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对传播现象深刻变化的思考

        甄言

        本文语粹

        ●只有承认并正视传播现象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解放思想,自觉更新理念,才能赢得全媒体时代传播领域的主动权。

        ●解决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底线失守”等突出问题,就要求我们对新闻传播规律必须有新的认识和把握,并且根据新闻舆论实践的新特点、新要求进行新闻理论和理念创新。

        ●“守正创新”,要求我们破除那些不符合新的传播现象和传播规律的陈旧理念和错误教条,旗帜鲜明地把“守正创新”确立为新闻舆论工作的基点。

        当今全媒体时代,一些曾经占据主导主流地位的西方传统新闻理念和新闻思想,事实上已无法解释和引导新闻传播现象和媒体发展,新闻传播领域亟须基于新技术变革实践上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在这些创新中,“理念创新”具有思想先导作用。所谓理念创新,就是要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度,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创造出新的思想理念。而打破对西方“新闻自由”的定势和迷思,则是新媒体传播格局下新闻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先决条件。

        “新闻自由”是陈旧的思维定势

        “新闻自由”是西方新闻界很早确立的概念性提法,是西方新闻学的基石。长期以来,“新闻自由”一直被西方新闻理论和新闻界奉为“终极价值”和“神主牌”。具体来说,这种对“新闻自由”的神化定势和迷思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片面地认为“新闻自由”比新闻伦理重要。长期以来,在西方新闻观中,往往认为“新闻自由”比新闻伦理更重要,为了实现“新闻自由”,新闻伦理、道德规范统统可以让位;也就是说,只能在实现“新闻自由”的前提下有条件地遵守伦理道德。在这种新闻理念的支配和影响下,所谓“揭露真相”的负面新闻大行其道,报道负面新闻成为西方新闻界长期奉行的主要模式和样本,无论是在新闻学界还是在新闻业界,都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新闻报道理应如此。这其实并不科学,甚至违背新闻规律。

        二是盲目地以为“新闻自由”就是新闻基本规律。“新闻自由”这种理念的产生和流行,从根本上说是基于西方社会政治需要而非源自新闻本身的基本规律。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兴起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社会产生的多党制政治结构,决定了不同政党和利益集团对话语权的争夺互不相让。在这种社会政治条件下,谁拥有话语权谁就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和制高点,所谓“新闻自由”,是我的自由而非你的自由或他人的自由。因此,从西方“新闻自由”的产生过程和实际功能来看,“新闻自由”与新闻本质——真实性并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新闻自由”并非新闻的本质属性,只不过是新闻在社会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操作性、机制性的理念,并非新闻基本规律。

        三是没有认识到“新闻自由”不过是争夺话语权的口号。从“新闻自由”理念在西方社会产生的媒体生态来看,这个理念是伴随着报刊等传统媒体而产生并流行开来的。在传统媒体时代,有话语权的媒体门槛高、成本大,无论是开办报刊还是广播电视,都需要较大资本支持;同时,由于社会上的媒体数量有限,所以监管也相对简单。在这种传媒形态下,打破对自己不利的媒体监管,争取在各个媒体平台的话语权就成为传统媒体时代新闻领域的主要现象。而利用“新闻自由”这样的口号,有助于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这样一来,“新闻自由”自然而然成为西方新闻领域的主要现象或主要矛盾,并逐渐被奉为新闻报道的核心价值理念。

        四是看不清西方国家标榜“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在西方国家,所谓的“新闻自由”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和资本财团的“新闻自由”,是为维护其政治利益服务的,其虚伪性集中体现在标榜者极力掩盖和抹杀新闻的政治属性。在西方社会中,掌握话语权或为掌握话语权的各方,都声称自己没有政治倾向,是客观公正的,声称在媒体上说什么、怎么说都可以。这当然不是事实,西方媒体各自的政治倾向都十分鲜明,在维护利己主义价值观、西方国家政治制度、资本利益等根本性问题上,他们从不含糊。其实,任何自由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不存在绝对的毫无限制的“新闻自由”。

        需要强调的是,“新闻自由”作为由西方社会早期传媒现象及政治结构催生出来的理念,虽是虚伪的口号,但也有当时条件下的若干实用价值。然而,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及广泛应用,舆论生态和传播现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理念的实用价值大打折扣,已不再具有传统媒体时代那样的作用,而且“新闻自由”与新闻伦理在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中始终处于某种冲突和矛盾状态,使新闻真实性受到严重冲击。因此,若固执地抱着这具“神主牌”不放,坚持陈旧新闻理念,则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媒体条件下的新闻传播规律,更不可能在新闻事业上有所提升。

        深刻认识传播现象发生的重大变化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围绕“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发表重要讲话,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新形势下新闻理念创新的深刻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这段论述鲜明反映了我国新闻传播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态势。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传播现象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新技术催生出新的传播平台,新闻传媒的形态和传播现象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另一方面,新闻采编和传播方式以及受众依赖特定媒介的状况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

        其一,舆论生态呈现新特征。概括来说:一是传播主体的分散性和自由性。基于互联网的传播平台崛起后,媒体传播方式进入大众化、自由化的全媒体时代,在新闻舆论场中出现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现象;传播工具不再由特定人掌握,传播主体不再限于专业工作者。二是传播速度的即时性和快捷性。新闻舆论的传播时效和传播范围,让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相比新媒体的便捷性,传统媒体的传播效能处于下风。近年来,那些吸引受众眼球、引起轰动效应的被称为现象级产品的作品,大多发端于网络新媒体,传统媒体则往往成为跟风者或旁观者。三是传播内容的自发性和难控性。在当今舆论场中,议题设置的主导权正转向新媒体,由传统媒体特别是大型媒体设置议题的情况受到挑战,基于互联网技术产生的传播平台成为超级媒体,其传播优势以强大传播力和用户主导议题为特征。新技术传播平台的市场化属性,决定了其对热点话题的辨识能力更为敏锐,这既造成了传播内容的自发性,也加大了对传播内容进行管控的难度。

        其二,新闻舆论中的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化。新媒体的出现使话语权不再是传统媒体或所谓专业群体的专利,特别是在传播大众化、便捷化的冲击下,西方传统媒体时代形成的以掌握话语权为核心的许多传播理念和传播规则,已经无法适应今天新闻传播的新形势和解释当今现实社会的新闻现象。因此,所谓争夺话语权已不再是全媒体时代人们关注和看重的主要议题。这意味着在新技术条件下,争取所谓言论自由的权力已不是新闻舆论中的主要矛盾;而在“人人都有麦克风”和传播平台市场化的状况下,能不能坚守新闻伦理,守住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底线,杜绝和防止假新闻,已成为新闻舆论中的主要现象或突出问题。

        其三,全媒体时代给我国新闻理论建设带来历史性机遇。在新闻理论领域,由于西方是近代新闻业的发源地,通过新闻实践和长期积累形成了一套基于西方新闻观的理论,这套理论流行了几百年,影响力很大,影响面很广。我国新闻事业起步较晚,社会政治条件与西方国家根本不同,在很长时期里都是新闻理论建设上的后发者。但是,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的传播现象和传播规则,使我国在认识和把握传播规律方面与西方处于同一起点。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普及度高,使用者众,更新换代快,使我国处于新媒体发展的前沿,这虽然给我们认识新的传播规律带来一定压力,但更多的则是提供必要条件的历史性机遇。

        从根本上说,全媒体时代传播现象的深刻变化是传播规律变化的深刻反映。只有承认并正视传播现象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解放思想,自觉更新理念,才能赢得全媒体时代传播领域的主动权。

        认清当今传播现象中的主要倾向和突出问题

        当前,我们在看到新技术和新媒体使信息的传播更加便捷、手段更加多样化的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传播现象中的主要倾向和突出问题,深刻把握新闻舆论生态的复杂性和失控状况,特别是密切关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和最大舆论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新媒体充斥着大量虚假信息、谣言丑闻,真伪难辨,从一定程度上说面临着“底线失守”的危机。从近年来新闻传播领域发生的一些热点新闻事件和新闻爆款现象来看,“底线失守”的危机并非危言耸听。从以下几个具体表现,可以看出这种危机的端倪:

        一是利益格局导致的“底线失守”。当今的互联网平台大多为商业机构或为商业集团所操纵,这些网络平台为争夺流量和用户,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不择手段制造“爆款”,热炒低俗话题甚至自己主动设置热点事件的议题。这种情况从根本上看是利益驱动的结果。

        二是新闻生产流程失效导致的“底线失守”。传统媒体有长期形成的新闻生产流程,不论政治倾向为何,都对新闻质量有严格规范。而在全媒体时代,互联网媒体基于大V或个体的传播方式,大多规范缺失,“说什么”和“怎么说”只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和认知水平,甚至有的为一夜成名不惜出格。

        三是监控不到位导致的“底线失守”。对传统媒体监控相对容易,在长期新闻实践中传统媒体也形成了一套自律机制以保护自身声誉。而新媒体处于平台提供者的角色地位,大多不是新闻生产者,因此对使用者难以约束。这也使得监管方对网络平台的监管困难,特别是体量巨大的网络平台,用户动辄数以亿计。同时,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白纸黑字的留痕特点不同,新媒体可以凭借先进技术手段规避监管,这给传播虚假信息提供了空间。

        近来,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要依法加强新兴媒体管理,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更加清朗。”“要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因此,净化网络空间,守住新闻真实性这一传播底线,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国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已成为我国新闻界和全社会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和严峻挑战。而解决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底线失守”等突出问题,就要求我们对新闻传播规律必须有新的认识和把握,并且根据新闻舆论实践的新特点、新要求进行新闻理论和理念创新。

        “守正创新”是符合全媒体时代传播规律的科学理念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新闻传播新格局和舆论生态新变化出发,在新闻舆论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要论断,形成了体系完整、科学系统的新闻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其中,“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技术条件下传播现象发生的深刻变化,遵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则,深刻把握当今新闻传播规律基础上提出的科学理念,对全媒体时代新闻理论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一,“守正创新”体现了党的新闻事业的职责使命。我们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的使命,是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制造社会纷争;是建设积极向上的氛围,而不是诱发消极沉沦;是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而不是助长错误虚假的东西流行。新技术条件下,传播领域的主要倾向和突出问题自发难控,新闻真实性底线和新闻伦理受到严重冲击。因此,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成为新闻舆论工作的生命线。导向正确,舆论走向正面积极;导向错误,舆论走向负面消极。因此,必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有效发挥新闻舆论的积极引领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旗帜鲜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有一个明显提高。”

        第二,“守正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发展。从根本上说,“守正创新”扭转了长期以来对新闻舆论性质作用的模糊认识,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性。坚持“守正创新”,首先要守住根本,坚持党媒姓党,党管媒体不动摇,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等基本原则。在新闻舆论工作实践中,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被西方新闻观所迷惑。“守正创新”,要求我们破除那些不符合新的传播现象和传播规律的陈旧理念和错误教条,旗帜鲜明地把“守正创新”确立为新闻舆论工作的基点。

        第三,“守正创新”反映了全媒体时代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新要求。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虽增大了舆论引导的难度,但却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新闻事业的基本特征就是创新,这是新闻工作的内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闻舆论工作所面临的环境已大不一样,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要突破。“不日新者必日退。”创新是新闻事业开创新局面、实现新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全方位的创新,才能使我国的新闻事业履行好职责和使命,更符合人民的期待。

        总之,做好全媒体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自觉顺应新技术催生的媒体生态和传播方式的新形势,坚决打破旧有新闻理念的禁锢束缚,勇于探索和把握新闻传播的新规律,坚持以新的新闻理念指导新闻实践,切实提高驾驭新闻舆论工作的能力水平,从而使我国新闻事业不断实现新作为、开创新局面、展现新气象。

  • 传统农耕文化需要创造性继承

        刘奇

        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的普及运用,使中华民族传统的农耕文化面临香火中断的危机,耧犁水车镰刀锄、石磨碾盘杈耙锹等一大批曾经发挥巨大作用的农具,以及制造、使用这些农具的技艺,正被新科技全面代替,且正在散落消逝;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一整套按四时节令行事的传统农事操作规范几近失传。“顺天时、量地利、应人心”的农业哲学思想在许多方面被现代高科技颠覆(如反季蔬菜等)。传统农耕文化已经到了需要抢救性发掘、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的危急关头。

        宋代思想家张载的“四为”说,被历代称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绝句、思想的坐标。其中,“为往圣继绝学”说的是继承发扬过往圣人所创造的面临失传的学问。在“为往圣继绝学”中,不光要继“道”之绝学,也要继“器”之绝学。只有“道”“器”并举,才能使文明薪火相传,不致中断。研究表明,眼下我们可以看到名字的古代农业著作有600多部,可以读到原著的达300多部。这是一笔其他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可比拟的宝贵财富。在文化传承仅限于世代实践传习和文图记载的时代,“为往圣继绝学”只能如此。今天,不论是财富积累还是科技手段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往圣继绝学”的方式方法、能力路径都应超越前人。

        应以实物继之。县乡两级应建立博物馆,把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有关的特色农具及生活器具集中存放、收藏、展示。在漫长的农耕文化发展过程中,各地都有适应本地生产生活的特色传统器物,将之搜集整理集中,让子孙后代可以直观睹物,不需像无数后人极尽想象诸葛亮如何创制木牛流马、宋代人如何设计1800多个零件的织机那样揣摩猜度,其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可以最直观地显现。美国3亿多人口,仅有200多年历史,但却建有3万多座博物馆。中国13亿多人口,五千多年文明史,却只有5000多座博物馆,即使县乡两级都建一个博物馆也仅不足4万座,这与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不相称,与13亿多人口的大国也极不相称。因此,不仅应推行官建,还应鼓励、提倡、支持有条件的富村及有能力的企业或个人围绕农耕文化兴建博物馆,以多种渠道和方式抢救即将湮灭的历史遗存。

        应以传习继之。我国已经制定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保护体系。非遗项目计有5大类134项,但多涉及少数民族,且零散、细碎、孤立,缺乏综合性、整体性、逻辑性的思维。在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中,应突破民族、区域、行业、时空等界限,发掘对56个民族大家庭成员普遍产生影响、覆盖全域,对社会广泛适用的非遗并予以整体性保护。涵盖耕地农业、草原农业和捕捞农业三大领域的中华农业文明,应是首选对象。将其整体打包,纳入非遗保护,在县乡选择一定数量的传承人,对传统农具的制作、传统农技的掌握以及诸多农耕文化要件予以传习,应是非遗保护的发展方向。这是中华民族的根脉,传承人就是守护神,唯其守护,才能活化;唯其传承,才能生生不息。今天,熟悉传统农耕文化的人大都在60岁以上,他们一旦作古,将再无可续。

        应以图文继之。几百部古代农业著作是古人以图文形式留给我们的农耕文化遗产。今天应采取更先进的科技手段把传统农具的制作、传统农技的操作等博大精深的农耕非遗文化制成现代版的《农政全书》、现代版的《齐民要术》、现代版的《天工开物》等,让音像图文并茂,立体动感生辉,工艺流程、精湛技法、绝妙演示,令人一睹即明。

        应以申遗继之。人类历史上不少地方都曾燃起过古代文明的火炬,但都相继熄灭,唯有中华文明长盛不衰。这一世界史上的独特现象生成的关键在于物质基础。多元交汇、精耕细作的中国古代农业一直是世界最高水平,一系列发明创造不仅领先于世界,而且对东亚和西欧农业的发展产生过深刻影响。中国古代农业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深厚根基。中国已有39项非遗进入世界名录,作为综合性强、覆盖面广、影响力深、历史久远、一脉相承、不曾中断的中华农耕文化理应申报世界非遗。这是保护传统文化、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关键举措和重要途径,也是对世界的奉献,对历史的负责,对子孙的交待。

        如果没有强大的政策支持、没有浓厚的社会氛围、没有一支耐得住寂寞的人才队伍,“为往圣继绝学”决非易事。所以,设计强力制度、造浓社会舆论、着力培养专才应是当务之急。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

  • 金融稳定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老百姓所持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增速远超GDP,其中包括银行存款、国库券、股权,以及各种债券和保险产品。金融资产的重要性远超房地产。金融深化可以把老百姓的储蓄吸引到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把老百姓的储蓄再配置给企业,这是一个储蓄转换成投资的必要过程,中国经济有一半的投资是这么来的。

        维护金融稳定、促进金融深化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运行所必需的。只有金融稳定,老百姓才愿意买股票、投资债券,所以金融稳定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的监管者做得不错,冲击银行和国库券交易的很多案子都判了死刑,但涉及股票的案子没有一个判刑的。

        深化改革开放,要建设债券法制。首先要建设债券市场,债券相对于股票更好经营。要先把地方债剥离出去,现在地方债占用银行资源,很多地方政府发隐形债来投资基建,挤出了企业贷款规模。所以,我们建议所有的地方政府举债都归拢到债券市场,不要影响银行。而且股市的法治基础必须加强,目前证监会没有执法能力,证监会顶格罚款只有60万元,力度不够。证券相关的改革,必须牢牢夯实司法基础,现在已经成立了金融法院,还要成立金融检察院、证券检察院,更重要的是公安部要成立金融侦察局。这一条必须向美国学习,美国华尔街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反复整治违规事件。还有一个建议是加快金融服务的开放,但是资本账户的开放要非常谨慎。

        (张悦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