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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主题是如何确定的

        孙希磊

        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被誉为史诗般的建筑经典,已经走过六十多年的风雨历程。纪念碑分碑身和基座两个部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下层须弥座束腰部位那10幅汉白玉浮雕。东面为“虎门销烟”“金田起义”,南为“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西为“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北是正面,为“胜利渡长江”,在它的两旁,有两幅主题为“支援前线”和“欢迎人民解放军”的浮雕。那么,当年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组浮雕?凸显的主题是什么?再有,为什么要把“胜利渡长江”“支援前线”和“欢迎人民解放军”这三幅浮雕摆在正中央?这其中蕴含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价值理念,反映着回顾百年沧桑,铸造历史丰碑,激励前行的文化意蕴。

        浮雕设计初衷和主题:纪念碑最直观的画面,是展现一百年来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全景图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当天下午6时,毛泽东率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建立纪念碑的奠基典礼。毛泽东宣读了纪念碑的碑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段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碑文,高度概括了中国一百年来革命历史的完整全貌,全面系统地勾勒出几个不同时期人民革命的斗争历程,既是纪念碑的思想基础,也为纪念碑浮雕确定了鲜明主题。纪念碑从选址、设计、建设,到浮雕的创作、选材,无论是从建筑角度,还是从艺术角度,都始终紧紧围绕着这一主题,探索如何表达、如何最终实现这一主题思想。这一主题的深刻要义:反映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抵御列强侵略英勇抗争,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反映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承革命先烈遗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初心。

        浮雕创作在纪念碑设计中占据重要分量。因此,对浮雕内容的选择、表现形式、与建筑的结合、浮雕的位置等,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探索。周恩来总理倾注了大量心血。在讨论设计方案时,他提出要在纪念碑底座四周设置浮雕的建议。他强调,浮雕在纪念碑的外面,是纪念碑最直观的画面,浮雕设计是体现人民英雄纪念碑政治内涵的关键,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必须作为重点工作抓紧抓好。浮雕的创作立意和原则是:既能体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特点,又需要把中国一百年来的革命历程表现出来,既要有革命内容,又需要有很高的艺术品位。这段重要讲话为把握主题、选择题材、创作标准等作出了明确阐释。

        浮雕题材选择:展现历史风云,彰显时代特征,讴歌英烈精神

        早在1951年5月10日召开的“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浮雕部分的题材问题就是主要议题。会议决定:浮雕设计的指导思想,要统一在毛泽东撰写、周恩来书写的碑文主题上;浮雕的题材,要包括整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为此,成立由范文澜负责的雕画史料审核专门委员会。浮雕的题材,是用以代表每一个历史阶段重要的和最为人所共知的人民英雄历史事迹。浮雕的表现形式,采取叙述性的写实风格,这样符合具体的人民伟大斗争史和普通群众的欣赏习惯,而不采用象征性表现形式与方法。

        最终,艺术家拟选择出包含10个题材的10块浮雕:虎门销烟、金田起义、甲午战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八一南昌起义、延安大生产、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后经中央批复,去掉了甲午战争和延安大生产2块,保留了8块。并在“胜利渡长江”浮雕两侧,另增加了以“支援前线”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主题的装饰性浮雕。为什么把反映解放战争题材的3幅浮雕放在纪念碑最重要的位置?其寓意是为了凸显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那一“点睛之笔”。

        开始阶段,对浮雕的排列顺序出现了争论。有的认为应按照历史叙述的方式,由远及近: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救亡图存,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伟业,先进的中国人经历了多次奋斗都失败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三座大山,最后才赢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当大家进一步领会毛泽东撰写的碑文后发现,其原意是由近及远,内涵十分明确,即:先说三年以来的事,再说三十年以来的事,再说1840年以来的事。于是,按照这一思路,艺术家将由远及近的顺序,改为由近及远,将“胜利渡长江”的题材放在纪念碑的正面,位于毛泽东题词的正下方,这样,人民解放战争的主题就得以突出。

        在创作中如何塑造人物形象,也经过一番探索。为什么最后画面上有170多个人物呢?在最初设计的画稿上,曾出现一些著名历史人物主导的现象,如“虎门销烟”一度将林则徐放在显要地位,以此类推,是否每一个浮雕上都要以典型人物为主?最后,大家决定采用“人民主体”的原则,以群体性的英雄形象来表现人民战争的伟大功绩。如“南昌起义”,用一个连队去表现当时情景。我们看到这样一幅感人画面:党代表冲锋在前振臂一呼,战士蜂拥而上,奋勇向前,不畏牺牲,高举起义的红色信号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光辉思想体现在了浮雕作品里。

        浮雕艺术价值:通过象征手法,表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英勇奋斗、砥砺前行的伟大精神

        在纪念碑浮雕设计和创作中,艺术家们运用大量的象征手法,根据浮雕设计主题和题材特点,贯穿中国革命历史发展潮流与主脉,借助生动而具体的形象,表现出一种精神与情感,将思想内涵化为可以感知的具体形象,使作品立意高远,寓意深刻,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英勇奋斗、砥砺前行的伟大精神。

        首先,通过构图设计,体现革命历史的壮观场景,象征人民英雄的雄浑气魄。“胜利渡长江”是纪念碑上最大的浮雕,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大江、解放全中国的宏大场面,具有很强的震撼力。“五卅运动”“南昌起义”等浮雕,通过整体统一的造型,将人物的鲜明形象置于一个连续性的运动场景中。

        其次,通过刻画细节,体现人民英雄的奋斗精神,象征革命斗争的艰辛历程。设计师在创作时特意用“渡江帆船”来表现解放军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武昌起义”中用一块“总督府匾额落地”来表现武装起义的洪流锐不可当,象征清王朝统治即将结束。“抗日游击战争”设计了青纱帐这一典型环境,表现抗日英雄机动灵活打击侵略者。

        再次,通过装饰浮雕,表现对人民英雄崇敬和怀念。纪念碑的上层须弥座四周镌刻着由菊花、荷花、牡丹花、百合花和垂幔组成的8个花环,既有装饰性功能,也是时代精神的象征。正面以牡丹花为主,表示国家走向富强,两侧各衬以三面红旗,南面以荷花为主,表示纯洁,东西两侧以菊花为主,表示不畏严寒,不惧艰难的品格。浮雕画面上,除了主花,还衬托着绶带垂幔,同时以百合花作陪衬,象征对革命先烈缅怀之情。

        纪念碑浮雕,清晰展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浴血奋斗的艰辛历程,折射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意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缅怀革命先烈奋斗历史,表达爱国主义情怀具有重要意义,是增强“四个自信”、激发民族精神最直观的教材。概括起来讲,它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人民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的精神象征。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组浮雕有过一段重要论述,他指出:“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伫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有一组浮雕,表现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全景图,我们一方面缅怀先烈,一方面沿着先烈的足迹向前走。”这一重要论述站在“历史”“未来”两个维度,深刻阐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重要意义和历史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2017年重点课题“北京红色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7KDA047)阶段性成果)

  • 碎片化难免伤害历史学研究

        钱乘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研究发展迅猛。几十年中,史学研究最大的进步之一,就是研究越做越细,课题越做越小、也越做越深。这种越做越细、越做越小、越做越深的现象本身很好,历史学确实应该做细、做小、做深——不深、不细、不小,大而不当,不接地气,从空到空,这样的历史学是没有出路的,也看不到发展的前景。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历史学在这方面的变化是一个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

        历史学研究中一种“反体系”思潮倾向对历史学研究会造成一定伤害

        但是在这个总体发展的趋势中,有一个苗头也日益明显,非常值得史学界注意。这个苗头就是历史学界——包括已经成熟的学者以及正在学习之中的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和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一代,自觉或不自觉地滋生出一种倾向,认为历史学研究是不需要体系的,应该摆脱体系的束缚;历史学研究是不需要理论的,理论无助于历史研究。题目小就是好,越细、越小越好。小题目无需框架,更不需要体系。至于为什么做某个题目?做一个题目要不要理论?这些问题无足轻重,为题目而题目就可以了。更有甚者,有人声称有了体系反而不好,有了理论就碍手碍脚。因此,一种“反体系”思潮广为流传,碎片化现象因而坐大。

        从20世纪下半叶起直至现在,碎片化的现象愈演愈烈了,有些人倾向于不要体系,抛弃所有框架,而把历史等同于神话,把写历史看成讲故事。历史学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冲击,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解构,它解构一切。历史学正遭遇后现代主义,它的体系正在被解构。这就是历史学正在面临的重大危机。

        题目不分大小,篇幅不分多少,关键在于有没有体系

        历史学研究要不要体系?答案是肯定的。体系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本质特征,或者说是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之一。有了体系才有对史料的选择,才有对历史的梳理与书写,这是做历史研究的人都能体会到的。做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史料本身是碎化的,是散乱的,需要历史学家去整理,把散乱的史料整合起来,让它们成为“历史”。历史学家的工作,第一是寻找史料,第二是整理史料,如果还有第三,那就是“书写历史”,由此而阐释史料中所包含的历史意义。无论是寻找史料,还是整理史料、书写历史,“体系”始终在发挥作用,比如,就史料而言,它存在于很多地方,各种各样的史料多极了,也很混杂。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史料挑选出来,梳理成“历史”。可是哪些史料有价值、值得写进“历史”呢?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判断和不同的选择标准。通常出现的情况是:有些学者挑选这些史料,有些学者挑选那些史料,其他学者又挑其他的史料,这种情况在历史学家们看来是非常正常的事,毫无奇怪之处。可是,为什么不同的学者会挑选不同的史料、然后使用不同的史料呢?这就涉及到体系问题了,是体系为筛选提供了标准,也为书写制定了框架。

        历史学家这样做也许是不自觉的,但体系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不管历史学家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没有体系就无法筛选史料,也无法书写历史。如果没有体系,史料就永远只是史料,不能成为“历史”。我认为历史学的“体系”就是在历史学研究中确认一个思维框架,把研究放在这个框架里进行。思维框架当然和历史研究的理念相联系,因此必定有某些理论的指导。就体系而言,框架是关键,框架的边界就是理论。就具体研究工作而言,题目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有没有框架:一个很小的题目也可以“以小见大”,关键在于有没有体系。没有体系、没有框架,再大的题目也只是碎片。所谓碎片化,并不是说题目小,而是不存在理论框架。小题目也可以做出大历史;相反,很大的题目,无数的史料,一百万、两百万字的篇幅甚至更多,也可能写出一大堆碎片。所以,题目不分大小,篇幅不分多少,关键在于有没有体系。

        举一个不要体系的例子。北京大学出版社前几年出过一本书,中文书名是《世界:一部历史》,作者是美国人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这是一部全球通史性质的书,也是一部典型的不要体系的书。作者在前言中就说,他这本书不要体系,也绝对没有任何体系。他试图把整个世界从古到今各个地方、各种人群、所有文明、一切能够找得到的东西都写进书里。书写得非常精彩,也很耐看,但我们发现,他作为一位没有受过专业史学训练的记者作家,虽然把书写得很精彩,但素材都是信手拈来的,并未精心挑选;如果他碰巧拈到了另外一些素材,那他就一定会写出另外一部历史了。读者看完了这本书,脑子里仍然是一堆碎片,而没有成为“世界”。所以我说,体系是历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之一。

        中国史学传统和世界史学传统都非常重视体系,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把体系看得很重,而且有成型的体系。比如,中国史学传统从形式上说是纪传体,从《史记》开始就是这样;从理念方面说,自孔子以来,经过司马迁、司马光等,一直到现在,都强调经世致用、知古鉴今,强调史学的借鉴意义——《资治通鉴》就是用古代的东西警示现今,这是中国史学的一大特点。

        一旦大众史学成为全民娱乐,变成了饭后茶余的消遣对象,那么大众史学也就变成笑料了

        由此说到大众史学问题,它和体系问题有关联。葛剑雄先生曾发表一篇文章《大众史学未尝不可以碎片化》。我觉得他的提法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通过大众史学这样一种传播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了解各种历史知识,提升全民的历史知识水平,确实非常重要。但大众传播毕竟不是系统学习,于是就很容易出现“碎片化”,也就是一般民众得到的历史知识很零碎,难以形成整体的历史观。

        现在,在中国国内,历史学已经从谷底慢慢升起,从冰点升温,越来越热,对于专业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向大众传播历史的知识,也要向大众传播历史的价值理念。而历史的价值理念是什么?它体现在体系中。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在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的同时,尤其要注重传播历史的价值和历史的理念,否则,大众史学就会变成全民娱乐。现在,很多东西都变成全民娱乐了,各领域都出现娱乐化现象。一旦大众史学也成为全民娱乐,变成了饭后茶余的消遣对象,那么大众史学也就变成笑料了,变成了“戏说乾隆”。所以,专业史学工作者应该引领大众史学的方向,从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出发,注重传播历史的价值。

        (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标题为编者所加)

  • 廉政法制:中华法制文明的亮色

        张晋藩

        中国古代的廉政法制建设是中华法制文明的重要内容。自夏朝立国以来,廉政问题一直是统治者关注的焦点,被视为治国理政的保证。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总结和研究中国古代的廉政法制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惩贪之法成为廉政法制建设的基石

        实现廉政最重要的在于制度保障,如惩贪的立法、慎选贤才的铨选以及考课、监察等各项制度相互为用,共同以廉政为目标,在历史上曾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也正因如此,中国古代各朝都把完善各项制度作为廉政建设最重要的保障。

        历代惩贪之法辗转承袭,规范不断完备,量刑注意情节,其因革损益都反映了特定的历史条件,着眼点都在于整饬吏治保证廉政。惩贪之法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成为廉政法制建设的基石。

        厚俸对养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成为廉政的辅助手段

        中国古代的俸禄制度,始于战国时期,是封建官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国家用以酬劳官吏治国理政劳绩的一种报酬。所谓“主卖官爵,臣卖智力”。以清朝为例,清朝官制沿袭明朝九品十八级之制,内外官员无论满汉均按官品发给俸禄。自一品到九品至未入流,共分10个等级,一品最高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从九品及未入流只有31两。京官有俸银、禄米和恩俸,外官有俸银、“养廉银”,而无禄米。俸禄的厚薄与官吏的廉贪虽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条件下对廉政法制建设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譬如俸薄的明朝,一些小官不得不借贪掠以救贫,这便是俸禄过薄所造成的。清朝正是从明朝教训中采取了“养廉银”和京官双俸的补救措施。与明朝的薄俸相反,汉唐宋三朝的俸禄较为优厚,相对而言贪官较明清为少。这里也体现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道理。由此可见厚俸对养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是廉政的辅助手段。

        国家的舆论导向和官员的个人道德、品格的修养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除制度保障外,国家的舆论导向和官员的个人道德、品格的修养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廉政问题被看做事关国家兴亡和为政的根本。如同清朝的顺治皇帝在即位诏书中所说:“国之安危,全系官僚之贪廉。官若忠廉,则贤才向用,功绩获彰,庶务皆得其理,天下何患不治。官若奸贪,则贿赂肆行,庸恶幸进,功过冒赏,巨憝得以漏网,良善必至蒙冤,吏胥舞文,小民被害,政之紊乱,实由于此。”

        汉以后,在儒家思想主宰下对官员提倡正心修身,上不负君、下不负民的道德修养,以养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高尚情操,也确实出现了千古传诵的清官廉吏。例如,东汉时以不畏强权著称的强项令董宣,死时“唯见布被覆尸……有大麦数斛,敝车一乘”。光武帝十分感伤,赞曰“廉洁”。三国时,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称道的诸葛亮,在遗表中说:“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宋时,以清官著称的包拯离任时,当地以砚相送,但其严词谢绝,并明立家规:“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卒时“葛帏敞籯,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清康熙时,于成龙官至河道总督,“死后,遗物唯故衣破靴,甕米数斛,盐豉数盎”。康熙曾钦赐于成龙“清官第一”“实天下廉吏第一”的称号。乾隆时,徐士林官至巡抚,死时“囊箧萧然,一无所有”。乾隆帝赞他为“良臣”,表示“切切含悲,不能自已”。

        虽然中国古代社会的监察立法相当发达,监察组织也比较完善,但由于监察权直接附属于皇权,因此,监察机关及其成员只是专制君主安插在官僚体系中的“耳目之司”。监察机关权力的大小往往视专制君主的信任程度和主观好恶而定,不具有独立性,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其作用的发挥。同时由于在君主专制政治中,一个官吏的升调或陟黜主要操纵于上级官僚机构,而与其实际政绩或社会评价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并且在这种情况之下,权力之间的监督极易转化为一种权力之间的合谋,即通常所说的上下联手,官官相护,因此,中国古代惩治官吏腐败立法的完善并不能持续有效地遏制官吏贪赃枉法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吏治的清明也只能是一种短暂、一时的现象,而吏治的腐败则是长期、必然的现象。总之,君主专制制度既是腐败的制度根源,也是廉政建设最大的制度障碍。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