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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北平,北京

        1928年6月4日,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的张作霖,在北伐军的压力下从北京撤往沈阳,途中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4天后,国民革命军开入北京。

        1928年6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设为特别市,直属于南京国民政府。

        北平设市的同时,北平特别市政府成立,时年仅29岁的何其巩为第一任市长。北平市政府办公地址在中南海西北部。“市政府”这个名词,第一次进入了北京的历史。北平特别市政府是近代北京城市行政历史中,第一个组织完备、管理分工明确、服务市民与城市发展的城市政府。

        北平特别市政府的机构在京都市政公所的基础上进行了重组,成立了土地、社会、财政、教育、公用、卫生等局,全面管理北平的城市公共领域事物。1928年9月,北平特别市政府接管了京都市政公所关于城市建设的相关事务,市工务局成为统辖城市建设和市政管理的机构。

        在北京改为北平的同时,清代以来的直隶改成了河北省。同年10月,河北省治所从天津迁到了北平。这样,北平既是南京国民政府直辖的特别市,又是河北省政府所在地“省会”,行政关系有点儿乱。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修订《市组织法》,该法废除了“特别市”和“普通市”,一律称“市”,北平的城市规格再降,成为河北省辖市。

        不过,北平隶属河北省的时间并不长。1930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把北平复升为院辖市——归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河北省治所又迁回了天津。

        南京国民政府对北京的城市定位几经反复,多少和民国政府对北京的复杂态度有关。

        北京有八百多年建都史,元、明、清三代建都于此,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起于南方,北京被视作旧势力之根基所在,不利于实现共和政体。民国临时政府定都南京之时,南方的政治势力不足与北京的袁世凯抗衡,不得不把大总统之位拱手相让,国都自然也就成了北京。

        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在《论建都》中评论:孙中山《实业计划》“于南京都市及港口,反复缕述,长达千言,至于北京竟无片语道及,抑扬之意昭然可睹。”

        不是首都的时候,北平仍是华北、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北方的国防基地、交通枢纽,她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加凸显。

        张其昀对这段时期北平城市特性有一番不吝赞美的评价:“唯有近千年来的北平故都,宫殿故物完好无恙,都市繁华风流未泯,这岂但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遗产,也是全人类所可共享的遗产,其重要性可比欧洲的罗马……北平是东方文化中心,一个艺术中心,一个科学研究的中心。”

        最美的北京在老舍先生的文字中,俯仰皆是:“这儿什么都有,有御河,有故宫的角楼,有景山,有北海,有白塔,有金鳌玉蝀桥,有团城,有红墙,有图书馆,有大号的石狮子,多美,多漂亮。”《骆驼祥子》里这样写道。

        即便是南方来北京暂居的郁达夫,也深爱着北平。写于1934年的《故都的秋》留下了这样的结尾:“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一九三四年八月在北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炮声打破了北平的平静,故都沦陷。日本侵略者把北平改称北京,成立了伪北京市政府。

        1945年,抗战胜利,故都还国,仍是北平。

        又过四年,故都才真正迎来新生,她成了一个崭新国家的新的首都。

        落空的“拓界计划”

        从北平成为特别市起,北平的市辖区域就仅仅是内城、外城及附近郊区,其范围东至黄庄,西至三家店,北至立水桥,南至西红门,面积大约七百余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约占10%。

        这个市域面积就当时的北平城市规模和发展水平来说,其实不算小,但问题来了。很多与城市关系密切的设施,都在北平特别市之外,比如自来水水源地在孙河,发电厂在石景山,交通枢纽在丰台……原本这些地方属于大兴、宛平等二十县,隶属于京兆地方,但随着北京废除京兆地方,设特别市,这二十县一律划给了河北。这样一来,北平城市生活的很多方面,都需要与河北省协调,给北平的城市管理和建设带来很多不便。

        因此,北平特别市成立不久,即提出划定市界,拓展“大北平”。1928年8月,北平特别市政府成立才一个月,就提出“以旧城区域为基础,西、南、北三郊酌量展拓”的主张,设想将属于宛平县的门头沟、卢沟桥、丰台,大兴县的南苑、黄村,通县的马驹桥,昌平县的大小汤山等地划入北平。接到北平特别市的申请报告,南京国民政府内务部派员与北平、河北代表会商,未果。非但如此,两个月后,河北省治所迁到了北平,北平成了河北省的“省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2月,北平市政府旧事重提,将《北平市新市界草案》函送河北省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内务部照例协调两地会商,结果河北省态度也是一如既往,甚至更坚决:“省市界……仍按现界,无庸另划”,理由是:“就北平市言,现状尚难维持,市区各政多有不能逮。……是该市无力建设,徒拥扩大之虚名,而地方分割破碎,将有治丝益棼之实害。”

        北平从自身水源、能源、交通、旅游等方面的实际城市需求,提出了拓展方案;但在河北省看来,北平要“拿走”的是一些重要的发达城镇。双方各说各话,根本谈不到一块去。南京国民政府置身中间,并不作左右袒。北平城市发展实际需要的市界拓展计划,反复提了多次,谈了十余年,最终也没能实现。

        有意思的是,当时很多北平周边的居民,对成为“北平人”似乎也不是那么向往。北平市政府接到了不少来自民间的反对意见,《模式口等六村代表李瑞泉等致市政府呈文》就这样写道:“为村庄分裂,痛苦难伸,恳请俯顺舆情,体恤民艰,迅将割裂区区六半街村庄归还宛平。”

        即便如此,北平特别市政府还是不肯放弃。直到1948年3月印制《北平市四郊地形图》时,仍把自己拟划的市界标出。但是直到和平解放,北平的市域还是与1928年设为特别市时一模一样。

        铁蹄踏破“文化游览”梦想

        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北平的人才、资金也迅速南迁,引发了人口减少、经济萎靡、市井萧条等问题。但是,众多高校和文化团体、研究机构的存在,使北平得以继续维持文化中心的地位,数百年古都留下来的大量名胜古迹和其他旅游资源,更让北平有着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的资源。

        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在1928年10月就提出把北平建设成为“东方文化游览中心”,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也呼吁:“我们把北平开放为世界的公园,为全世界人士所欣赏赞叹。”

        北平成为特别市后的历任市长,几乎都提出过振兴北京旅游业的设想,但迫于时局动荡、经费紧张等原因,大多停滞不前。1933年底,时任北平市长袁良主持制定了自1935年1月至1937年12月的《市政三年建设计划》,其中核心即为《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旨在通过修建道路、疏浚河道、修复古建筑、改善公共娱乐场所等措施,发展北平的旅游业。这一时期,城里的皇家园林已次第开辟成公园,郊区的长城、明陵、汤山温泉等旅游资源也渐渐开发出来。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旅行社这个新兴的行业初见端倪。

        1935年,北平被国民政府辟为面向海内外开放的旅游城市,这一短暂时期北平的旅游业发展得风生水起。北平成了中国首屈一指的旅游文化名城。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东三省,随后又占领热河,北平实际上被推到了对敌前线,处在日本随时入侵的危局之下。于是,一批文化界人士和舆论机构,给北平“东方文化游览中心”的定位附加了另一层意义,寄希望于“文化城”形象引起世界关注,迫使日军顾忌世界舆论而放弃进攻北平。一些人甚至提出“北平不设军事机关”,成为“不设防”的城市。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幻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的和平宁静被彻底打破了。

        北平市花和市歌

        何其巩上任北平特别市的首任市长时很年轻,才29岁。年富力强的他任职时间却非常短——从满腔抱负就任,到心灰意冷称病辞官,还不到一年,没有什么宏图大志能够得以实施。不过,这位任期短暂的首任市长,却给北平留下了一朵花和一支歌。

        何其巩确实是想在北平市长任上有所作为。他曾大刀阔斧地筹划全面改革,包括提倡国货、举办文化展览会、兴办北平市民银行、提出收回租界的议案等。但是,改革难免触犯旧式官商的利益,报复和抵制时有发生。何其巩只能干点“小事儿”,将素来深受北平市民喜爱的菊花确定为北平市花,并命令广为种植。此举一出,很快全国各大城市大受启发,均先后确定了市花。北平以菊花为市花,开风气之先。

        1929年4月,何其巩又颁发文件,向社会征集北平市歌。很多人跃跃欲试。北平教育局一位杨姓科长的小诗最终入围。诗歌全文如下:“北平原是古幽燕,慷慨悲歌自昔传,人口百余万,国都七千年,铁路交通,畅达北南,文化程度高出一般,好是国都迁去后,革除积习学天然。”

        公正地说,这首小诗半文半白,算不上文采飞扬,难称佳作,但最终获选,恐怕很大程度上是“革除积习”的表达与何其巩的愿景相一致。

        就在这首北平市歌被传得沸沸扬扬之际,1929年5月8日,主持完市政府市政会议第36次常会后的何其巩称病不再上班。这首短命的北平市歌也在时光消逝中被淡忘。

        本版文字 董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