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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尘凡多变敢求真

        石仲泉

        胡绳(原名项志逖)是我们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创者和中共党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可以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界大师,终其一生,用其《八十初度》中的诗句来说,可谓“尘凡多变敢求真”。

        早慧的天赋+勤奋的笔耕+追求进步的砥砺,奠定了胡绳成为大师的基础

        2000年11月胡绳逝世时,新华社发表经中央审定的胡绳生平说:他少年早慧,崭露才华,又能不断刻苦自励,辛勤劳作,终于锻炼成为学识渊博、成就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这是对胡绳早年情况的评介。像这样的评介,在当代中国其他重要人物的生平中罕见。但这正是胡绳不同于一般常人的特质。

        胡绳1918年1月出生。由于家庭为书香门第,儿时从父教读已一二年,在1925年7岁入小学时即读五年级。9岁就读苏州中学初中部,10岁开始写诗,12岁向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投稿,两年间自由体诗作达30首,被称为“神童”。但他又不同于那种有怪癖的“神童”,在学校跟其他同学一起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读高中,参加学校“反日救国会”演讲团,多次上街宣讲抗日。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开始接触包括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科学书籍和中共内部报刊,并担任了所在高中学生会主席。

        国家的危难状态震撼着当时的进步青年。胡绳跟一些同学交流对中国命运和前途的看法,既有担心也寄予希望;他知道苏联在世界被压迫人民斗争中的地位,并怀有真切的向往之心。他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还有《共产主义ABC》等,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他也读过瞿秋白的一些书,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经历过并正在进行着艰苦斗争,也被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所吸引。这样的进步倾向奠定了青年时代胡绳的生活和思想基础。

        胡绳15岁时,与人合作主编《百合》月刊,在创刊号上发表的长文署之以“胡绳”笔名,从此沿用终生。16岁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成了“少年大学生”。他在上大学期间,不是一个死读书的学生,拣可听的课听之;不爱听的,就跑到北海旁的图书馆找点书看看。他在大学读了一年之后,想换一种生活方式,离开北大去上海,开始了同现在一些人“北漂”一样的“上漂”生活。

        1938年胡绳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从自由人到“党的人”的新征程

        “上漂”是胡绳成长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他步入社会,开始了解社会的多棱镜。他一面读书自修、一面从事写作,并参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宣传,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两年间,他为《读书生活》《生活知识》《新知识》《自修大学》《时事新报》等报刊撰稿,参加《新学识》的编辑工作,发表了60多篇文章。他的生活完全靠写文章的稿酬维持,没有去找什么正式工作。1935年秋,经从事世界语研究的叶籁士介绍,胡绳参加中共“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的“语联”(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是其公开机构,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工作,并短期担任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机关刊物《世界》的编辑,写过若干有关世界语和语文问题的文章。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在此期间,结识了胡乔木。当时,胡乔木是党在文化工作上的领导机构“文总”的负责人之一,胡绳参加的“语联”只是党的外围组织。对于进步青年来说,与胡乔木建立了联系,就等于找到了党。胡乔木找过胡绳几次,谈了一些对文字改革和拉丁化方案的意见,使胡绳感到乔木对文字音韵学很有些知识。但两人认识没多久,胡乔木就离开上海去了延安。此后,胡绳参加的文化活动更多。北京爆发一二·九运动后,他还参加了上海声援北京的游行示威和抗日救亡的集会活动。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胡绳到达武汉从事文化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直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在武汉期间,他主编通俗刊物《救中国》周刊,起初大多自己撰稿;受邀参加柳湜创办的《全民周刊》编辑工作;发表了数十篇文章。“上漂”以来,他一直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不断地写呀写,3年中,发表了100多篇文章,出了近10本小册子。1938年1月,胡绳加入了多年追随的中国共产党。由于过去做了不少文化工作,党组织决定他不需要候补期,入党后即是正式党员。这既是对胡绳过去努力的认可,也是胡绳人生道路的新里程碑。他开始了从自由人到“党的人”的新征程。

        三本书成就了胡绳作为大师的晚年辉煌

        在我们党内,从新中国成立直至20世纪末的半个世纪内,长期参与中央的文字工作,起草中央重要文件和重要讲话的“大秀才”不少。但是,成为党的两代核心领导的“一支笔”者,第一是胡乔木,第二就数胡绳了。

        新中国成立后,胡绳就走上了党和国家思想文化部门的领导岗位,而且逐步地走向核心部门。他先后担任过中央宣传部《学习》杂志社主编、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按照现在的话说,这都是中央的重要智库。在这些部门工作,无疑会参与为中央服务的重要文字工作和相关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间,胡绳参与了许多中央重要政治文件和理论文献的起草和修改,参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召集的一些重要学术理论问题的讨论。胡绳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遭受的挫折和复出后参与中央的文字工作。

        胡绳八十自寿铭写道:“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前后,还在他的“惑而不解”时期。这时的“惑而不解”,就是他的思想没能跟上时代发展。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闭幕讲话,促使胡绳的思想不断解放,逐渐走出思想僵化状态。“笔杆子”毕竟是“笔杆子”,思想通了,就“惑而有解”。改革开放以后,他又是党内很难离得开的“一支笔”,不仅参加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起草讨论,而且起着带一些徒弟的作用,使一批批年轻人也成为了中央的“笔杆子”。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胡绳的成就,说得直白一点,有如 “双头鹰”。一“头”是我们党两代领导核心的“一支笔”,为党的重要文献的形成和阐述,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头”是个人著书立说,在以《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对近代史展开专题研究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中期,尚且身处逆境的胡绳就开始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部巨著的写作。90年代,胡绳在组织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同时,主编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一印数达数百万册的皇皇巨著。此外,正值“粗知天命”(胡绳自谓“七十八十,粗知天命”)之时,胡绳发表了大量政论性学术论文,汇集成《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出版,被誉为“很有影响、很有深度、很有新意”、达到“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水平”的力作。这三本书成就了胡绳作为大师的晚年辉煌。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 宋代: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

        张熙惟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两千六百多年前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管子提出的这一民本思想不仅为历代所继承,而且被不断充实丰富其内涵。宋代史学家刘攽在《重黎绝地天通论》一文中即指出:“士农工商,四者谓之业。士者为学,农者为耕,工者治器,商通有无,此之谓事。”士农工商虽职业分殊,但皆为本业,故四民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民众,正所谓柱之石,国之本也。

        日益浓厚的亦官亦商、亦农亦商、亦工亦商、亦学亦商社会氛围的形成

        宋代被学术界公认为我国传统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由于商业性农业、民营手工业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比例的增大,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城市商业特别是集镇商业繁荣昌盛,国内外市场尤其是区域市场之间联系增强,以及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都极大地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的发展。商业经营主体除了以经商为主业的职业商人外,已扩展至农民、城镇市民、个体手工业者、官吏、皇室、士绅、僧道以及浮游流亡诸阶层。受商业利润的吸引,农民、手工业者兼营商业和完全转化为商人的日益增多。要致富,“农不若工,工不若贾”的观念广泛流行开来。当时以编书、刻书、印书、卖书为主业以及从事利润较大商业活动如卖酒、贩茶等士商阶层的形成,更成为宋代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当时士子间盛传的“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的谚语,以及苏轼诗云“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等,都表明士商兼作甚或弃儒从商的普遍。日益浓厚的亦官亦商、亦农亦商、亦工亦商、亦学亦商社会氛围的形成,表明宋代社会结构向开放性、流动性与平民化趋向的发展,显示出商人已壮大成为宋代社会的主要群体之一。

        宋代商人群体壮大的同时,其社会地位也日渐提高。促使其地位改变的原因,第一,政治上得益于宋朝统治者自始就推行实施开明开放的治国之策。宋开国伊始,就大力推行右文政策,“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这就突破了自秦汉以来“商人子弟不得仕宦为官”的政治藩篱。事实上,宋代士子应举已没有出身限制,“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的规定,表明科举取士的大门已向商人开启,商人子弟读书入仕的心态由此弥漫开来。王安石变法时期为规划财政新规,“商贾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商人能跻身官府,更能登堂议事,这是前所未及的。

        第二,得益于经济上宋朝政府所采取的恤商、扶商、重商的商业政策。如宋初即制定征商税则,改革前代征商弊端,采取轻税恤商的政策,对工商民众实行休养生息之策。其他放松市场管制、严格商品市场管理、保护商人利益等措施,亦皆为惠商之举。

        第三,得益于法律上宋代商人在身份权、经营权、遗产继承权、诉讼权等方面的显著改善,法律地位的提高。

        第四,得益于思想上农商并重、重商求富社会思潮的形成。宋代学者多关注市场利弊和民生疾苦,支持商业变革,为商人立言。范仲淹一句“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即是对商人社会价值的肯定。郑至道在《重本业》一文中提出的“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艺,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的“四业皆本”论,实为“工商皆本”说之滥觞。宋人视士农工商“同是一等齐民”,认为“农工商贾皆同气,草木虫鱼是一家”,表明那种把商人看作“杂类”“贱类”或商为“末业”的传统观念已有根本改观。“士农工商各成就”,重商求富、肯定商人社会价值的重商思想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进步。

        第五,得益于社会习俗方面的时代变革。如“婚姻不问阀阅”是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重要变化,也是宋代婚姻制度的主要特色。随着社会对商人的认同,对财富的尊重,婚姻观悄然发生变化。商人招登科士人为婿,时人称之“榜下捉婿”,风靡一时。陆游《长干行》诗中记述的那位“宁嫁与商人”“不愿入侯家”的女子,亦折射出宋代社会重商厚财的社会思潮。士商联姻为士商交往洞开方便之途。

        宋代商人群体的壮大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直接促使其经营理念转变与功业意识的形成,社会责任意识日渐增强,为其社会责任观的确立奠定坚实基础。

        从商向学成为宋代商人的社会追求,显示其已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功业意识和社会价值趋向

        随着宋代社会重商理念的倡导以及贱商、抑商、轻商、斥商等传统商业价值观的裂变,宋代商人已有一定程度的自信与自立,初步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功业意识,集中体现其秉持践行利以义成、义利合一、名以清修、和衷为贵等价值观念。如宋人笔记文献中就记载了钱塘陶四翁、泰州项四郎、嘉禾沈珪、平江姜八郎、汴京吴员外、京师某茶肆主人等“义商”形象。尤其是宋代商人“虽为市贾,亦重儒术”,深信“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当时无论家境贫富,教子读书多成为商人家庭中对子辈的重要人生安排。倾心教育,以商养学,经商业儒并举,也成为宋代商人群体普遍的价值取向与追求,这正契合了当时读书入仕的社会风气。宋代史籍所载商人投资教育、延师设学、令子弟科场得志的实例已绝非个案。如 《渑水燕谈录》记曹州商人于令仪“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侄傑、倣举进士第”。《邵氏闻见录》记潞州商人张仲宾,“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从孙仲容、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夷坚志》记先营酒肆、后中进士的王育卿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神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的冯京,他出身商贾之家,立志向学,最终“三元及第”,蟾宫折桂,荣宠加身。这无疑形成强大的社会示范效应,造就宋代商人崇儒尚学的情趣与意旨,甚至形成所谓“士多出于商”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士商一体与士商合道在宋代得以充分发展,无疑是对士尊商卑等传统社会意识的突破,表明士庶睽隔的渐行渐远。从商向学成为宋代商人的社会追求,显示其逐利求名的心态已迥异于前代的“求利莫求名”,已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功业意识和社会价值趋向。

        宋代商人的经营活动,改变引领社会大众的消费观念

        宋代商人的经营活动,对社会生产与生活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改变引领社会大众的消费观念,显现出超越前代的新特点,彰显其社会价值及社会贡献。他们依靠多渠道的市场经营,为社会提供可靠的产品与服务,商业生活呈现蓬勃生机。如以餐饮、租赁、宿住、典当、借贷为主的服务市场,可为不同层次的消费者提供服务。进行长途贩运的商人,发挥着贸迁有无、调节余缺、联系城乡、联系生产与消费的作用。诸如两浙、江南等的稻米,荆湖、川陕地区的茶货,闽广、两湖地区的甘蔗及其糖制品多靠商人运销经营。北宋开封居民的粮食供给大部分由商人贩运所至,南宋杭州每月所需数十万斤海鲜水产也全凭商人从明、越、温、台诸州贩运至城,再由数百家店铺出售供应市场消费。宋代文化市场如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买卖、书画收藏交易、曲艺伎乐、节假旅游等尤为繁荣,多姿多彩,蒸蒸日上,皆离不开商人的精心经营。其他如蚕市、药市、花市等专业市场的经营,也都形成一定规模,丰富着人们的生活与消费。许多富商大贾还远涉重洋,经营海外贸易,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宋代商人还发明使用了“交子”这一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极大地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宋代商业已与国计民生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联系生产与消费、支撑城乡经济发展的经济命脉,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深刻影响,清晰展示出商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演进态势,揭示出宋代工商业文明因素加速生长的时代特色。而宋代商人的社会责任观引领时代潮流,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宋代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变革,显露出宋代商业文化所内涵的历史发展趋向,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注入活力,不仅对中国社会步入近代、商业价值重构具有重要标示性意义,而且也对提高当代商业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树立完善正确的社会责任观有着深刻的启迪借鉴意义。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本版供图 石全

  • 陈云:“站稳以后的前进
    是更踏实的前进”

        聂文婷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正式开启之前,陈云成功领导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大规模国民经济调整,为我国经济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奠定了基础,更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

        “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间,国民经济得到较快恢复。但与此同时,经济工作中也刮起了一股大干快上、急于求成的冒进之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这样一种倾向,势必会影响接下来改革的进程。正如陈云所言“站稳以后的前进是更踏实的前进”,在觉察和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陈云多次提出要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再进行经济改革。他认为,只有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在一个健康稳定的运行基础上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

        早在1978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陈云就主张国民经济“要搞好综合平衡,国内工作要跟上,不然又会出现新的混乱”。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致信党中央,强烈建议:国民经济“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长期看来,“国民经济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一周之后,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初步形成了关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决策。同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肯定了陈云的调整思想,明确规定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但事实上,这时候全国从上到下快速发展经济的心情仍然极为迫切,而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就意味着改革的某些方面要后退,因此,调整方针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和坚决的落实。到1980年底,不仅基本建设规模没有降缓下来,财政收支还连续两年严重赤字。

        严峻的现实,让陈云更加冷静,也更加笃定:调整国民经济,势在必行。为使调整方针得以全面落实,陈云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一方面,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陈云对宝钢等特大项目的进退取舍进行了客观合理的论证。另一方面,陈云还不断研究国情实际与建设规模、利用外资与国内配套、速度与效益等辩证关系,从而对有碍于调整的诸多错误认识作出了正确回应。最终,在陈云的执着探索和亲自指导下,调整方针得以有效贯彻。1983年,我国提前两年完成了1981年至1985年五年计划目标,这就为十二大以后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文化,要实现人的自觉自律

        楼宇烈

        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中国传统文化中,刑法和礼法的关系耐人寻味。相对而言,刑法体现出强制性,礼法体现出自治性;刑法以武化人,礼法以文化人。法使人遵,礼使人化;法使人畏,礼使人亲。

        文化,要实现人的自觉自律。那么,文是什么?是纹路、纹理、纹饰。换言之,人要通过装饰,才能成为文明人,才能变化自己的心性。所谓“化性起伪”,即是用礼义法度等去引导人的自然本性,使之趋向真善美。人与动物相区别,文明才不断进步。人生于世,根据身份、角色不同,都有应当遵守的规矩,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等。

        礼的教育,从自觉到自律。教育的意义如何体现?第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通过教育让每个人都能懂得做人的道理,对自己、对社会、对天地万物,形成一种正确而全面的认知。第二,教育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礼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化民成俗,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风俗习惯。

        传统书院的根本教育理念,正是礼学。德智体美劳,是人的几种基本素质。传统书院,把人的品德教育放在首位,重在培养人的自我认知,造就一批引领风气的社会精英。至于专业技能,一般通过拜师学艺来获取。清末新政时,传统书院被废止。改书院为学校后,教育理念、内容、方法等,发生了重大变化。

        近代以降,虽然我们反复强调德育,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更注重技能的培养。创建于1939年的复性书院,则很好地延续了古代书院的传统。马一浮先生认为,复性书院宗旨在学道,而非为了谋食。因材施教,以及师生、同窗之间的互动问答、切磋讨论,有效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对西方文化的认知超过了本土文化,二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比例不够均衡。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对本土文化有更充分、更深入的了解;科学如果离开了人文的指引,就可能迷失方向。90年代以后,很多专科大学、理工大学,在意识到人才培养的短板后,开始积极引进和重建人文学科。

        这些年随着国学热、书院热的兴起,书院在全国遍地开花、形式多样。但在热闹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希望今天的书院,有一个明确的定位,那就是成为现代教育的有益补充,让二者相得益彰。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艺与道密不可分。具体来说,便是以道来统帅艺,以艺来传承道。遗憾的是,今天的艺术创作,更关注技法层面,而很少把艺术精神升华至道的层面。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