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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之为用,大矣哉”

        王记录

        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家,因为重史,所以特别重视对人进行历史教育,而在历史教育中,又特别重视培养人的人文素养。这些有关人文素养的内容,蕴含在中国古代史籍撰述和史家思想之中。

        其一,蓄德致用的人生修养

        中国古代的历史教育,不仅是“前言往行”等历史知识的灌输,而且还是“蓄德致用”等人生修养的涵育。唐代史评家刘知幾曾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 (民) 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生人之急务”侧重人生修养,“国家之要道”侧重借鉴资治。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教育功能的认识内涵丰富,但其核心主要有两个方面,即鉴戒和垂训,一为政治功能,二为育人功能。其育人功能,特重养善明志、学成君子、家国情怀、社会责任、审美情趣、存续传统等人文素养的教育,这其中有许多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和优良美德,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加以继承。

        中国古代史学特别重视对历史人物的记载。刘知幾认为史家的责任就是要把历史上大恶大善之人记载下来,或警诫后人,或树立榜样,“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软?盖史官之责也”。“恶可以诫世”、“善可以示后”,道出了古代史家著史关乎人生修养的意图,也显示了中国传统史学在人生修养方面有着丰厚的积累。

        其二,彰往察来的历史意识

        中国古代史家把人置于历史之中,站在历史的长河中感知历史的流变。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白头到此终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说的都是置身历史之中的历史感。这种把自身与历史连接在一起的历史感,实际上就是一种具有历史时空感、历史敬畏感、历史认同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深刻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

        彰往察来、古今通变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批史著、史家对此进行过深刻论述,如先秦时期的《周易》、《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两汉直至明清时期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如陆贾、司马迁、章学诚、龚自珍等人,都反复讨论彰往察来的重要、辨析古今关系的复杂,彰显了跨越特定时空来探察人生意义和国家治理,审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种思维观念与方法。在这样的讨论中,历史与现实构成了一种相互阐释的张力结构和互动关系,所谓“是古而非今”、“狃今而病古”都是错误的观念。“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目的是为了寻求个人进退取舍和国家治乱兴衰的经验与参照。

        其三,超越天命的人本思想

        中国古代史学特别重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史家们在自己的史著中表达了“远神”而“傲物”、“唯人为贵”的思想观念,蕴积了深厚的“人本”思想。这是一种超越“天命”等神秘因素而直指历史运动根本的人文关切和人文关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涵育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殷商时期的“尊神”,到西周的“敬天保民”,中国古代史学在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中逐渐怀疑“天命”而关注“人事”。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的重大理论课题,对天命史观进行了大胆怀疑和批判,把人置于历史活动的核心来记述和讨论。中国古代史家以“重人事”的观念教育人,对于破除天命迷信,鼓励个人奋斗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古代史家那里,人与人的关系同样受到关注。其思想核心是强调人的生命和价值,知人、治人,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唯人为贵”的观念,强调人自身的生命价值,老子“贵身”、杨朱“为我”、庄子“养生”、儒家重视人的道德能动性,都渗透在古代史著之中,成为人们汲取的精神力量。中国古代史家在关注历史变通的同时,还重视人伦,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有序,强调由己及人的秩序推演,指出个人的价值就存在于历史或现实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中,个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尽己利人,才能达到社会理想的实现和个体人格的养成。

        其四,家国情怀的忧患意识

        晚清思想家龚自珍有一句名言:“良史之忧忧天下。” 明确指出了古代史家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和基本精神,具体到历史教育,主要表现为对人生磨难、王朝盛衰、国家兴亡、社会治乱、生民休戚的关注。这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更高层次的人文素养。

        中国古代史家的忧患意识内涵丰富,由对自身命运的感知而进入对社会现实的忧虑,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由个体到国家,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一是对个人生存状况、人生磨难、人生理想、精神寄托等个人遭际的忧虑。这虽然是忧患意识中的“小我”,但却以历史人物的人生经验启迪人们观照自身命运。二是对王朝治乱兴亡和社会现实前途命运的忧虑。这主要体现在国家政治治理的层面上,君臣的德行、治理的措施都在其中。史家通过考察“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为人们提供“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历史例证。三是对民众生存状况的忧虑,对生民休戚的关注,对百姓困苦的同情。历代史家在史著中记述“民怨”、“民情”、“民瘼”,思虑百姓疾苦,忧虑百姓命运。四是对社会风气、国民精神和凝聚力的忧患。历代史家都注重对“世风”、“风俗”、“人心”等社会风气问题的考察,注意到社会风俗、人心向背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五是古代史家的忧患意识充满了辩证法。愈是和平安宁的时代,愈是强调忧患意识,所谓“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

        其五,“惩恶劝善”的伦理教化

        中国古代史学一直担负着“惩恶劝善”的伦理教化的功能,读史者由此明辨善恶是非,遵守人伦道德,这同样是培养人文素养的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史家从两个层面上对史学的伦理教化进行了总结,一是理论层面上,阐述史学的教化功能。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云:“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刘知幾在《史通·直书》中也说:“史之为务,申以观诫,树之风声。”史学理应“扶翊纲常,警世励俗”,这成了古代史家的共识。二是实践层面上,通过撰述史著、褒贬人物,发挥道德伦理教化作用,彰显伦理是非,树为典型,供读史者取则。司马迁称孔子修《春秋》蕴含“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之义。史家把历史上的善恶是非写进史书,并作出判断,以辨明是非。读史者看到这些内容,得到警示和教益,学会做人,其意义重大。

        其六,涵育美德的审美旨趣

        就历史记述的内容来看,中国古代史学的美学旨趣主要有以下几点:

        崇高之美。中国古代史籍大量记载了英雄义士为国赴死的事迹,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体现的是一种凛然正气,此乃崇高之美。

        悲壮之美。中国古代史籍大量记载了仁人志士于艰难困苦中坚持操守、不懈奋斗的事迹,他们面对险恶环境坚韧不拔、誓不弯腰低头的精神,是一种悲壮之美。

        正义之美。中国古代史籍记载了诸多历史人物指斥外敌入侵,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事迹,体现的是正义之美。

        智慧之美。中国古代史家特别重视撰述政治史,记载政治家、思想家在治国理政中的各种行为以及高超的政治智慧,体现出一种智慧之美。《尚书》对周公言论的记述,《贞观政要》对唐太宗君臣言论的记载,都渗透着治国安邦的大智慧之美。

        从上述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核心之一就是提升人的境界,从内心深处激发人们对于德行、伦理、信仰、审美以及生命价值的思考,从而具有纵览古今的历史眼光和胸怀天下的精神气度。刘知幾所谓“史之为用,大矣哉”,洵非虚语!

        (作者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桀骜不羁显功扬

        吴东峰

        张显扬将军头大耳长,眉似漆,眼如炬。性格粗野狂放,桀骜不羁。与人交往,肝胆毕露,喜怒哀乐,全都挂脸上。言语豪放,多俗语,无所顾忌也。

        人称张显扬将军作战一狂,二野,三尖,敢打敢拼又精明。

        十五军诸多老战士如杨毓彬、李义山、李明天、李天恩等等,与笔者谈起张显扬无不眉飞色舞,啧啧赞其为“我们十五军的夏伯阳”。

        又言:“张显扬牛得很,他当过朱德的警卫班长。”又言:“还当过张思德的班长呢!张思德,全中国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又言:“他是少有的与日本鬼子面对面拼过刺刀的师长!”

        张显扬将军,四川通江碧家场郑家营村人。9岁放牛,18岁参加红军。1934年8月,因聪明伶俐被调入红四方面军军部学习,参加了反刘湘的六路围攻战役。战后被提升为排长。1935年在陕南战斗中负重伤,伤愈后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连长征。

        抗日战争中,张显扬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一营三连排长,参加了夜袭阳明堡机场、响堂铺战斗、百团大战等。1940年任连长时,奉命在襄垣扩充了一个营的武装力量,被旅首长授予“模范干部”荣誉称号。

        1949年2月张显扬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十五军四十三师师长,率部参加了邯郸、豫西、淮海、渡江、广东、广西等战役、战斗。

        杨毓彬回忆言,张显扬儿时是放牛娃,地道大老粗。九纵过黄河后才开始学认字。是时,张显扬初任副师长,他识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看电报。

        1950年年底,西南军区命令决定,张显扬之四十三师脱离十五军建制,留守云南昭通,第十军第二十九师编入十五军建制,参加抗美援朝。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爆发。张显扬将军率二十九师,以上甘岭之机动部队参战,一个师分成两半,时而上甘岭,时而西方山,时而前方作战,时而后方增援,时而夺山头,时而守阵地,忙得不亦乐乎。

        张显扬将军作战猛中有细。 上甘岭大战初期,由于美军火力强大,志愿军部队增援上甘岭伤亡极大。有的连队运动上去要付出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代价。张显扬一上上甘岭就想出了好办法。

        第一,分段带路,单个跃进。单兵间隔要20米、30米,甚至40米;第二,减少兵力,加大火力;第三,多运手榴弹上去守坑道。

        张显扬说:“守得住更重要,敌人炮火强,‘肉蛋碰铁蛋’是碰不过的,办法是减少兵力,加大火力,要靠手榴弹——风吹梨子树,疙瘩碰疙瘩。”

        李天恩回忆,该师八十五团三连,按照张师长的办法,全连运动到8号坑道,没有一个伤亡;后来八十七团四十里外运动到上甘岭,也没有一个伤亡;八十六团上阵地只伤亡两人。

        半个世纪后,许多志愿军老战士言此仍喜形于色说:“张师长一来,就能看出门道,想出的办法很简单,可是很管用。”

        李义山回忆,张显扬喜欢唱歌,最喜欢唱《二郎山》,但实际上就会那么两句:“二呀么二郎山呀么,高呀么高万丈。”来回倒腾,自唱自乐。上甘岭战斗中某日,张显扬来到李义山所在营检查工作。其时李义山为该营营长。次日起床,张显扬突然问李义山:“你们营活跃吗?”李义山答:“还可以吧。”张显扬突然变脸,破口大骂:“可以个屁,在这里怎么没有听你唱一首歌?也没有听到哪个连队唱歌?”李答:“我一个人怎么唱?” “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唱?”张显扬此时洋洋得意地教训起李义山:“一个人唱,叫独唱;两个人唱,叫合唱;男女一起唱,叫混合唱,一个连队集体唱,叫大合唱。”言罢,洋洋得意而去。

        秦基伟曾如此评价说:“张显扬之二十九师姿态非常高,战斗力特别强,指到哪就打到哪,打到哪就胜到哪。”

        (作者为广州市文联原专职副主席)

  • 关东军当然是侵略军

        高士华

        近几年网上有一些关于日本关东军的错误说法: 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后,俄罗斯乘机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当时清朝政府打不过俄罗斯,和俄罗斯谈判俄方又蛮不讲理,于是不得不向日本请求帮助。日本应中国政府请求,先后派出30多万日军到中国东北和俄军作战,以“牺牲”14万日军生命的代价,打败了俄军,把东北从俄罗斯手中夺回来交还给了中国。中国为了感谢日本的帮助,决定把满洲铁路及沿线地区以及旅顺、大连等地方划归日本管理,允许日本在东北移民屯田开垦,并允许日本在东北驻军,以防范俄罗斯的再次侵略,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到中国东北来的原因。 这种解释漏洞百出,站不住脚。要弄清这些问题,需要从日俄战争开始说起。

        在日俄战争中,交战双方无视中国的存在,在中国大打出手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沙俄以保护铁路、侨民为借口,派十几万军队侵占我国东北。1902年4月8日,清政府与俄国订立《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要求俄军分三期在18个月内撤走,但1903年春俄国不但没有按期撤军,反而增兵并向中国政府提出由俄国独占东北等无理要求。这样一来,俄国独占东北的计划就与怀着同样野心的日本发生了直接冲突。

        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大力发展军队,对外实行扩张。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打败清朝,强迫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其中一条就是中国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后来由于三国干涉还辽,清政府增加三千万两“赎辽费”才把辽东半岛“赎回”。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最活跃的是沙俄。深感屈辱的日本卧薪尝胆,经过几年的积极准备后,决定与俄针锋相对,武力对决。1904年2月10日,日本正式对俄宣战。这场战争完全是交战双方为了争夺殖民霸权进行的一次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软弱无力的清政府发表所谓“中立”上谕,对日俄的侵略行为局外旁观。交战双方根本没把中国的“中立”放在眼里,完全无视中国的存在,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

        1905年9月5日,认输的沙俄与日本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向日本转让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及其相关权益。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条约的谈判清政府没有受邀参加,是日俄间的私相授受。日俄订约后,日本又强迫清政府承认《朴茨茅斯条约》中有关中国的各项规定。日俄战争后日本从1906年开始派兵守卫南满铁路沿线,10月设立关东都督府,府内设陆军部统管驻军。1919年4月,日本将关东都督府改为关东厅,将原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升格为关东军司令部。从此,关东军正式命名。到现在,有些日本年轻人还会奇怪,为什么属于日本陆军的关东军,其名字来自中国,反而和日本的关东地区毫无关系。1931年关东军有一万人左右,九一八事变就是这支部队一手策划的。后来规模继续扩大,到全盛时期的1941年前后,自称拥兵百万,是日本陆军中最精锐的部队。

        仍需加强对日本侵华史的整体研究,有力回击一些错误历史认识

        通过回顾日俄战争的过程及其影响,我们可以明白以下几个问题:

        (一)中国没有请求日本帮助赶走在中国东北的沙俄军队,“中立”只是积弱状态下的被动选择。虽然中国和日本都希望沙俄军队离开东北,但目的完全不一样。中国是希望收回主权,日本是图谋据为己有。

        (二)日俄战争后日本把东北大部归还中国是其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的,不是出于“好意”,当时除了日本、沙俄之外,美、英等国对东北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利益索求,日本不得不克制自己的野心。看看日本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部占领东北便知:不是不要,时候不到。而且日俄战争后日本已经占据了东北南部军事、经济上最为重要的区域。

        (三)日本关东军产生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不是开着枪、开着炮强行在中国登陆的,但也是武力侵略的产物,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不存在清政府为“防范俄罗斯的再次侵略”允许日本驻军的情况。

        (四)至于日本宣称为战争做出了重大牺牲,完全是为了制造战后持续占领东北的借口。对此,中国学者早就做过辛辣的批判:“无论俄国或日本,都是外来侵略者,俄被日代,无非是虎去狼来。但日本帝国主义却从此创立了一个‘理论’,叫做‘满洲’(即东三省)是它以10万生命、20亿日元代价所得之地,必须掌握在它的手里,它理应成为这里的主宰。”

        近年来,主要是互联网上,对日俄战争、关东军有不少错误看法。作为中国人,我们仍需加强对日俄战争的全面研究和对日本侵华史的整体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外有力回击日本有关的错误历史认识,对内彻底纠正各种不正确看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鲁迅:非典型地质学者

        游宇明

        提到鲁迅,我们想起的身份有许多:首先当然是文学家,鲁迅一生创作了包括短篇小说、散文、杂文、散文诗、诗词在内的大量文学作品;其次是翻译家,鲁迅生前就出版过十几种翻译著作;再其次是中学教师、中专校长、教育部公务员、大学教授、国民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业余编辑、版画爱好者,最后几年则是自由撰稿人。只是有一点,我们很少想到:当年叫做周树人的鲁迅曾认真钻研过地质学,他在一个文学讲座中这样说:“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不过,他后来没有继续从事相关工作,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非典型地质学者”。

        1903年10月,周树人参加了在东京上野召开的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声讨高尔伊等人出卖浙江矿权大会。会后,他以“索子”的笔名在《浙江潮》上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这篇将近一万字的论文谈不上如何独创、高深,却是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启蒙之作。文章分为绪言、外人之地质调查者、地质之分布、地质上之发育、世界第一石炭(煤炭)国、结论六个部分。此文的诞生有特定的时代背景。1898年,浙绅候补道高尔伊组建宝昌公司,经英国福公司华人经理刘鄂介绍,向意大利人开办的惠工公司借款500万两,承办衢州四府煤铁等矿。宝昌公司完全是个皮包公司,无资金、无设备、无人才,高尔伊不过是惠工公司的买办。1903年2月,蒙在鼓里的外务部居然批准了这宗交易。消息传出,浙江人深感愤怒,风潮不断。周树人等留日浙江学生也是心急如焚。周树人的论文如此开笔:“战国非难。入其境,搜其市,无一幅自制之精密地形图,非文明国……吾广漠美丽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

        1904年,周树人与南京矿路学堂、日本弘文学院的同学顾琅合写了一本地质著作《中国矿物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记述本国矿产资源的书籍,也是国内最早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分析我国地质矿产的专著。此书详细介绍了18个省的矿产资源及其分布,附有《中国矿产全图》《中国各省矿产一览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上市洛阳纸贵,不足8个月就印了3版。清政府农工商部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学部则将其推荐为“国民必读书”、“中学堂参考书”。

        周树人对地质学是真心喜欢的。说起周树人学地质还真有个故事。出于尽快找到工作供养母亲和弟弟的考虑,周树人1898年4月初入南京时学的不是地质,而是海军,考取的学校叫江南水师学堂,因为体育挂科、讽刺教员,受到学校严厉处分,年少气盛的周树人接受不了,毅然退学,并于1899年考取南京矿路学堂。他在南京矿路学堂整整学了三年有关地球科学的知识,主要课程有《矿学》《地质学》《测量学》等等。周树人从不满足于课堂上老师的讲授,下了课到处找书看,还曾认真抄录过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的《地质浅说》译文,连很难画的地质构造图也描绘了下来,装订成厚厚的两本,经常翻阅。我留心过他在南京矿路学堂的一张成绩单,发现他矿学、地质学、化学、熔炼学、格致学、测算学、绘图学等主要功课最低成绩八分五厘,最高成绩八分七厘(十分制)。1902年,周树人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顺利毕业,并获得了学校颁发的金质奖章。

        世间许多事是我们意料不到的。1903年,周树人考取留日官费生,因为父亲当年被中医耽误、日本明治维新发端于西医等原因,决计改学与地质没有多大关系的医学。后来更是因为一部幻灯片的刺激彻底弃医从文。从此,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名满天下,自上世纪初开始一直备受读者敬爱;作为非典型地质学者的周树人则隐居幕后,慢慢湮没在发黄的故纸堆里。

        鲁迅在职业上的转型既是个体的,更折射了其时的世道人心。

        (作者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本版供图:夏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