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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准伟大斗争的哲学蕴涵

        郝永平 黄相怀

        核心观点

        ●深入把握伟大斗争,不能仅仅围绕字面涵义打转转,而必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思考和解读。

        ●伟大斗争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在党的治国理政实践中的科学运用。

        ●把伟大斗争提升为治国理政必不可少的基本手段,且使其居于先导性地位,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理论和政治贡献。

        ●密切结合新时代背景、着意强调“新的历史特点”,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伟大斗争的深刻思考。

        ●伟大斗争是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内涵的理论和实践主题,伟大斗争之所以伟大是有特定涵义的,必须完整准确科学地理解和解读。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一个重大论断,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突出特点。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又指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切实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实做好。由此,深入把握伟大斗争,不能仅仅围绕字面涵义打转转,而必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思考和解读。

        伟大斗争体现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伟大斗争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在党的治国理政实践中的科学运用。

        斗争性与同一性都是事物矛盾的基本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由此使“矛盾”成为一个科学的概念。毛泽东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所谓矛盾,就是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同时,一切矛盾都是由对立着的两个方面构成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同一性与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作用从根本上推动事物的发展,一切发展都是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既然从哲学上说,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都不可或缺,且同一性是相对的,而斗争性是绝对的,那么,从政治上说,便不能只讲同一性而不讲斗争性,不能只讲和谐而不讲斗争,否则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由此可以说,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斗争的普遍性。

        对不同性质的矛盾应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在一切事物及其运动中存在的特点是不相同的,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每一事物内部的矛盾特殊性构成它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认识事物,最主要的是认识事物的特殊性;研究问题,最主要的是研究问题的特殊性;结合实际,最主要的是结合实际的特殊性。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矛盾解决方法的特殊性,毛泽东指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要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对于非对抗性的矛盾,一般应采取非对抗性的解决方式;但对于具有对抗性质的矛盾,就应采取刚性斗争的方式。从我们党治国理政的角度说,当矛盾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时候,采取斗争的手段便成为一个必然要求。由此,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斗争方式的选择。

        伟大斗争在“四个伟大”整体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

        把伟大斗争提升为治国理政必不可少的基本手段,且使其居于先导性地位,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理论和政治贡献。

        伟大斗争为伟大梦想开辟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其中充满着无数艰难险阻、风险考验,来自国际上的“围追堵截”,来自国内的“干扰迷惑”,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征程中已经付出了许多斗争努力。“船到中流浪更急”,在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时段里,必然存在更多更大的困难和挑战。只有进行伟大斗争,同那些损害中华民族利益、阻碍中华民族团结的任何行为作斗争,同阻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任何行为作斗争,才能够为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开辟道路。

        伟大斗争为伟大工程扫清障碍。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社会条件下,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面临许多新的深刻的问题。对于我们党而言,要时刻准备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大考验”,时刻准备战胜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四种危险”。只有全党以攻坚克难的态度和行动进行伟大斗争,经受复杂环境和巨大风险的考验,才能实施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伟大斗争为伟大事业化解风险。如果说40年改革开放我们走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半程的话,那么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还必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后半程。前半程是曲折的、不平凡的,后半程更加曲折、更加不平凡。如何更好地探索和运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如何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使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进一步有机结合,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理社会主义社会,如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各方面更加成熟定型,如何消除“成长的烦恼”、缓解“转型的阵痛”,等等。解决这些尖锐复杂的问题,都需要进行伟大斗争。

        伟大斗争是基于复杂形势与艰巨任务而提出的战略要求

        密切结合新时代背景、着意强调“新的历史特点”,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伟大斗争的深刻思考。

        从历史使命上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郑重提醒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原因。”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的巨大风险与挑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要发扬斗争精神,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在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定不移,在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敢于碰硬,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敢于动硬,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敢于针锋相对,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不在挑战面前退缩,不拿原则做交易,不在任何压力下吞下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

        从历史任务上说,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为全党指明了各种不同领域的斗争形式:一是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二是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三是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四是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五是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并特别强调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

        从历史担当上说,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必须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积极面对前进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善于把认识和解决问题作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牢牢把握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积极主动、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做好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社会上、外交上、军事上各种斗争的准备,层层负责、人人担当。”

        准确科学理解伟大斗争

        伟大斗争是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内涵的理论和实践主题,伟大斗争之所以伟大是有特定涵义的,必须完整准确科学地理解和解读。

        伟大斗争是坚守人民立场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中蕴藏着伟大的力量;党的力量在人民,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开展并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伟大斗争内涵时又强调:“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

        伟大斗争是坚持法治原则的斗争。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以始终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始终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始终坚持党的宗旨与使命为前提的,是在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前提下展开的斗争,是在民主和法治轨道上展开的斗争。典型的证明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坚持依靠法治手段解决各种复杂的经济社会难题,坚持运用法治手段来开展伟大斗争,有效保障了社会生活的和谐与有序。

        伟大斗争是讲求策略方法的斗争。在进行伟大斗争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的矛盾与问题时,面对矛盾与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并视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手段,是进行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策略方法。当分裂势力可能威胁国家安全、外国势力侵入我国领土时,必须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当西方敌对势力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时,必须采取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而当党内政治生活不够严肃、党内政治生态受到污染时,又要采取党内斗争这样一种斗争形式。

        伟大斗争是追求和谐与和平的斗争。就国内来讲,通过开展同错误思潮、固化利益、严重违法犯罪行为、腐败现象、分裂势力的伟大斗争,可以营造安定有序和谐的社会环境,凝聚起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与力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有利条件。就国际来讲,通过开展同错误思潮、西方渗透、分裂势力、霸权主义、保护主义的斗争,可以创造出安定、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以利于充分发挥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重要作用,以利于积极推动人类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 会越来越多越开越长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昕在《人民论坛》撰文指出:根据绩效管理的一般原理,一旦绩效目标确定、绩效计划下达,上级就需要通过推动、监督、激励等多种方式,与下级共同努力实现组织制定的绩效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上级需要了解工作进度、下级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需要克服的障碍,为下级圆满达成目标提供资源、政策等各方面的支持,同时对下级在工作中取得的进步给予认可和强化。这时的上级更多地是充当导师和教练的角色,而不是裁判员甚至法官的角色。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却很容易发现,在政府从上到下的绩效管理过程中,各级政府机构在面对下级政府尤其是基层干部时,却更多充当的是监工和考核者的角色,似乎只要对下级的监督和考核在形式上做到位了,在力度上加强了,我这一级政府机构的任务就完成了。这样,夹在中间的各级政府就一方面充当被监督和考核者,接受上级的监督和考核,同时自己又转过脸来充当下一级政府或基层干部的监督者和考核者,而最基层的干部则成为链条最底端的被监督和被考核者。

        各级政府都忙于监督和考核的情况很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文山会海现象日益严重。基层干部反映,各种会议占据了大量的工作时间,而很多会议其实根本就没必要开,即使开会,也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但为什么会议越开越多,越开越长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需要在形式上向上级表明,我已经把上级的要求布置下去了,上级的精神传达了。如果上级问责,我可以自保。至于如何真正与下级一道,共同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却并没有真正下功夫去研究。在当前的现实工作中早已经形成出席会议的领导级别越高表明领导越重视的现状,但很多会议仅仅是布置工作,往往并没有提供切实可行的工作指南,在布置工作之前往往根本没有仔细进行基层调研并对实际执行中遇到的问题深入研究,工作布置之后还是需要基层干部根据自己的理解想办法落实。很多此类的会议,不仅对基层干部的实际工作没有太大的帮助,反而占用了他们的大量时间。

        二是高密度的检查、巡视和事事“留痕”的要求。各级政府在布置完工作之后,为了确保下级认真执行,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借鉴中央巡视组的做法,对下级实施多方面的检查、监督、巡视等工作。然而,当各种来自不同部门或专项工作要求的巡视和检查监督同时压迫到最基层政府以及基层干部身上的时候,便成为一种极大的负担。随着检查巡视的要求越来越高,各级干部不仅要干事,还要事无巨细地证明自己干事,有时候一件工作,可能需要在多种不同的系统或材料中体现。这种所谓的“痕迹管理”已经日趋泛滥。有基层干部反映,自从问责严格之后,开一次支部党员大会都需要在五个不同的地方(纸质台账、支部记录本、党建网上平台、办公自动化台账、新闻稿件)留痕。(陆琴 辑)  

  • 清华大学服务队举行检阅

        194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平津前线指挥部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城问题的指示》电,要求攻城时“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接管防务。

        在北平解放前,清华大学成立了“迎接解放人民服务队”,旨在待北平城解放后,立即入城协助人民解放军作宣传、服务工作。同时,该服务队在清华园内举行了一次大检阅。

        (钟实)  

  • 未来几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
    金融要跟上实体经济发展

        李稻葵

        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总体平稳,但金融过度收缩带来了下行的压力。未来几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从金融、房地产、实体经济升级三方面入手深入调整、深化改革。

        要以金融调整为抓手推动实体经济的升级。今天实体经济的结构已经和金融的结构错位了、不一样了,金融的结构没有跟上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要调整。

        基建融资必须要改。基础建设规模仍然很有潜力,特别是在机场建设、铁路里程、油气管道等领域,跟美国、日本、德国这几个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有较大提升空间。况且,从基础设施建设原则上讲,应该适度超前。等到全部把楼都建起来了再搞基建,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即便可行,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基建是有发展潜力的。

        对杠杆率要有理性的、科学的认识,中国经济宏观的杠杆率目前还不算高,是可控的。现在我们的杠杆率占GDP之比,一般认为在260%左右,跟美国是完全一样的,几乎没有差距。日本是350%,新兴市场国家一般低一点,150%左右。

        查阅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宏观杠杆率,可以发现,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储蓄率高的国家,宏观杠杆率也高一点,一般国民储蓄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安全的宏观经济杠杆率可以上升3个百分点。我们的储蓄率比美国要高30%左右。因此,我们安全的宏观经济杠杆率应该比美国高100个百分点。

        一般来讲,国家越富杠杆率越高。比如,美国、德国的宏观杠杆率都比印度尼西亚高。中国经济已经是大国经济,资本账户的管控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对金融的稳定性应该有基本的自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过分担心现在的杠杆率,应该把注意力从关心杠杆率本身转向杠杆的结构上。

        所以,一定要转变我们的思维,不是简单把化解与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等价于去杠杆,应该更加关注不良资产的重组,更加关注新增贷款和信托的质量。

        金融方面应该加速不良资产的处置,尤其要加速“僵尸企业”退出。在这方面,不良资产的处置和产业升级应该配套进行。

        实体经济面临兼并重组的重任,这个过程一定会产生一些不良资产,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也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我们不要把重点放在宏观杠杆率上,而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加快调整上。比如汽车行业,我们有200家做整车的汽车厂家,而在德国、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相同类型的企业一般不超过5家。这就是中国实体经济亟待升级提高的最好案例。

        金融方面还要进行资本市场改革,首先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现在大家一谈资本市场往往就是谈股票市场,其实资本市场的主体是债券市场。很多企业不适合发股票,但是可以发债。债权人要比大股东、普通股民对企业的约束力更强。所以,发债是比发股票更重要的一个融资渠道,全世界都是如此。所以,债券市场要大规模发债,尤其是要把银行间交易的债券市场和交易所打通。现在老百姓一听到上市,就是到上交所、深交所买股票,却想不到买债券。其实应该转变这个观念,应该把这两个市场打通。

        此外,我们还应从严格的法治入手,治理股票市场。不光是证监会,更重要的是相关司法机构要联合起来抓股市的违规问题,这也是金融大调整的重要方面。

        经过仔细的测算,我们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只要中国经济在2019、2020和2021年能够深入调整、深化改革,就能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速度。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 林伯渠:“议决是一揽子,
    执行也是一揽子”

        左伟尘

        从1937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林伯渠负责边区政府工作到1948年11月党中央决定上调林伯渠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前后长达11年之久。林伯渠对党和抗日民主政权关系以及“三三制”的理论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国家政权建设的实践提供了理论借鉴。

        “三三制”政体就是民主集中制的表现形式。林伯渠认为“二权论”或“二权半论”是不对的。“‘议行并列’,是之谓两权,加上司法半独立,则为两权半。”这种两权并列的二元论不符合民主集中制的一元论,因为它会造成参议会系统与政府系统的并列,互相掣肘。因此参议会和政府都是政权机关,二者都是人民的权力机关。参议会开会闭会期间,二者权力的等级有所不同:开会期间,参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会议),政府权力等级低;闭会期间,“由参议会选出并对参议会负责的政府就成为该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

        对于民主集中制在基层的运用,林伯渠认为,在乡级,要取消参议会议员领导的居民小组的制度,因为这个制度不符合“三三制”的抗日各阶级的联合原则,也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因此,要开乡参议会一揽子会,这样开会时“参议员、政府委员、村主任、村长、支部干事”都参加,“大家议、大家决、大家分工,大家参加”,“议决是一揽子,执行也是一揽子(大家力量)”。林伯渠认为“它是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因为这种会议形式缩短了从决策到执行的层级和链条,决策执行高效,符合当时的战争环境的实际。在县级,参议会大会和政府委员会开会时,邀请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党政军负责人等出席,“党团为领导核心或者同级党委直接为领导核心”。这样做有利于更好沟通领导与群众之间、各方面工作之间、党内党外之间的意见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