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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

来源: 北京日报     2018年12月24日        版次: 15     作者:

    张熙惟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两千六百多年前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管子提出的这一民本思想不仅为历代所继承,而且被不断充实丰富其内涵。宋代史学家刘攽在《重黎绝地天通论》一文中即指出:“士农工商,四者谓之业。士者为学,农者为耕,工者治器,商通有无,此之谓事。”士农工商虽职业分殊,但皆为本业,故四民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民众,正所谓柱之石,国之本也。

    日益浓厚的亦官亦商、亦农亦商、亦工亦商、亦学亦商社会氛围的形成

    宋代被学术界公认为我国传统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由于商业性农业、民营手工业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比例的增大,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城市商业特别是集镇商业繁荣昌盛,国内外市场尤其是区域市场之间联系增强,以及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都极大地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的发展。商业经营主体除了以经商为主业的职业商人外,已扩展至农民、城镇市民、个体手工业者、官吏、皇室、士绅、僧道以及浮游流亡诸阶层。受商业利润的吸引,农民、手工业者兼营商业和完全转化为商人的日益增多。要致富,“农不若工,工不若贾”的观念广泛流行开来。当时以编书、刻书、印书、卖书为主业以及从事利润较大商业活动如卖酒、贩茶等士商阶层的形成,更成为宋代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当时士子间盛传的“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的谚语,以及苏轼诗云“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等,都表明士商兼作甚或弃儒从商的普遍。日益浓厚的亦官亦商、亦农亦商、亦工亦商、亦学亦商社会氛围的形成,表明宋代社会结构向开放性、流动性与平民化趋向的发展,显示出商人已壮大成为宋代社会的主要群体之一。

    宋代商人群体壮大的同时,其社会地位也日渐提高。促使其地位改变的原因,第一,政治上得益于宋朝统治者自始就推行实施开明开放的治国之策。宋开国伊始,就大力推行右文政策,“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这就突破了自秦汉以来“商人子弟不得仕宦为官”的政治藩篱。事实上,宋代士子应举已没有出身限制,“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的规定,表明科举取士的大门已向商人开启,商人子弟读书入仕的心态由此弥漫开来。王安石变法时期为规划财政新规,“商贾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商人能跻身官府,更能登堂议事,这是前所未及的。

    第二,得益于经济上宋朝政府所采取的恤商、扶商、重商的商业政策。如宋初即制定征商税则,改革前代征商弊端,采取轻税恤商的政策,对工商民众实行休养生息之策。其他放松市场管制、严格商品市场管理、保护商人利益等措施,亦皆为惠商之举。

    第三,得益于法律上宋代商人在身份权、经营权、遗产继承权、诉讼权等方面的显著改善,法律地位的提高。

    第四,得益于思想上农商并重、重商求富社会思潮的形成。宋代学者多关注市场利弊和民生疾苦,支持商业变革,为商人立言。范仲淹一句“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即是对商人社会价值的肯定。郑至道在《重本业》一文中提出的“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艺,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的“四业皆本”论,实为“工商皆本”说之滥觞。宋人视士农工商“同是一等齐民”,认为“农工商贾皆同气,草木虫鱼是一家”,表明那种把商人看作“杂类”“贱类”或商为“末业”的传统观念已有根本改观。“士农工商各成就”,重商求富、肯定商人社会价值的重商思想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进步。

    第五,得益于社会习俗方面的时代变革。如“婚姻不问阀阅”是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重要变化,也是宋代婚姻制度的主要特色。随着社会对商人的认同,对财富的尊重,婚姻观悄然发生变化。商人招登科士人为婿,时人称之“榜下捉婿”,风靡一时。陆游《长干行》诗中记述的那位“宁嫁与商人”“不愿入侯家”的女子,亦折射出宋代社会重商厚财的社会思潮。士商联姻为士商交往洞开方便之途。

    宋代商人群体的壮大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直接促使其经营理念转变与功业意识的形成,社会责任意识日渐增强,为其社会责任观的确立奠定坚实基础。

    从商向学成为宋代商人的社会追求,显示其已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功业意识和社会价值趋向

    随着宋代社会重商理念的倡导以及贱商、抑商、轻商、斥商等传统商业价值观的裂变,宋代商人已有一定程度的自信与自立,初步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功业意识,集中体现其秉持践行利以义成、义利合一、名以清修、和衷为贵等价值观念。如宋人笔记文献中就记载了钱塘陶四翁、泰州项四郎、嘉禾沈珪、平江姜八郎、汴京吴员外、京师某茶肆主人等“义商”形象。尤其是宋代商人“虽为市贾,亦重儒术”,深信“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当时无论家境贫富,教子读书多成为商人家庭中对子辈的重要人生安排。倾心教育,以商养学,经商业儒并举,也成为宋代商人群体普遍的价值取向与追求,这正契合了当时读书入仕的社会风气。宋代史籍所载商人投资教育、延师设学、令子弟科场得志的实例已绝非个案。如 《渑水燕谈录》记曹州商人于令仪“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侄傑、倣举进士第”。《邵氏闻见录》记潞州商人张仲宾,“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从孙仲容、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夷坚志》记先营酒肆、后中进士的王育卿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神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的冯京,他出身商贾之家,立志向学,最终“三元及第”,蟾宫折桂,荣宠加身。这无疑形成强大的社会示范效应,造就宋代商人崇儒尚学的情趣与意旨,甚至形成所谓“士多出于商”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士商一体与士商合道在宋代得以充分发展,无疑是对士尊商卑等传统社会意识的突破,表明士庶睽隔的渐行渐远。从商向学成为宋代商人的社会追求,显示其逐利求名的心态已迥异于前代的“求利莫求名”,已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功业意识和社会价值趋向。

    宋代商人的经营活动,改变引领社会大众的消费观念

    宋代商人的经营活动,对社会生产与生活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改变引领社会大众的消费观念,显现出超越前代的新特点,彰显其社会价值及社会贡献。他们依靠多渠道的市场经营,为社会提供可靠的产品与服务,商业生活呈现蓬勃生机。如以餐饮、租赁、宿住、典当、借贷为主的服务市场,可为不同层次的消费者提供服务。进行长途贩运的商人,发挥着贸迁有无、调节余缺、联系城乡、联系生产与消费的作用。诸如两浙、江南等的稻米,荆湖、川陕地区的茶货,闽广、两湖地区的甘蔗及其糖制品多靠商人运销经营。北宋开封居民的粮食供给大部分由商人贩运所至,南宋杭州每月所需数十万斤海鲜水产也全凭商人从明、越、温、台诸州贩运至城,再由数百家店铺出售供应市场消费。宋代文化市场如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买卖、书画收藏交易、曲艺伎乐、节假旅游等尤为繁荣,多姿多彩,蒸蒸日上,皆离不开商人的精心经营。其他如蚕市、药市、花市等专业市场的经营,也都形成一定规模,丰富着人们的生活与消费。许多富商大贾还远涉重洋,经营海外贸易,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宋代商人还发明使用了“交子”这一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极大地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宋代商业已与国计民生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联系生产与消费、支撑城乡经济发展的经济命脉,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深刻影响,清晰展示出商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演进态势,揭示出宋代工商业文明因素加速生长的时代特色。而宋代商人的社会责任观引领时代潮流,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宋代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变革,显露出宋代商业文化所内涵的历史发展趋向,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注入活力,不仅对中国社会步入近代、商业价值重构具有重要标示性意义,而且也对提高当代商业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树立完善正确的社会责任观有着深刻的启迪借鉴意义。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本版供图 石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