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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充分发挥乡村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

        陈锡文

        最近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要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当地文化和风土人情相协调。为此,充分发挥乡村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十分重要。

        我国乡村的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深入发掘,可以看到其中至少有三大要素,即理念、知识、制度

        很多人一想到农村,就会想到乡风民俗、浓郁的社火社戏,现在到乡下去旅游,在景点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扮演仪式,如节庆、祭祀、婚嫁等等,有些地方的农村还保留着明清乃至更早时期的古建筑。但这些东西都是“具象”,即具体的形象的东西,而真正要了解的,是“具象”背后的文化层面的东西。我国乡村的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深入发掘,可以看到其中至少有三大要素,即理念、知识、制度。我们要去挖掘这些深层次的东西,以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

        比如为了吸引城里的游客,现在有些村、镇就会搞一些节庆、祭祀、婚嫁等活动,穿着打扮、礼仪程式等都是模仿古代的,但往往没能很好地体现出仪式背后的文化含义。所谓祭祀和庆典这些仪式,首先都是为了体现一定的理念,如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宣扬三从四德等,有的甚至是宣扬封建迷信,这些糟粕就应当被剔除。但有的是宣扬天人合一,宣扬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师法自然,有的是宣扬尊老爱幼、耕读传家、邻里和睦等等,这些就应当传承和弘扬。所以对农村的传统文化,重要的不是去还原它的表象,而是要挖掘这些表象所要传递的理念,这样才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农村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其传递着大量的人文、科学知识。习近平总书记讲:“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能够长久传承的知识,都是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对事物规律性的科学认识。我国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发现一年可以划分为二十四个节气,这是古代农民在漫长的春播、夏耘、秋收、冬藏的生产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气候变化规律,虽然它总结的是江淮地区的自然气候变化规律,但实际上对各地发展农业生产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从皇家到各级地方官吏,都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劝农,就是教老百姓怎么从事农事活动。北京颐和园里有个景区叫“耕织图”,陈列着几十块石刻图像,每一块图像表现一种农事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如种植水稻,从育秧、插秧、耘田、秋收,最后打场、藏粮;再如养蚕,从孵化、采桑、缫丝,到丝织,每个生产环节都通过生动形象的图像来体现,通俗易懂。现存的《耕织图》石刻,据说是清中期的作品,但它显然是继承了历史上我国农民在耕、织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这就是科学知识通过文化在进行历史的传承,如果没有这种传承,我们的农耕文明就不可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

        传统文化中还有一大要素就是制度。直到今天,传统文化里仍有很多制度性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应对经济危机时实行的“无追索权贷款”农业政策,就是从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中得到的启发。当时的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政策设想,是受到中国留学生陈焕章在其博士论文《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中关于中国常平仓制度的启发。我国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政府调控粮食市场的机制,李悝在当时就创立了“平籴法”。到汉代,桑弘羊又建立了“平准法”,这些都是现代粮食吞吐调节制度的前身。“籴”就是买入;“粜”就是卖出。为了避免谷贱伤农,在市场粮价过低时,政府就往储备库里“籴”粮食,这就减少了流通量,市场粮价就会上涨;而当供给短缺、市场粮价上涨过多时,政府就将库中储备粮“粜”,以增加流通量,使市场粮价下跌。因此,政府储备的粮食,总是在粮价低时籴、在粮价高时粜,这就形成了政府调节粮食市场供求和价格的有效机制。

        推动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是要维护好国家、民族永续发展的根脉

        传承和弘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要从更深层次的理念、知识和制度中去作思考,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表象的模仿。现在很多传统文化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已经消失了,如果再不去找很可能就找不回来了。孔夫子讲过:“礼失求诸野”,意即那些在市井之中乃至庙堂之上已经被遗忘、丢弃了的礼仪、礼制,要到乡下去才能找得回来。我们现在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在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只有在乡村才能发掘出植根于悠久历史农耕文明土壤之中的中华文明的基因。

        显然,推动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是要维护好国家、民族永续发展的根脉。对于中华民族而言,确保国家粮食、生态、文化的持久安全,就是维护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基。因此,乡村振兴的任何措施,都必须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粮食、生态和文化安全,而不是相反。城镇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每个国家的城镇化道路都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甚至连人口城镇化率的统计口径也各不相同。但不管怎么说,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会进一步提高,这就意味着乡村人口在现有基础上还会继续减少,而乡村现有的300多万个居民点中,也还会有相当部分将逐步灭失。但这些都不是衡量乡村是否振兴的指标,衡量乡村是否振兴的指标,是乡村所特有的,也是必须发挥的功能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目前,相对于我国其他领域,农业农村的发展是滞后的,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继续将解决“三农”问题摆在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任务,至少要持续到本世纪中叶。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必须强调规划引领。而乡村振兴的规划必须紧紧围绕发挥乡村的功能来展开,以确保乡村的功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其次是必须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的短板,国家要加大对农业科技进步的投入,要健全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更要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再次是必须调动农民作为乡村振兴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障农民的合法权利和经济利益,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使乡村振兴成为农民建设自身美好家园的过程。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

  • 就近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

        李强

        本文语粹

        ●就近城镇化的反面是异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指农村人口不是远距离迁徙,而是近距离迁移到家乡附近的市镇,主要界定为以地级市和县级城镇为核心的城镇化。

        ●就地城镇化则强调农村的就地改造,农民在世代居住的乡村完成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权利权益等的城镇化、现代化的转型。需要注意的是,就地城镇化需要具备一系列的条件,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就不能搞就地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了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发展起源于农村两个很重要的政策,一个是把种地的权利还给了农民,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个就是城市的包容特征,即农民可以进城工作了。在此之前,农民不能自由进城工作,获得不了城市的经济资源。允许农民自由进城劳动后,自由市场、菜市场马上就发展起来了,农民可以到城里卖东西,一下子就获得了市场资源。所以,改革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包容性政策就是让农民进城。但是很可惜,虽然最初起点是包容性的,但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些体制、制度、要素还具有不包容特征,有三个方面比较突出。我们可以称之为:制度的不包容,群体的不包容和资源配置的不包容。

        那么,怎么通过就近就地城镇化来实现一些制度上、群体融入上、资源配置上的创新呢?我们的城镇化对策,当年主要是发展小城镇,对发展大城市有顾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近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的思路,与上述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格局是一致的。

        何谓

        就近城镇化指农村人口不是远距离迁徙,而是近距离迁移到家乡附近的市镇,主要界定为以地级市和县级城镇为核心的城镇化。就近城镇化的反面是异地城镇化。从中国的地理特点看,地级市和县级行政单位,不仅在地域文化上具有相似性,同时随着交通机动化的快速发展,地域范围内的通勤也变得十分便利。从中国的县域来看,县确实是中国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节点,问一个人是哪里人,一般老百姓认同的都是自己所在的县。

        就地城镇化则强调农村的就地改造,农民在世代居住的乡村完成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权利权益等的城镇化、现代化的转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地是有条件的,不是说农民上楼就是就地,强迫农民上楼那是很可怕的。就地城镇化需要具备一系列的条件,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就不能搞就地城镇化。

        我们国家的特点是,县是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功能比较完备的行政区划单元。目前,我国人口大部分分布于县域范围。县域内往往特色经济发展凸显,能在区域内形成核心竞争力。发展县域经济不但成本低,制度阻力小,也有利于人口集聚后的社会融合。

        县域能够聚集人口达到一定规模(约50万),我们调查研究发现,从流动人口的意愿来看,他们也希望去有一定规模的人口聚集地。地级市和县城对于农民有很强的吸引力,特别是对年青一代的80后、90后、00后的农民工及其孩子,他们不愿意到规模太小的小城镇定居。

        就近、就地城镇化的几种模式

        就近城镇化有三种模式:一是通过发展县域经济实现农业人口就近城镇化;二是强镇崛起带动农业人口就近城镇化;三是以地县市为单位推进全域的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的就近城镇化。

        就地城镇化也有三种模式:一是大城市近郊乡村的城镇化;二是地方精英带动的村庄城镇化;三是外部资源注入的乡村城镇化。第一种最简单,比如北京市提升近郊的乡村,这当中也需要依靠制度创新,采取一种新的城乡统筹的体制;第二种地方精英带动,比如华西村、刘庄、北京韩村河、蔡家洼等;第三种是外部资金注入式的,成功的城镇化需要大量资源的聚集。

        村庄实现就地城镇化的动力因素,包括产业培育和就业结构的转变、土地的资本化、地方精英的资源整合作用、交通机动化的影响以及农民返乡意愿等。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

        城镇化必须符合农民意愿。调研证明,在2亿多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主体。农民工按出生年代可分成四代,1990年后出生的,1980年-1990年出生的,1960年-1970年出生的,1950年以前出生的,越是年青一代的农民工越不打算回乡就业,即便回乡就业,也很少有人选择回农村。

        如果回乡就业,近80%农民工不愿意再选择在农村工作,只有195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愿意回到村里面去。回去做什么呢?只有15.7%的人愿意务农,剩下的当然愿意到工厂劳动、经商、做买卖等。农民愿意去哪里定居呢?镇的比例还是非常低的,只有不到1/5,想去县城定居的占35%。调研发现,农民在城镇里面买房的比例已经比较高了,根据近来的数据估算,全国有近30%了,在某些省份比例达到近40%。

        异地城镇化的困境与就近就地城镇化的选择

        异地城镇化目前问题很多,“半城镇化”问题突出、城乡难以统筹。地方政府户籍改革的动力非常不足。农民工社会保障省内统筹和全国统筹困难都很大,农村大量集体建设用地的闲置,与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的短缺形成强烈的反差。

        就近、就地城镇化的意义在于有利于解决中国城镇化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包括降低城镇化的制度障碍、促进城镇化的合理布局与保障中国农业、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城乡统筹的实现。目前城市发展过程中,大城市吸纳人口占据了过于主导的地位,过多地聚集了各类资源,相比之下,县域发展却严重缺乏经济资源和人才资源,缺少发展的动力和活力。长此以往,非常不利于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发展,不利于乡村振兴。培育一批承接城市职能和实现产业疏解,同时辐射乡村、引导适度集聚发展的就近就地城镇化,已经成为城镇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建立在就近就地城镇化基础上的乡村振兴才是可能的和可持续的。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如果不是依托在城镇化基础上,农村将难以振兴。因为农村振兴难度很大,农业生产有天然的弱势,农业生产周期慢、劳动极其艰苦、很多产品难以长期保存。十九大报告讲乡村振兴,第一个讲的也是产业兴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就近就地城镇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从城市向乡村的辐射功能。目前,由于交通便利,不少农民工家住在乡村、劳动在附近县城的情况已经变得十分普遍。互联网、“淘宝”营销覆盖了广大乡村,给农村的生活和经营销售带来极大便利,这些也都是以附近城镇为依托的。

        最后,还是要强调千万不要误解“就近就地城镇化”,不要强迫,不要长官意志。笔者调研中发现在一些不具备就近、就地城镇化条件的地方,也出现过违背农民意愿的所谓城镇化建设,强行并村、建设所谓农民居住的“中心社区”。农民居住到中心社区以后,没有就业着落,又远离自己的耕地,造成了严重的、新的社会问题。

        总之,针对以往大城市吸收资源的不利条件,可以通过就近就地城镇化的思路,来探索制度包容的创新、群体包容的创新和资源配置包容的创新。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文科资深教授)

  • 超大城市是一种新型的城市共同体

        赵孟营

        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第一次明确把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归类为超大城市。超大城市概念的提出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作为全新的共同体形式,超大城市呈现的运行独特性已经较为明显。

        首先,超大城市的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具有超前意义上的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来自于两个方面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超大城市的政府责任边界超越了任何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行政区。因为超大城市经济社会发育水平在国家发展中处在领先地位,国家要求超大城市承担支持其他相对落后地区发展的义务,所以超大城市政府所管理和服务的“公众”既包括城市及周边地区居民这样的“直接”管理和服务对象(当然,其实还有在本城活动的非本城居民),还包括许多“遥远”地区居民这样的“间接”管理和服务对象。另一方面,超大城市政府的行政权力边界依然保留在常规意义上的行政区域内,它既不能向“遥远”地区的间接管理和服务对象收税,也不能调度他们的生活轨迹。这两个方面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了超大城市的政府与公众关系面临着与常规城市不同的难题:如何既要做到确保“直接”公众能够支持一个削减自身利益的政府,又要做到确保“间接”公众能够满意一个对其没有行政权力的政府。

        其次,超大城市的公共事务特别是民生领域的公共事务具有超前意义上的独特性。

        基于前述超大城市政府和公众关系的独特性,就使得超大城市的公共事务特别是民生领域的公共事务具有与常规城市不同的新特征。这种新特征概括起来就是责任主体的有限性和服务客体的无限开放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超大城市的公共事务的责任主体与常规城市相似,主要是政府和少量的非政府的社会力量(包括企业、部分非企业社会组织),因此公共事务的投入和管理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因为超大城市的超前发育,它的公共事务必须要向几乎无限的客体开放(如优质教育资源不仅要向户籍居民开放,而且要向无户籍的居民开放,其他方面也是如此)。这两个方面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了超大城市的公共事务面临着常规城市所没有的难题:如何既要保证有限的投入和管理能够支撑超大城市内部正常运行,又要确保无限开放性客体有效分享超大城市公共事务的便利。

        最后,超大城市的公共舆论具有超前意义上的独特性。

        基于前述政府与公众关系的独特性、公共事务的独特性,使得超大城市的公共舆论具有与常规城市不同的新特征。超大城市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具有强烈关注度,超大城市的高度开放性又使得这种关注从可能转变为现实,因此超大城市的公共舆论有着无限开放的主体:既有国际主体又有国内主体、既有政府主体又有不同利益群体主体、既有组织主体又有居民个人主体等等,这些主体立场不同、观点不同、视野不同、判断不同,使得超大城市的任何一个公共事件,都有可能引发不同舆论主体之间的争论、对立,甚至形成公共舆论风暴。

        上述三种公共话题独特性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在全景意义上形成了超大城市的前沿状态,充分显示了超大城市的确是一种新型的城市共同体,它具有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共同体的特性。面对这样新型的城市共同体,只有从系统、综合、整体的视角出发研究其治理定位和治理逻辑,才能够有效解决超大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难题。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本版供图 石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