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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华静:我是快节奏中静止的那个

来源: 北京日报     2019年02月19日        版次: 13     作者:

    焦华静,1988年出生的年轻编剧,因为独立编剧或合作编剧《狗十三》《烈日灼心》《不二情书》《假装情侣》等电影的影响力,她在圈子里有些知名。

    “我觉得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不动。我朋友说我简直是长在沙发上的。”没有剧本或者项目讨论会需要出去的话,她一周都不会走出自己房间。这样的生活状态,从她就读北京电影学院开始,已经持续了差不多10年。

    周晓华

    “地球在转动,花儿在生长,光影在移动,人在走来走去,车在跑来跑去。我待在其中,是静止的。”

    让焦华静用电影语言描述下自己的生活状态,她很快给了上面的答案。

    “也许不是完全静止的,但一定动得特别特别慢,对比外部世界的快速,基本可以忽略。”她笑着说,声音细弱,在咖啡厅嘈杂的环境里,需要很用力地去听,才能听清。

    如果不失眠,她的早晨一般从下午开始,“我通常会在下午两点钟醒来。然后我会躺着看些新闻资讯,除了体育和娱乐以外的。我在自己的世界比较多,需要通过这些资讯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个部分不算我喜欢做的事,所以会用到我醒来后比较清醒的时间。不看体育新闻因为看不懂,不看娱乐,是因为太无趣。”

    写作则是在零时之后了,有时她会写到早晨6时。当多数人的早晨开始时,她的夜晚才来临。

    柔弱的身体,尖锐的作品

    2018年冬天,焦华静独立编剧的电影《狗十三》全国公映。上映几天就得到豆瓣很高的评分,甚至被称为“中国最好的青春片”。

    “太真实、太熟悉、太多似曾相识。”电影引发了观众许多的成长共鸣,有些观众甚至觉得看见了自己的成长故事。

    “《狗十三》的公映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吗?”笔者问她。“我没有感觉到,因为这个片子其实已经拍完挺长时间了。这之前,也陆陆续续放映过,不少人,尤其圈内的早就看过了。”

    的确,《狗十三》拍摄完成于2013年,到公映时已经过去了5年。2014年2月,《狗十三》参加柏林电影节,成为水晶熊奖青少年电影最佳影片,并入围多个电影节奖项。

    影片公映期间,因为宣传的需要,她被安排了一些媒体采访,参加了几场主创与观众的见面会,也因此被重复地问到了一些问题,比如《狗十三》的创作过程,她的成长经历等等。“我很怕这些场合,会觉得难受,有一次见面会,进行到一半我就悄悄溜走了。好在他们(电影宣传方)了解我,给我安排的活动已经很少。”

    “《狗十三》口碑那么好,找你写剧本的会不会多一点?”

    “其实还好,年轻电影编剧可能一直比较稀缺,所以总有各种各样的项目找过来,但之前基本是无差别的,需要一个编剧,就找一个编剧这种。《狗十三》之后,大概因为类型的关系,专门找来的项目多一些吧。但我一般会有自己的选择方向,因此,实质上并没带来多大影响。”

    她的表达让倾听者觉得她已然经历过许多沧桑,洞悉了生活本来的面貌,因而少了欲望和激情,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已经进入“退休老人”状态。可对面的她,俨然一副少女的样子,不像她的作品表现得那么特立独行、那么尖锐,作品风格与写作者外形,就这样形成对立与统一。她敏感,像小鹿;又那么安静和柔软,也像小鹿。

    “我身体特别不好。小时候扁桃体发炎,常常晚上睡着睡着就因为发烧被送到医院,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手上就插着输液管。那时候正值过度医疗盛行的时期,一发烧父母就送你去医院输液,打抗生素,不断叠加的结果,就是普通的抗生素不管用,退不了烧,就用更强力的药剂,”焦华静在说这些的时候,脸上淡淡的,就像与自己关联不大,“身体不好,医生不让吃冰激凌,不让喝饮料,天气一冷也不让出门,很容易就病,就发烧。我在幼儿园、学前班、小学一年级的每一个冬天都不能去上学,只能待在家里。”

    不上学的时候,她就拿着堂姐的课本在家自学,倒也从没有耽误功课,成绩还一直名列前茅。她在一个大家庭里出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姑姑,一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父母对她的管和爱都是粗线条的,像不少中国孩子的父母,照顾好孩子让他们衣食无忧、读书升学就已尽职尽责。至于孩子的内心感受,他们常常难以关注到,甚至故意忽视掉。

    她说自己小时候,很恐惧和陌生人打交道,在人多的地方会不自在。因为身体的缘故,学上得断断续续,学校的环境对她就一直是陌生的,和其他小朋友交流困难,只能待在自己的世界里。她说起上幼儿园的时候,没有朋友,没有交流,整天自己待着,甚至上厕所都不敢向老师要手纸,有一次她在厕所蹲了一下午,直到妈妈来接她。被遗忘、被忽视,在她幼时的记忆里似乎是家常便饭。

    到成年后,她才意识到她的表现也许是青少年时期的社交恐惧症,她猜测那可能来自同样少言寡语、与人交流困难的爷爷的遗传。可在那时,没有人可以探讨这些,没有人注意到她的情绪,更不要说疏导了。她的疑问困惑就只能留给自己,留给长大后的自己去解答。她说,我是个从小就不怎么提问的孩子。

    身体孱弱,让她的行动也各种受限,强大的孤独感无时无处不在。于她而言,童年是漫长而煎熬的。“如果有可能,有时光机器的话,我愿意去未来的任何时刻,我觉得未来也许更好,但绝不会回到过去,我的童年太可怕了。”

    写作是最大的人生乐趣

    “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也没什么特别的。我妈妈说我写作是因为她的胎教好。”她笑出细白齐整的牙齿。

    妈妈是一名记者,怀孕时伏案写稿是日常,所以会说女儿喜欢写东西是来自她的胎教。“妈妈说我5岁的时候,有一天出门看雪,就说要写首诗,至于写没写,或者写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她又笑了。

    小学作文多是写人写物,她记得有次老师让描述身边的一个静物,她的作文写了一件加菲猫的雕塑,被老师大赞特赞,还被当成范文在课堂上念。她并不觉得写得多好,不过是把自己所见的东西转化成了文字。对她来说,写作文一直是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初中她开始写小说,老师布置的课后随笔练习她常写到十多页,“那时候的东西肯定幼稚得不得了,现在没法看。但语文老师很喜欢我,她会一直鼓励我。”

    初一的时候,妈妈把她的一篇散文投稿到报社,她得到了45元的稿费。

    “忘了怎么花掉的。对钱没有什么概念。”当然,挣稿费并不是她写作的动力,因为找奶奶要零花钱显然更容易些。她只是喜欢写,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她说,即便今后不再做编剧了,也不会放弃写作,因为这是她最大的人生乐趣。

    高中就读的是西安一所偏理科的省重点中学,人才济济,她觉得自己在那些随便就能拿全国奥数奖的学霸中像个傻子。虽然作文写得不错,在高一就拿到了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也不能让她找到些许成就感。“虽然我知道自己以后不会去学理科的,可学不懂化学、物理还是难受,每次公布成绩,你都晾在后面,很丢人。直到高二分了文理科,念上了文科班,日子才好过些了。”

    问她如何释放那种青春期的情绪。“谈恋爱呀。”她的回答出乎不少人的意料,“也会写东西,写小说,看电影。我很喜欢看电影。”

    在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之前,她已经看过了不计其数的电影。那时候她们有一个小圈子,大家会分享自己写的小说诗歌什么的,再有就是交换各种电影的碟片,“那时候零花钱比较多,又没有什么事,就会买电影碟来看,互相交换,然后发现大家都特文艺,看得都是各种经典片儿,有的甚至专门看那种晦涩难懂的大师作品。”她说,那时候看片子会很投入,像《雾中风景》会看得哇哇大哭,“像有病似的。后来再没有机会像高中时候那样一门心思去看片了。”

    因为喜欢看电影而想学电影,2006年,她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

    复刻情感的肿瘤做成标本

    《狗十三》是她的本科毕业作品,是一个作业。对于一个本科生,作业会被拍出来的机会无限趋近于零,很多同学都会应付了事。而她却十分认真、十分投入地写了,用这个剧本分享了她成长中印象最深的故事。

    “这个剧本的根基很个人化。出发点是我自己养过的一条狗,后来丢了,之后又发生很多事。丢一条狗对一个小孩来讲是件如同天塌下来的事情,但对成人而言,却完全是另一码事。我一直以为长大以后就把这件事忘了,但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其实这件事在我心里一直过不去。”

    一条狗无征兆地来,无征兆地丢,无征兆地又出现一条长得不一样的狗,大人们让她接受它,并认可这就是那条丢掉的狗,不承认就是不懂事,就是让大家下不来台。整个过程中没有人问一句她的想法、她的感受。

    非常激烈和复杂的情绪集聚,和事情本身缠绕在一起生吞了下去,最终停在身体某处。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事儿过去了,孩子因为这件事长大了,连她自己也这样认为。

    其实直到上了大学,许多东西在平静下来的反刍中并没有得到消解。不只是丢狗,还有童年、青春,她的大家庭里重男轻女的传统、父母离异、父亲再婚、同父异母的弟弟,诸多相互对立情境下的爱与情感,在错位中被织成一张让人无法挣脱的大网。

    许多东西奔涌而来,她只用了十几天就写出了5万字的剧本。“几乎复制了所有青春期感受。其实青春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轰轰烈烈,反而平淡无奇,我想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大家。”她没有想更多,只是想把当时强烈的感受复刻下来,做成标本。因为她觉得“很多肿瘤会被作为医学标本留下来供人学习,情感的肿瘤也是一样。”

    2010年,曹保平导演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答辩上看到了这个剧本,受到了触动,决定把它拍出来,他说一般本科毕业的作品很难直接拍,不那么成熟,而“这个是那一届毕业生剧本中最好的。剧中的女孩不是一个性格特别极端的人,她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孩子,是你生活中天天都能碰到的那种普通的孩子。表面上很平淡,但是她蕴含的力量很强大。”

    更希望得到自己的认可

    她说她写自我表达的东西和商业类型片如同出自两个人,后者对她会吃力些,她拼命在其中学习技术,又试图在很技术的东西里表达感性。

    “除了为生存,我觉得写类型化的商业片是锻炼编剧基本功特别好的方式,你只需要想清楚,如果这个项目生来是个商业片、是个类型片,如果项目定了是用商业片的方式赚钱,你作为编剧一定要服从这个属性,不能让你的个人大于项目。”

    她说话时,有时会望一望窗外,冬日天短,下午渐暗下去的光很薄地斜照着她,在她清秀的眉目上留下少许棱角。

    前一段,有一份国内编剧健康调查结果显示,百分之九十的编剧承受着精神重压,百分之七十的编剧熬夜创作、透支赶工。

    做枪手,接不靠谱的活儿,签形同虚设的合同,谈好的酬劳总会被一拖再拖,一个项目被甲方要求重复修改……焦华静走着和许多中国式编剧大致相同的成长路径。近两年才觉得稳定平顺了些。

    她说自己喜欢北京,北京是她目前觉得最舒服的城市。尽管在这里,生活成本相当之高。

    “从小身体就不好,我容易感到疲惫,很容易累。我几乎没法连着两天写作。写作是高耗能的活儿。虽然目前大约算是我身体最健壮的时候,我的产量也不会很高。写电视剧剧本那种需要铁人状态的活儿,我实在干不了。而且我做不到对自己放低要求,我不允许自己糊弄、应付。”

    “我的时间不够用,永远像暑假过完了,作业没写完的小学生一样在赶稿。我也幻想,如果这个剧本写完了,我就要怎样,可似乎永远难以走到彼岸。我的理想状态是一年做一个项目,可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一个个项目接踵而至。我不能因为去年的这个项目还在改,就把新的放在一边,因为你去年要吃饭,今年还是要吃饭。有时候计划好去旅行,有时你用信用卡刷了一堆东西,可是稿费总是来得很慢,很慢……”

    抑郁症、躁郁症、封闭空间恐惧症、幻听、失明,她周围做编剧的朋友各种精神疾患高发。“我觉得编剧是在一种物理隔离中,你困在一个稿子里不停地写,等稿子交了,你又得写下一个,还是困在一个房间里不停地写。要和人聊聊,第一没有时间,稿子都写不完;第二去找谁聊,工作性质接触多的就是工作伙伴,可是他们和你状态一样,也很忙。强烈的孤独感让你渴望倾诉,可抑郁的病症又会让你特别依赖一个人待着,真的就像是在一种近乎绝望的循环中……”

    虽然自己并不算是抑郁症的患者,虽然不知道什么才是解决的途径,她还是努力发声,希望这个群体的心理状况引起关注。

    问她,会给自己设立目标吗?远期的或是近期的。

    “我现在想做动画片,动画片和我以前写的电影非常不一样,有点像水上芭蕾,我觉得很有意思,正在尝试。”

    “长远的规划呢,会不会追求有权威的认可,比如一些重量级的奖项?”

    “有分量、实至名归的奖项当然是好的,可我更希望得到自己的认可。我有时看大师的作品,会忍不住赞叹‘这么好’,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我是个很难讨好的人,我觉得我以前的东西离‘这么好’还远,它们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

    临了,在地铁上看窗外的一幅幅广告在快速移动中变成一个动画短片,想起她描述的画面:“地球在转动,花儿在生长,光影在移动,人在走来走去,车在跑来跑去。我待在其中,是静止的。”

    静止的,像大河弯弯处的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