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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市场创造新供给创造条件

        滕泰

        供给与需求的自动平衡机制和最终均衡状态

        一旦一种产业的生产技术普及到一定程度,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形成产能和产量过剩,不但原投入的生产要素报酬不能及时回收,而且大量生产要素无法充分就业,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过程就会中断。

        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大部分行业处于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阶段,这个经济就会充满活力,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提高,整体运行趋势是向上的;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较多行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这个经济体的活力就会下降,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低,整体运行趋势就会向下。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任何一项社会主流技术和主流产业,早晚都会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因此无论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抑或是通过计划手段增加或抑制老供给,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周期和供给老化问题。同样,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有太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的产业时,无论是刺激需求还是各种计划,都无法解决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反之,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吸收部分过剩产能,但从长期看可能反而进一步鼓励了过剩产能扩张,加剧供需矛盾,阻碍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并且削弱经济的自我循环能力。而行政计划或经济史上的产业政策,除了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之外也很少有成功的案例。

        在实践中,真正有效应对经济增速下降的办法,是吸引社会资源创造新供给,并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如此才能使经济尽快恢复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上。为了刺激新供给,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的正确做法是通过“放松供给约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打破生产销售僵局,让市场通过成本价格传导机制快速消化过剩产品,在较短时期内恢复均衡,并通过要素转移更新供给结构。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不仅在宏观上是恢复经济均衡的必然循环,在微观上也一样。一旦资本、资源、劳动开始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产能过剩将自然消除,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均衡,而且将开始新的增长。

        总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与需求动态均衡的打破属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阶段性、局部性问题,技术扩散和产业生命周期密不可分。生产过剩是相对的,阶段性和局部的供需矛盾可以随着资源逐步向新产业领域配置而消解。当宏观经济从供给到需求的传导过程遇到阻碍时,既不应当用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比如产业政策去彻底破坏市场机制,也不应当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手段人为扩大旧产业和旧经济的总需求,而应当通过“放开新产业供给约束、减少新经济供给抑制”的方式,为市场释放新供给创造条件,引导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终通过经济供给和需求结构的调整,让经济回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恢复“供给与需求的自动平衡机制和最终均衡状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应该避免三个误区

        虽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是好经,但一不小心被念歪了也不行。在今后的供给侧改革研究中,需要避免三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就是不能再继续炒作概念。那些没有理论体系的概念炒作、没有政策可操作性的空口号,或者东拼西凑、东拉西扯的瞎解释就没有意义了,应该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体系加以完善,并从实践上沿着市场化的方向、沿着五大财富源泉的脉络,结合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一个个、一步步地推向深入,落到实处。

        第二个误区,就是不能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到计划经济或产业规划的老路上。有报道说,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新计划经济”,这显然是误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还是要放手给市场,正所谓微观政策要活,让财富源泉充分涌流。

        第三个误区,就是不能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对立起来。之前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被用过头的时候,批判纠正一下是有必要的;现在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主流经济政策思想,再继续跟着批评需求管理就可能走到另一个错误的方向了。供给和需求应互相促进,各有积极作用。

        (作者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

  • 惜“全集”不全,“合集”有漏

        汤志钧

        今年是梁启超先生逝世90周年。出版一套《梁启超全集》以供后辈学人进行研究,是我们纪念这位思想家最好的方式。

        梁启超的著作甚多,

        梁启超论文最早的结集是何擎一编的《饮冰室文集》,1903年由广智书局出版。辑集梁氏1896年至1902年在《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头几个月的论著,采用编年体。

        1916年,商务印书馆印行《饮冰室丛著》,近二百万字。同年,中华书局出版《饮冰室全集》,约二百余万字,与商务版的《饮冰室丛著》“各有所重”。1926年,梁廷灿重编《饮冰室文集》,内容较前出各集丰富,但仍不齐全。梁启超逝世后,林志钧编辑的《饮冰室合集》于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近一千万字,在已出各版本中内容最为丰富。

        但是,《合集》编辑比较仓促,搜辑仍不齐全,如发表在《知新报》上的《创办〈时务报〉源委》,与《民报》论战的《杂答某报》就未收录。在年代考证上也有疏漏。还有梁启超发表在报刊上的佚文和大量书札未曾辑入。

        这些“全集”,大都掇拾梁氏已刊诸作,搜辑既不齐全,校印又多讹误,很少可取。梁启超的著作甚多,惜“全集”不全,“合集”有漏。因此,全面搜集、系统整理,编出一部新的《全集》,非常必要。

        要编辑梁启超的“全集”,就得从各报刊中广事搜集,仔细查阅

        梁启超的诗文著述,除专著外,很多是在他主编的杂志中刊出的,所以要编辑他的“全集”,就得从各报刊中广事搜集,仔细查阅。

        1896年,梁启超先后主编或撰述的刊物尚有《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同年还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旬刊,分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诸栏目,另附各地学规、章程等。

        此后,他主编的刊物有:《知新报》旬刊,《清议报》旬刊,《新民丛报》半月刊上重要文篇大都出自梁氏之手。梁启超还是《学报》《政论》的主要撰述人之一。《国风报》实际主持人是梁启超。《新小说》月刊,编辑兼发行者署赵毓林,实际主持人是梁启超。《庸言》,由梁启超主办,分建言、专论、译述、艺林、佥载、时事、杂录诸栏。《大中华杂志》,梁启超任主任撰述,为刊物撰文多篇。

        清末民初,梁启超主持、编写的刊物很多,他在这些刊物刊登的文章也很多,但有的没有收入结集,有的收入《合集》又有删节。《大中华杂志》之后虽不再另编杂志,一些演说辞、笔谈访问记录,又在《晨报》等报刊登出,其中未为《合集》采用。那么,重编《梁启超全集》,就必须从各种报刊中寻求,特别是从他主持的报刊中梳理。要对梁启超作全面正确的评价,就不能不考虑对其报刊初载和结集进行比对,发现其增减、删改内容,然后作一适当的考察。本书和《合集》及其他结集不同之处,就是除家书、诗词外,各文篇都是从清末民初各报刊所载辑入,并核查《合集》编辑成书的。这样,就必然历时既久,校订费时了。

        梁启超文章范围广、篇幅大、类别多,分为政论、学术、演讲、诗文、函电五类

        这套《梁启超全集》不是将过去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补充出版,而是从梁启超主编或撰写的多种报刊中撷取梁文以及手稿、函札等汇编成书;是从戊戌时期的《时务报》《知新报》到流亡日本时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学报》《政论》《国风报》《新小说》,到辛亥后主编的《庸言》《大中华杂志》,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演说汇集成书的。

        1982年8月,为了落实《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华书局编辑部邀请北京、上海的几位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育工作者,以及梁启超长孙梁从诫同志,就整理、出版梁启超著作问题,进行了专门座谈会,决定重新组织人力,系统地搜集、整理、编辑、出版梁启超著作,并责成由我负责。

        从20世纪80年代初接受编辑任务后,我曾组织人力,搜集资料,标点校核,到1988年,完成全书约四分之一,后因事中辍。到21世纪初,才继续进行。但《全集》因篇幅多,工作量大,仍难有进展。此时,适逢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启动,在梁从诫先生等的积极支持和推动下,我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申请立项,经审议通过,于2004年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项目。在完成第一阶段成果后,出版工作再度迟滞,难于推进,经协商,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戴逸同志还亲自写信给我,促成此举。激励之情,不胜感谢。

        在整理编辑时,首先碰到的是编辑体例问题,是按照类别编,还是按照时间编?考虑到近代中国发展迅速,时代巨轮不断前进,一个人的思想也时有变化,或者拉车向前,或者逆流而动,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就要看他的实践是否符合社会历史规律,按照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加以科学的分析。因此,在编辑本书时,决定:如有手稿,按照手稿;如系发表在当时报刊的,录自报刊;如有多处刊载的,则经互校后选择较好的作为底本;如已编印成书的,则录用最早版本。一律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又因梁启超文章范围广、篇幅大、类别多,分为政论、学术、演讲(包括谈话)、诗文(包括小说、译文)、函电五类,每类再按时间先后排序,希望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他的思想发展历程和学术研究成就。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家风是家文化的灵魂

        李存山

        好家风是润物无声的力量,值得我们好好涵养和传承。家风是家文化的灵魂,家庭是家文化的载体,而家风的传续是通过家教来实现的。因此,重视家庭、重视家教是传承和弘扬优秀家风的前提。而优秀家风的传承和弘扬,并不局限于一家一姓,它不仅促使一个家庭和家族和睦兴旺、代有才人出,还指向了“家国天下”的一体之仁,确立了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价值的“三不朽”。中华民族自古就以农立国,以耕读传家,而农业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的广大乡村都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家与家的联系靠的是“聚族而居”的村庄,故而重视家庭和家族就成为中国文化的历史必然。

        古人对于家教有详密周到的安排,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注重儿童的品德教育,使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论语》中可见,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而他对自己的儿子孔鲤也谆谆教导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由此开创了以后主要以“诗礼传家”的家教传统。孟子“私淑”于孔子,而孟子之所以能成为儒家的“亚圣”,又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一位伟大的母亲,《三字经》中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正说明优秀的家教为孟子养成圣贤的崇高人格和“大丈夫”精神奠定了基础。孟母教子实可以作为中华母亲优秀家教的一个杰出代表,她是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

        中国文化对家庭的重视,也折射到中国哲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中,此即把整个世界视为一个大家庭,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故而天地就是人与万物共同的父母。如《易传》所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 《尚书·泰誓》也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天地之性(生),人为贵”;而人与万物又都是天地所生,故人就应有“仁民爱物”或“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道德自觉。因此,儒家的孝悌观念的扩充,就指向了“家国天下”或“民胞物与”的一体之仁。

        中国历史上的圣贤豪杰,如周公、孔子、孟子、诸葛亮、苏轼、朱熹、曾国藩、梁启超等,都可作为中国历史上优秀家教、家风和实现人生“三不朽”价值的杰出代表。好的家风对于这些圣贤豪杰的人格塑造和人生业绩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有删节)

  • 人文社科精品书榜

        ●我忆邓小平

        于光远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忆邓小平》以洗练隽永的文笔,回顾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作者本人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一段经历,记录了邓小平复出后,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在经济上推行改革开放的这段历史,揭示了一些重大决定和重要文件的出台背景,再现了邓小平在历史重要关头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政治智慧和非凡气魄。(张悦)  

        ●通鉴:司马光评史

        司马光原著、王玮译著、李洪波审校,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通鉴:司马光评史》,从《资治通鉴》“臣光曰”部分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55条,配以译文和讲评,并交代历史背景,丰富历史细节。本书让读者能够全面了解先秦至隋唐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司马光深刻独到的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从而对《资治通鉴》有更深入的认识,发挥历史的鉴戒作用。(樊宣)

        ●阐扬中华山水精神和生态文明

        《明代山水审美》,夏咸淳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与山水有着亲密深厚、久远绵长的情缘,对山水美的感知体察丰富入微,体现了天人和合的理念和中华生态文明。本书从审美文化视域和现态学角度,对明代山水审美思想、山水审美创造等问题进行整体观照和深入探析,显示了有明一代山水审美的总体面貌、发展历程、时代特色和主要成就,阐扬了中华山水精神和生态文明。(吴乔倩)  

        ●寻找古城历史和日常生活记忆

        王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从底层民众的角度,去看改良和革命对城市日常生活的影响,讲述了城市从传统生活进入现代的故事。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穷人的挣扎,三教九流——乞丐、妓女、苦力、小贩、工匠、挑水夫、算命先生、跑江湖者、剃头匠等在城市中的谋生技巧。本书试图重构成都过去的空间和日常生活,通过寻找历史和日常生活的记忆,进行历史批判与反思。(章鹏)  

        ●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

        [美]易劳逸著、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突破以往西方学界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从长时段、全球史视角考察了1550年至1949年近四个世纪中国社会在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和精神信仰层面的巨变,是了解16世纪以降中国社会变革的著作。作者探讨了人口变化趋势、阶级结构变化,小农经济、商品贸易和制造业与信仰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试图找出中国如何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社会密码。 (陆琴)

        ●十年磨一“建”

        宋贵伦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年磨一“建”》(上下卷),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分五个阶段对北京社会建设十年的光辉历程进行论述:一是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新起点;二是努力探索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首都特点的北京社会建设新路子;三是基本形成北京社会建设工作体系;四是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五是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新时代。全书饱含着作者对社会建设工作的真切感悟,凝练着作者对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独到理解。 (赵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