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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挺好》究竟好在哪里?

        阿甘

        毫无疑问,电视剧《都挺好》火了。尽管天然顶着国产电视剧一线品牌正午阳光团队出品的“金字招牌”,兼得姚晨、倪大红、郭京飞、杨祐宁、李念、张晨光、彭昱畅等一众明星戏骨的加持,但《都挺好》的异军突起却不仅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光环。围绕剧集本身展开的话题热度,早已超越其他一切可以撕去的标签。《都挺好》在播出大约四分之一的篇幅之时,收视率已经从最初的0.4翻番到0.8,网络播放量排名亦直线上升,更遑论各新媒体平台上铺天盖地的讨论声量。于是连平时不怎么关注这一类型剧集的观众都开始好奇:不就是一部讲述家长里短的家庭剧吗,《都挺好》究竟是好在哪里呢?

        视角奇特,挺好!

        的确,《都挺好》没有跳脱出家庭题材剧的范围,但是它又与我们既有概念中的家庭剧有很大不同。以往为人们所熟知的家庭剧,取材大体有三个主要的方向:第一种,以展现一对夫妻从青春到迟暮携手一生相濡以沫的故事为核心,常常透过对小家庭走过金婚岁月风雨的讲述,折射大时代的社会生活变迁,《金婚风雨情》《父母爱情》等剧集是这一方向的主要代表;第二种,聚焦一个大家庭中几代人行为和思想上的矛盾冲突,强调婆婆媳妇小姑、父母兄弟姊妹等人物在生活琐事中的代际碰撞,典型例子有《孝子》《家有九凤》等;第三种,则通常以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为立足点,侧重表现新晋父母的身份转变或年轻父母在教育中的亲子观念,近几年曾一度大火的《虎妈猫爸》《小别离》等剧集均属此类。而《都挺好》的情节着眼点虽然也是家庭,但却选择了一个更为陡峭和奇特的切入角度。

        《都挺好》改编自阿耐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表面上无限风光的苏家,由于苏母的突然离世瞬间分崩离析,意想不到的隐患层层显露的故事。在这里,创作者们非常别出心裁地抽掉了以往家庭剧中勾连情节极为重要的一个中心冲突点——家庭中的母亲/婆婆。然而,母亲/婆婆这一角色在《都挺好》中却没有缺位,反而被很好地利用为制造戏剧冲突的隐性纽带。剧集一反常态,开篇于苏母的骤然死亡,没有如人物绘卷般缓缓地铺开叙事,而是上来就开宗明义地抛出已经激化的矛盾并从中扯出各个家庭成员及其背后的人物故事线。此一开门见山的强烈冲突,简洁却极为有效地勾勒出了家庭内部的复杂关系——母亲去世了,作为丈夫的父亲反应竟然是有点开心的,两个儿子虽说哭成了泪人,但忙里忙外出钱出力的却是看似一脸冷漠的女儿,令人不禁好奇:其中到底有何隐情?由此,《都挺好》先声夺人地开了个好头,用精心设置的悬念牢牢抓住了观众看下去的欲望。

        叙事真实,挺好!

        往后再看下去,便又会发现,切入点与开篇布局的精巧只是《都挺好》引起关注的很小一部分原因。剧集更大的成功,是其真实中不乏创新性的人物和剧情设置。

        《都挺好》中基本没有扁平型的人物形象。电视剧的女主人公、苏家的三女儿苏明玉,是个典型的女强人,职场上雷厉风行八面玲珑颇有手腕;然而面对家庭她却是个心怀不甘的失败者,从小最不受父母待见,十八岁起就和家里断绝经济往来,发誓与家庭划清界限,却又每每因为性格倔强在家庭琐事的泥潭中出力不讨好,以致在她与老板亦父亦师的关系中也能嗅到代偿亲情缺失的意味。而苏家的老父亲苏大强,一生受制于妻子的铁腕,对家庭重大决策一向不置可否、存在感极低,待到老伴辞世“翻身做主”,性格中的自私、小气和贪心便暴露无遗。他畏惧女儿强势,反倒只能对自己偏疼的两个儿子不断提出各种无理要求,可怜可恨又可叹。至于苏家的两个儿子,长子苏明哲自小被众星捧月地长大,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留学美国的他作为家庭的“门面”,自己也特别爱面子,一心要挑起家庭重担,却力不能及不堪重负;次子苏明成则因嘴甜一直是全家的宠儿,他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在母亲离世后还承担了照顾父亲饮食起居的责任,只是受父母偏爱甚久,花钱大手大脚,是不折不扣的“月光+啃老”一族。这每一个人物,俱是优缺点参半,并没有夸张极端的性格,非常贴近现实生活。

        而在一众真实可信的人物的串连之下,《都挺好》的情节设置也得以向更深更远处进一步探索。以往家庭题材电视剧中多少有点为矛盾而矛盾的夫妻吵架、情感纠葛、婆媳矛盾、催婚催生、穷养富养等结构元素几乎都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直呈观众眼前的对成年子女与原生家庭关系的描写。风格也不是家庭剧向来父慈子孝、小打小闹的温情热闹了,整部剧集在状似日常的剧情中对家庭隐伤的展露,甚至有些血淋淋了。看起来是客气体面的“都挺好”,实际上是千疮百孔的“都不好”。敢于直面客观实际中的问题症结所在,大概也正是《都挺好》一经播出就迅速引发热议的重要原因。

        观念转变,挺好!

        不过,跳出电视剧集的本体而论,《都挺好》在此时出现并收获不少好评的意义,或许还在于:它印证着艺术创作审美及其背后折射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曾几何时,家庭题材剧集的核心价值观都是强调统一与和谐,强调父母对子女、个人对家庭的付出,乃至不和睦、不融洽的元素往往在创作中被定义为负面、消极的剧情动因,是最终必须要被消解掉的。而在《都挺好》的叙述中,我们却发现,家庭问题中那些不和谐的音符可能是中性的、可能是有情可原的,并且可能是更符合客观存在的。家庭题材剧的主旨内核在《都挺好》中开始有从“整体利益”向“个体感受”松动的倾向,这也是一种创作进步的象征,它意味着,新生代的创作者与观看者都逐渐看清、接受并重视“独立个体”的意义。而当每一个独立个体的需求能被看到且能被尊重时,“家庭”的意义也许将会更立体、更丰富、更现代。

        此外,通过观众评论《都挺好》时发出的“求编剧不要强行给大团圆结局”的呼吁,我们也能捕捉到大众对于家庭题材类电视剧欣赏观念转变的信号。近年来国产家庭剧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虽然电视剧集作为大众娱乐产品的属性并未改变,但大环境的观赏水准和评价体系与过往早就不可同日而语。在家庭剧普遍性花团锦簇的大团圆结局中,开始有观众期待有更多留白、有更多其他不同的剧集收束方式。这是观众审美观念的成熟,亦是对创作的鞭策与挑战。尽管《都挺好》尚未播出完毕,是否真会如观众所愿有一个非常规、反套路的结局,我们暂且无从知晓,但这部剧集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家庭题材剧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这便也是“挺好”的一点了!

  • 《惊奇队长》:飞升上神只是第一步

        曾念群

        为了把名不见经传的“惊奇队长”快速推上漫威电影宇宙的舞台,成为和美队、钢铁侠、蜘蛛侠、雷神、奇异博士等齐名的超级英雄,漫威不惜血本开启微波炉速热模式。先是在令人绝望的《复仇者联盟3》片尾传呼这位救世英雄,然后又死命鼓吹她将加盟《复仇者联盟4》,让人不禁猜测,这位自带外挂的女救世主将成为抗衡灭霸的关键力量,甚至是反转诸英雄颓势的关键女士。

        漫威对惊奇队长的厚待,似乎是此前漫威群英雄谱前所未有的。此前漫威的节奏,一般都是先出独立超英电影,然后集结起来组团打怪,每位英雄的成长史,都有一个市场孕育的过程,而不像惊奇队长这般速成。当然也不一律。在漫威电影宇宙里互相提携和关照,早已是漫威造星的传统伎俩。惊奇队长的速成待遇,黑豹已经领受过了,先在《美队3》里抛头露脸,接着引出独立成章的《黑豹》,然后和《复仇者联盟3》打包。然而黑豹的加盟,除了给《复仇者联盟3》提供了一个地球战场,没啥特殊作为,《黑豹》末尾说与全人类分享瓦肯达黑科技,在《复仇者联盟3》中也没有任何体现。

        漫威一向本着小节不拘的原则,在粗线条剧情的套路上一骑绝尘,这次也不例外。故事主要讲了惊奇队长的成长史,顺带讲了尼克的成长史,以及复仇者联盟的由来,顺便侧漏惊奇队长有哪些和灭霸抗衡的资本。这些都没毛病,关键问题是你要用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塑造带出这些故事和情节。《惊奇队长》的叙事看上去非常流畅,克里人和斯克鲁人的敌我反转也出乎意料,但它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横空出世的惊奇队长并没让人觉得有何可惊奇之处——她既没有给观众带来一位超级英雄诞生的仪式感,也没有让人觉着她有多少逆转未来的心灵寄托。说到底,它还是《复仇者联盟3》和《复仇者联盟4》之间这个扁平空间的一袋速食面,顶多是漫威后续组团打怪的一个宝箱,并没有被漫威当做一个独立超英生命个体对待。

        如果仅从票房数据来看,《惊奇队长》还是非常靓丽的。上映首日拿下了2.29亿票房,虽不及《复仇者联盟3》的4.49亿,但却轻松超越去年DC《海王》首日的1.65亿,更远超同为女性超英大片《神奇女侠》首日的8105万。作为漫威旗下首个独立女超英塑造,免不了被网友拿来与DC神奇女侠作比。正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惊奇队长的造型和年层感成为吃瓜群众诟病的重灾区,有甚者毫不客气地称之为“惊奇大妈”。其实神奇女侠饰演者盖尔·加朵乃1985年生人,而惊奇队长饰演者布丽·拉尔森为1989年生人,按理说惊奇队长更加鲜肉才是。而且比起模特出身的盖尔·加朵,布丽·拉尔森已凭借《房间》披挂奥斯卡和金球奖双料影后,表演方面自然技高一筹。影后实力的布丽·拉尔森被调侃“惊奇大妈”,远不仅止是造型出了问题,而是一整个漫威团队的审美问题。

        《惊奇队长》首开票房之高,和“三八女神节”档期的逢迎有关,同时不无市场对漫威首位女英雄的猎奇,然而更多的是《复仇者联盟4》的垂钓。当然,这也是漫威市场深耕的结果。去年同期引进的《黑豹》虽在中国不到7亿人民币票房,全球却爆黑狂敛了13.08亿美金,跻身世界票房影史第九高位,并历史性擒拿三座奥斯卡小金人。《黑豹》的大成,表面上是漫威向有色人种示好,其实是其受众人群开拓的制胜一步。说到底,《惊奇队长》是这个路径的延续。这一次漫威将鹰眼对准了广阔的女性市场——毕竟当下影市女性主导荷包,讨好女性就等于讨好钱币。

        粗暴点概括,《惊奇队长》也可以归位为女性解放电影:女性一旦丢下男人的鬼话连篇(裘德·洛饰演的罗格是个谎话精,伪男主),释放自己的天性,她有能力洞穿宇宙。惊奇队长的遭遇,有点像我们的武侠片——大反派们苦寻而不得的盖世神功,被单纯的卡罗尔不慎吸收。而她最后顿悟的过程又像中国神话,必须经历死劫才能飞升上神。从惊奇队长独挑罗南舰队可见,她已经练就孙悟空般的钢筋铁骨,战斗力非美队、钢铁侠、蜘蛛侠、奇异博士等可比,战斗值应该在重获神兵的雷神之上。漫威电影宇宙有了惊奇队长这段大巫前史,这几十年间复仇者联盟诸英雄搏命换回的彩头,一下都成了小巫。

        不少人正忙着大开脑洞,想象飞升上神的惊奇队长在《复仇者联盟4》里与灭霸抗衡的一百种可能,这些都是中毒太深的表现。惊奇队长只是吸收了一丢丢宇宙魔方,也就是无限原石中的空间原始的能量,人家灭霸可是五颗原石在手,大家能想到的,自然是《复仇者联盟4》要绕开的。按照《惊奇队长》的反转逻辑,敌我阵营是可以分分钟扭转的,《复仇者联盟4》也可以引进更强悍的恶神,同时让灭霸和惊奇队长结盟也未可知。毕竟惊奇队长遨游太虚多年,不会只是个宇宙观光客,势必带回更浩瀚的宇宙观。而且在《复仇者联盟3》里,灭霸并非二元化反派,他也有平衡宇宙的理想,有对卡魔拉的父女泪,大功告成后,也并非一代霸主君临天下的架势,而是一个孤独夕阳武士的柔软。

  • 当“真心”成为一个时代的匮乏之物

        郭艳

        福楼拜的小说之于现代小说具有无可辩驳的原发性特质,他笔下的弗雷德里克是浪荡子的先驱。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小说家就是那个年轻的小伙子,游手好闲又漫不经心地走在街上,观察、张望、思索……现代小说试图以个人经验穿越复杂的现实世界,然而小说的象征性和经典性无疑正被碎片化的生活所解构,小说家往往只能在一己之隅的黄粱梦中浅斟低吟。如果说现代小说是游荡者的想象,那么这种想象一如亚里斯多德所说——一切虚构叙事是告诉我们可能会发生什么,以及可能的真相及其痛苦。对于多元时空和文化样态并置的中国现实来说,尽管小说依然被赋予史诗功能,但是当下小说的意义似乎更在于提供各类可能的真相,以文学的方式观照时代和人心。

        在一个物质逐渐丰裕的时代,“真情”的匮乏却成为一种时代病,面对真情的痛苦也变得稀有。《爱情相对论》(袁有江,《湖南文学》2019,2)以平实的语调讲述了男人与女人之间不苟且的情感故事。在一个欲望横行无忌的时代,太多中年苟且的情感纠葛,女主人公张瑜尽管被当下流行的“出轨”深深伤害,被无情的命运狠狠打击,她依然以自己的善良和执着坚韧地活着,并以自身微弱的能量关心和照亮他人。小说透过普通人日常生活切面,剖析人性深处的丝缕光亮和温暖。在一个苟且的时代,不苟且的一份感情恰恰成就了一段“有缘无分”的真情,个人的选择依然投射出现代人自我选择的伦理价值观。《投亲记》(陈应松,《清明》2018,6)再现了知青时代淳朴的情感和被伤害被侮辱的生活。在与命运和解的叙事基调中,从人伦风俗和人情冷暖的世情角度,小说重新讲述政治化年代人的基本生活欲求与情感之间的尴尬关系,在命运的铁拳面前,普通人所求不过温饱和温情而已。小说呈现出对于知青时代更加个人化的理解,揭示出温饱和温情有时更是一种自我选择的痛苦。

        现代人更多的痛苦来自于“祛魅”。如果真情是一种前现代传统的情感观念,那么对于被物质主义豢养的个体来说,“真情”往往被当做痴傻和蒙昧,成为“魅”,真情在精致的算计下被决然地“祛魅”了。没有真情的“无心”之旅也存在着“痛苦”,痛苦的真相在于:即便不相信真情,人又孰能无情?《熊猫海森堡》(修新羽,《青年文学》2018,9)在貌似满不在乎的老到叙述中,呈现出了两个互相取暖的年轻人的现代情感,摹写了彼此间最现实的身体经验和最庸常的生活。计算后的付出带着无聊和乏味的气息占据着青春和岁月,那个人偶熊猫海森堡从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情感方式的隐喻:在一个慌乱无措、没有安全感的时代,面具、戴着面具的生活以及面具下面无厘头的真实,这些都象征着一代人无法确证的生活和情感。小说带着对于这个时代和世界的玩世不恭,却隐晦曲折地表达精致利己主义的情感伦理风尚。基于生理、子嗣和姻亲利益的婚姻原本就有着深厚的功利主义基础,只是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爱情终于以一种无功利的合法性进入到婚姻关系中,且日渐成为婚姻中最核心的元素。《透明》(小白,《上海文学》2019,1)在短小的篇幅中,用现代科技和利己主义解构了现代婚姻,婚姻中最核心的尊重与信任被现代人的精明和算计所践踏,所谓“婚姻”也在高科技和新媒体的黑镜中被妖孽化。现代人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撒旦,沉沦在无心的冷漠和荒凉之中。

        当下小说从技术到伦理价值观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文本叙事并置在当下写作中,从某种意义上恰恰形成了对于现代中国多元价值观的多视角叙事。在精致利己主义横行的时代,人的情感模式似乎在“丧”和“颓”中分崩离析,又呈现出横隔千山万水的差异性。游荡在街头、更游荡在人心的作家依然需要摹写时代痛苦的真相。当下一部分作者从“身体的欲望化即是情感表达”的荒谬中抽身,开始审视现代中国人情感和婚姻中更为本质的元素,比如庸常的磨损、伦理的嬗变、器物的浸润和性格的偏执……小说对于情感的表达从简单的婚外情过渡到对于现代人自身情感真实性的质疑和内省。这种真实性不同于前现代刘巧珍式的,或者少年维特式的,而是对于人性有着复杂观照的现代人所独有的。这种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风尚的现代情感也有着自身“痛苦的真相”,自私、敏感而冷漠的现代人即便是情感也只能精打细算地窥视,小心翼翼地经营。真心成为一个时代的匮乏之物,苟活下的爱情是否可能?或许这即是个人主义时代的情感伦理风尚。

        值此三八国际妇女节成为倡导消费的“女神节”之际,怀念一下萧红:那个才华和性情逸出时代的独异个人。《萧红》(叶君,《作品》2018,9)是关于萧红情感经历的一个剧本,剧本避开了当下对于萧红民国女作家身份和情感经历的消费性写作,恰恰以萧红对这一身份的自我质疑为切入点,还原萧红在特定历史情境中性别、文化和社会身份的尴尬与不堪,在不断叠加的身份和情感误读中,萧红进入了历史,而恰恰是历史本身消解了萧红作为独异个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