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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能够成功转型的三个关键原因

        储殷 程雁婷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进入转型升级、改革开放的深水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区与行业出现了增速放缓的情况,一些企业由于多方面原因,出现了经营困难,就业紧张的情况,这造成社会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和老龄化挑战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又出现了,对此进行正面回应很有必要。

        制造业的竞争力升级决定了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在产业链低端的国家在最初发展制造业的时候,它可以靠着劳动力便宜,来获得比较优势,而当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劳动力价格上涨,失去这种比较优势,从而陷入停滞。

        由于中国制造业在早期的“代工、贴牌”时代,劳动力价格优势十分明显,而近几年人工费上涨很快,很多人就想当然认为中国将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看法的错误在于,它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对于制造业而言,竞争力绝不仅仅来源于劳动力的便宜,技术升级、价值升级、效率升级与产业环境升级,都是一个国家应对劳动力价格上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升级、价值升级已经开始而且速度很快。像中国的高铁、核电、5G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再是依靠劳动力的便宜,而是以核心技术的领先作为主要竞争力。诸如华为、格力、吉利、徐工、三一等企业早已在国际市场打响了名号。中国民营制造业正在由“贴牌时代”进入到“自主品牌”“国际品牌”时代。随着互联网国际营销网络与商业体系的建立,像阿里这样领先全球的中国电商,正在成为中国自主品牌国际化的加速器。天猫国际已经将上千个国产小品牌推向了国际市场,让它们成长为国际化的中国品牌。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勤奋与高等教育扩招的结合,也为中国制造提供更有效率的劳动者。如果说在加入WTO初期,中国制造靠的是农民工的便宜,那么现在,中国制造的中坚劳动者正逐渐成为普遍具有高等学历的大学生。

        更重要的是,制造业的竞争力离不开一个国家的大环境尤其是发展模式的支撑。一些非洲国家、亚洲国家虽然人力便宜,但或者文盲率太高,或者国家软弱无力无法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能源、交通与土地。尽管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经常把劳动力价格、自然资源作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方面,但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政府的决策力、执行力与发展的意志才是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道路、港口、工业园区,有完整健全的工业体系,这是中国竞争力最根本的保障。毛泽东时代的电站、当今时代的高铁,都曾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超前的基建,但现在想想,恰恰是这些超前的基建,决定了中国制造的提升空间。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对于数字经济、5G技术、人工智能的持续大投入,与电站、高铁其实都是同样的发展逻辑,那就是为拓展未来的上限而不是为保住眼前的下限而投资。

        广阔疆域决定了中国社会能够应对老龄化的挑战

        在2010年中国社会迎来老龄化拐点之后,中国社会的确在很多方面与曾经快速增长的日本社会一样,面临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老龄化带来的消费总需求下行。但中国社会与日本社会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社会是在城市化晚期迎来的老龄化。这意味着,基建的需求、城市的发展已经基本停滞,因此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费下降几乎无法被新的需求所对冲。反观中国社会,情况大为不同。一方面,中国城市化尚处于中前期,总体城市化率在40%-50%之间。这意味着中国仍存在着巨大的硬需求。以房地产的快速发展为代表的城市化初期,并不是城市化的全部。城市要变得更绿色、更方便、更智慧、更友好,是城市化发展到中高级阶段的必然选择。坦率来说,除了北上广深等发达一线城市外,相当多数中国的三线、四线城市还有大量的基础功能需要补课,更别说曾经在改革初期长期缺乏投资的广大农村地区。无论是大城市里的社区改造、加装老人电梯,还是偏远农村从交通到网络的五通工程,人口结构不再年轻,但广阔天地仍然大有作为,中国社会还远远没有到老化的程度。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消费虽然面临老龄化的减法,但也有很多做加法的空间。且不说,老龄化社会到来对于养老、医疗、文娱等方面快速上涨的需求,仅就年轻人而言,人口结构的下降也并不一定带来消费的下行。中国的电子商务、新零售的快速发展,让中国社会由于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被压抑的需求快速被释放出来。市场下沉有农村淘宝,消费升级有盒马鲜生。基于量的消费模式,有农村市场上量的增长;基于质的消费模式,则有越来越多的进入准一线的城市作为重要支撑。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我们和欧洲、日本不同,老龄化带来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减法问题,而是一个腾笼换鸟的乘法问题。

        目前全球化的波动阻碍不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升级

        尽管近年来,部分国家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浪潮兴起,全球化也的确受到了一定的挫折,但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并不能对中国全球化过程当中决定性的内因产生影响。这个内因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最核心的独特性。

        尽管中国在全球化的初期,在很大程度上与部分出口导向型国家有类似之处,但也存在根本性的差别。一方面,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工业体系健全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的内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对冲全球化的波动,也意味着中国在面对“转型”与“危机”的惊涛骇浪时,有着足够分量的压舱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艰苦奋斗打造的骨架,改革开放40年踏踏实实长出来的血肉,这是中国有信心面对挑战的依靠,也是中国不惧怕讹诈的底气。

        另一方面,随着内需的不断扩大,这种巨大的规模优势,让中国越来越不同于依附国际市场的出口国家。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最近十年以来,全世界信息技术、数字技术进步最快的国家,为什么像阿里、华为这样的企业能够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后发先至?除了中国人的勤奋、聪明,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规模。在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你都无法找到像中国这样十几亿人使用同一种符号的地方,一旦这种符号体系成为信息社会、数字经济的基础,它所释放出的能量是欧洲这种国家林立、几十种语言共存的区域所无法相比的。事实上,这也是只有在中国、美国这样的规模大国,才可能出现数字经济巨头阿里、亚马逊的根本原因。

        更重要的是,一旦这种规模效应随着“一带一路”扩散而出,中国的内需就会成为世界的需求。在达沃斯上,中国对于全球经济的带动作用已经为世界所公认。在今天,中国人对于乳胶枕头的需求,可以让泰国农民的年收入翻一倍。一个城市对于某一款网红产品的需求,可以救活西班牙、智利、马来西亚的一座工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规模甚至比技术更加重要,因为是规模选择了技术。

        (作者分别为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

  • 实现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

        吕和顺

        《关于加强新时代街道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我市首个专门面向街道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意见》牢牢把握党组织领导基层这一主线,在总结提炼“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党建引领将整个街道改革工作统领起来,全面提升街道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的领导能力,推动街道由行政管理型向为民服务型转变,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以及“推进城市管理目标、方法、模式现代化”的新要求。如何有效加强党建引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服务群众的战斗堡垒作用?在此着重对其方法路径进行初步探讨。

        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对于北京,中央明确其功能定位为“四个中心”,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其中政治中心居首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指出“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纲举而目张。如果没有政治建设这个“灵魂”,党的各项建设就容易迷失方向、效果不彰。所以,首都城市基层治理必须更加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首善标准加强政治建设,树牢“四个自信”,强化“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街道是区委区政府的“派出机关”,处于城市工作的第一线,是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党工委是街道的领导核心,涉及基层治理的重大事项、重点工作、重要问题由党工委讨论决定,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各类组织和群众的自觉行动,确保基层工作体现党的意志,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有效贯彻落实。因此,突出政治功能要体现到街道社区对中央和市委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上,体现到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的行动上,体现到服务人民群众、厚植党的执政基础的成效上,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党建引领力,不断增强党组织的组织协调力。

        以区域化党建为重点,构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提出区域党建概念,强调“通过构建单位党建、区域党建、行业党建互联、互补、互动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使党的工作覆盖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领域”,这为城市基层治理指明了方向,要求我们以区域化党建为重点,构建市、区、街道、社区党组织上下贯通,社区党建、单位党建、行业党建多方联动,基层党组织覆盖广泛,组织有力的基层党建工作体系,打通基层党建和城市基层治理整合发展的瓶颈,实现党建全面引领,基层治理全面提升。具体而言,是要统筹党建资源,推进区域化党建;统筹社会力量,健全群众参与机制;搭建平台阵地,推动共建共治共享。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和领导力。街道社区党组织是党的领导延伸到社区的重要载体,是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服务者。当前,基层党建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好,政治功能弱化;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导群众能力欠缺;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意识不强,服务手段滞后;对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覆盖不到位,还存在盲区和空白点。因此,必须要抓住党建引领这个根本,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优势,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教育、管理、监督党员和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为加强和完善基层治理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其途径有二:一是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内部组织力,二是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外部组织力。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覆盖街道社区,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保障。只有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街道社区全覆盖,推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向街道延伸,营造好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才能切实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有效提高基层治理水平。为达此目标,可以开展党纪党规教育,层层压实党建责任,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选强配优基层党建人才,激发基层党组织新活力。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党建人才是关键。当前,党员、干部参与基层治理能力还不够强,党务工作者队伍尤其是“两新”组织专职党务工作者队伍流动性大、素质参差不齐、后备干部缺乏,制约基层党组织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发挥。这就要求我们从城市基层治理的角度,加强基层党建工作队伍建设,具体包括加强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党建社工队伍建设,加强新兴领域专职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

        (作者为北京市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

  • 把发展中小都市圈纳入国家都市圈建设任务

        杨开忠

        我国已经进入都市圈化时代。在这个时代,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城镇、乡村、区域发展,都要树立都市圈思维,走都市圈化之路。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乡村振兴要以都市圈为主要依托,要都市圈化。

        中小城市是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联通小城镇和乡村的桥梁纽带。随着交通和信息发展,城市乡村体系虽然越来越网络化,但等级化仍然合乎经济规律地坚强存在和发展。在我看来,中小城市作为沟通城市体系与乡村体系联络点的地位和作用仍将持续发展。中小城市作为城市乡村体系沟通的桥梁纽带,决定了在都市圈化面前,中小城市不仅不能例外,而且还要发挥更大作用。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出中小城市发展要都市圈化的基本依据。

        中小城市发展都市圈化,就是要立足都市圈规划建设运营管理中小城市,概括来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重点发展超大、特大、大都市圈内的中小城市。在超大、特大、大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可以更好地分享集聚经济,因而一般来讲,具有更加优越的发展条件,客观上会发展得更好一些。可以预见,融入超大都市圈、特大都市圈、大都市圈,重点发展超大、特大和大都市圈内的中小城市,将成为我国中小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和趋势。

        二是要培育发展现代化中小都市圈。这既是当前城乡融合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中小城市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随着交通和信息化发展,城乡职住一体化已经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也就是,这个趋势不仅存在于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而且同样存在于城市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根据我的田野观察,有些中小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职住一体化即都市圈化甚至更加深入、突出。

        这种趋势有利于发挥中小城市沟通城市体系和乡村体系的桥梁枢纽作用,有利于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还有利于带动乡村振兴。因此,中小城市要在尽可能融入超大、特大城市和大都市圈的同时,与周边地区一起建设发展自身支撑引领的中小都市圈。事实上,发展中小都市圈也是发达国家的经验。例如,美国上个世纪只有人口5万以上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组成的大都市圈理论和实践,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也发展起来了基于1万到5万人口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职住一体化的小都市圈理论和实践。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率先在国家文件中提出发展都市圈的主张,但从文件内容来看,仅仅限于特大城市及以上城市与周边地区组成特大城市及以上的都市圈。今年1月2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促进都市圈发展的意见,虽然拓展了都市圈适用的范围,但仍然仅限于大城市及以上的城市。我认为,要适应我国都市圈发展客观趋势和实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内在需求,进一步拓展都市圈理论和实践适用对象,把发展中小都市圈纳入国家都市圈建设的任务之中。

        (作者为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 重新思考人工智能中的“意识”问题

        段似膺

        如果说把包含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研究理解为“学以御物”是对这些研究的隔膜,那么,对人工智能可能获得反叛意识和能力的恐惧则是基于自笛卡尔以来的身心二元论,甚至是更早的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意识可以独立于身体存在的想象。

        其实,当我们把有没有“意识”作为人类与智能机器之间的区分时,就已经接受了这一潜在的前提,即“意识”是独立于人类身体的存在,可以被“拥有”,或是暂时或永远地“缺乏”。

        跳出“拥有意识”与“没有意识”这样两种答案的限制

        但是现在的问题并不是终结于“机器人永远不可能拥有意识”的结论,而在于跳出“拥有意识”与“没有意识”这样两种答案的限制,继续探索人类存在基础上的意识现象,智能机器存在基础上的不同于人类意识的“意识”现象,以及这两种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重新思考一种既有其自身的“具身性”,也不局限于人类的新的“意识”观。

        这种新的“意识”观正是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以及被称为“人工生命”的研究的基础。对于人工生命的研究者来说,能够自主感知世界并做出相应行动的机器就已经可以被视为一种活着的存在。比如,在1994年的第四次人工智能大会上,生物学家托马斯·雷就已经提出要增进碳基和硅基生命的多样性,还有些人工生命研究者认为他们的研究属于理论生物学的范畴。

        我们无需在此争辩人工生命到底是否拥有真正的生命,重要的是,人工生命的产生确实带来了对人类的生命和意识本身的反思。尽管到目前为止,“意识”问题还是个未解之谜,布鲁克斯却在《肉身与机器:机器人将会如何改变我们》一书中坚持人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机器,而机器能否进化出类似人类的“意识”也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与布鲁克斯持有不同观点的数字人文学者凯瑟琳·海勒意识到了从机器模式来看待人类的危险性,她认为正是这种看待人类的视角使得人类成为了“后人类”,并撰写了《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来批判这一观念。不过另一方面,她也吸收了布鲁克斯对“智能”的广义理解。她在《认知无意识:扩大人文学科中的“精神”范畴》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层级式的意识模型,认为在传统的“意识”之外有着更为基础和广泛的“认知”,并试图用“认知者”的提法来囊括生物认知和技术认知,扩大传统的人类意识研究的范围。海勒把认知定义为“从语境中阐释信息,并把信息与意义联系起来的过程”。

        把生物认知与技术认知结合的认知系统纳入研究范畴

        除此之外,这样一种“认知”观还可以把生物认知与技术认知结合的认知系统也纳入研究范畴,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当代人对电脑或智能手机的使用。这样一来,原本被传统意识研究拒之门外的各种感知现象就都能被吸收进研究视野。海勒在她的《认知集合:技术代理与人类互动》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提出了“认知集合体”的概念来描述人类与技术结合的认知体系。我们的意识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依赖我们与这个世界的互动,它既不脱离于物质世界,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海勒所说的“行星认知生态”中的一环,与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生物乃至技术的认知系统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动态认知体系。

        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对于人文研究在当代社会的作用至关重要。从“认知集合体”的视角来看,技术不仅参与到我们的认知、决策过程中,甚至还会对认知模式产生影响,比如长期使用手机地图就会导致我们自身判断方向的能力的退化。技术研究并非是比“成人”之学次等的“御物”之学,技术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中介,包含着设计者对使用者的生活情境、使用方式的考量。智能产品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在自身中包含着伦理问题,比如,搜索引擎和智能推荐系统可能暗中搜集用户行为偏好卖给商业公司谋取利益,而无人汽车在设计时加入车身外部的安全气囊却可以保障行人的生命安全。如今,各式各样的软硬件智能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如何思考智能机器设计在社会应用中的道德责任,如何重新理解与智能技术结合的人类认知模式等,都成了需要人文学者进一步思考的课题。

        (作者为上海大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