在发达国家稳定下来,这是因为二战之后社会主义力量的成长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资产阶级在劳方力量不断滋长的条件下为了避免被颠覆的命运不得不接受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方案,在西方建立了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将资本的收益通过财富再分配的形式转移给劳方,这种财富再分配第一次在西方历史上创造了大量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从社会分层来说属于中间阶层,中间阶层不太认同代表下层利益的社会主义,也无法认同代表上层利益的资本主义,所以他们支持自由民主,也成为自由民主制度稳定运行的基础。

        然而,作为自由(资本)和民主(劳动)之间的组合,自由民主的良好运行是劳资之间暂时处于力量对比平衡的结果。从阶级利益而言,资产阶级并不愿长久接受这种平衡,因为在这种平衡中他们失去了大量的利润,他们一直在寻求改变这种力量对比的时机,并为资方重新压制劳方创造条件。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为此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建构自由民主的概念和理论。在概念和理论建构过程中,他们掩盖了自由民主发展的历史,把自由民主运行背后的社会结构性条件和民主内含的平等价值和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相关性去除掉,将其描述为一种以资本主义为经济基础,以多党竞争性选举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政体模式,并且宣称自由民主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一切否定资本主义和多党竞争性选举的政治制度都不能被称为民主制度。这一理论建构将社会主义无论从价值还是制度层面都置于了民主的对立面,掩盖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稳定背后的社会主义因素,也将民主内含的平等价值和多数利益压制到了最小的程度。一旦人们接受了这种民主观,民主就变成了一种与社会结构无关的政治制度,似乎这一制度存在,民主就存在。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通过经济全球化解除了民族国家政府对资本的管制,当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到世界上任何国家,代表劳方利益的政党也就失去了可以节制资本的条件。虽然西方到现在还存在着代表劳方利益的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传统型政党,但这些政党事实上已经很难履行维护劳工利益的职能,因为他们如果拒绝接受资本提出的减少税收、压低工资、削减福利的条件,资本就用脚投票离开自己的祖国,资本的离开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减少和经济的衰退,发达国家的劳工不得不在降低工资、削减福利和没有工作之间做选择。

        通过建构反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概念和全球化,资本成功逆转了二战之后劳资力量对比平衡的局面,劳资博弈的天平压倒性地偏向了资本的一方。于是,我们见证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的荒诞剧情,一方面自由民主以民主代名词的形式扩展到全球,世界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所谓自由民主国家,一方面社会财富出现了反民主性流动,大量的金钱聚集到少数人手中,中产阶级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逐渐瓦解,发达国家出现了大量失业工人和对全球化不满的力量,政治极化重新出现,自由民主制度陷入结构性危机。

        在极化政治重新出现的条件下,“自由民主”制度内含的逻辑悖论充分暴露出来

        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在发达国家都陷入了结构性危机,还能指望发展中国家通过简单地移植“自由民主”制度就解决国内本来就存在的大量阶级和族群冲突吗?在极化政治重新出现的条件下,“自由民主”制度内含的逻辑悖论充分暴露出来。这种逻辑悖论是,“自由民主”一方面鼓励多党竞争和政治多元化,一方面又必须以社会共识的存在为前提,这意味着在不存在社会共识基础的国家,多党竞争和政治多元必然会撕裂社会,使国家陷入到各种阶级、族群和党派冲突中无法自拔。要想改变这种局面,恰恰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或者政党重新整合陷入分裂的各方力量,并有能力克服各种阻力回应多数民众的最基本需求,自由民主面对这种需求陷入了更大的政治正确危机。我们看到,在自由民主价值观越被接受的国家,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政治分歧就越严重。因为自由民主是一种由知识精英建构的理论,所以越是受教育程度高和社会地位高的人对这一制度的优越性越是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全球化对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冲击相对于中下层劳工而言要小得多,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和欧洲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精英与底层的断裂,底层要安全、要工作、反移民、反全球化,而精英要自由、要多元、要保护移民、要全球化。传统的左翼政党在这一政治极化中抛弃了自己的基本盘即底层劳工,纷纷站到政治正确的自由民主一边,这就为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右翼政党上台创造了机会。2016年美国大选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中下层白人对民主党失去自己经济左翼的特征转向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表示不满,纷纷站到了高扬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旗帜的特朗普一边。而共和党事实上是代表上层资本利益的政党,特朗普的上台意味着美国即将发生的变革不是上层向中下层的利益让渡,而是中下层之间的财富再分配,特朗普把劳资之间的矛盾掩盖起来,转化为了白人和少数族裔的矛盾,他的执政尽管通过减税为美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减税获得最大收益的无疑是资方而不是劳方。与此同时,美国对资本的优待如果导致大量资本流动到美国,会造成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大的经济危机和全球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减少,未来的世界无疑会是一个更加危机四伏的世界。

        政治的本质是利益的分配,在利益分配失衡的条件下,各种利益矛盾会转化为族群矛盾、种族矛盾和宗教矛盾。“自由民主”危机呼唤新的社会主义时代。因为面对各种矛盾,不反思“自由民主”,不深究我们今天现实的历史起点,不批判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不复归民主的平等和多数特征,人类就很难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人员。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19XNQ020]

  • 日本现代化的经验

        任剑涛

        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看日本,我觉得在现代文明的转向上,日本起码有这样几条重要的经验。

        第一,作为有主体意识的文明,日本有筛选和学习外来文明的再生能力。在古典时期,就一般的理论文明或者说精神文明来讲,日本人的确是引介了中国的儒学。所以日本的古典学主要是朱子学、阳明学,其发展水平也非常高。就今天而言,甚至包括整个宋明理学乃至于中国思想史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日本总体的研究水平从低端上说绝不比我们低,从高端上说,其精英跟我们最高水平的研究也是绝对可以媲美的。

        今天作为现代化第三区域中最像西方文明的日本文明,它虽身处于亚洲远东地区,但属于西方七国发达集团。然而若去日本看看就会发现,其传统文化的色彩非常浓厚,秉承传统的各种节日,气氛非常浓厚,仪式令人感佩。最关键的是,日本不仅以主体精神来学习华夏文明,而且在佩里将军黑船来航前后,日本就已经开始一个脱亚入欧的过程。发达的兰学,加上开放国门通商,使得现代文明全方位地进入到日本文化中。

        第二,日本人对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整合能力非常强。在我们的文明解读里,常常以为传统文明一转型就会死亡,而现代文明才能新生,这是五四运动中一批学者得出的过激结论。但日本人在迅速华丽转身、跻身西方文明最前沿时,并没有放弃传统,并没有因为说“自己没有历史”,也没有因为要脱亚入欧,就把自己的传统文明放弃了。相反,作为现代文明,它的东方特色强有力地推动1890年代的第一次崛起,同时也成为1970年代在二战废墟上得以再次崛起的动力。 

        傅高义在《日本世界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一书中,就特别强调日本文明中的东方因素。研究比较管理的专家们认为,日本经济崛起的最典型原因就是它的东方精神——第一,终生雇佣,这只在东方国家才可能发生;第二是节俭精神,日本把它化为工业设计的精神,那就是极限设计。就安全性能和产品精细度而言,日本的水平最高,但其成本是全世界最低的。在这一点上,日本把东西文明融汇得非常好。从东方视角看,所谓的日本式管理,相当程度上融入了儒家精神,当然也有武士道精神及各种日本传统的东西。

        第三,日本人对现代文明具有区分能力:一方面,他们认识到,1853年美国军舰轰开日本国门的行为确实损坏了自身的国家主权,但另一方面日本人也觉悟到,如果不向现代文明打开大门,日本的国运可能从此逆转。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