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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时代改革亟需冲破五个观念

        贺长余

        只有解决思想观念问题,改革才能厘清思路,扎实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从体制内来考察,当前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思想观念障碍主要有五类,需着力攻克。

        重数量轻质量的思想观念。该观念只注重量的方面增减,轻视质的水平高低。主要表现为唯数量取胜、只以数量多少论高低。数量固然重要,量的累积才有质的变化,但不可只知求量,不知有质。近些年来,国内流行一种所谓“唯GDP论”的观点。针对这种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曾批评指出:“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近几年来,“唯GDP论”的观点渐渐式微。但重数量轻质量的思想观念障碍并没有实质性改观,如在扶贫攻坚领域,有些地方政府仍然以数字脱贫为导向,只看上了多少脱贫项目,有多少贫困人口因此短期脱贫,而不顾脱贫项目的长期性、科学性,不考虑脱贫的质量和水平。这种观念在其他改革领域都不同程度存在。因此,在创造、考核改革发展成果时,需多从质的方面入手,不可急功近利。

        重借鉴轻创造的思想观念。该观念只注重吸收借鉴已有的先进成果,只想搭乘别人的便车,轻视自主创新的方向和努力。主要表现为依附他人成果,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吸收借鉴固然重要,最终是为了更好地创造,但一味借鉴不求独创,只会使自己陷于被动与落后。进入新时代,要求人们不仅去争第一,更要争做唯一,要有自主独创意识。对于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也一样。比如,前些年,一些地方政府纷纷搞生态旅游、产业园区,彼此互相借鉴模仿,最后酿成服务单一、产业雷同、恶性竞争的后果。现在,很多政府相应转变观念,提倡结合各地区优势搞特色产业,发展具有自身特点的经济形式。但有些地区效果仍不理想。这种问题的解决,需在思维方式、体制机制方面有根本性变革,需由被动接收转为主动创造才行。

        重人际轻规矩的思想观念。该观念只注重讲求人际关系的先在性、决定性,轻视、无视、僭越硬性的规则法纪。主要表现为处处把灵活的人情世故凌驾于规矩之上,满足个人情感欲求。如果“潜规则”泛滥起来,必然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恶果,一旦出问题,人们不会想到通过“明规矩”,通过合理程序化解,而是第一时间找人脉关系疏通,形成利益固化的藩篱,政治风气将被严重破坏。党政机关既要有人情味,更要有原则。党员干部一定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干部应遵守的规矩包括四种:一是党章,二是党纪,三是法律,四是社会中普遍认同的公序良俗。

        重顶层轻基层的思想观念。该观念只注重上级领导的长官意志,轻视或无视基层的真实诉求。主要表现为唯官是尊、唯上是从、权力至上,不顾基层意愿。上级指示固然重要,因为它是从整体高度、长远角度,反映以及满足基层诉求。但若脱离基层实际,上层指示就容易成为胡乱指令。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党员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重要决策方案,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不能嫌麻烦、图省事。”只有充分掌握基层状况,才能科学制定上层决策。所以,在改革中,习近平总书记曾要求:“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一方面,要认识到“顶层设计”是在基层探索的基础上做出的总体设计。另一方面,要认识到“顶层设计”也并非一劳永逸,它需要在基层实践的检验、反馈中不断完善。

        重空谈轻实干的思想观念。该观念只注重空谈形式,贪图虚名,不求实效,不想或不愿付诸实干。主要表现为言行不一、多诺少信、弄虚作假、无所作为。积极的想法、观点固然重要,但若只流于形式,并未付诸行动,就会变为空谈、幻想。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如果在改革中,这种空洞不实的观念和做派多起来,那么改革也就成了花架子。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需要从根本上转变空谈不实的观念和作风,既要在体制机制上明晰分工、划清权责,严格监督,又要在具体工作中,扑下身子听实话、察实情、收实效。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必须发挥“头雁效应”,带头实干。

        (作者为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 政治能力与行政能力的培养是有差异的

        喻中

        年轻干部的培养是十年大计,同时也是百年大计。要有效地培养年轻干部,需要从两个方面提升年轻干部的能力,一个是政治能力,一个是行政能力。

        先说政治能力。政治能力是清晰地辨别政治是非的能力,是敏锐地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是精准地判断政治走势的能力,是始终保持政治定力的能力,是对政治具有深刻理解的能力。政治能力在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要求。在高层,政治能力体现为:能够把握世界的政治态势和政治格局,能够理解当下的政治格局是怎么形成的,是哪些因素导致、促成了这样的格局。在中间层级,政治能力体现为:把握国家与地区的政治定位,对本地区政治格局的决定性因素有透彻的理解。譬如,在大城市,就需要对这个城市的功能定位有很好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你才能判断:该如何选择,才更加符合这个城市的功能定位。在基层,政治能力主要体现为年轻干部的第二种能力,那就是行政能力。

        再说行政能力。行政能力就是执行能力。政治与行政的本质差异就是决策与执行的差异。政治能力的核心是决断,在两种或多种选择似乎都允许的情况下,你能够作出一种更具前瞻性的决断,这种能力是政治能力。行政能力是把政治决断付诸实践的能力。行政能力是要去落实某个政治决断。譬如,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党中央是否要从上海搬到中央苏区,这是一个政治决断,搬与不搬,是党中央的两种选择,做出这种决断的能力是政治能力。政治决断已经做出来了:搬。接下来,怎么搬,怎么安全地把中央从上海搬到苏区,那就是一个行政能力。把中央的人、财、物安全地从上海搬到苏区,能够把这个决断执行到位,那就是行政能力。

        在一些国家,公务员分为政务类公务员与事务类公务员。前者对应于政治能力,后者对应于行政能力。年轻干部的培训与培养,既需要培养政治能力,也需要培养行政能力。在我们现有的培养制度中,不太注意这两种能力之间的差异。我们不太区分政务类干部与事务类干部。我们当然都知道,不必迷信这样的划分,但是,在培养年轻干部的过程中,应当对这两种能力有所注意。虽然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干部都应当具有政治能力与行政能力。但是,鉴于上面提到的关于政治能力与行政能力的划分,有的年轻干部可能具有更好的政治能力,有的年轻干部可能具有更好的行政能力。相关部门在培养、培训年轻干部这个环节,是否可以提出一个新的理念——精准培养:培养年轻干部的政治能力,培养年轻干部的行政能力。而且,在两种能力的培养方式上,应当各有侧重。

        培养年轻干部的政治能力,重在眼界、胸怀、格局、境界的提升与造就,要多用政治学的理论与智慧滋养年轻干部的政治能力。要培养年轻干部的理性、审慎、节制的能力。政治能力主要体现为理性、审慎、节制。孔夫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就是中庸或中道的能力,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中道的能力,就是政治能力。培养年轻干部的行政能力,重在干练、执着、效率的提升与造就,这就需要用行政学的知识滋养年轻干部的行政能力。政治决断已经做出来了,譬如,党中央从上海搬到中央苏区,那么,地下交通线的干部就要把这个运送工作做好,这种能力,就是行政能力。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 智慧生活的个体让渡

        邱泽奇

        现在,人类越来越依赖工具。由广义工具支持的智慧生活已经成为一股历史潮流。在依赖工具的发展中,人类越来越多地把规律性事件交给机器处理。比如计算,现在我们基本上都交给了计算器或计算机。最直观的,如信用卡付账,我们设置一个关联账户和付账规则,一旦满足规则,一个账户的钱就自动地转到了另一个账户。进一步发展,拿着智能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关联账户便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在更先进的工具依赖中,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机器智慧”,从家用电器、生活起居,到健康管理,都在让“机器智慧”代替人类智慧,人类对工具的依赖正在走向对智慧化的依赖。

        智慧生活的初始动力是人类对便捷性的期待,这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然而,对便捷性的获得是有条件的。在互联网转账的例子中,譬如,两个行动者(如个体)之间通过二维码转账,获得便捷性的一个前提是,把个体变成用户网络的一个“节点”;在此基础上,实现快捷转账的又一前提是,两个个体的“二维码”之间可以相互识别,不仅机器能读懂二维码,二维码关联利益的账户之间也能交易。这样,在个体、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等行动者之间便构成了一个网络,个体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类行动者而言,成为节点的代价是让渡自己的“识别性”。识别性不一定意味着交易的对方认识你,而是代办你账户活动的体系识别你。同理,也识别与你交易的对方。金融机构知道你是谁,金融监管机构也知道你是谁。可要知道你是谁,不仅要在生物特征上识别你,在社会特征上也要识别你。要获得识别性,你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姓名、年龄、出生地、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关系,甚至指纹、虹膜等一系列特征信息,提供给如信用卡、微信、支付宝等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与你交易的,和你一样,对方也要提交相同的特征信息,不然便没有与你进行交易的资格。

        简单地说,如果把便捷性理解为网络节点之间的互动更多地由行动者如个体委托机器自动实现,那么,前提便是在机器与行动者如个体之间建立可信和可靠的关联。而要实现可信和可靠的关联,人类行动者就不得不让渡自己的识别性。

        满足识别性的特征信息在不同场景下是不同的。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相互之间无需使用身份证。个体的识别性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便在逐步建构中了,待到需要识别时,众多的个体识别性早已成为了公共信息,如姓名、年龄、性别、社会关系等。可在高度互联的人类网络如10亿微信用户中,没有人有机会像你的邻居那样看着你成长。理论上,节点之间相互陌生的概率远远大于熟悉的概率。在互联网社会化应用的初期曾流行过一句话“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个人还是一条狗”。陌生人的普遍性曾经让人们以为互联网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只需要账户识别性的网络,这也是人们把网络社会称之为“虚拟社会”的基本依据。现实是,没有人希望自己账户里的财富去向不明。

        每一个“节点”都有同样的需求。为了满足这一需求,网络需要识别每一个参与互动的真实人类,用户也就不得不让渡自己的识别性,且逐渐不得不更多地让渡自己的识别性,从早期的姓名、年龄、职业,到现在的指纹、头像。逻辑上,对识别性的要求越严格,用户需要让渡的识别信息就越多。

        识别性让渡的后果之一便是“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个人还是一条狗”。“虚拟社会”与实体社会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洛丽·安德鲁斯写的《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做过什么——隐私在社交网络时代的死亡》,讲述的正是这个故事。

        显然,如果人们希望获得智慧生活,作为代价,就不得不让渡自己的识别性或可识别信息。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共享经济表象与法律变革实质

        周林

        当下,我们很容易被各种新的技术或概念所诱惑,比如像共享单车、共享雨伞,以及“滴滴”“美团”等,它们统统都被纳入共享经济范畴。其实,共享经济并不神秘,它们都是“互联网+”的结果。以共享单车为例,它之所以成为可能,简单说有三个原因,即政策鼓励、技术可行、价格适当。

        对于“共享经济”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总结:原本有所归属的资源可以自由享用,但是每个人都要为这种自由付出一份代价。无论如何,这都是拜信息技术所赐。信息技术进步除了造就“共享经济”,还推动了各类电商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然而,这些都只是表象,其背后的关键词是“信息”。

        信息是什么?信息就是对人有意义的那些东西。人区别于动物的特征之一就是他/她能够生产、传播、利用信息。人总想留下表现自己的痕迹。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来看,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类所留下的信息/痕迹,我们能看到的是在山崖或岩洞里留下的手迹和凿痕,以后有了文字,发明了照相机、录音机、复印机、电视机等,每一次技术“升级”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变化。从这个角度看,人类文明的每次进步都是踩在信息技术发展的点上。人是信息动物。可以断定的是,大自然的任何物质都不是人能创造的,人只能创造/生产信息及改变物质的性状。

        音乐、戏剧、美术等文艺作品,冰箱、空调、电视等电器,高铁、单车、大米、白面等工农业产品都是人利用信息的结果。人的社会分工逃不出三个方面——信息生产、信息传播和信息利用。信息生产是人的本能。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他/她始终是处在信息生产、传播、利用过程的某个节点。信息有价值大小或重要性的差异,最有价值最重要的信息是那些能够付诸应用并增进人类福祉的东西。

        一个人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获得多少炫目的头衔,而是他/她留下的信息——在人类文化遗产/信息库中增加的那个部分。在“互联网+”的新技术条件下,人类越来越容易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

        新技术发展背后法律变革的实质是什么?信息技术给法律带来什么呢?很多人说,信息技术发展给法律带来变革。的确,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法律,如互联网法、大数据法、人工智能法等。虽然新的部门法会不断出现,但公平正义的标准只有一个。

        面对信息技术发展和新的法律法规的出现,法律工作者不能满足于对个别权利或单行法的研究,而应对传统法学有一个整体反思。仅仅推进新的立法和法律实践是不够的,还要回答新技术发展背后法律变革的实质是什么。

        从事法学研究的人都知道,法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法即公平和正义。法律变革的实质即法/公平/正义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人的本质要求。

        信息技术发展使人们越来越容易接近公正,换句话说,公平和公正越来越不容易被遮蔽。

        如何才能实现信息自由或公平正义?我认为,可以通过“信息法治三原则”,即通过“信息公开、信息自由、信息参与”实现法的目标。信息公开所针对的是信息垄断和信息封闭。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公民、企业、国家要想生存和发展,信息公开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凡是可以公开的信息都应该公开,对不予公开的信息都应当由法律规定之。信息自由的含义是,信息一经生成,任何力量都难以阻挡(它的公开、传播、利用);信息应当自由流通——自由流通不意味着获得信息的代价是零,合理补偿/适当限制是确保信息自由的必要条件。信息参与指的是民众对于国家政策的参与和影响。每个人心目中都有着对于法/公平/正义的理解,(民众)信息参与是社会公正最重要的保障。任何一项立法,任何一项司法裁决,任何一项政策,只有坚持“信息法治三原则”才具有公正性。任何一项立法或裁决如果背离了信息公开、信息自由、信息参与,既谈不上依法办事,也谈不上公平正义。

        在信息技术发展和法律变革的背景下,未来法学研究有两个方向:一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所引发和带动的与信息自由有关的部门法研究;二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对传统法学理论的冲击和挑战,有可能产生一个贯穿整个法学体系的新法学——信息法。信息法研究不仅包括对网络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部门法的研究,还包括对新的法律观和方法论的研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

  • 执政党的质量与前途

        潘维

        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能够理解: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的困惑有两点:第一,在本国社会分层的具体条件下几乎难以产生这样质量的“党”;第二,实行这种“一党制”几乎肯定会被西方视为“倒行逆施”,甚至遭到其打击。西方国家热衷向全球各地“传教”,传播其政体,不仅来自霸权主义,而且源于习惯,源于基督教文化。

        在美国,决定国家命运的不是“政党”,不是“执政党”,不是两党轮替,而是执政集团在社会多元利益条件下采取的政策。美国的政体看上去漂亮,似乎是成功的原因。但美式体制扩散到了不少欠发达国家,无一获得类似美国的成功,更有闻名世界的“失败国家”。两百多年来,美国制度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其奠基者的设想,一直在适应社会结构的变迁。那似乎与“习惯法”特有的弹性有关。然而,原大英帝国所辖之欠发达国家大多实行习惯法而非成文法,却未见美式的制度渐变。美国的成功不是因为其“政党”质量高或轮流执政。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渐进的制度变迁中保持了动态的、在美国环境和语境下的“左、右”平衡,还有中央积极性与地方积极性之间的平衡。在保守与变革的平衡中,美国方走到今天。

        在西欧,“议会主权”里的政党此起彼伏,比较能准确地反映各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变成了大国的世界,中等国家退出了世界的霸权竞争。欧洲各国无一人口上亿,为避免被压迫,只好试图联合起来,以成立“欧罗巴合众国”为最终目标。但这个目标不仅被罗马帝国崩溃后一千五百年来形成的内部多样性困扰,而且还被外部势力掣肘。没有明确的共同外敌、强敌,欧洲的真正统一几乎不可能。于是,“欧洲议会”里的各个“政党”处于混乱之中,在统一利益与本国本地利益中像没头的苍蝇乱飞乱撞,所议之事也常是“遍地鸡毛”或“茶壶里的风波”。最近二十年还在欧洲发生了五花八门的“社会运动”,其中包括各种极端主义势力。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欧洲政党基本处于涣散状态,“社会代表党”走上了穷途末路。

        从上述讨论中可得出以下四个结论。

        第一,欧洲意义上的“社会代表党”,其重要性与社会构成的清晰性、稳定性成正比,与社会流动性成反比。社会分际越清晰、稳定,政党就越倾向兴盛;而社会流动性越强,政党质量就下降,就越倾向衰落。

        第二,欧式政党反映社会力量对比的结构,但只有在相当程度上超脱社会力量而非被社会力量俘获,才谈得上执政的质量和能量。在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条件下,欧式政党向“全民党”演变的趋势值得注意,比如各党政纲差异的模糊化甚至趋同。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的趋同,英国保守党与工党的趋同。

        第三,美国的两党制其实居于“全民党”与“社会代表党”之间。其积极的一面是“适度”保持对总统的制衡以及为政策制定提供负反馈;其消极的一面是总统与国会都被各种利益集团俘获,社会陷入深度分裂时决策会陷入僵局或者朝令夕改。

        第四,在第三产业居主导地位的时代,高等教育普遍化,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分际模糊化。“全民党”比较适应这个时代。但“全民党”与社会相对较远的距离有正负两种可能。积极的一面是中立性带来的前瞻性、先进性;消极的一面是脱离社会、脱离基层、脱离实际,导致傲慢和空想。换言之,“社会代表党”的优势是注重社会“小事”,但办国家“大事”的能力难以适应激烈的国家间竞争。“全民党”的优势在于办“大事”,劣势却是容易轻视和忽略“小事”。由于“全民党”的社会基础含混,一旦丧失群众信任就可能全面崩溃。

        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启示有三个: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一种落后的治国理政形式,而是一种能适应历史进步趋势的形式。第二,深厚的文化传承并不意味着执政党的长寿。欧洲发明了政党,政党历史最悠久,但欧洲各执政党的质量和寿命都很成问题。中国国民党比中国共产党显然更注重传统文化,却是短命的执政党。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取决于能不能对人民信任度的起伏保持高度敏感。所以,找到保持敏感的办法,是决定我党质量和前途的唯一重要因素。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