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王玉堂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的历史,不难发现,凡有成就的统治者,都在用人上有其独到之处。唐太宗李世民君临天下二十三年,一举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他的成功,得益于“择善任能”。唐太宗的用人思想和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清醒认知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选贤任能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唐太宗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在唐太宗看来,人才是无价之宝,是比任何东西都贵重的。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子说过:“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唐太宗更是认为,“任使得人,天下自治”,“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正是由于唐太宗对人才的作用有着如此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不仅要求朝廷大臣“大开耳目,求访贤哲”,而且自己也处处留心,多方搜求,一旦发现,便破格任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命令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中郎将常何向太宗提出了二十多条意见和建议,条条切中时弊。常何本是一介武夫,不通经史,怎么会有如此高明的见解?太宗不解,便问常何,常何告诉他这都是家臣马周出的主意。太宗立即召见马周进宫,由于相见心切,在马周未到之前,曾一连四次遣使催促。见面一谈,发现马周确有真知灼见,当即决定留在门下省任职,不久任监察御史,接着又提拔他担任中书舍人、中书令。马周见事敏捷,机智雄辩,谨慎周到,处事公允,深得太宗信赖和同僚们的好评。

        “为官择人,惟才是与”的宽广胸怀

        唐太宗用人,一向主张不记私仇,不分亲疏故旧。“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雠不弃,魏征等是也”。这里提到的襄邑王李神符,是李世民的叔父,在创建唐王朝的过程中出过力,但他不会管理节制下属,而且腿脚有毛病,故太宗一直未予重用;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主要谋士,曾多次劝说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他成了李世民的阶下囚。当时,很多人猜想魏征必死无疑。当李世民追问他为什么离间他们兄弟时,魏征毫无惧色地说:“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见魏征刚正不阿,有胆有识,便摒弃前嫌,以礼相待,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以后又升任秘书监、侍中等要职,直接参与朝政。魏征任职期间,为了唐朝大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经常与太宗据理力争,直言进谏,对促成贞观之治做出了巨大贡献。公元634年,魏征驾鹤西去,太宗痛苦不已,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除魏征外,原李建成集团的知名人物王珪、戴胄、徐懋功等,也都分别得到重用,充分表现出唐太宗李世民不记私仇、豁达大度、善用人杰的政治家风度。

        “用人如器,取其所长”的用人谋略

        人的才智各有大小,才能互见高低,究竟怎样具体使用人才,唐太宗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并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特别是在他晚年写的《帝范》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精辟论述:“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李世民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大臣萧瑀,性格清高,不能与其他大臣很好合作共事,看问题有时也很偏激,曾多次在太宗面前发表过错误意见。但太宗认为他“忠直居多”,人品还好,一直予以重用。其他大臣如房玄龄长于出谋划策,杜如晦长于当机立断,戴胄长于执法严明,唐太宗都各用所长,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

        “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的考察机制

        唐太宗用人,十分注重考核官员的实际能力和政绩。他认为:“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为此,他十分重视对官员的考核,不论是科举、门荫、自荐等途径选拔出来的人才,以及现任的官员,在授官、晋升时,都要接受考察。唐太宗不仅重视对朝廷枢要大臣的选拔和考察,而且对地方官吏的选拔和考察也十分重视。他认为“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都督、刺史各掌管一个地方的军政大权,尤其需要选派称职的人。鉴于此,他像记账一样,把全国各地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寝室的屏风上,并随时把他们的政绩和过失记在上面,作为职务升迁的依据。

        “国家大事,惟赏与罚”的奖惩机制

        唐太宗认为,“国家大事,惟赏与罚”,“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但赏罚绝不是没有标准的乱施,更不是以臣下是“适己”还是“逆己”为依据,而是看对国家有功还是有过;赏罚的最高境界是“赏者不德君”“罚者不怨上”。唐太宗说:“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适己而妨于道,不加禄焉;逆己而便于国,不施刑焉”。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九月,太宗召集群臣论功行赏,房玄龄、杜如晦被列为一等功臣,并分别被封为中书令、邗国公和兵部尚书、蔡国公。由于房、杜二人均非资深族贵之人,因而遭到唐太宗亲属故旧的嫉妒。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甚至当面质问唐太宗:“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臣窃不服。”太宗听后,以理相劝:“……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功臣同赏耳。”一番话说得李神通满面羞惭,无言以对。其他一些文武大臣也只好收起攀比之心,打消了起哄的念头。房、杜二人不负厚望,忠心耿耿,辅佐太宗兴国安邦,为开创贞观盛世立了殊功;后人谈及唐代贤相,无不首推房、杜。

        对有大功而偶犯微过的人,唐太宗主张抓住主流,舍其支流,“唯录其功,不计其过”。相反,对那些罪大于功的渎职官员,唐太宗从不因小功而舍大罪,坚决予以惩处。他一贯“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派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天下,一次就处死七人,判处流放罪或罢免降职的数百人。由于唐太宗较好地运用了赏罚这个杠杆,因而赢得了大臣们的赤胆忠心,使许多人都愿为朝廷舍生效命。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  

  • 最早的中国:黄帝部落的文化初觉

        孙庆伟

        所谓“最早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突显

        所谓“最早的中国”,核心要素有三:一是国,二是中,三是最早。三者之中,某一遗址或文化是否已经进入“国”的阶段,有具体可视的考古材料为依据,其年代是否为“最早”,这是考古学上的相对年代问题,都不难判断。唯有是否为“中”,纯属观念上的认识,未必一定见诸于考古实物,因此最难识别。

        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中国”表述,但“中国”观念显然并不始于何尊,这一点从西周初年周人对成周的称呼上即可证明。除了“中国”,周人也称成周为“东国”和“东土”。成周既是“中国”和“中土”,又是“东国”和“东土”,看似矛盾,实则不然。所谓“东国”和“东土”,这是周人从本族立场出发而言的,周人习惯上自称其居地为“西土”,其人为“西土人”或“西土之人”,相对而言,成周自然是“东国”或“东土”,这是对成周地理位置的客观描述。

        成周称“中国”和“中土”,源于洛阳盆地的伊洛河流域本是“有夏之居”,久有“中国”的成说。《史记·周本纪》记周公营成周的过程为:“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在这里,周公强调洛邑为“天下之中”的两点理论根据——“居九鼎”和“四方入贡道里均”——都是针对夏王朝而言的。“九鼎”是夏王朝奠定的政治正统的象征物,而四方诸侯的纳贡则代表了天下万邦对此种正统的广泛接受。

        因此,成周“中国”说,不是武王、周公兄弟的新发明,而是周人对夏商王朝政治传统的认同和继承,这就充分证明至少在三代人眼中,“中国”和“夏”是密不可分的,无“夏”则无所谓“中国”。成周“中国”说,标志着“中国”是超越族属的政治正统,是夏、商、周三族共同遵守的政治秩序,也是他们作为执政者对自身文明高度的自我标榜。正是缘于“中国”的这种实质,“中国”的称谓是可以随着政治实力的增减而转移的,原本力量弱小、被商人役使的“西土之人”——周人,在殷周鼎革之后,也每每以“中国”自诩,陶醉于“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主张“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鄙视“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长此以往,到春秋之世,“中国”已经完全转化为一个文化符号,成为“华夏”的异称,是中原华夏诸国对自身文明程度的自矜,也是他们与四方戎狄的文化区隔。

        现在学术界普遍相信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晚期都邑,从而为“有夏之居”“中国”说提供了关键性的考古学证据,这是对成周“中国”说的考古学诠释,意义极其重大。因此,我们在追溯“最早的中国”时,必须回归到政治和文化层面来思考,必须围绕中原华夏文明这个核心来探讨。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最早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突显。

        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

        夏代以前的历史,《史记·五帝本纪》是最重要的文献材料。《史记》“述往事,思来者”,其宗旨在于效仿孔子作《春秋》,太史公以黄帝、帝颛顼、帝喾、尧和舜等五帝为中国古史的开篇必然自有深意。《太史公自序》称:“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在司马迁看来,相比于此前渺茫的历史,五帝时代已经发展出相当高的文明,足以为“万世载之”。《太史公自序》又称:“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在此明确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和之前的五帝时代是同一文明前后踵接的两个阶段,禹画九州的历史功绩是“光唐虞际”,是对五帝时代开创的华夏文明的接续与发展,“最早的中国”必然要求之于五帝时代。

        黄帝乃“五帝”之首,据《五帝本纪》,黄帝最显赫的事迹,是伐蚩尤而赢得天下诸侯的拥戴。黄帝征蚩尤,既靠“治五气,艺五种”,通过发展农业来壮大自身实力,也靠“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与此同时,“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先后打败蚩尤和炎帝,赢得和迫使“诸侯咸来宾从”,这也和三代之君征伐不臣诸侯颇相类似。此外,黄帝时代已有初具规模的统治机构,如“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又举“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从这些记载来看,黄帝之部落无疑就是“万国”之中的“中国”。

        《五帝本纪》对帝颛顼的记载极为简略,远不如黄帝详备,但内涵丰富,特别是着重突出了帝颛顼在宗教领域对黄帝时代的超越,即“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这正与《国语·楚语下》所载帝颛顼命南正重、火正黎“绝地天通”的宗教变革可以相呼应。帝颛顼的时代,实际上就是华夏族首领对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垄断的时代,由于实现了君、巫的有机统一,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华夏族天下共主的地位,由此达到“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之境界。因此,帝颛顼时代的“中国”必然也是中原华夏古国。

        帝喾则几乎是帝颛顼的翻版。在世俗权力方面,帝喾“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在宗教领域,则“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结果自然是“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揣摩太史公文意,相比帝颛顼,帝喾时代的进步主要表现为“德”的萌芽。如称帝喾“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又称“其色郁郁,其德嶷嶷”。由此观之,帝喾之国不仅兼具世俗权力和宗教力量,更有人文精神的滋生,必然是当时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国”。

        相比黄帝、帝颛顼和帝喾,帝尧事迹更为显明。《五帝本纪》概括帝尧功绩为:“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所谓“亲九族”是指宗族或部落内部关系和谐,“章百姓”则是妥善处理与异姓部族的关系,因为内部和外部关系都已“昭明”,帝尧自然能够“合和万国”,成为天下共主了。值得注意的是,帝尧“亲九族”和“章百姓”的基础都是“驯(顺)德”,表明萌芽于帝喾时代的德之观念在帝尧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

        最能反映尧为天下共主地位的证据是尧舜之间的禅让,学术界普遍相信,尧舜禅让的实质是上古时期的君位推选制。帝舜在接受禅让之后,“之中国践天子位”。以司马迁之春秋笔法,这里的“中国”必然不是随笔而书,而是他袭用的历史成说。换言之,在“有夏之居”中国说之前还曾经广泛存在尧舜之都为“中国”的说法,只不过在夏王朝建立之后,尧舜之都“中国”说才逐渐湮灭。现在学术界普遍相信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是尧都平阳,为尧都“中国”说提供了至为关键的考古学证据。从文化内涵上讲,陶寺文化“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多种文化因素的汇聚,“很像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充分证明在“中国”诞生伊始即具有极其强大的包容性和向心力。

        与帝尧相比,因为帝舜任用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等“二十有二人”,真可谓“五湖四海”,“兼容并包”,所以“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德政至此臻于完备。

        综上,司马迁的《五帝本纪》是一以贯之,不能分割的有机整体,通过五帝事迹概述了前王朝时期华夏文明演化的三个阶段:黄帝,标志着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军事盟主的出现;帝颛顼和帝喾,代表了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整合,君巫合一的统治方式得以确立;帝尧和帝舜时期,“德”治观念形成,国家统治形态进一步完善,华夏文明的人文底蕴基本奠定。在此文明链条中,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标志着“中国”观念的萌芽,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

        黄帝时代的“中国自觉”,在考古学上表现为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呈现出一个以中原为核心,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的格局。近年来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大型建筑和大型墓葬,真切地反映了黄帝时代的文明景象,展示了“最早中国”的瑰丽与繁华。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 张仁初:“我这个中将,是罗帅骂出来的”

        梅兴无

        开国中将张仁初在鲁南抗日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副旅长,带领部队打过不少硬仗、胜仗,是罗荣桓的爱将。可1941年2月张仁初打了一个胜仗,却挨了罗荣桓的一顿痛批。

        当地百姓竞相传颂张仁初“奇袭敌后,马踏坦克”的传奇

        张仁初有个绰号叫“张疯子”,说的是他打仗不要命,不管不顾地往前冲,有一股让敌人胆寒的“疯劲”。

        1941年初,日本侵略军向鲁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的“扫荡”。2月7日,驻郯城县重坊镇的日伪军出动汽车20余辆,坦克8辆,向胡集、铁佛寺一带进犯。张仁初乘机指挥教导二旅四团(团长蔡正国、政委吴岱)向重坊守敌发起攻击,残敌弃镇向邳县方向逃窜,张仁初乘势攻占重坊。第二天,日伪军400余人兵分三路,向重坊镇猛扑过来。张仁初指挥部队严防死守,打退日伪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

        2月10日,敌人7辆轻型坦克在阵前一字排开,疯狂炮击,许多八路军指战员倒下了。张仁初双眼血红,“疯劲”上来了,甩掉棉袄,旋风般地跨上“花斑豹”战马,大喊:“同志们,跟我上!和鬼子血战到底,冲啊!”他迎着弹雨火海率先冲了上去。战士们也呐喊着跟着他冲锋。张仁初骑着战马,遇到那轻型坦克,一跃而过。敌人被这一幕惊呆了。八路军战士乘势扑了过去,与坦克后面的敌人混战在一起,最终取得毙敌300余名、击毁坦克1辆的胜利。

        战后,当地百姓竞相传颂张仁初“奇袭敌后,马踏坦克”的传奇。

        “处分你有什么用?好好地记住这血的教训吧!”

        两天以后,到中共山东分局参加会议的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回到师部,他听到重坊战斗胜利的消息,心里十分高兴,兴致勃勃地询问战斗的详细经过。当他在战报上看到,此次战斗人员损失惨重,牺牲营级干部2人,5个连长全部牺牲,15个排长只剩下1人时,脸上的笑意骤然消失。他立即查阅阵亡干部战士名单,多么熟悉的名字,那一张张可爱的笑脸,一个个矫健的身影,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他们中大多数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血战湘江,爬雪山过草地,东渡黄河,挺进山东,九死一生,可现在……他痛惜地说:“多好的战友啊!”

        听说罗荣桓回来了,张仁初兴冲冲地赶到师部,想汇报一下重坊战斗的具体情况。他老远就喊了一声:“政委!”可罗荣桓不理他,既不喊他坐,也不给他倒水,满脸怒容地瞪着他问:“张仁初,你是来请功的吧?!请赏的吧?!”不等张仁初开口,情绪激动的罗荣桓又劈头盖脸地一顿训斥:“告诉你,我这里没有功给你,没有赏给你!大家喊的没错,你就是个‘疯子’!”

        张仁初彻底蒙了,一向和蔼稳重的罗政委,为什么冲自己发火呀?罗荣桓越说越来气:“你拼掉了我这么多的好干部、好战士,你赔我的干部来!你赔我的战士来!”张仁初这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小声辩解了一声:“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罗荣桓啪地一拍桌子:“打仗是要死人,但要看死得值不值。你跟开着坦克来的日本人打阵地战,用指战员的血肉之躯与敌人的钢甲坦克对拼,这种牺牲值得吗?这种胜利有用吗?这是无谓牺牲!这是惨胜!还‘马踏坦克’嘞,要不是你的命大,你还能站在这里说话吗?”“政委,我……”张仁初直感到背心冷汗直冒。

        罗荣桓扬了扬手中的阵亡名单,继续痛批:“你看看这次牺牲的人当中,大都是跟我们一起长征过来的战友,他们打仗冲锋在前,牺牲也在前,都是我们部队的精华、骨干,死了多少啊,多可惜啊!你只顾自己打得过瘾,拼得痛快,革命的本钱会拼光的,我们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啊!”透过罗荣桓的黑边眼镜,张仁初分明看到他眼眶里饱含着泪水。

        罗荣桓缓和了一下语气,又说:“张仁初,我告诉你,干革命是要有一股冲劲,但冲劲不等于莽撞;打仗是要勇敢,但勇敢不等于蛮干。”他的话严中有慈,饱含着对张仁初的爱护,使刚强似铁的张仁初难过得低下了头,十分沉痛地说:“政委,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处分你有什么用?好好地记住这血的教训吧!”罗荣桓拍拍张仁初的肩膀。

        “我这个中将,是罗帅骂出来的”

        敲打过后,罗荣桓认真进行反思,张仁初出问题的根子在哪?就在对毛泽东持久战思想学习领会不够,必须“补课”。他多次找张仁初谈心,反复向他讲解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军事原则,启发诱导他掌握并运用这一原则,去做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篇大文章。

        罗荣桓专门召开干部会议,总结重坊战斗的经验教训,表彰在战斗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同时举一反三,以讨论重坊战斗的事例为切入点,在鲁南部队开展了一次整军。组织指战员反复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教育大家明白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跟日军打阵地战,要打游击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才能够积蓄力量迎接必将到来的大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通过这次整军,鲁南部队和地方干部军事思想有了普遍提高,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积蓄了一支重要力量。

        张仁初对重坊之战更是终生不忘,每每提及这次“胜仗”, 他总是十分痛悔地说:“唉,罗政委说得对,我真是个疯子!”他牢记着罗荣桓的教诲,一遇到打仗,总是事先权衡再三,如何更多地消灭敌人,如何更好地保存自己,机智勇敢地指挥部队打了许多漂亮仗,为人民立下了功勋。

        1955年张仁初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对妻子说:“我这个中将,是罗帅骂出来的。没有他当年的教导,像我那么莽撞的人,别说当将军,骨头早就不知道埋在哪里了!”

        (作者单位: 湖北鄂州市委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