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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质量发展是一场耐力赛

        李伟

        进入2018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同时,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从国际上看,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摩擦呈升级之势,经济问题政治化倾向加重,各国经济复苏步伐分化,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从国内看,短期总需求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部分地区正在经历转型阵痛,经济处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面对错综复杂、稳中有变的形势,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基本面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大局,必须认识到只要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去杠杆、控债务、严监管、控房价、强环保等战略政策,充分发挥好我们自身的优势,灵活高效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做好政策协调,我国就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

        变化是当前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

        中国经济能否适应变化、驾驭变化,使其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以此为契机加快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总体看,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加快重塑,存量问题和风险隐患正在逐步化解,新一轮改革开放举措正在加快落地,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加快调适,发展方式转变和新旧动能转换已经进入承上启下、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2018年前三季度的情况显示,我国经济发展保持平稳,供需关系更趋平衡,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去杠杆取得积极成效,创新驱动作用持续增强,补短板也有重大进展。综合判断,我国经济在结构深度调整的过程中,延续了过去几年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局面,为转向高质量发展创造了稳定的宏观环境。

        从长期看,世界经济大变革大分化大调整的趋势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是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世界背景与时代背景。国际上,保护主义明显抬头,政治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可能对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造成干扰;在国内,结构转型、动能转换过程中经济也可能面临下行压力,存量问题集中处置的阵痛难以避免。但更要看到,变化带来风险,同时也孕育着机遇。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大大增加,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加牢固,内需空间广阔,政策回旋有余地,抵御冲击的韧性明显提高,完全有能力有条件长期保持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增强

        具体而言,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增强。一是需求拉动强劲。当前我国拥有约4亿中等收入人群,是全球最大的商品消费市场之一。随着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高品质产品的需求,医疗、教育、文化、保健、养老、旅游等服务消费需求,都将释放巨大潜力。二是产业升级持续发力。新技术新产业层出不穷,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新零售、共享经济、体验经济等方兴未艾。三是深化改革拓展新空间。全面深化改革破除旧的体制机制约束,清除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改善营商环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将极大增强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我国具有孕育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土壤

        目前正在孕育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主要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信息技术与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创新融合发展,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提供多样化、智能化、个性化产品,从而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甚至创造新需求。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有两个重要条件,一个是强大的市场需求,另一个是信息技术的高度普及。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消费市场之一,2017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与美国大体相当。同时,我国互联网普及程度高,信息技术应用广泛。2017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1个百分点。这都为我国孕育新一轮产业革命培育了肥沃土壤,提供了广阔空间。新旧动力的接续和融合,正在释放出源源不断的动能。

        我国具有应对重大挑战的制度优势

        几十年来,依靠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国取得了经济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集中有限的物力、财力和技术力量,集中开展重大项目建设,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集中力量完成一大批举世瞩目的项目建设,有效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当前,我们仍然需要也更有能力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一是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努力克服部门和地方政策分散、冲突、空白等问题,形成互补有效的政策体系,有效应对内外部冲击。二是集中优势兵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三是集中资源突破核心技术,打破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高质量发展需要一步一个台阶推进

        高质量发展是一场耐力赛,需要一步一个台阶地推进。面对各类风险挑战,我们既要坚持底线思维,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充分的准备,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序排除风险隐患,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冲击,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也要坚定信心,任何困难都阻止不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任何外部阻力和遏制都不能削弱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决心。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本文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2018》总序,发表时有删节)

  • 文化传承真谛之所在

        许嘉璐

        为什么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十分关注自己的文化?原因很简单,因为文化——不管各国的专家们如何界定“文化”一词的含义,也不管人们有没有意识到,它都是个人、家庭、社会须臾不可离的,因而也就成为人际相处、家庭存续、社会和谐无形的黏合剂。想要个人、家庭、社会和顺发展,缺了文化则难于上青天。

        文化为什么要传承

        实际上,文化不存在要不要传承的问题,除非某个人种灭绝了(包括被同化),其文化才有可能中断,例如美洲的玛雅文化(但也残留着一些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遗存)。文化一般都会传承下去,这是文化的特征及其本质内涵所决定的。文化传承得如何,则主要取决于个人、社会和民族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自觉和自强的程度。接受了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如果再了解一些别的民族文化,异同相较,就会产生文化的自信;再进一步,知道了自己文化之所以然,视之如命,方可谓之自觉;在这基础上,广泛了解世界上几种影响深远的文化,从中汲取自己民族文化之所缺,使二者融合,推进自己民族文化的再创造、再升华,此可谓自强。由此可见,文化由自信而自觉,而自强,都是以文化传承为基础的,也可以说,自信、自觉、自强乃民族文化“传”与“承”必备的主观条件。三者相续相补、互促互彰,缺一不可,乃传承真谛之所在。总而言之,人类、民族要永存,要发展,就需要传承文化,发展文化。反观社会中的每一个体,亦莫不皆然。

        文化自身有其生命力、不期而然的延续能力,因为它一般都内化在个体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欲罢不能”。但是,当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不自信、不自觉,更不自强时,民族文化便只能遗存在典籍中、历代文物上和老百姓的记忆里,那就难以抵挡外来文化的风吹浪打。而一旦作为民族生存和心灵之根的文化不再能撑起民族、国家灵魂的大厦,则必导致国将不国。

        文化靠什么传承

        或曰传承的“管道”为何?当然首先主要靠人:长辈、亲朋、老师、邻里,甚至同好同行而未必相识者;其次要靠文献文物、山川景物;最后靠系统的学习(各级各类的教育、培训)。三者之中,文献、文物是可视的依据,里面储存、蕴藏着民族的历史沧桑、信仰道德、经验智慧。中国是世界各国中传世典籍、文物最为丰富,时间跨度最大的国家,当有越来越多的人涉足并乐在其中时,讲授者、研究者形成了浩荡的群体,这样就可以言之而成理,也能鉴古知今,明白地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这些人类由古初就思考、研究的根本性问题;看清楚当今国家所奉行的一切准则、瞄准的目标,都是在几千年来列祖列宗、先圣先哲的体验、总结、冥思、践行成果基础上的再发展、再超越,于是在一个新的层次、新的境界上又增强了文化的自信、自觉与自强。

        传世典籍依旧是思想宝库

        中华文化有着不拒他者、善于“择其善者而从之”的优良传统,在对自己的文化(主体文化)充分自信、珍惜的根基上,文化发展的外动力(来自异质文化的刺激、挑战与由此形成的冲突)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而在与异质文化冲撞、交流、互学和相融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家珍”——传世的典籍依旧是后盾,是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当然,时代变了,语言变了,学习思考方法变了,对中华文化无论是要“传”还是要“承”,都需要把保存在典籍中宝贵的历史和思想,用新的方式、新的工具和新的话语进行叙述、阐释、翻译。

        正是出于以上的思考,所以历代,特别是在“盛世”中,都会根据当时社会的需求翻印传世的典籍。显然,这就是文化继续传承和发展所必需的重要物质基础。为便于人们收藏、使用,于是朝野又有了后代所谓的“丛书”的编纂。中国历代编纂的丛书,名声最大的,莫过于清代乾隆年间集中全国学术精英合力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收书3460余种,字数超过7亿。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图书编辑出版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一份厚重的文化之礼

        时代呼唤着今人能够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再一次精选中国常用而重要的典籍,以当代人的学术水平和智慧进行细致、严谨的整理,编出一套满足当代社会的需要而又足以传世的丛书。它将成为我国典籍永续传承链条上不可缺少,甚至是相当耀眼的一环。

        恰好,就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革之际,浙江人民出版社毅然承担起了这一重任,组织国内众多学科的杰出学者建立编辑委员会,着手编纂《中华传世藏书》。各位委员殚精竭虑,各尽其责,编委会全面统筹,层层把关,终于完成了这部汇集先秦至晚清近700种典籍、逾2亿字的巨著。这部大书是文化、出版、学术界向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奉上的一份厚重的文化之礼,也是一朵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的蓬勃复兴之花。

        就在本书出版之际,将其数字化(数据库、电子书、用户端查阅、有声阅读等)的工作已经启动。《中华传世藏书》不论以什么形式奉献于读者面前,它都不过是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一种工具,要让它所汇集的,或者说保存在中华大地上和流散于海外的民族典籍中的英华活起来,开出光彩耀眼的新花,散播于城乡,还需海内外学者专家、艺术家、文创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创造。而让中华古老的文化重新焕发出令世界艳羡的青春,也正是为本书做出贡献的所有朋友的初衷。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 用跨国史料研究跨国事件

        马勇

        1900年发生的“庚子事变”,中国历史学家从不同角度又称之为“义和团运动”或“八国联军侵华”。在过去几十年它一直被视为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高潮之一。最近几十年,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以及研究者视角的调整,对庚子事变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新认识。

        就大历史而言,庚子事变是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的一个历史必然。追随着西方的工业化运动,一方面中国迅速跟上,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另一方面,工业化运动确实给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带来极大困扰,因此反工业化、反现代化,也成为19世纪晚期中国社会极具代表性的思潮。如果单从历史主义分析19世纪两大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可发现过去的研究将他们视为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高潮,从大历史上的角度观察,自然有其道理。

        急剧的工业化,特别是国际资本像列宁所分析的那样严重过剩,必须凭借资本输出才能拯救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内部问题,于是便出现了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日本要求清朝政府允许日本臣民到中国各通商口岸自由办厂的一幕。

        进而,东西方的剩余资本潮水般涌入中国,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使得铁路快速兴建,矿产资源大规模开采。这也促使中国新兴的资本家阶级迅速成型,而大批农民相继脱离土地沦为中国第一批无产阶级,实际上成为中国式“羊吃人运动”的牺牲品。从这个观点看,“义和团起山东”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描述。“后发的”德国在获取山东地区的经营特许权之后,确实在迫不及待地将权力运用到极致。

        庚子事变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重大改变。对中国而言,先前几十年的经济改革、体制调整,乃至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全归无效。庚子事变后,中国痛定思痛,开始了新征程,新政、宪政、共和、革命,一系列巨变改写了中国历史。

        就世界而言,庚子事变并不只是中国的,也不只是当年出兵侵略中国的那八个国家的,而是全世界的,是全人类共有的教训。很显然,庚子事变是跨国别的大事件,因此研究这样的事变,不仅要有广阔的历史视野,而且必须尽可能地使用跨国别的历史资料。

        过去一百多年,中外史学家对这一跨国别历史事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档案之主要部分也大致公布完毕,要为这一事件扩充史料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很多研究者早就将视角移向私家收藏和当年各国各地的报刊杂志。私家收藏可遇不可求,而各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因为数量太大,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几十年前中国史学会主持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义和团》发掘了一些,后来的出版物也有一些补充。但是直截了当地说,对当时各国舆论的收集情况至今仍然不是很理想。用傅斯年的话说,“史学就是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个新课题的成功与否,不仅要着眼于视野、分析,而且要看能否有新的史料发现、能否用新的史料说明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海外史料看庚子事变》就显得格外珍贵。

        这本书是《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之新的一部,资料全部来源于法国、英国、意大利三国的近十种画报。这三国都是庚子事变重要的参与国,英国和法国,更是积极介入,深度套牢。它们不仅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军队参与这场事变,而且先后派遣了一大批随行记者。这些画报除了画师手绘的一些精美作品外,还充分利用了那时刚发展起来的照相技术,留住了庚子事变这个重大事件的许多非同一般的侧面、瞬间。这些图片对于构建19世纪晚期的中国历史具有不可小觑的价值。

        至于随图文字,多为西方记者当年的现场观察、思考,从今天的立场看,或许有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但毕竟是西方人的视角。这对于重建那场跨国别历史事件的真相,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对于矫正中国传统文献的疏漏、误记,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本版供图:古然

  • 书林折枝

        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和山与书文编著、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字里行间: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紧紧围绕“初心”这个主题,精选了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55位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人物的家书、遗嘱、自述、诗章、箴言、入党志愿书、电报、日记八类文字。字里行间,写满了理想信念和忠诚担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单明明)

        《共产党宣言》的新时代阐释

        陈培永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新时代阐释:重解核心关键词》,不是《宣言》的导读版、简化版、通俗版,不是“照着讲”的作品,而是“接着讲”的作品,是让《宣言》真正走进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的作品。该书以独特话语重新解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世界历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私有制、联合体、革命、共产党人等关键词,写出了新观点、新见解、新结论,为解开我们的时代问题和思想困惑提供了一种答案。(纪文)  

        展现北京改革开放历史进程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北京出版集团出版的《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北京卷》《北京改革开放实录》,全景式展现了40年来北京市推进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两书以数百个专题综述或典型事例,图文并茂,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首都各行业、各领域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创新举措、成就和经验,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武凌君)  

        南宋行暮

        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帝王就是他统治下那个时代的缩影,历史人物研究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虞云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选取两位知名度并不高的帝王作为研究对象,全面展示了南宋中期的政治社会问题,分析了光宁两朝南宋走向衰微的历程和原因:蒙古铁骑西征、南侵,无往不胜,西辽、花剌子模覆灭,西夏、金朝、高丽乞和……但南宋却完全缺乏现实危机感。后人读史至此,不能不为南宋扼腕和忧心。(夏鸣)  

        川西袍哥世界的“日常”面目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王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从一桩1939年的杀人案和一本尘封七十多年的报告出发,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入微地考察了袍哥组织及近代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审视了袍哥成员及其家庭在动荡的大时代下个人命运的沉浮,揭开具有神秘色彩的袍哥世界的“日常”面目,呈现出一幅饱满、立体、生动的近代川西社会图景。(左明仁)  

  • “一带一路”

    与中国企业合规体系建设

        近日,“一带一路”与中国企业合规体系建设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围绕企业合规体系建设、企业风险防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专家指出,企业合规体系建设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大课题。企业合规体系是建设经济繁荣之路的必然要求,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与会专家强调,企业是合规体系建设的核心,强化合规经营意识应是企业“走出去”的前提。企业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保持国际竞争优势,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依法合规经营是必然的选择。同时,建立符合沿线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准则、符合国际规则并能保持中国企业自身特色的合规体系,成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走出去”亟须破解的问题。(王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