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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万亿税费怎么减,谁受益

        刘  英

        核心观点

        ●实施更大规模减税。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突出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的重点。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降低企业社保缴费等负担。社保负担过重,再加上正处于经济下行期,企业难以轻装上阵,尤其是小微企业。

        ●减税降费但不降福利。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外需疲弱,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急需宏观调控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企业发展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更能促进就业,惠及民生。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直击企业的痛点和难点,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在落实个税优惠基础上,针对企业减税降费,明确今年减税降费将达2万亿元规模。

        回顾之前年度,2018年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2017年全年减税降费在万亿规模,营改增持续减税,减税降费力度逐年加大。要真正落实2万亿减税降费,既要开源节流,更要制度创新,在“放水养鱼”基础上激发企业活力,为企业发展助力。

        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大规模减税降费

        首先,实施更大规模减税。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突出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的重点。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一是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二是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保证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三是推进减并税率的税制改革,继续向推进税率三档并两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四是强化普惠性支持,抓好年初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落实,落实好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等税收优惠政策。

        其次,降低企业社保缴费等负担。社保负担过重,再加上正处于经济下行期,企业难以轻装上阵,尤其是小微企业。一是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二是稳定现行征缴方式,各地在征收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得采取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不得自行对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三是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四是清理规范各类涉企收费,降低用电、用网和物流等成本。下调工商业用电费10%,两年内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取消或降低一批铁路、港口收费。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再降15%,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再降20%以上。

        最后,减税降费但不降福利。在去年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设立6项专项附加扣除后,要落实好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使符合减税政策的约8000万纳税人应享尽享。今年务必使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加快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改革,提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既要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又要保障职工社保待遇不变、养老金合理增长并按时足额发放,使社保基金可持续、企业与职工同受益。大力发展养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业,对在社区提供服务的机构给予税费减免、资金支持、水电气热价格优惠等。

        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如何落实

        首先,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将今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提高到2.7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83万亿元,地方财政赤字9300亿元,赤字率2.8%,比去年预算提高0.2个百分点,但是比2016年和2017年3%的赤字率低,这可以确保防控债务风险,实现债务可持续。今年适度提高赤字率,是综合考虑了财政收支、专项债券发行等因素,也为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风险留出了政策空间。为拉动经济增长,增加政府逆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增长,今年财政支出将超过23万亿元,增长6.5%。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长10.9%,改进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缓解困难地区财政运转压力,决不影响基本民生。西部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到期后继续执行。

        其次,有效发挥地方政府债券作用。大规模减税降费主要是通过提高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来实现,这样既保证减税降费能够实现,又可以保证债务风险可控,也是确保政府财政支出稳增长,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提供低成本可持续资金。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1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8000亿元。合理扩大专项债券使用范围。地方债纳入政府预算不仅可以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也为更好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创造了条件。继续发行适量地方政府置换债券,减轻地方利息负担。采取市场化方式妥善解决融资平台到期债务问题,不搞“半拉子”工程。

        最后,开源节流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全年要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这无疑会直接给各级财政带来很大压力。为支持企业减负,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各级政府要过紧日子。一是中央财政要开源节流,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压减一般性支出5%以上,“三公”经费压减3%,收回盘活长期沉淀的资金。二是地方政府要主动挖潜,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多渠道盘活各类资金和资产。三是要感同身受,切实让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有明显减税降费感受,增强企业获得感,坚决兑现对企业和社会的承诺,排除万难落实减税降费。

        减税降费是在涵养税基,减税目的是“放水养鱼”、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同时考虑财政可持续,这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更是完善税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改革,是宏观政策支持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的重大抉择。

        减税降费今年突出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建筑业的税率,这可直接降低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税费负担,提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信心。2018年下调部分商品进口关税,关税总水平由9.8%降至7.5%。降低交通运输业的税费,会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助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又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减税降费助推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助力解决企业发展困境,助力打造绿色制造业,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总之,我国提出构建现代财政体制,适当发挥地方专项债的作用,在防控化解地方债风险的基础上,大幅度减税降费,开源节流,让企业轻装上阵,有助于激发企业活力,对于稳投资、稳增长、稳就业具有重要作用,也有助于全年经济稳定增长,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交好答卷。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 被打破的传统通婚圈

        贺雪峰

        性别失衡如何影响代际关系

        一般认为,当前中国性别比失衡,适婚年龄人群中男性多出女性3000多万人,因此可能有人将在婚配中无法找到对象。在当前的快速城市化时期,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传统的相对稳定的通婚圈就被打破了,跨省婚姻越来越普遍,偏远山区妇女嫁到平原,平原妇女嫁到城市,加剧了相对偏远地区性别资源的失衡。

        农村社会正在出现的经济分化进一步加重了这种趋势。从婚姻方面看,这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结婚年龄趋向低龄化。既然找媳妇越来越难,就越来越趋向于提前找,提前结婚。找到媳妇生育后,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家庭,父母也完成了人生任务。

        二是年轻且身体不错甚至还十分勤劳的光棍并非没有结婚机会,他们外出务工,可以和外地女孩结婚;困难一点的努力积攒条件,就可能与丧偶或是离异的妇女结婚。

        如此一来,女方就在婚配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不仅结婚时具有足够的挑选权和要价权,婚后还有足够“反悔权”。这对婚龄男子及其家庭造成了重要影响。在农村初婚年龄普遍较小的情况下,娶媳妇的物质条件只可能依靠父母,父母要提前积蓄准备,而且还要把未来的剩余劳动力提前预支(通过借贷)来保证儿子家庭稳定,到了老年,父母却要自食其力,想方设法不增加儿子的家庭负担。因此,农村性别比失衡就转化成了代际关系失衡,且性别失衡越严重,代际关系失衡越是严重。

        代际关系的东西差异

        对于北京农村这样的女性资源流入地区,青年男性找媳妇并不困难,他们就要在年轻时做比结婚更重要的事——要想方设法打拼赚钱,争取人生的第一桶金,从而找一个更好的媳妇。父母也不会为了急于给儿子找媳妇而提供过分的物质条件。

        同样,珠三角、浙江、苏南的农村都是女性资源流入地区,普遍存在婚龄推迟及父母仅为子女提供初步婚姻条件的情形。外来优秀年轻女性加盟当地通婚圈,让当地年轻男子更容易找到对象。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当地适婚女青年找不到自认为合适的当地男青年,由于不愿嫁到外地,大龄未婚女青年甚至剩女问题由此出现。

        无论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农村,普遍存在希望优先娶本地媳妇而对外来媳妇有偏见的情况。除了本地人往往有优越感外(发达地区更是如此),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婚姻本来就是合两姓之好,娶本地媳妇就多了一个本地强有力的亲友团,增加了社会资本;二是外地媳妇缺少本地根基,一言不合就可能跑掉。中西部地区跨省婚姻往往极不稳定即是这个原因。

        与性别资源流入地区相反,在性别资源流出的中西部农村,随着传统通婚圈解体,农村男性青年婚姻压力剧增,以致几乎所有家庭策略都围绕在儿子娶媳妇上。

        在性别资源流出地区,父母为了保持子女的婚姻稳定性,不能不改变家庭策略。过去农村普遍存在强势婆婆的现象,现在无论媳妇如何表现,农村婆婆普遍弱势,这与过去大不相同。只要有一例强势婆婆搞不好与媳妇的关系,从而造成儿子离婚打光棍的情况,就足以震慑所有婆婆。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 培育消费潜在增长点

        夏庆杰

        在中国由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升级为世界制造中心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中国家庭的前沿消费模式也在快速变化,由20世纪70年代的老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变化为80年代的新三大件“冰箱、电视、洗衣机”,90年代进一步升级为“空调、电脑、录像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住房、汽车、银行存款”以及现在的“住房、汽车、出国留学和旅游”。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人们的消费范围在扩大和多样化,消费开支可以分为食品、衣着、住房、家用设备和服务、交通通讯、教育和娱乐、健康与医疗以及其他无法归入以上类别的消费。另外,消费度量还有一个特征,即家庭消费。由于两口人的家庭不会比一口人的家庭消费更多的暖气,因而家庭消费也有规模经济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考察家庭消费支出时,我们采用了家庭消费开支等价尺度。具体来说,一个家庭的第一个成人赋予权重1,其他每个成人赋予权重0.7,每个16岁及以下的少年和儿童赋予0.5的权重。所有的消费变量将根据这个等价尺度进行调整。

        根据CHIP入户调查数据测算,城乡居民家庭食品消费占消费总开支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如果把食品消费占总消费开支的比率30%以下作为富裕的标准,那么到2013年70%的城镇家庭已经进入了富裕消费区间;而到2013年农村只有30%的家庭进入到富裕消费区间,或者说70%的农村家庭还没有进入富裕区间。

        农村2013年的家庭食品消费占家庭总消费的比率与城市2002年的该比率线几乎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农村的消费可能落后于城市10年,因而农村的消费还是有很大潜力的。

        自1995年以来,城市的衣着消费占总消费比率在下降,可是农村的衣着比率在提高,说明农村的消费水平还在上升。家庭用品的消费,农村还在上升,所以农村的消费结构还在不断地进化,而且变化速度非常快。尽管我们有新农合制度,但近些年来农村的医疗消费大幅度地提高,可见农村的医疗消费市场也是很广阔的。一方面由于农村居民比以往更多地关注健康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村居民医疗负担之重。据调查,家庭收入越低的家庭,医疗消费占比越高,贫困群体医疗支出压力更大,且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严重。就医是人生中最困难的一件事,农村就更困难了,很多农村老人可能有病就不看了。陕西省定边县跟本省的城市大医院建立合作,让大医院的医生到乡镇甚至到农民的家里去扶贫,给他们做手术,很多病人一辈子见不到光明,医生给他们做了白内障手术,他们就见到了光明,医疗的扶贫可能更迫切。农村交通消费占比也增长很快,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当今我国的经济体量,无法再依赖出口来维系经济增长。长期的对某国或某地区的巨额贸易顺差也是经济不均衡的体现。因而,我国居民的需求将是维系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

        就政策含义而言,改善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医疗、运输等会大幅度减少城乡居民消费的不平衡程度。此外,运行良好的市场服务,如电话、无线网络、网约车、网上销售等也会降低消费不平衡。

        可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居民和城市中低层收入者,由于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需求,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之一。今天,提振中低层收入者的收入,同样有助于消费需求的提高,也将使得我国经济建立在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本版供图 石全

  • “区域循环共生圈”

        李国庆

        日本面临世界上最为严重的老龄化和人口过疏双重困境,在农村地区尤为显著。2018年4月日本发布的第五次《环境基本计划》,提出了最大限度发挥环境效益、实现环境与经济社会问题同步解决的新思路。德岛县上胜町就是一个老龄化和人口过疏严重的地区,但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日本的高级料理需要用当季的树叶、花瓣和山菜加以点缀,以表现菜品的季节性。1986年上胜町的农协职员横石知二在大阪偶然得知树叶具有市场价值,开始组织上胜町农民采摘和加工,将当地山谷的上百种树叶加工成高级料理的盘中饰品,冠名为“彩”,行销全日本。

        除了“树叶经济”之外,上胜町2003年开启的零垃圾运动闻名全日本,由此迅速成为“日本最美小镇”。上胜町的树叶经济源于当地的自然资源,而零垃圾的标签又给“树叶经济”附以更高的价值,年销售量占日本高级料理店用货量的80%。上胜町以此实现了环境保护与地方产业的和谐发展与良性互动,诠释了环境为生活所用才能最好地得到保护的生活环境主义原理。

        “地区循环共生圈”

        上胜町的经验表明,立足于当地资源的开发和环境保护,通过优美环境建设助推当地经济发展,着力创造老年人和妇女也能胜任的工作机会,促进环境与经济、社会的优化和谐,就能够实现“区域循环共生”。

        让环境治理引领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全世界最新的发展理念。随着对环境治理认识的深化,人们认识到环境问题来自经济体系、社会体系与外部自然环境的互动过程,环境振兴与经济转型、社会治理之间关联密切,必须从单一的环境治理模式中脱离出来。

        日本第五次《环境基本计划》将重点锁定在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突出的地方社会,提出了充分发挥地域资源优势,建设自立分散型社会的“地区循环共生圈”概念。其中的“循环”指物质与生命的循环,即大气、水、土壤与生物之间通过光合成、食物链实现循环,从而最大限度减少地区环境负荷;“共生”指人与自然的共生以及本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共生,基本含义是各个地区发挥各自优势,充分利用地区资源,形成自立型和分散型社会;在此基础上,各自根据自身的特点,与邻近地区形成自然要素和经济要素的链接与互补,构筑范围更广的伙伴关系网,形成区域资源更加齐备的“共生圈”。循环共生圈是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的可持续发展状态,这一理念的提出正是基于以上胜町为代表的地方实践。

        地方环境与经济的循环

        上胜町树叶经济的成功案例提示我们,地方的经济社会活动应建立在地方多样化的资源基础上。

        其一是最大限度利用地方可再生能源和生物资源。地方性能源包括阳光、风力、水力、地热、生物质和温泉热能等,自主生产能源的初衷是减少化石能源消耗从而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经济方面也会减少地方的能源支出,抑制资金流出,改善地方能源收支,最终对地方产业发展有所贡献。

        其二是振兴地方绿色观光资源。丰富的自然环境是农村发展的宝贵资源,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旅游的便利性和安全性,把良好的环境转变为旅游资源。为此需要充分挖掘和创新利用当地的自然旅游资源,培养专业的旅游人才和中介机构,开发农业、工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六次产业,把农产品与农产业加工、流通、餐饮、养生、观光、文化体验等第二、第三次产业相结合,不断丰富绿色旅游、蓝色旅游的时代内涵。

        其三是加强农林渔村与城市的经济交流。城市与农村的联系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自然的联系,即通过包括食物、材料与能源等自然资源建立起来的联系;另一类是经济上的联系,即通过资金与人才流动等建立起来的联系。农村地区的出路在于,通过田林河海等地方资源与城市联系起来,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开发“环境友好型”商品,打造地方品牌,并使之与旅游结合起来,建立城市与乡村的资金与人才流动机制,增强农村的经济活力。

        建立地区环境与社会的循环

        上胜町树叶资源的商品开发不仅带动了经济发展,同时也为妇女和老年人创造了工作机会,为当地居民的社会参与创造了平台。

        地区环境振兴带动社会问题的同步解决途径之一,是通过推进地方再生资源开发项目创造就业。再生能源项目与农村老龄人关爱项目有机结合,也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既可充分利用中老年人的人力资本,也可充实中老年人的生活,从而达到增强地方活力的社会目标。

        其二是推进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形成。农村的环境振兴将带动农林渔村生活体验游和自然体验游等旅游项目的发展。在高度城市化的今天,人与自然直接接触的机会稀少,推进农村环境振兴的目标之一是为在城市中长大的青少年提供体验森林、农田、河滩、沙滩等自然景观的空间条件,创建适合城市青少年在农村短期居住的社会环境。

        其三是促进城乡人口流动与城市人口的乡村定居。在农村地区人口减少的背景下,需要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一种方式是促进城市人在地方定居,另一种方式是鼓励城市人在农村购房,形成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农村的模式。为此,在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的同时,充实农村医疗护理等生活信息、就业信息以及农业就业体验信息等也必不可少。山村游学和农村生活体验对于培养年轻人的农村情感至关重要。人员交流不仅为农村的环境振兴提供了新动力,也发挥着促进城乡交流的社会作用。

        中国农村正面临人口老龄化、扶贫攻坚等多重社会发展困境。上胜町创建的地方循环共生圈的新理念也为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启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调查链接

        上胜町位于四国德岛县胜浦郡中部谷地,2018年其人口有1574人。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占两成,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51.49%,属于超高龄社会。该镇总面积109.63平方公里,其中88.3%为山林,其中80%为杉树等人工林。从1986年开始,上胜町在当地农协职员横石知二带领下,重新认识和发掘当地农业资源,把上胜町成功地建设为树叶经济产地。 (张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