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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政协是怎样创立的

        赵连稳

        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会议通过了“人民政协组织法”“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新中国的国都、纪年、国旗、国歌4个议案以及“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组织法”对人民政协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性质定位、职能作用等作了规定,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制度安排的人民政协正式创立。

        随着我党在军事上转入战略反攻,毛泽东号召“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3月和4月,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出尔反尔,否定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组建由中共和民盟参加的临时联合政府的决议,派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我军被迫进行自卫反击。1947年下半年,我党在军事上转入战略反攻,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48年春,陈嘉庚和沈钧儒建议中共尽快成立联合政府,以对抗国民党的伪国大,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4月25日,毛泽东提议召开书记处会议,其中议题之一就是邀请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代表到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4月30日深夜,经毛泽东审改后的“五一口号”,由新华社正式向外发布,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充分考虑到了建立民主国家的合法程序。“五一口号”将反动派排除在政治协商会议之外,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

        毛泽东在1949年元旦献词中,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作为当年的主要任务。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声明愿在中共领导下,期待革命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早日实现。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承担着完成“协商建国”的特殊历史使命

        我们说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担负着特殊历史使命,是因为它在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同时,又行使政治协商的重要职能,完成协商建国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特殊历史使命,194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即开始筹备新政协,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中国第一次由我党领导下的政协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6月15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常务委员会,毛泽东被推选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下设6个小组,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在此前后,在周恩来指挥下,民主人士陆续安全地到达北平并受到礼遇,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住处亲切接见了司徒美堂、柳亚子等大批民主人士,到正阳门火车站迎接宋庆龄与程潜。共产党人宽阔的胸襟、谦虚的态度赢得了民主人士的高度赞誉,陈叔通感慨地说,我看到的历代最高统治者,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惟独毛泽东不是如此。

        筹备工作最难的是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人选名单和“共同纲领”的起草。李维汉负责的小组经过和民主人士多次协商,最终确定新政协代表662人,其中特邀代表75人,从而使新政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毛泽东看到周恩来送来的参加新政协的人选名单时幽默地说:“这就是一本天书嘛”。

        “共同纲领”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起到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周恩来负责起草工作,1948年10月下旬写出了第一稿,名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在讨论过程中,民主人士章伯钧、蔡廷锴等人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建议由新政协行使人民代表会议职权,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提议被中共中央采纳。1949年春,随着江南大片地区被解放,《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重新制定。周恩来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一周时间,八易其稿,经毛泽东审阅,命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其中“新政治协商会议”也改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进入9月,又根据迅速发展的形势,再一次重新起草“共同纲领”,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毛泽东、周恩来为制定“共同纲领”呕心沥血,仅对第三次起草的“共同纲领”,毛泽东就修改了200多处,周恩来修改了100余处,至少十易其稿。“共同纲领”三次起草过程,均广泛吸收了民主人士的政治纲领或主张。周恩来感慨地说,“共同纲领”是各党派共同千斟万酌的结果。民主建国会代表章乃器深有感触地说,在讨论“共同纲领”时,“做到了多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

        由于准备工作太过繁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时间由8月初改为9月10日,后又改成9月21日。毛泽东在开幕词中以诗人般的气质豪迈地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并高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人民政协成立对我国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民政协和由国民党主导的旧政协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人民政协虽然沿用了旧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但从其组织和性质来说,绝不是发源于旧政协。旧政协是反动派做主体的,是带有妥协性的;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参加者是一切民主阶级和阶层的代表,一切反动派都被排除在外。还有,人民政协是长期存在的、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因此,人民政协的成立对我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一,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重要组织长期存在被确立下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委会上,周恩来向各民主党派阐述了共产党的主张,即人民民主国家需要统一战线,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不应该开一次会议就结束,而应该长期存在。人民政协是个长期性的组织,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统一战线。毛泽东说,政协全体会议闭幕后,要有一个经常性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要固定一下,就叫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人民政协“将长期地继续在中国存在,并将在一切必要的地方建立它的地方组织。”中共中央的上述主张,反映到“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组织法”中,以立法形式确立了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使其长期存在下来。

        其二,人民政协不是权力机关,而是协商机构。“共同纲领”“人民政协组织法”都规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代行人大职权,在人大召开以后,人民政协还可以就国家建设的根本大计及其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仍有建议权。就政府来说,国家大政方针,都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人大职权,拥有立法权、选举权和决议权,所以成员叫“代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后,因为权力已授予中央人民政府,政协就不再行使权力了,变成专门协商机构,由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则称“委员”。

        其三,人民政协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这种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塞缪尔·亨廷顿通过对世界政党的研究认为,一党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要明显优于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具有一党制的优势,且能和其他政党同舟共济,共创美好未来。“共同纲领”中表明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组织形式是人民政协。民主党派不再是在野党,而是和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下来。

        从“五一口号”发布,到人民政协成立,政协的长期存在、性质定位和职能作用等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且载入“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组织法”,整个过程就是人民政协作为中国特色制度安排的过程,这种既不同于西方国家议会制,又有别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统一战线政策和政党制的制度安排对我国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

        张晋藩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法制文明的古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无数次的沧桑巨变,但始终保持着国家发展的稳定性、连续性,并且不断地走向文明与进步,以至于中华法系成为世界法系中的一个重要代表,这不是偶然的,是和治国理政丰富经验的总结,以及古圣先贤政治与法律智慧的贡献分不开的。

        在古人的观念中,良法与善法是同一语

        中国自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法律便与国家相伴而生。随着社会的发展、疆域的扩大、国家事务的冗繁,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纷至沓来,不断凸显出法律的治国价值。历史的经验证明,无法律无以维持日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无法律将失去调整上下尊卑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无法律国家无纲纪,难以行使治国理政的功能;无法律不能推动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外无以御强敌,内无以抚寰中;无法律还不能发挥对道德规范的支撑,难以实现德法共治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历代思想家、政治家不厌其烦地论证治国不可一日无法。如商鞅变法时强调,“国皆有法”,“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

        古代思想家在论及治国不可无法的同时,也分析了法有良法与恶法之分,在实践中的效果也有显著区别。在古人的观念中,良法与善法是同一语。宋人王安石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其所谓善法,即良法也。近人梁启超还论证了立法之善与不善所得到的不同效果,他说:“立法善者,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其实,恶法之弊远甚于此。如商之亡,便亡于重刑辟;秦之亡,也亡于“偶语诗书者弃市”,“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可见,行恶法失德失民,不亡何待。

        “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善法定是利民、惠民之法

        西周灭商以后,周公深切感到殷之所以“坠厥命”,就在于“失民”。因此他叮嘱周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大变动,兼并战争的连年不绝,进一步凸显了民的作用。诸子百家纷纷倡导利民、惠民之说,以期得到民的拥护。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商鞅说:“法者,所以爱民也。”“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商鞅变法之所以获得成功,就在于他所推行的“开阡陌封疆”的土地立法,重农抑商的经济立法,奖励耕战实行军功爵的军事立法,推行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社会立法等,得到了民的支持。慎到也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明中期以后,具有作为的首辅张居正说:“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

        总之,体现民情、洽于民心之法一定是利民、惠民之法,既有利于民的生产、生活所需要的自然空间,也为民的再生产,甚至是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必要条件。

        “法与时转则治”,法律循变协时的发展轨迹及其影响

        早在《尚书·吕刑》中便有“刑罚世轻世重”的记载。《周礼·秋官·司寇》进一步提出根据不同的形势制定和适用不同的法律:“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主张变法改制的法家更强调法因时势而变的可变性。慎到说:“守法而不变则衰。”商鞅说:“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韩非在传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概括:“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之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法家的观点反映了进化的历史观和以经验为基础的实证精神。

        可见,法因实际需要而制定,又根据实际的变动而删修,这就是法律循变协时的发展轨迹。法须循变协时的观点影响深远。晚清国势衰微,民族危机深重,变法之声遂日隆,论者皆带有新的时代烙印。如魏源在论证“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的同时,提出了前人所从未提及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康有为为变法维新而大声疾呼:“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变义,时移而法亦移。”梁启超也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循变协时就是中国四千多年法律运行的轨迹。但是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指出法的可变性的同时,也注意保持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反对“数变”。韩非说:“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他甚至尖锐地指出:“法禁易变,号令数下者,可亡也。”唐太宗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宋人欧阳修说:“言多变则不信,令频改则难从。”

        法的可变性要在“协时”,法的相对稳定性要在维护法律的“权威”,变中求稳,二者兼顾,不可偏于一端。

        法学逐渐成为显学,强调法平如水,“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大变动、大转型的历史潮流,法家学说逐渐成为显学,法家提出“以法为治”的主张,反对垄断国家权力的世卿制度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旧体制,强调法平如水,公正无私。为了表达法律的公平公正,管仲借用度量衡器以相比拟。他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又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为了表述执法无私,管仲提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

        春秋时期,管仲在回答桓公问如何仿效圣王之所为时说:“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商鞅曾明白表述:“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唐贞观初年,太宗鉴于隋末法令滋彰、人难尽悉,提出以“简约易知”为立法原则,并且敕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修律官,“斟酌今古,除烦去弊。”根据太宗所定的立法原则修订的律、令、格确实较为简约。明朝吴元年十月,李善长等拟议律令时,朱元璋便严肃指出:“法贵简当,使人知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

        道德入律、改恶劝善彰显了中华法系的价值

        中国是沿着由家而国的路径进入文明社会的,氏族社会末期因血缘纽带而形成的宗法伦常关系,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和最基本的人伦道德。在儒家势盛的汉代,通过说经解律和引经注律,使得三纲五常之类的道德规范入律。

        一方面,道德的法律化,多少改变了法律凛然而不可近的威严,使百姓由畏法而敬法,而守法,提升了人们遵守法律的自觉性,也提高了法律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法律的道德化,法由劝善而兼止恶,使遵守道德的义务与遵守法律的义务相统一,违背了法律化的道德,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就是为什么早在夏朝便出现了“不孝罪”,汉以后的刑法典中对于不忠、不孝、不悌、不敬长、不睦、不义、不廉、不信等道德规范都列为法律规范,甚至成为十恶重罪。这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也起了某种强制的作用,明刑弼教的价值就在于此。道德入律,改恶劝善也彰显了中华法律文化的特殊性、典型性和中华法系的价值。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论及治国须有法的同时,又不厌其详地阐述只有良法,才能治国。然而,中国古代即使是良法也旨在维护上下尊卑不平等的法定权利,即使是良法也是“生于君”,而非“生于民”,如同黄宗羲所说,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以致皇帝颁发的敕、令、诏、谕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所以在肯定古代良法积极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 陈伯钧将军生日考辨

        方海兴

        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的陈伯钧将军,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中,无论是作战间隙,还是行军路上,始终保持记日记的习惯,从1933年至1950年,记下了4000多篇日记,以一个革命战争参与者的视角,从一个侧面大跨度地记载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进程和人民军队的战斗足迹。

        翻阅现今可见的各类党史、军史著作,笔者发现,这些著作均记载陈伯钧生于1910年11月26日。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物·陈伯钧”条目:“陈伯钧,1910年11月26日生于四川省达县河市坝村。”《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十五卷《陈伯钧》中也写道:“陈伯钧,四川省达县河市乡人,一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于一个小康农家。”一些重要网站也做如是记载。如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百科》“陈伯钧”条目就写道:“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1955年)。原名陈国懋,字少达,号稚勉。1910年11月26日生于四川省达县(今达川)河市坝村一个农民家庭。”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帅名录》“陈伯钧”条目也作同样记载。

        但从陈伯钧日记来看,他显然是出生于1910年11月29日。陈伯钧1938年12月19日日记记载:“今天是我廿八岁生日。”1944年12月13日日记记载:“是日为我卅四岁生日,过此是卅五岁了”。1949年12月17日日记记载:“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老邱特叫厨房准备一桌饭大家聚餐。”此处1938年12月19日、1944年12月13日、1949年12月17日在中国旧历均是各年的10月28日。显然,陈伯钧是按照旧时的民间习俗、即以农历日期认定自己生日的。查万年历可知,1910年农历10月28日为公历11月29日。所以,陈伯钧应该是生于1910年11月29日,而非现今各类史著一致记载的11月26日。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十五卷登载的《陈伯钧》篇首“编者按”中还写道:“这篇传记主要是依据传主的日记写成的”,但编写者显然没有注意到陈伯钧日记中屡次对自己生日的明确记载。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历史上还有另一条丝绸之路

        崔明德

        丝绸之路是古代从中国通往欧洲的重要商道。学术界传统的看法是,丝绸之路主要有三条:一是陆上丝绸之路,二是草原丝绸之路,三是海上丝绸之路。然而,除了这三条丝绸之路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有另外一条丝绸之路——“青藏高原丝绸之路”。

        这条丝绸之路自长安经吐谷浑到吐蕃,然后经尼泊尔到达印度,由此通往欧洲。这条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与中国历史上的和亲密切相关。

        隋朝国都大兴(今陕西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也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古丝绸之路鼎盛时期,国内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通过西安经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转运到沿线各国,沿线各国的农产品、工艺品等也经丝绸之路汇集长安后,扩散至国内其他城市。

        吐谷浑亦作吐浑,是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其先祖居于徒河之青山(今辽宁义县境内),西晋末年其首领吐谷浑率领所部迁徙到今青海地带,再传至孙叶延,始以吐谷浑为姓氏,到五世纪中叶已成为西陲的一个势力较强的古国。

        隋朝刚建立时,吐谷浑曾出兵袭击隋的西部边境,但到开皇九年(589年)隋军攻下南朝陈都建康,吐谷浑王夸吕不敢再向隋挑衅。

        开皇十一年(591年),夸吕死,其子世伏继任吐谷浑首领(591—597年)后,主动派其侄子无素与隋朝沟通,希望将女儿嫁给隋文帝杨坚。隋文帝因看出世伏“此非至诚,但急计耳”,便找借口予以回绝。他对无素说:“朕知浑主欲令女事朕,若依来请,他国闻之,便当相学。一许一塞,是谓不平。若并许之,又非好法。朕情存安养,欲令遂性,岂可聚敛子女以实后宫乎?”尽管隋文帝并不同意娶世伏的女儿,但希望与吐谷浑建立友好关系。不久,隋文帝就与吐谷浑和亲。

        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将光化公主嫁给世伏。世伏在吐谷浑内乱中被杀,其弟伏允被拥立为吐谷浑首领。经隋文帝同意,伏允又和光化公主结为夫妻。从此,吐谷浑向隋“朝贡岁至”,隋也回赐不断。唐与吐谷浑至少有七次和亲,在双方和亲期间,吐谷浑向唐“献马牛羊万”,并决定对唐“比年入朝”。

        后来的事实证明,吐谷浑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通过这几次和亲,东起长安向西经天水、兰州到达吐谷浑的通道被开辟了出来。

        (作者为政协山东省委员会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烟台大学原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