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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年400个难忘的瞬间

        王学典

        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40年中,中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一跃而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毫无疑问,这40年是中国历史运行过程当中又一个高峰,这个高峰堪与中国历史上最辉煌强盛的时期相比。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我们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者,更应该是历史的书写者。

        在读图时代,图片或许是记录历史最好的媒介

        我历来呼吁当代人写当代史,在我看来,当代人写当代史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当代人能直接观察、亲身感受、耳濡目染当代史本身,至少能部分地直观历史的“本来面目”。为人们所崇尚的“如实直书”的治史理念也只有在治当代史时才能部分地变成现实,因为唯有当代史才可以部分地诉诸历史本身来检验。我常说,最真实的历史可能是当代史,因为只有当代史在你描述它时它还在,至少它还存在于你的印象和感受之中。我不相信,几十代上百代之后的人比曾经生活在“民国时代”的人更能写好“民国时代”。同样,我更不相信今天的史家比司马迁更能写好秦末汉初的历史。

        书写历史的工具有各种各样,在这样一个读图时代,图片或许是记录历史最好的媒介。同文字、声音相比,图片能使历史的过程纤毫毕现,给人十分形象、真切的信息,无论是米粒之珠,还是长河大漠,观者皆能如亲眼所见一样,身临其境。前人早就对图像记录历史的优势多有论述,南北朝时著名的绘画批评家姚最认为图画可以“立万象于胸怀,传千祀于毫翰”。唐代画家张彦远也曾在《历代名画记》中说过:“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赞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这些都是对图像记录历史功用恰如其分的评价。一图可以阅尽千秋万代,《清明上河图》对历史的再现比得上任何一部史书。近年来,在西方史学界,图像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得到重视,“图像证史”已成为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以图像撰写历史的方法已得到普遍认可。

        通过展示40年来普通群众的生活百态,来呈现改革开放的“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

        披览这部《中国时刻:40年400个难忘的瞬间》,常常为其中那些熟悉的场景而动容。不错,谈起改革开放的变迁,人们总是会想到高铁,想到遍布城市、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想到嫦娥系列探测器,想到天宫太空实验室等,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普普通通的群众,或许更能反映这个时代里的进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这套书的编者没有把重点放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宏大叙事上,而是将眼光投射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展示40 年来普通群众的生活百态,来呈现改革开放的“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正如冲天的大潮总是由千万朵浪花组成,史诗般的改革开放大剧也是由千千万万个普通群众来演出。改革的全景,就是一张张普通的面孔聚集在一起。所以,阅读收进这套丛书中的一幅幅图片,你会强烈感受到改革开放就跳动在这些普通人的眼神中、笑容里,跳动在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里。改革开放的质感,就凝固在这一帧帧的图片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套丛书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艺术性、纪实性,编者在甄选图片时眼光独到,颇有工于别择取舍之良史风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如此庞杂的材料,编者表现出超强的归纳能力,将内容各异的图片贝联珠贯,约束在共同的主题之下,此等功夫,非对历史有深邃理解者不能为也。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

  • 民间市政参与影响了近代中国城市发展

        严昌洪

        我们每个城市人都置身于“市政”之中,而且须臾不可离。《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民间市政参与研究》就是一部研究“市政”的著作。

        将民间市政参与置于近代城市社会发展进程中来考察

        本书在研究近代汉口市政(1861-1949)的基础上,将视野扩展到全国,从一个地区市政的全面研究深入到民间参与市政的专题探讨。多年来对市政问题的关注,使作者较全面地掌握了国内外学术动态,并从档案文献、报纸杂志、地方志和各种笔记文集中爬梳出大量原生态史料,在做了相应的理论准备后,撰写了这部专论。

        翻阅书稿后,我觉得,作者不仅论述了“民间市政参与”题中应有之义,诸如民间市政参与的社会背景与认识基础,民间市政参与的主体:民意机构、社会团体、专家学者以及各方面通过舆论的介入等,民间参与市政的内容:从市政规划、决策、经费筹措、市政设施建设与管理,到争取城市自治,努力实现“理想的市政”等,还总结了民间市政参与的若干特点,而且将民间市政参与置于近代城市社会发展进程中来考察。

        中国近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城市也处于剧变之中。剧变中的城市为民间市政参与搭建了一座可以大显身手的舞台,城市也孕育出一批有参与意识的近代市民,特别是他们面对列强侵华危局所产生的民族主义意识激励着民间参与市政行动,城市的发展也呼唤民间参与市政,而民间市政参与既助力官办市政,又直接反映市民对市政的诉求。作者对民间市政参与给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予以了特别的关注,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这种不止于就事论事的论述,使得“民间市政参与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显示了作者广阔的视野与高屋建瓴的见地。

        通过具体事例分析,使读者了解到当时各社会团体参与市政建设与管理的一般机制和效应

        翻阅书稿,我还注意到在全国民间市政参与的大量史实的海洋中,漂流着“上海救火联合会”这一叶小舟。乍一看,似乎属于枝蔓,细品起来却不然。书中有两处“以上海救火联合会为例”:一是在论及民间参与具体的市政建设与市政管理时,以上海救火联合会为例,说明民间社团参与城市消防建设与管理的实况;二是在论及商界市政参与的示范效应与中国城市现代性的滋长时,也以上海救火联合会为例展开论述。

        作者解剖“上海救火联合会”这只麻雀,使读者具体地了解到当时各社会团体参与市政建设与管理的一般机制和效应。这种将个案研究融合到整体研究中,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可以通过细节来精细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进程,增强回到历史现场的感觉。掌握较多的个案,弄清较多的细节,可以使宏观的探讨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不至于流于空泛。

        新时代中国同样需要民间市政参与

        作者在书中指出:“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形势虽然已与近代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形势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今天的城市是由近代城市演变而来,不管它们如何演变,城市事务的处理归根究底,也都是要着眼于城市本身的发展,以为市民谋幸福为旨归。”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民生需求方面的一些短板,要通过各方努力予以补齐。我们的政府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这就更需要民间参与市政。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 明清契约制度的优劣

        徐忠明

        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契约制度不同,明清中国的契约制度及其实践有自身的特点。而要理解这些特点,就得回到明清中国的契约观念、社会场域以及政治法律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整体上把握明清契约的独特意义。

        那么,明清中国契约制度的特质是什么呢?

        第一,虽然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契约观念有某些相通和相似的地方,比如,契约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意”者是也,然而在契约制度上,则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在明清契约制度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契约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之类的具体规范。

        第二,由于国家对于民间契约采取相对“放任”的态度,所以明清中国的契约实践,既有极大的自由和自治的空间,又有很大的不规范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了社会秩序始终处在微妙波动的状态。

        第三,与西方近代“契约即法律”“私法自治原则”相比,虽然明清时期我国亦有“民有私约如律令”及“官从政法,民从私约”的理念,但由于律例和惯例皆是“情理”的表达,而“情理”的模糊性造成了律例和惯例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这就使得“契约即法律”和“契约自治”的理念,难以成为硬性的制度基础。

        第四,西方近代以来的契约制度具有指向未来的功能,它满足了建构抽象社会秩序的需要。可是明清时期的契约具有回向历史和锁住当下的双重功能,从而制约了社会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展开。足见它是一种关系社会或熟人社会的契约制度。

        第五,近代西方既通过立法来规范契约制度,又通过司法来强制执行私人契约。通过这种方式,最终实现了“契约即法律”的理念。比较而言,明清时期中国更多利用民间力量来执行契约,不但立法保护不足,而且司法保护也有欠缺,以致契约的约束力和强制性难以得到形式化的实现。换句话说,由于未能严格执行契约,导致了契约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契约效力的不确定性,也使得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始终处于不断调整的状态。

        第六,虽然家族共同体和村落共同体的建构与维持,具有契约意味的家规族法、乡规民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被寺田浩明称之为“首唱与唱和”结构的契约,仍然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约定,而是一种纵向关系与横向关系的“混合”结构。国家层面上的“约法”和律例,则更多体现了纵向宣示的特点。

        (作者为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 “人人争说夏文化”是不严肃的

        孙庆伟

        早在1979年,邹衡先生就语重心长地指出: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邹先生其实是在告诫我们,探索夏文化,“方法”远比“发现”重要。过去数十年的考古实践表明,学术界对于夏文化的认识不但没有形成共识,反而有渐行渐远的趋势,甚至有学者开始怀疑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夏代。毫无疑问,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探索夏文化的方法出现了偏差。

        回望夏文化探索历程,不难发现居于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是“都邑推定法”。此种方法又可粗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将某处遗址推定为夏代某都,典型者如以登封王城岗遗址为禹都阳城,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桀都斟寻,然后据此推定王城岗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早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为夏代晚期文化;另一类则是先论定成汤亳都所在,由此来定早商文化,进而向前追溯夏文化,在夏商文化研究中先后居于统治地位的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和偃师商城西亳说都是循此思路而展开研究的。

        学者们偏爱“都邑推定法”,固然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更在于潜意识中希望能够找到一处“殷墟”般的“夏墟”,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夏文化问题。这就说明“都邑推定法”是有严苛的前提条件的,它必须寄托于王陵、文字这一类“铁证”的基础之上。试想,如果在殷墟没有发现西北冈王陵,更未发现甲骨文,现在恐怕依然会有很多人怀疑殷墟的性质,晚商的信史地位也就岌岌可危。

        表面上看,以都邑遗址中王陵、文字等特殊类遗迹遗物为标准来探寻夏文化是在追求更为坚实可信的科学依据,但殊不知,对于此类证据的刻意追求早已偏离了考古学的轨道——因为考古学从来就不是,也不应该把这类遗迹遗物作为自己的研究主体。换言之,尽管以王陵、文字等“铁证”为主要依据的“都邑推定法”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有效地解决夏文化问题,但它却不能算作考古学研究——道理很简单,作为一门学科,考古学不可能把自身的研究基础建立在那些可遇而不可求的遗迹遗物之上。换句话说,离开了这些“铁证”,考古学真的就对夏文化束手无策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邹衡先生早就说过,有人之所以“怀疑遗址中常见的陶片能据以断定文化遗迹的年代和文化性质”,是因为“他们对现代科学的考古工作还不十分了解的缘故”。所以,在探索夏文化的过程中,刻意追求文字一类的证据,实际上是对考古学研究方法的不了解和不信任。

        “都邑推定法”盛行的后果就是研究者往往容易深陷于某一处遗址或某一个考古学文化,期盼能够从一个点上形成突破口,从而“毕其功于一役”。这种思维方式导致的结果就是大量研究者围绕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大做文章,企图从遗址性质或文化分期上来解决夏文化问题,由此产生了诸多的异说和无谓的纷争。

        这种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只不过是研究者们“用简单的方式各抒己见”而造成的虚假繁荣。人人争说夏文化,实际上是对学术研究工作的不了解和不尊重,是非常不严肃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院长。本文为《鼏宅禹迹》一书前言节选)

        本版供图:石全

  • 书林折枝

        干部大讲堂讲稿辑录

        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编,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干部大讲堂: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专题研修课程选编》(第8辑),精选了13篇优秀讲稿。其中,王炳林讲解了邓小平顾全大局、刚正不阿、求真务实等领导艺术;杨凤城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强调大历史大视野、价值追求和中国本土根基等内容的文化观;杨百寅提出以良知为代表的活性知识引领中国社会变革;等等。这些讲稿普及了新知识,拓展了新视野。  (宋华)  

        大国话语

        韩震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话语》,把握时代脉搏,提出表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话语,以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现实为基础,对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格局。本书通过分析话语权与国际治理体系、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在当今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的背景下,论证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具体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孙忠)  

        增强国企党建的自觉性

        黄群慧、崔建民主编,吴波、赵卫星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有企业党建发展报告(2018)》,以宽广的理论视野,密切关注新时代国有企业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增强党建自觉性和主动性、注重一致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科学确定党委作用的内容与方式、加强国有企业党务干部队伍建设等建议,紧扣本年度国有企业党的建设领域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兼具思想性、学术性和实践性。    (宋雨)

        清风锐语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清风锐语》,所辑录的118篇文章涵盖党的建设、干部作风、人才选拔、主题教育等诸多方面,力求瞄准最新政策精神、重大决策部署、重要工作进展等结合点,及时发声,回应关切,激浊扬清,从中既可领略新时代社会风气的转变过程,又可管窥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发展脉络。(鲁平)  

  • 学术会议传真

        打造社区治理新样本

        近日,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智库全媒体联合武汉市汉阳区委、区政府,在京共同举办“汉阳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研讨会暨汉阳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指标体系成果发布会”,来自国家发改委、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参会。

        与会学者认为,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基层范围的具体实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基层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社会治理中众多矛盾问题的资源和能力,是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的最直接、最有效力的治理层级,处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线位置。基层社会治理做得怎么样,事关顶层设计落实落地,事关基层社会和谐稳定,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与会学者认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指标体系对基层社会治理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规范社区治理提供了科学完整的参考指标体系,对进一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冰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