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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党取得历史性胜利的一个根本保证

        黄少群

        1948年,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是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建设、集中统一党的领导的一项重要举措。关于报告制度,毛泽东极为重视,亲自抓制度的落实。这一制度的贯彻执行,对随后三大战役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起了重要作用。

        在战略大决战的前夜,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必须大力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日益发展壮大,到1948年,全党已拥有300万党员,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解放区日益扩大,占领的城市越来越多。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因为过去在被敌人分割的战争环境下,党曾经允许各地保有一定的地方自主权,这在各个地方和各路大军还处于分散作战、并与党中央隔离的状态下,是完全必要的。但随之却产生了某些不好的倾向,如: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无纪律、无政府的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等,以至不能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中央的一些正确措施往往不能贯彻到底。这就分散和削弱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战略大决战的前夜,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必须大力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必须立即完成下列三项任务:(1)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做到全党上下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集中统一;(2)必须使党中央能及时了解各地对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以便于及时总结实践中的新经验和新创造,集中全党智慧,保证党的领导和决策的正确;(3)必须迅速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使之能适应大决战和新中国建设的需要。

        为此,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为使这项制度能彻底贯彻落实,8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并多次检查和通报执行情况,批评某些单位和部队仍然存在的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各自为政,自成一个独立王国的现象,要求所有兵团及军区负责人,严格及时地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解放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与这些措施和行动密不可分。

        鉴于东北局没有按规定向中央报告情况,毛泽东起草电报对此进行了批评

        要从全局着眼,相互配合地为进行战略决战作好准备,必须加强集中统一指挥。因此,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坚持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报告。华北、中原、西北局均及时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自己执行中央指示的准备工作情况,并立即开始行动。但是,东北局却在接到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以后,竟然在6个月内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按规定到7月应该向中央和中央主席送三份综合报告)。这使中央和毛泽东对东北地区的情况缺少了解,无法给以具体指示。

        为此,毛泽东在8月1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亲自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长达2000多字的电报,对林彪和东北局进行了严厉批评。当林彪匆忙就此问题向中央作检讨,并送来综合报告后,毛泽东在20日复电林彪,进一步说明:“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

        这是毛泽东对如何做好领导工作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的原则解释。直到今天,仍然是各级领导干部应该遵循的不易准则。

        22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东北局时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他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大决战前夕的极端重要性:“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

        正是这样,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在大决战的前夜,实现了全党全军在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指导上的完全统一,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统一的权力集中统一于中央。于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下,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标志着蒋家王朝的彻底覆灭。

        集中统一党的领导(特别是在大局上),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和党的最基本原则

        在三大战役第一战——辽沈战役准备和进行期间,中央、毛泽东和林彪又在战役的具体部署上,发生了一场长达7个月的争论。

        那时候,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有55万人,已经被分割和压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块互不联系的据点和地区内。而我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超过100万人。人民解放军已占有显著优势,完全可以立即进行战略决战。

        1948年2月还在陕北的时候,毛泽东收到东北野战军攻克辽阳、连续取得几次大胜的报告,根据东北战场的情势,就曾经致电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即首先攻占锦州的大胆设想。但当时还是在征求意见,并没有下最后决断。林彪则对主力从北满远道南下打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并对周围有若干据点的锦州顾虑重重,担心久攻不下,敌人从华北和海上增援,将会陷解放军于被动地位,再三提议先打长春,并在4月18日报告军委,强调进攻长春的有利条件,“计划在十天半个月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

        无可否认,在军事指挥方面,林彪的思虑是很深刻的,他的这个报告,未始全无道理;而且,毛泽东在4月22日复电同意了他们先打长春的计划。但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等部共13个师试攻,发现攻占长春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容易,乃改用严密围困的办法。同时于7月20日和22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联名将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后认为的“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的意见上报军委。毛泽东在22日深夜即给他们复电,表示同意他们新的意见,并望他们详加考虑,指示他们应作好南进作战的各种准备,尤其财经粮食方面的工作,并要求他们对具体作战计划拟出全套方案电告军委。

        但是,到了8月的8日和11日,林彪等又两次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一大堆困难,先是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后来又提出:“南下则因大批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因此“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确定”。

        毛泽东于9日和12日,两次致电林彪等,一方面告诉他们,杨成武部已开始湖北配合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同时严厉批评他们说:“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杨部孤军早出,如被傅作义赶走,对于战局有何益处?并指出他们“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正是在毛泽东的再三批评和催促下,直到9月10日,林彪等才致电军委表示完全同意军委所指示的前途和任务,立即南下作战,并先打锦州,争取东北与华北战局的根本变化。

        毛泽东正是因为掌握和了解了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地区的全貌,从2月到9月7个月间,代表中央军委连续给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发出大约15封电报,才纠正了林彪的一再犹豫不决,正确地指导了辽沈战役的进行,使辽沈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由此可见,集中统一党的领导和统一全军的军事指挥,对于大决战的胜利是何等重要。

        历史充分证明:集中统一党的领导(特别是在大局上),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和党的最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在我们今天大力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同样也是必须遵循的、不可动摇的。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 丝绸之路背后的动能

        张国刚

        把中国文明与西欧亚及地中海世界连接起来的通道,就是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主要是边境贸易,中国人主动出境贸易,不占主流。

        历史上中国的陆上或者海上的丝路贸易,都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的一部分,政治上的互信与经济上的往来密不可分

        十六世纪开始的大航海事业,是近五百年来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欧洲人的东来形塑了今日的世界格局。这一伟大事变背后,就与“丝绸之路”直接相关。

        元朝以后,西域地区出现了哈密、别失八里、柳城、于阗、火州以及吐鲁番等割据政权。帖木儿汗国(1370-1507)控制了中亚,奥斯曼帝国(1299-1922)统治了西亚,特别是1453年拜占庭灭亡之后,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阻碍。因此,十五世纪欧洲人的大航海事业,其重要动力之一,就源自破除丝绸之路的阻塞,适应东西方贸易增长的需求。欧洲人不满意丝绸之路被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中间商人所垄断,他们这回携航海技术进步的优势,要直接走到东西方贸易的前台,航船所向,就是遥远的中国和印度。

        在葡萄牙人1498年进入印度洋以前,东方商品运往欧洲和非洲北部的通道有波斯湾和红海两条。波斯湾一线是自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上行至巴士拉,叙利亚和土耳其商人在此提取赢利丰厚的商品,经西亚陆路运往叙利亚或黑海的大港口,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今属西班牙)人前来这些港口购买提货。

        取道红海的货物则多来自马六甲,经印度西南的卡利卡特(即中国古书上的古里),或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亚丁,进入红海,在图尔或苏伊士卸货,并由陆路运往开罗。到达开罗的货品一部分前行至亚历山大,直接由威尼斯、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商人趸去;另一部分则由北非的撒拉逊商人,从亚历山大运往北非的各地中海港口和一些内地城市。

        从中可见,传统丝绸之路的中端控制在伊斯兰教徒手里,在西端,整个欧洲的地中海贸易则主要被意大利人垄断。面对丰厚的东方贸易利润与东方消费品诱惑,欧洲各国充满了羡慕和嫉妒!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扬帆,目的就是寻求一条不受意大利人控制,也避开阿拉伯人要挟的通往东方的道路,清除远东与西欧之间丝绸之路上的所有中介掮客。

        可是,西人东来,不仅冲破了中间商的盘剥与垄断,也冲击着中国政府特别是明朝政府在丝路所经南海地区的朝贡体系。明朝开始直接面对西方,中国内地商品通过澳门大量进入西方市场。有数据表明,万历八年至十八年(1580-1590),自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每年三千多担,值银二十四万两,崇祯八年(1635)达到六千担,值银四十八万两。经由马尼拉运至美洲的中国商品则成为太平洋大帆船贸易中的主要货物来源。世界市场对中国商品的大量需求无疑为中国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清朝在康熙朝巩固了对于沿海和台湾地区的统治后,基本上把海上贸易集中在广州一地的十三行。中国主要外销商品,有瓷器、茶叶、布匹等。

        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地位,积累了大量白银。明清时代,中国的货币改由白银计量,这是重大原因。这就存在一个巨大风险,明清时期国内金融政策是取决于国际贸易中白银的进口盈缩。东南地区甚至因为生产能够赚取“外汇”(白银)的经济作物,而出现了粮食短缺,需要从北方或者外国进口的情况。

        可是,随着墨西哥地区白银开采量的减少,为了平衡中外贸易,欧洲——主要是英国人——开始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这些鸦片多数是英国在南亚或者东南亚殖民地生产的,运销中国十分方便,从而使中西贸易变成了毒品换取商品的畸形结构,乃至导致激烈的政治和军事冲突。历史于是来到了另外一个十字路口。

        历史上中国政府之所以一次次拒绝欧洲国家的主动贸易行为,诸如订条约、设使馆、开商埠,就是因为历史上中国的陆上或者海上的丝路贸易,都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的一部分,政治上的互信与经济上的往来密不可分。

        可是,这一次,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面对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贡体系,欧洲人也没有任何奇珍异宝,可以平衡中国在丝绸、瓷器、茶叶等对外贸易的巨额出超。于是,大量白银涌入中国,冲击着中国的金融秩序,朝廷财政严重依赖白银进口,中国东南地区的产业分工甚至也依赖上了对外贸易。这是汉唐时期所不曾有过的。于是,当欧洲人为了平衡贸易逆差,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时,经济贸易演变成政治和军事冲突,已经势不可免。汉唐以来丝绸之路上中国与西方的经济与贸易关系的起伏变化,也是我们观察“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和地区政治实力兴衰消长的晴雨表。

        历史上“一带一路”上的中西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截至十九世纪中叶,“一带一路”上的中西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前一个时期,从远古时代到郑和下西洋结束的十五世纪前期,可以称为古典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汉唐盛世,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体;宋元时代海上香瓷之路则有了更重要的地位。汉唐时期,西域的交流最活跃;宋元时代,南海的贸易最繁盛。

        从直接交往的地区而言,十二世纪以前的中西交往主要是中国与西亚、中亚及南亚的交往,与欧洲人的直接往来极其罕见。十三、十四世纪,由于蒙古人的帝国造就了欧亚大陆直接交通的便利条件,使欧洲的旅行家、使节、传教士开始设法进入中国。他们都是通过西亚的陆路前来,进入西亚之后,或者北上俄罗斯大草原抵达中国边境,或者南下波斯湾经过一段海路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而且这些零星来访者在中国多数行色匆匆,元代在北京和泉州曾建立天主教教区,无奈时间不长且在此工作的欧洲人也很少。

        后一个时期,主要是明清时期,从十五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叶,相当于新航路开辟以来的三个世纪,我们可以称之为近代早期。就地区而言,这个时期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交通往来依然频繁,但是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此时期,中国在政治关系上是主权独立的(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逐渐陷入半殖民地不同);在经济上,中西仍然进行大体自愿的贸易往来。虽然中国在经济和科学领域已经逐渐落伍,但西方文明的东渐和中国文化的西传却保持一个互惠和平等的格局。

        十五世纪末期以来,以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开通欧洲——印度洋航路和麦哲伦环球航行为代表的许多航海活动,促进了欧洲各国航海事业的进步,随之而来的是海外殖民势力扩张活动的加速发展。此时,欧洲人频频由海路造访中国,大多数绕过好望角斜插印度洋,也有人经由美洲贯穿太平洋。取道西北陆路来华几乎只是俄国人的专利,西欧各国虽多次努力想从俄国借道,但成果甚微。十六至十八世纪承担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主要是耶稣会士。耶稣会士既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观念,也深刻影响了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看法。作为一个整体的耶稣会士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成为这时期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成为欧洲人勾画自己心目中“中国”的基础。

        从思想文化交流的层面而言,汉唐时代,影响中国的主要是西域的佛教;宋元时代至明初,传入中国的主要是伊斯兰文化。至于近代早期(1500-1800),则是欧洲的基督教文化通过传教士入华。明清时期中西文化关系,基本上是一个中学西传的单向流动过程,虽然经耶稣会士之手,有部分西方科技与基督教思想传入中国,但与中学西传的规模和影响相比,可以说很不起眼。相反,汉唐时期佛教入华,无论是东来传法,还是西行取经,也几乎是单向的自西徂东。中国以“四大发明”为主体的工艺性文明则在唐宋时代传到西方世界。

        十九世纪是西方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阶段,像中国这样不曾如印度那样沦为殖民地的主权国家,也因为鸦片战争而被迫打开了国门,脚步沉重地迈出了中世纪;西学东渐日益强盛,以致出现西潮汹涌的另外一种单向流动的局面。

        总之,远东地区与欧亚非大陆的丝绸贸易,从上古的走私活动,到汉唐时代的边境贸易,乃至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中欧直接通商,“一带一路”,源远流长。金戈铁马,血雨腥风;胡天汉月,羌笛驼铃;天方海舶,贾客乡情;丝路花雨,木铎声声。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流淌的背后,人类共同的命运,也由此而编织在一起。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 都是朋友圈害的

        黄朴民

        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弊端,是山头林立、党同伐异。一个人是否可信,是否能在政治上委以重任,很大程度上不是根据他的才能本领,而是看他是否是自己圈子里的人。这种用人上的圈子意识,不仅普通人摆脱不了,而且连睿智杰出的政治家也无法摈弃。

        诸葛亮为何器重马谡

        诸葛亮对马谡的器重与任用,非常典型地透射出这种经营自己势力、打造自己圈子的政治意识。诸葛亮与荆襄宜城马良兄弟关系十分密切。《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透露了这一点:“臣松之以为良盖与亮结为兄弟,或相有亲;亮年长,良故呼亮为尊兄耳。”这种亲密关系,自然要在政治安排上体现出来。马良在先主朝即深受重用,官至郎中。但不幸的是,在夷陵之战中,马良殁于阵中。诸葛亮失去马良,恸痛之情可以想见,于是把更多的关爱倾注到其弟马谡身上。

        马谡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史称其“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对他是器重有加,尽管刘备早已指出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诸葛亮的偏爱与私心,使得他不以刘备的提醒为意,重用马谡不避任何嫌疑:“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

        诸葛亮与马谡的亲密,早已超越了工作关系的范畴,而进入到了私人隐蔽的空间:“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这是一般部属无法想象、无法企求的殊遇。马谡自己也承认他与诸葛亮之间的亲密关系:“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

        这种特殊的关系,加上马谡本人的才能,使诸葛亮对马谡寄予深切期待。而马谡在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役中建议采用“攻心”之策,为诸葛亮的取胜提供了最佳方案,使诸葛亮得以顺利平定南中地区的叛乱,消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通过这件事,诸葛亮更加欣赏马谡的才能,认定他是继承自己事业、保持荆襄势力在朝廷政治主宰地位的最佳人选。

        为何加快使用马谡

        为了巩固荆襄势力圈子,诸葛亮加快了起用马谡的步伐。诸葛亮知道,要进一步提拔重用马谡,光凭马谡充任副手(参谋长)这样的资历是不够的。马谡必须有充任主官、独当一面,并在战场上立有赫赫军功的经历与成就,才可以堵塞天下悠悠之口,为马谡日后担当诸葛亮事业接班人创造必要条件。这样的圈子意识,使得诸葛亮在任用马谡问题上犯下致命错误。这就是在第一次北伐中原时,他弃魏延、赵云等能征惯战的宿将不用,而任用马谡充任前敌主帅。

        问题在于优秀的参谋人才,不一定是合格的主帅人选。马谡作为参谋人才,参襄军事、辅佐主将无疑是合格的,但担当一军统帅却力有不逮。而他又偏偏遇上像张郃这样的名将,于是街亭一战,马谡损兵折将,丢失战略要地街亭,使蜀汉整个北伐作战陷入全线被动,“进无所据”。诸葛亮不得已下令还军汉中,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北伐就如此以失败告终,而马谡本人也因此战役丧失了性命。

        马谡失街亭,固然有拘泥兵法教条、不善于具体指挥作战的问题,但关键原因是诸葛亮本人在马谡的任用上没能做到“量才节任,随器付业”,把马谡放置到了他无法适应、无法践行的岗位之上。诸葛亮如此英明的人物,却会犯这般愚蠢的错误,“授任无方”,其根源是他脑子里的圈子意识太浓厚,私心太重,在荆襄势力集团经营上过于投入,导致迷惘糊涂的结果。

        在马谡任用问题上摔了大跟头

        诸葛亮因经营荆襄势力集团小圈子而在马谡任用问题上摔了大跟头。然而后来的历史演变表明,他似乎并没有从中真正汲取必要的教训。在荆、益两大势力的平衡方面,很显然他还是依托荆襄集团而有意无意地贬抑益州集团。所以他宁愿起用凉州天水人姜维,而不愿将实权交付到有益州集团背景的人手中。应该说,诸葛亮的所作所为对日后蜀汉政治演变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蜀汉政权作为以荆襄人士为主体的外来政权,与当地人士的磨合协同似乎一直存在着问题。巴蜀之地的名流、官绅、豪强、士人对它的认同拥护程度很可能是有一定保留的。

        当日后司马昭派遣钟会、邓艾诸将统兵攻蜀时,诸葛瞩(诸葛亮之子)战死绵竹。而巴蜀等当地出身的官吏(如谯周等)却积极鼓动刘禅献城投降,就多少透露出个中的端倪。道理很简单,占主导地位的荆襄集团不甘心丧失自己的权益,自然要殊死抵抗。而对长期受压,甚至多少被边缘化的益州利益集团来说,既然蜀汉政权从本质上来讲,并非自己的政权,那么对它的生死存亡也就不必过于关心,改换门庭,转由曹魏来统治未必就是灾难。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