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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杰出历史人物的思想生平是多侧面的

        杨胜群

        陈答才教授这部《中共历史人物研究》,收录他三十年来研究中共历史人物有代表性的论文三十多篇。可谓三十年成一书!

        历史是人的活动史。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础,重视人物研究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中国近代以来,杰出人物辈出,演绎了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当代史和中共党史。在众多的人物群体中,中共党史人物是一个最为璀燦夺目的群体。今天,加强对他们的研究,不仅是深化中国近代史、当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需要,也缘于他们思想、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社会意义。

        研究历史固然重在客观、理性分析,但又是与研究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倾向不可分的

        陈答才致力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党史人物思想生平研究三十年,主要学术成就也在这个领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师从中共党史学界著名前辈学者彭明教授读博士学位时,就开始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工作,撰写出版了专著《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论》。当时,老一辈革命家研究的专著尚不是很多。后来,他到陕西师大任教后,又撰写出版了《周恩来研究论稿》。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奠定了他在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之后,他在这个领域没有止步,而且将研究的对象由周恩来扩大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共整个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和其他重要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把主要的老一代革命家几乎翻了一个遍”。有人问他是什么使他如此执着于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他说这是这一代党史研究工作者的责任,并认为只有在对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个体和群体作出准确到位描述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构建起中共党史的鸿篇巨制。他还说,他是带着感情研究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思想生平的。像他这种年龄、经历的人,说是带着感情做这件事,无疑是真实的。

        有人认为研究历史要杜绝感情因素,这实际上并不客观。研究历史固然重在客观、理性分析,但又是与研究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倾向不可分的。而且好的史学著作往往是在对历史客观、理性的阐述和分析中,自然地流露出作者鲜明的思想感情倾向的。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也在作品里掩饰不住他对古希腊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雅典民主精神由衷的礼赞。中国历史上的《史记》等传世的史学著作,更是大都表现出作者鲜明的爱憎好恶。陈答才所研究的中共党史人物群体,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蕴的人物群体,只要是不带偏见,都会自觉坚持和维护历史对他们已有的正确评价。陈答才在研究中鲜明的思想感情倾向,并没有影响他对历史客观、理性的分析和判断。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在动手研究某个人物哪怕是专题性研究的时候,都要通读这个人物的全部著述。这使他对人物研究的准备工作非常充分,保证自己的研究占有全面而翔实的材料,并根据材料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断,从而往往对一些重要问题能够形成和提出独到的看法和见解。这一点,对于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可谓至关重要。

        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的两个主要视角

        杰出历史人物的思想生平总是多侧面的。这部论文集,从政治、经济、文化、党建、军事等多方面,分别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生平做了多方面、多视角的深入研究,为拓展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视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是,他又以多年对这些人物考察的多重积累,形成了研究这些人物的两个主要视角或主线:

        一是这些人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关系。中共党史也可以说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他们在思想上最重要的贡献,都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瞿秋白曾经说他们那一代人是“群流并进”,指的就是他们思想上的这一共性特征。陈答才抓住这个人物群体的这一共性特征,以此作为主要视角,分别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种种探索、思考及独特贡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概括。这在今天,不仅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有益工作,而且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益工作。

        二是这些人物的精神世界。杰出历史人物不仅以其不朽的业绩彪炳于史,而且以其崇高的精神品格垂范于世。他们发挥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同他们的人格力量是分不开的。因此,研究历史人物,不仅要全面真实地描述其思想业绩,还要深入揭示其精神品格特质。这也是一种学术境界。陈答才从开始研究老一辈革命家起,就注重研究人物的精神世界,他是最早响应研究“周恩来精神”的学者之一。这部论文集里,有多篇论文是比较集中地阐述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品格及其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人物的精神品格,无疑比研究人物的业绩思想要难,陈答才迎难而上,作出了出色的文章。

        三十年成一书,反映了陈答才执着的学术追求和突出的学术精进。这部论文集,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可喜可贺的新成果,相信会对中共党史人物和中共党史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

  • 地理知识是思想文化的素材

        唐晓峰

        我喜欢地理学在思想上的丰富性、文化上的丰富性,从远处说,它是文明成就的一种,从近处说,它贴近人心,贴近生活。琢磨这些问题,既能满足学术兴趣,也能增加文化乐趣、生活乐趣。

        地理知识是一种素材,是科学的素材,也是思想文化的素材,不在思想文化方面用功,是丢掉了地理学的半壁江山。在我国目前的地理学界,多数人都在钻研环境问题、经济问题,这是基础建设的需要,没错。但从长远来说,地理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会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兴趣所在,它的大众性更强。

        在学习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你听到一个新的学术概念,开始不明白,想了半天,“噢,原来是这么回事”!随后,你用几句通俗语言做了解释。在这个瞬间,你已经把学术概念转换成通俗语言了。我认为这是真正的领悟。当然也有相反的过程,普通人说了一件事情,学问家听了听,会说(例如):“你讲的就是福柯提出的discourse。威权通过discourse而自我实现。”很多学者喜欢这个过程。我却喜欢前面那种过程,写随笔就是品味那种心得。

        人文地理的话题,是常写常新的,因为社会在发展,人的思想在变、眼光在变,一代人取代一代人,后浪推倒前浪,会有意料不到的主题出现。而我们的古老大地,对无论怎样的“新新人类”,都是厚载不弃的,大地之宽容会是永恒的话题。当然,如果有谁不顾大地的脾气禀性,胡作非为,大地也会是不客气的。

        《人文地理随笔》的第一版是2005年发行的,现在过去了十来年,老友吴彬提出修订一下再版。我于是复查了一下原来的篇目,感觉有些话题比较死板,有些篇目比较学院气,不适于放在“随笔”名下,于是拿掉。另外,近些年又有些新写的篇目,正好趁这个机会加进来,这样就形成了这本《新订人文地理随笔》。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 寻找中国的判例法

        武树臣

        《寻找中国的判例法》一书汇集了本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发表的关于中国判例制度的论文和少量会议发言。这些文章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法律文化和法律样式的理论;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古代判例制度的回顾;第三部分是建议运用判例制度以实现司法统一。在具体文章当中以上三个部分的内容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次将文章进行分类只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三部曲也恰恰客观地反映了著者本人对中国判例制度探索认识的过程,或者说勾划了判例制度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的粗略轨迹。

        当今法史学界著述中所说的“判例”,是对古代司法审判中可援引作为判决依据的这类案例的现代表述

        我们知道,“判例”是清末才出现的一个外来术语,并非本土语言。在此之前,古代法律和文献中均没有“判例”这一法定用语。令人苦恼的是,我们至今没有找到完全符合中国特色的恰如其分的名词与之对应。中国历史上也从未形成现代西方那样的判例制度。我借用“判例”一词并不是认为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像英美国家那样的“判例法”。当今法史学界著述中所说的“判例”,是对古代司法审判中可援引作为判决依据的这类案例的现代表述。

        先秦判例制度似以“议事以制”、遵从先例为基本特征。秦汉以后,这种审判方式在缺乏成文法或成文法不完善的情况下起着临时补救的作用,并被赋予成文法的形式或者被以后的成文立法所吸收。秦汉以后历代均严格实行成文法制度,除元代等极少数王朝曾有过依据成案判决的情况外,由于皇权的强化及对全国司法的集中控制,特别是预防官吏政出多门、徇私枉法,绝大多数朝代都严禁在司法审判中直接援引成案。但成案对法官裁判案件特别是疑难案件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当我们在中西法文化宏观视野之下考察问题时就会发现,揭示它们之间的共同性比罗列它们的差异性也许更有价值。

        正视我们的法律文化传统,努力发掘其中的优秀成果

        我们常说,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是以清末修律活动为起点的。其间,日本法学专家不仅参与法典编纂,而且参与了新式的法学教育。这是因为我们通过日本吸收引进了欧洲大陆法系的法律成果。不仅法律条文、法典形式、法言法语,而且法律思维、法律理论等都以大陆法系为样板。可以说,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是与中国法律的欧洲化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或者干脆说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就是中国法律的欧洲化。这个过程应当包括新中国以后对苏联法学的引进。

        在文本层面,我国近代法律不能不说已经日臻完善。问题不仅在于,舶来的法典如果忽视了本国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它的实际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更重要的还在于,本国法律传统中的优秀成果会在无形中被抛弃。比如,我国古代素有“比附援引”制度。“比附”是在司法中遇到法无明文规定之际,比照最相类似的条文来裁判,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实质性的案例,这个案例常常被迅速经过国家核准而上升为一个新的法条,从而弥补成文法难于包揽无余之不足;“援引”是在司法中遇到既无明文规定又无最相类似的条文之际,创制一个判例,以后遇到类似案件就援引这个判例来裁判,从而弥补成文法难于随时立法之不足。在清末修律中,因为法官实行“比附援引”是司法干预立法事务,不符合宪政精神,故被删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国初期的十几年当中,由于法律本身的种种毛病,大理院的法官勇敢而智慧地创制和适用了判例。

        伴随着欧法的介入,西方文化理论也接踵而至。占据主流的意见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法治”传统,因为“法治”是天然地与民主政体相联系的,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自然也就没有法治传统。这样,中国要实行“法治”就只能以西方政治为样板。可以说,在欧洲文化中心论的阵地上,法学是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因此,我们有责任重新正视我们的法律文化传统,努力发掘其中的优秀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添砖加瓦。

        判例制度对我国当今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的意义是无法忽视的

        近年来,一方面伴随着年轻学者的不断涌现和新史料的不断发掘,中国法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特别是断代法制史研究成果更是喜人。中国古代有没有判例法及判例在古代司法中的作用,这些问题的轮廓已经比较清晰了。不管中国历史上的判例是如何出现的,在皇权和成文法的强力支配下又是如何操作的,它在古代文献中又留下什么样的足迹,判例制度对我国当今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的意义都是无法忽视的。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十分重视指导案例的作用,就是有力的证明。这就是著者始终不懈地寻找中国判例法的意义之所在。另一方面,最高法院自2010年推出案例指导制度以来,已经颁布多期典型案例,及时而有效地指导了全国的审判工作,可谓功德无量。我相信,随着典型案例数量的不断积累,对案例的整体编纂也许终究会提到日程上来。我相信,有朝一日,最高法院做出的每一个生效判决都会成为当然的判例,成为与成文法并行的法律渊源。

        重阅自己过去写的文章,发现存在许多不足甚至不当之处,深感惭愧,希望将来有机会认真进行修正。为尊重历史的真实性,本书结集出版时对旧作未加修改补充,只是在需要说明的地方做了几点补记。另外,我正在写一本书《中国混合法原论》。在这部书里,我不再使用舶来的极易引起歧义的“判例”“判例法”术语,而改用源于本土法律文化且符合中国古代历史实际的“裁判先例”(未经国家核准但具有参考价值)、“裁判定例”(经过国家核准具有法律价值)术语。中国近代以后的法学是西化最早也最为彻底的学科。运用外来理论、概念、术语来研究和描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做法,已经延续了一个世纪。这一现象值得反思。止笔之际,我仍然怀揣着一个梦,就是复兴中国古已有之的成文法与判例制度相结合的混合法。因为混合法不仅是实现当今司法统一从而深化法治国家建设的有效手段,也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优秀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着世界法文化发展的一个共同方向。

        (作者为西北大学特聘教授)  

  • 书林折枝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发展报告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编写、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发展报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发展的第三个年度报告,共分为2017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专论和重要进展、学术发展的主要进展和成果以及学科发展的综合情况报告三个部分,分别就学科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各二级学科学术发展、发展平台建设及思政课程建设等加以研究和论述。全书力求全面准确,体现学术性、具有导向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樊宣)

        细述民国政学两界风云往事

        《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重返五四现场》,叶曙明著,九州出版社出版。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史上群贤咸集,大师辈出的年代,各种思想像山崩川涌,汇聚成滔滔巨流,相激相荡,引领风骚。那是一段激情迸发、永不复返、令今人无限神往的光辉岁月。本书再现了这个新旧政治、新旧文化交锋的大时代,细述民国政界与学界的风云往事。    (夏鸣)

        “美术家”鲁迅

        鲁迅终其一生都是一位热诚的美术事业参与者:他拥有数量宏富的绘画、金石拓片藏品;他引介并出版过多种世代流布的美术作品;他倡导并身体力行指导了中国现代木刻运动;他还从事过书法、篆刻、手绘制图、工艺设计等活动。但学界长期忽视对“美术家”鲁迅的研究。张素丽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与中国传统美术》,从“思想对话”与“审美分析”两个层面考察鲁迅与中国传统美术的内部历史关联,打通“文学”与“美术”的学科壁垒,挖掘了艺术思维对鲁迅文学创作的潜移默化影响。            (吴仁)

        寻找“理想教育”的答案

        刘道玉著、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教育问题探津》,着重回答“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的真谛”“怎样进行有效的自学”“怎样觅得创新的灵感”等36个问题,不仅仅是一部教育学著作,更是一部具有批判性的启发民智的通识读本,有助于引领我们寻找“理想教育”的答案。作者取《教育问题探津》作为书名,也是意在找到解决教育问题的渡口。            (王鹏)

        绰号里的廉政故事

        一个绰号,一段故事,每个绰号都蕴含着一份历史的沉淀。在中国古代极具特色的官吏中,有廉洁奉公的清官,也有臭名昭著的贪官,他们的绰号背后都有故事。张壮年、高乐雅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绰号里的廉政故事》,对他们的绰号进行解读,既论述了清官、贪官做人做官的轶闻趣事,又对绰号产生的过程和人生的归途进行了总结;既表达了对清官高尚情操的赞美,又鞭挞了贪官的卑劣行为。 (刘陆)

        《苏联春秋》三部曲

        郑异凡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联春秋》按时期分为三册,相应为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和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到当今的俄联邦时期。第一册《革命与改良》主要阐释苏联成立前的革命以及成立后的社会改良;第二册《大转变》主要介绍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历史;第三册《改建与易帜》主要论述苏联解体前后的经验与教训。这些文章有学术论文、书评、随笔等多种形式,集中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造诣,是一部了解苏联历史的重要著作。                    (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