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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费孝通的十个文化洞见

        赵旭东

        1997年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概念,其所真正要面对的是中国人“富起来怎么办”的问题,它也是费孝通文化观的完整表述。总结费孝通的文化观或许是未来一个时期的研究课题,但如果做一个初步的总结,那么以下十个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更为重要的是,费孝通在这些方面的文化洞见可以警醒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能有的一种共同意识。

        第一是强调对未来一种美好生活的价值预设。人类学家应该是有其自身价值追求的,这种追求在费孝通看来,核心就是期待着人在世界之中会有一种美好生活、美好社会的来临,这种生活不仅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属于研究者所研究的对象,这可谓人类共同性价值的一种追求。

        第二是强调一种多样性的人的存在。很显然,费孝通在这一点上所贯彻的乃是一种真正人类学的文化观察,是可以包容多样性存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反过来,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必然是能够去包容多样性的人的文化存在。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表述中,我们也真正看到了费孝通所倡导的文化自觉中对差异性文化存在的真正包容。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费孝通所倡导的多样性包容之中也隐含着一体的共同性价值的表达,差异不是散漫而无所依靠地存在着的,差异是如容器一般被盛纳在一体之中的。在此意义上,费孝通的文化观便有了一种独创性,这种独创性是把西方认识论中的“多”和“一”的对立转变成是一种相容和辩证。

        第三是强调人的主体本位与世界关怀之间的彼此并接。在这一点上,费孝通的文化观无疑是属于主体本位的,但它却又从来都不会缺失一种世界性的关怀。他早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可以说是有着明确文化主体本位意识的典范之作。同年,费孝通在《美国人的性格》一书的后记中也专门提到了“世界性的大社会”的概念,这又无疑体现了费孝通自身所拥有的一种世界性的关怀,这是一位人类学家尝试着从人类整体去看待世界未来的中国智慧的一种表达。

        第四是强调世界不同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存共生以及自我的创造性转化。“多元一体”这一概念是费孝通晚年的又一个重要学术贡献,多元融汇到一体之中以及一体包容多元,有分有合,圆融共通,互惠互助,由此才可能真正实现多民族、差异性以及多元发展。在这里,多元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只在一个文化里生长起来的人,看到别的文化模式,总是怀有几分不理解,这种思维在一个文化间少有往来的世界里是行得通的,但在一个伴随着交通通讯日益发达的世界里,这种孤芳自赏的文化心态就需要转变,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大转型,也是人类学思维越来越被社会科学所重视的原因所在。因此,必须从单一文化的认知转型到多元并存的文化认知上来,从“邦亦有道”转换到“邦各有其道”的多元文化的理解上来 ,由此而形成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更为完整的认识。

        第五是强调文化自觉的和谐发展。费孝通借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而为自己的人类学研究开辟出了一片全新天地。费孝通认为文化担当着社会的粘合剂和缓冲剂的作用,它在避免相互冲突上起到了一种和缓作用。尽管文化之间并非没有战争可言,但文化的主旨不在战争而在于和谐。

        第六是强调生态发展不可偏离心态发展的新发展理念。费孝通1992年在参观过孔林之后所写的《孔林片思》一文,是对于人的心态给予全新理解的开始,是反省人类学该有所作为的一种自觉,也是要去注意人的头脑中的想法,要真正思考人的认知能力的一种开始,这归根结底是要去领会人与人之间如何友好相处、如何共同生存下去的问题。

        第七是强调一种可以造福于民的人类共同价值和理想追求。费孝通曾经强调自己的学术追求“志在富民”,这可谓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类学家所独有的对于人类共同价值和理想的追求,这种追求反过来又促成了他更具统领性的文化自觉意识的突显。费孝通的文化观在无形之中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嵌入到带有世界性的更具普遍性意义的理想社会的追求上去,这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尤为需要。人们在追求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此去应对这个共同体价值的诸多世俗化倾向。

        第八是强调面对现实生活的价值重构和文明重建。费孝通晚年所践行的“行行重行行”的理念和实践,真正体现出来的乃是一种跨越空间意义上的文化观察,而一次又一次的重访江村则必然是在一种时间意义上对于中国社会变迁最为深度的观察。而根基于此的实地调查,使费孝通能够在其晚年的思考之中真正直接去面对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转型,并由此而提出以文化自觉为基础的四美方针,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文明重构的基础,更是文化创造努力的方向,二者不可偏废。

        第九是强调一种与时俱进且重在人本追求的文化转型观。可以清晰地看出,费孝通文化观的核心是一种对于动态文化的关注,是基于“精神世界”的一种“神游冥想”,同时也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文化观,其重在人本的关怀,并且是一种在人和文化之间人及其意识能力变得更为重要的文化观。费孝通看到了即将来临的一场大变革,这是文化转型的真正开始,世界会变得超出三维空间,形成了各种新的变化。虚拟现实在费孝通的时代还没有那么明显,但在今天则成为众所周知的科技新应用。在未来,我们原本真实的生活会变得异常虚拟,反过来,原本虚拟的生活又似乎一下子回到了真实的生活实践中来,这就是由所谓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文化转型。

        第十是强调“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价值关怀。这是费孝通在方法论层面的一种自我超越,是试图从西方既有的人类学传统中寻找到对于人类学的殖民背景和殖民心态的一种大扭转。这种“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并非是一种被迫,而是一种自觉,同时也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设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可以看成是费孝通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引领性贡献,这必将带动中国人类学的成长。

        以上对于文化属性的关注,都可谓费孝通文化观念中最具有核心性的价值理念,它会影响并引导我们在一个新的时代直面当下文化的新现象,并对当下的文化存在给出一种极富智慧的新理解、新主张以及新领会。在此意义上,费孝通的文化观重在新而不在旧,重在人而不在物,重在未来而不在既往,重在发展而不在止步不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 审判就是日常的活生生的法

        季卫东

        我的《法治秩序的建构》一书被翻译成英文、分上下两卷出版,这令我感到非常高兴。尽管这本论文集的视角是多元化的,注重中西方文明之间的沟通与相互理解,并进行了制度的比较分析,但最初设想的读者群其实还是限定在汉语世界。因此,有些背景信息是需要进一步补充的,有些问题意识和表达方式也许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我希望这本书的内容能够超越时空制约,有助于中国之外的人们正确认识和评价在这里发生的制度改革及其思想和实践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法律秩序发展的六十年历程中,前一个三十年间,为了“破私立公”,在法律规范层面不可能强调个人权利,因而从现代主权理论中提炼出“人民”的概念,作为界定小我与大我之间关系的标准和调节器。与此相应,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必须具备“人民性”。后一个三十年间,以经济绩效为标准的法制建设,构成了不断合理化的过程:首先整顿投资的制度环境,继而加强交易安全和权利的保障,进而确保解决纠纷的实效和司法公正。在这环环相扣的制度进化链中,法律运作的“专业性”日益彰显。人民性与专业性的交替关系,在司法领域有着非常典型的表现。

        司法领域的人民性命题,可以追溯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提倡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概括为民事审判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这种审判方式还有一个更一般化的表述,这就是“司法群众路线”。出于推行司法群众路线的需要,在1950年代曾经开展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司法改革。当时的基本做法是在废除从现代西欧移植的六法全书汇纂体系的基础上,刷新审判机关,排除职业法律人,采取群众路线和政策思维方式。这种反对法律形式主义的运动,与二十世纪初叶德国的自由法学派的勃兴、法国的无视法典、判例乃至学说进行公断的“马尼奥现象”、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特别是其中的规则怀疑主义)思潮相映成趣。其结果,作为规范本质的确定性侧面遭到忽视,在群众路线或者人民意志的名义下,审判者的裁量权实际上被大幅度扩张了。

        从人民性到专业性的重点转移发生在1990年代后期。以人民法院改革五年纲要的制定和公布为标志,有关部门开始根据法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回应时代的呼声,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第一次司法改革的基本方针。第二次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司法权的合理化、现代化。在人事路线上则表现为职业化、精英化;在制度设计上则表现为提高审判的效率,加强判决的执行力;在理论上则或多或少有些概念法学的色彩。然而,由于社会上程序正义观念很薄弱,法律解释共同体尚未形成,加上其他配套条件的缺乏,按照现代审判制度和法律职业主义理念加强独立性和判定契机的举措,在客观上反倒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法官的裁量权,结果引起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强烈反弹。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就是酝酿第三波司法改革。它的基本目标应该设定为以适当的、有效的方式限制法官行使裁量权的任意性。

        从2013年年底开始启动的第三波司法改革,首先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在日益复杂化、动态化的当代社会,法院造法的现象日益显著,判例和司法解释已经具有创制规范、权利以及政策的强大功能。与此相对应,法官的裁量权也日益增大,而传统的内部行政性审查和群众路线不足以解决时代呈现的各种新问题,怎样采取制度化方式适当地、有效地限制判决的恣意性成为法学领域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在中国司法实践中,也可以看到为了确保规范的遵守而继续采取从形式上排除裁量权的做法。

        总而言之,真正的法律规范是通过判决体现出来的。至少在一般公民眼里,审判就是日常的、活生生的法。就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构而言,如何定位司法权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尽管近几年来法院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举措有所整顿,因此引发了颇为激烈的争论,但无论如何,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司法制度及其发展方向的深层次研究,仍然是法学界的中心任务和最根本性的课题。与此相应,2009年以后三十年的中国法制发展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在对人民性和专业性之间的关系进行适当重组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确立与二十一世纪全球格局相适应的中国的民主法治模式。

        我们之所以能对中国法治发展的未来做出上述判断,是因为从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开始发生结构性巨变。市场竞争机制的导入,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使人们对自由以及公正的游戏规则产生了渴望,并导致制度改革的诉求。作为对这种演变趋势和诉求的回应,中国逐步加强现代法典编纂、推动司法体制改革、促进法律职业的发展。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 “不愧第一流人”

        李细珠

        曾国藩与倭仁同历嘉道咸同四朝,完全是同时代的人。道光年间,他们同从唐鉴问学,相交为师友,是倡导理学的中坚;同治时期,又同居高位,一主于外,一立于朝,成为“中兴”贤辅名臣。然而,他们又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一为洋务新政的首领,一为顽固保守的象征。因此,从曾国藩与倭仁比较考察,可以看到晚清学术与政治互动关系的诸多面相。

        早年相交于师友之间

        曾国藩与倭仁都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他们的交往与晚清理学大师唐鉴直接相关。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垿等一批理学名士,皆从其问学。就在此时,由于唐鉴的介绍,曾国藩得识倭仁,他在日记中写道:“(唐鉴)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此后曾国藩与倭仁订交,终生交谊介于师友之间。

        道光末年,曾国藩与倭仁同官京师,过从甚密。此时,他们的交往主要是相互切磋理学。他们共同崇信程朱理学。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仁批阅指教,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则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曾国藩在与弟书中称:“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僩,令人对之肃然。”他们互相批阅日课册,共同切磋学问,均成为继唐鉴之后晚清理学复兴的重要人物。

        所谓晚年“绝交”说辨误

        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颇遭物议。有人以为倭仁因此而“贻书绝交,中有‘执事媚献,朋辈之羞,即士林之耻’”。倭仁是否与曾国藩“绝交”了呢?这里有必要略作辨析。

        在办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秉承清廷与总理衙门的旨意,依从崇厚,将天津守令张光藻、刘杰送交刑部治罪,此举颇为朝中“清议”所非难。倭仁很熟悉曾国藩办理津案的内情,他也曾上疏抗议,“相国倭文端屡接曾公手书,深知津务崖末,以天津守令解交刑部,恐二臣入于冤狱,抗疏论之”。然而,人们忽视了倭仁奏疏中关键的一段话:“曾国藩为我朝重臣,始参守令系误听崇厚之言,后蒙举世清议,中心自疚不可为人,屡次函商总署,深自引咎,竟不推过于人,惟乞恩免解。我皇上之待大臣有礼,岂有因其一时误听人言而忍其终身之大耻,而使天下称冤,令曾国藩不可为人,即国家亦将耻不可为国也。”倭仁此疏说出了曾国藩不得已的苦衷,这与其说是为“矜全良吏”,更不如说是为曾国藩求情。在倭仁看来,朝廷“矜全良吏”正是为曾国藩求得天下人的理解。时人论曰:“文正公之调停津事,孤诣苦心,初尚不理人口,而文端昭雪之于前,津民感戴之于后。”可见,是倭仁为曾国藩“昭雪”鸣不平,而不是与曾国藩“绝交”。

        事实上,他们此后也并未“绝交”。曾国藩办完天津教案后进京晋见时,还专门拜访过倭仁。次年,倭仁去世后,曾国藩在唁函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惟念太保中堂名德硕望,讲求正学四十余年,存养省察未尝一息少懈。即历载日记,已为海内士大夫所同钦守之正轨,戒宗旨之稍偏。凡有志学道者,皆仰为山斗而奉为依归。至夫黼座论思,讲筵启沃,皆本致君尧舜之心,以成中兴缉熙之业,洵属功在社稷,泽及方来。”曾国藩在致友人私函中也称倭仁“不愧第一流人。其身后遗疏,辅翼本根,亦粹然儒者之言”。曾国藩还与老友吴廷栋谈及倭仁遗疏,“交口称之,谓倘非自撰,不能抒写其心中所欲言”,并为“昔年故交零落殆尽”而“黯然”神伤。此种暮年怀旧真情之流露,足证曾国藩与倭仁终生交谊至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 书林折枝

        全景展示国外毛泽东学研究

        尚庆飞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外毛泽东学研究》,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全景展示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渊源、发展历程,在尽可能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分别就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毛泽东与西方社会思潮等专题,深度剖析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文本、方法与范式,深刻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和有益成分,以使其在拓展和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中发挥借鉴作用,力争为国内研究者拓宽理论视野、丰富方法论资源、增添新的理论生长点做些基础性工作。(小曼)  

        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

        为什么中国东南繁华人口众多,西北萧索人口稀少?为什么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建筑和布局?为什么中国乡村形成各地独特的民居和耕地形式?[美]段义孚著、赵世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讲述了中国这一地理区域内,从史前文明直到今天如此巨大的历史跨度里,地理地貌发生的巨大改变。农田、山林、道路、桥梁、宫殿、苑囿、村落、城市等,体现了中国人对环境持续不断的精微适应和塑造。(左明仁)

        钱锺书交游考

        《钱锺书交游考》,谢泳著,九州出版社出版。书中谈钱锺书的学术态度,谈他作品中为人津津乐道的索隐,谈他与其他学者之间的交往和思想比较,谈新旧交替时期人心的嬗变……展现了钱锺书在治学、为人方面的风采,彰显出一代大师的精神品格。许多钱锺书的观点、言论在书中属首次披露,使我们更透彻地了解钱锺书的学术领域和他的精神世界。(吴锦)  

        历史深处的叹息

        金满楼著、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深处的叹息——走向民国的苍茫故往》,镜头式地再现了清末至民国的时代风貌,分“晚清迷梦”“寸步难行”“乱世百相”三个篇章,塑造了风云变幻几十年间在民国政坛上有过一席之地的历史人物群像,撷取了最能反映时代走向的故事和片段,用独特的视角串联起来,共同形成对近代历史不为人知的侧面的思考,透析了清朝衰落乃至灭亡的背后纷繁复杂的原因。(刘陆)  

        中世纪神秘的非洲

        [法]福维勒-艾玛尔著,刘成富、梁潇月、陈茗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犀牛:中世纪非洲史》,勾勒了8世纪至15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全景图,书中有古代商人、冒险家、地理学家、外交使节留下的只言片语,也有当代考古学家的最新发现,还有大量首次披露的资料与地图,让读者感受到古代非洲的灿烂文化,与其他文明一样,交织着无尽的风流人物、历史事件与宫廷阴谋。作者以其生动活泼的笔调,像游记般带领读者走入中世纪神秘的非洲。(任睿明)  

        宋朝的腔调

        石继航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朝的腔调》,选取两宋时期在我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19位诗人、词人和文学家,爬梳剔抉大量历史资料,集宋代文人评传与诗词品读鉴赏于一体,讲述了这些文豪们坎坷曲折的成长经历及艰难险阻的官道仕途,既有感人至深的趣味故事,也有扼腕痛惜的辛酸遭遇,读来发人深思又饶有趣味。还撷取了一些名诗佳句为解读案例,娓娓道来,即兴评价,条分缕析,要言不烦,准确恰当,是一部价值极高的宋代诗词鉴赏书。(孟肖)  

        本版供图:季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