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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代的一场能源和生态危机

        刘永加

        现在冬季取暖用暖气和空调就解决了,那么四百年前的北京怎么取暖呢?那时北京作为大明王朝的首都,人口最多时达到百万之众,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大都市。如此多的人口聚居,燃料供应自然就是大问题,尤其是冬季取暖用料问题尤为突出。

        京师木炭用量惊人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燃料居第一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北京作为京师,仅皇宫及各衙门、厂库所需的燃料数量就极大。其中内廷耗用柴薪的数量最多,明弘治以前大约是每年2000余万斤。

        为了保证北京皇宫及各衙门所需的巨额柴炭,官方选择了林木较多的太行山北段,于宣德四年设立了易州柴炭厂,当时称“山厂”,派专人管理柴炭的采烧。山厂衙门最初设在保定府易州,柴炭也多在易州沙谷等山厂开采,但自宣德五年(1431年)起,至正统十四年(1449年),“取用已久,材木既尽”,于是在景泰元年(1450年)初,移厂到真定府平山、灵寿等处采烧。后来考虑路途遥远,怕影响京师供应,到天顺元年(1457年),再次把山厂移回易州城西北二里的地方。

        山厂隶属于工部,工部在山厂建有部堂,设督理侍郎一员总管其事。在山厂劳动的人役称为砍柴夫,宣德四年定出派砍柴夫的府州有山西太原、平阳二府及泽州、潞州、辽州、沁州、汾州五州,直隶顺天、真定、保定三府,山东兖州、青州、东昌、济南四府,负责派出采柴烧炭任务的人员,所辖砍柴夫的名额,由上述单位分派,这些府州共佥差砍柴夫,合计每季25855名,四季共103420名。这些府州以及所属出派砍柴夫的州县,都要派有佐贰官长驻山厂督理此事。此外,还有运送柴炭赴京的抬柴夫,共有2000名。

        明代采运到北京的柴炭,材质颇有差异。据黄景昉《国史唯疑》载,最好的木柴是杨木长柴,每年额供5万斤,“凡隆德等殿修建斋醮焚化之际,用杨木长柴”。其次为顺柴,因出产于马水口一带深山中,又称“马口柴”。“约长三四寸,净白无点黑,两端刻两口,故谓之马口柴。”专供宫中膳房使用。内官领的木柴,则为普通的碎杂柴。木炭则有长装炭、坚实白炭、黑炭等品种,其中长装炭质量最佳,是由易州一带山中硬木烧制而成,“止三种木,曰青信,曰白枣,曰牛筋,总谓之甲木……惟紫荆关六十里至金水口产此。”据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五六《柴炭》载,长装炭烧成后,“运至红箩厂,按尺寸锯截,编小圆荆筐,用红土刷筐而盛之,故名曰红箩炭也。每根长尺许,圆径二三寸不等,气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

        可见明代宫廷及各衙门用木炭是很讲究的,但正是由于他们的讲究,木材的消耗量大增,致使森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大量砍伐致使森林枯竭

        明初以后,北京居民的燃料仍以柴薪和木炭为主,而这些燃料主要取自北京附近的军都山、燕山及太行山。樵采者为了在一处多获取些木柴,往往拔本而取,采之无节,恣意砍伐,给山林造成很大破坏。这其中盗伐山林的现象十分严重,而盗伐更是破坏性的砍伐。过度的樵采,到明代中叶,北京附近的森林资源已遭到很大破坏。这些山岭原本森林茂密,明代中叶以后林木日渐稀少,随之产生了几个方面的恶果。

        首先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这是不言而喻的。大片原始林被砍光,给北京带来严重生态危机,据史载,明代北京的沙尘暴发生率已经大幅度提高。明代276年历史中,北京地区共有95个年份出现春夏之交的大风沙尘暴天气。最为频繁和严重的时期是成化、正德、嘉靖、万历及天启至崇祯前期。有几次特大沙尘暴,毁坏建筑,死伤人众,损失惨重。其中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至次年五月间,“京师烈风,尽晦”,“大风,黄沙蔽天”,致使有人骑着驴过桥,人和驴都被吹落桥下淹死。

        其次是丧失了原始森林防护天险。据《明英宗实录》载,景泰元年(1450年),兵部奏报说:“紫荆、居庸、雁门一带等关口,绵延数千里,旧有树木,根株蔓延,长成林麓,远近为之阻隔,人马不能度越。近年以来,公私砍伐,斧斤日寻,树木殆尽,开山成路,易险为夷。”这就是说,由于大量的砍伐和盗伐,甚至把原来的森林防护天险都给破坏了。为了恢复森林原有的防阻作用,明代后期有不少官员建议在边关山岭造林。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兵部在答复蓟州及昌平镇守官员的奏章时,即请世宗降旨:“及时于禁山一带相地种树,以固藩篱,凡有违禁往来盗伐并容隐者,悉贞之法。”此项建议获世宗允许。隆庆二年(1568年),蓟辽总督曹邦辅等镇守官员条陈边事,也说:“本镇累经虏马蹂躏,林木萧疏,宜多树易生之木,以固重险。”兵部会议,认为可加采行,穆宗于是降旨,允准依照所议种树。

        再就是森林资源枯竭无薪可采。明代北京北面山岭森林的枯竭,主要是由于军民的滥伐,而北京西边、西南山林的消失,则与官方采烧柴炭有关。因而,文渊阁大学士丘濬在弘治年间就给予关注,他说:京师西边一带山岭,原本林木茂密,然而不知起于何时,“乃以薪炭之故,营缮之用,伐木取材,折枝为薪,烧柴为炭,致使木植日稀。”他建议“于边关一带,东起山海,以次而西,于其近边内地,随其地之广狭险易,沿山种树。”弘治末年,经略边务太常寺少卿孙交也指出,“永乐时,边关林木茂密,暂役沿边隆庆等卫军士采办薪炭,因循未革,其后无木可采”。考虑到“林木有限,用度无穷”,他建议“敕山厂侍郎,于无碍山地设法种树,岁以百万计,以为后来薪炭之需”。

        尽管明代后期,官员们不断建议广植树木,但一时也难有明显的改善,再加上严控砍伐,北京靠柴薪和木炭作为燃料已经难以为继。

        煤炭取而代之仍然问题多多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北京城市人口增长,饮食取暖,燃料需求大增,而官府采烧巨量柴炭,致使北京附近森林被大量砍伐,森林随之消失,连带造成柴薪供应量减少,价格上涨。嘉靖年间,北京的木柴每万斤要银15两以上,木炭则要银45两以上。森林资源接近枯竭,必然给柴薪樵采造成很大困难,而北京西山一带煤的蕴藏量却比较丰富,恰可弥补柴薪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煤就代替柴炭成为北京地区的主要燃料。

        其实,北京居民用煤作燃料,从辽金时代就开始了,到了元代也偶有使用,只是未普及。自明初以后,明政府对北京附近采矿颁有禁令,规定不得于卢沟桥以东山岭挖掘山石和采煤。嘉靖年间,也是因为燃料危机,曾放松控制,尤其是西山的采煤得到许可。此举虽然解决了北京的燃料供应,但因征税问题引发了矿工、煤户大规模进京请愿的风潮。

        明代西山的煤窑,大部分都是民窑。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正月,太监王朝负责向西山一带民窑征收矿税:“先是,采煤止奏内官监马鞍山黄树园地方官窑一处,后王朝蔓将西山一带概行征扰,且私带京营选锋劫掠立威,激变窑民,几至不测。”王朝为了多征税,擅自扩大征收范围,并且动用军力强行征缴,致使窑民愤怒,直接涌至皇宫门前请愿上访。

        王朝不但不去解决问题,反而倒打一耙,向神宗谎称窑民黄大京、王守宽、杨拐子、许近槐等人私开煤窑,欺隐窑课,率领土棍殴打差役。神宗为此降旨:“这奏内有名人犯,便著厂卫差的当官校,会同内官王朝,督率该地方员役,扭挈前来究问!”

        内阁大学士沈一贯接旨后出宫前去办理,见矿工拥至京城请愿,“长安门外,满路拥塞多人,皆黧面短衣,不知其数,呼冤彻天,持揭叩地。”矿工的陈情揭帖上说:王朝等人“拏人绑树,石打箭射,淫奸妇女,席卷家资,所带皆京营选锋,公行劫掠,家户受害,不忍听闻”。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沈一贯立即上奏请求将王朝召回,将为非作歹的军人逮问,将黄大京等人释放,并在奏陈的揭帖上说:“(矿工、煤户)但只弃业而逃,无煤入城,京师千万人家,息烟绝炊,饥寒交迫……”另外,工科都给事中白瑜等人也建言,请神宗不要因为王朝的一面之辞,而影响到做煤之人、运煤之夫、烧煤之家的生计。

        其后,经太监陈永寿奏请,神宗才命王朝回宫应役,让陈永寿接手该事。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七月,京师大水,西山煤窑大多被淹,煤户们无法完税,再次“百十成群,哀泣于长安门外”,要求减免煤税。大学士沈一贯再次上奏乞请“量免税银二、三个月,少苏其困”,神宗才免课征银二、三个月。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二月,随着全国矿使的召回,西山的煤税才停止征收。神宗在圣旨上说:“畿辅煤窑,系小民日用营生,除官窑煤炸,照旧内监开取供用,其余民窑税课,尽行停免,以昭朝廷优恤根本地方德意。”

  • 胡同的早晨

        张儒刚作

  • “喝了蜜啦,大柿子!”

        户力平

        除了冰糖葫芦、糖炒栗子和烤白薯外,冻柿子也是冬日里百姓舌尖上的一道美味,老北京多将吃冻柿子俗称为“喝了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地区隆冬时节的水果极少,而京郊多产柿子,且物美价廉,由此柿子成为人们冬日的主要水果,并以吃冻柿子为时俗。

        据《北京果树志》载:柿子原产于我国南方,约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有文字记载也有两千余年。据汉初成书的《礼记》记载,柿在周代已有栽培,并在重大祭祀礼仪上作为贡品。公元138年,汉武帝兴建“上林苑”,从各地搜集的奇花异树“枇杷橪柿,楟奈厚朴,楞枣杨梅,樱桃蒲(葡)萄”中就有柿树。

        北京地区开始栽培柿树的年代不详。据考证,早在明朝洪武年间,房山一带已栽培磨盘柿子,因其“果实缢痕明显,位于果腰,将果肉分成上下两部分,形似磨盘而得名。”明成祖定都北京后,磨盘柿子作为贡品年年进奉皇城。万历年间编修的《房山县志》载:“柿,为本境出产之大宗,西北河套沟,西南张坊沟,无村不有,售出北京者,房山最居多数,其大如拳,其甘如蜜。”另据《北京名果》记载:在北京地区,柿树的分布宛如一条金色的飘带,缠绕在山地和平原之间的山麓地带,北部以长城为界,东部从平谷的靠山集向西经密云、怀柔、昌平、门头沟、丰台等区,直至西南部房山区的张坊、十渡,遍布于山前缓区。著名品种有房山大峪沟磨盘柿、北车营金灯柿;平谷黄松峪八月黄、乐政务杵头扁;昌平十三陵大盖柿等。尤其是房山大峪沟柿子,因其形如盖帽,果实基部又像磨盘,被称为“大磨盘柿”,栽植历史已有600余年,且种植数量多,产量高,已认证为“中国地理标志”。

        早年间,一过霜降节气,郊区的柿子便逐渐下树,并运至京城的果局子(水果店)。柿子初收上市,小贩叫卖:“赛倭瓜的大柿子——涩了换啦!”及至霜降过后,叫卖改为:“喝了蜜啦——大柿子!”就此两种吆喝声,便可晓得秋柿与冬柿之不同。柿初熟期,皮厚味涩,须经人工“漤”过,则色红味甘。一遇霜降,柿已熟透,涩味全消,而肉质熟烂,成为蜜汁,所以此时叫卖者以“喝蜜”来形容。

        历史上北京的冬季较为寒冷,没有什么水果可吃,而柿子物美价廉,便成为冬日里的美味。早年间一到腊月二十几,京城大街小巷里便有叫卖冻柿子的小贩,多是将又红又大的冻柿子放在一个挎篮儿里,上面盖着块毛巾,边走边吆喝。这冻柿子从外面拿到屋子里还冻得硬硬的,为了让它迅速变软,可把它放在冷水里,让凉水“拔一下”,之后柿子就变软了。变软之后,先把冻柿子里那软得成汁的果肉嘬完,之后再吃柿子皮。

        北京人吃冻柿子还有些讲究。一是认为其败火、开胃。传统医学认为,柿子味甘、涩,性寒,归肺经。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柿乃脾、肺、血分之果也。其味甘而气平,性涩而能收,故有健脾涩肠,治嗽止血之功。”因北京冬季寒冷干燥,容易上火、多痰、咳嗽,而柿子味甘性寒,可养肺胃之阴,所以能止咳润肺,被视为败火的“良药”。

        二是讲究大年三十吃冻柿子。在民俗中,柿子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圆圆的果实代表团圆美满,橙红的色泽寓意红红火火。而“柿”与“事”谐音,又寓意“事事如意”“世代吉祥”等,所以受到人们青睐,大年三十吃冻柿子象征来年“事事如意”,日子“红红火火”。

        三是吃冻柿子有些禁忌,不能空着肚子吃,且不能多吃,一两个为宜;不能与白薯同吃,也不能与海味(海鲜类)同吃,同吃“相克”,不利于身体健康。

  • 景山之东,沙滩以西曾有神秘“三座门”

        李哲

        《日下旧闻考》里,乾隆君臣曾不无得意地感慨:皇城之内,前明悉为禁地,民间不得出入。我朝建极宅中,四聪悉达,东安、西安、地安三门以内,紫禁城以外,牵车列阓,集止齐民。

        这是康乾盛世时市井繁荣的景象,“稽之古昔,前朝后市,规制允符”,讲究的是垂裳而治、与民同乐。也正是这一时期,皇宫大内的核心防卫范围缩小,尤其东部,从东皇城墙一带收缩到紫禁城东。景山之东的内皇城墙,向南延伸,同紫禁城外围防线衔接,在景山和东华门一带形成禁区,依然延续了明代的内皇城防卫体系。而能够进入景山、大高殿乃至西苑三海一带,就需要经过一道道门禁,要过各种“三座门”。

        三座门是并排三个门楼组成的一道门禁,常用于宫禁的防卫,北京皇城有好几处三座门,东西长安街三座门,东安里门三座门,而景山、三海这一带,北上门两侧有三座门——北上东门、北上西门,还有北海金鳌玉蝀桥两端的东西五道“三座门”,甚至如今景山的正门万岁门曾经也是三座门形制。而进了皇城再想往景山近处走,首先要过的,是一道更为神秘的“三座门”。

        这门史料里少有记载,地图里一般不标,老照片里基本见不着,但它的确就在那里,而且比一般的三座门都要早些。清朝一结束,它也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见过它的老一辈人,永远地消失在昔日时光里。幸运的是,还真寻到了那么两三幅老照片、一两张老地图,可以寻见它的踪迹。

        最珍贵的一张是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后所拍,应是在景山东部向东南方俯拍,被朝廷弃于联军之手的残破的京师,一派肃杀之气。故宫东北角楼、景山东的内皇城墙拐角,北池子北口风神庙、长长的东皇城墙,以及再往东的市井人家,尽收眼底。就在筒子河沿线向北与景山前驰道相交之地,有一道“三座门”,两侧红墙延展,形成围合,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但细看,也已是门户洞开。此门相当关键,可就是不知道它的名字、来历、沿革,也不知具体何时拆除消失。庚子年时,法军坐着热气球也拍到过它,那算是北京最早的航拍,从北海向东,极远处依稀可见这道神秘门户。

        分别绘于1861年、1875年、1901年和1908年的几幅清末地图上倒是标得清楚,这道三座门就在筒子河北端正上方的路口,您站在景山前街11号门前,往筒子河望,那消失的三座门位置就在眼前。此门上连景山东侧向东延伸的内皇城墙,下接筒子河外侧的所谓“河墙”,考其功用,应是明代内皇城墙的延续。这组成了紫禁城外的防线,神秘三座门便是这道防线在景山东边的一个咽喉节点。筒子河内侧的河墙,在乾隆年间营建紫禁城外侧围房时,做了后檐墙,如今故宫东北、西北角楼下的折角敞轩就是围房的巧妙改建。神武门两侧还分别恢复了21间围房,那里如今是网红打卡地,有角楼咖啡店、故宫文创街。

        至于文字记载,在《京师坊巷志稿》中仅有一句:西沙滩迤西为三座门,又西北为景山东门。这沙滩的地名至今还在,西沙滩迤西,正是这门的位置。1933年的《北平地名典》中有“三座门”地名,“内六东安内,东通沙滩,西通南筒子河”。

        在《寻觅旧京》一书中,看到一张标注为“景山东三座门”的1909年旧照。一位杂役打扮的中年人,推着运料独轮车,正从这三座门的南侧门洞出来,右侧就是中间门楼的南侧墙,透过门洞,可见景山及万春诸亭,以及景山东墙。和推车人同行的还有担筐的人。这座神秘三座门,在不久以后的岁月里,随着大清朝一并消失了,如今,唯有在图文的碎片里寻觅旧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