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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转变引导改革开放潮流

        章百家

        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梳理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有五个方面的转变引导着整个潮流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指导思想的转变:改革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的是原有体制的弊端,而不是把原来的体制推翻

        在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最重要的事情是1978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随后于当年夏秋之际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些都为党的路线转变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在改革开放的起点,即1978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提出新的政治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重要的转变意味着党明确了其主要任务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际,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而这是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密切相连的。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以往的教训主要总结了三条:第一,革命胜利后,党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把开展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致使政治运动不断,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和国家的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第二,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不重视经济规律,多次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第三,国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拨乱反正的完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的是原有体制的弊端,而不是把原来的体制推翻。

        1982年9月,我们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概念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而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会议决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此后又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改革开放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蓝图。

        政治环境的转变:国家的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两者几乎是同时启动的。当时,人们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围的变化。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1、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大规模调整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如平反冤假错案、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等。2、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当时要解决的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领导人兼职过多的问题,恢复党的民主作风,建立有活力、有效率的体制。3、取消“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4、取消“大跃进”时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设置,逐步实行基层自治。进入21世纪后,基层自治制度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5、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条标准启用大批年轻人,形成新老干部有序交替。6、改进和健全各级人大和政协制度,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更大的立法权。7、加快制定各项法律。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民商法等,行政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出台则比较晚。

        上述这一系列变化使得国家的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事实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内容广泛,并起到为经济方面的改革清扫道路、创造条件的作用。后来,由于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成效显著,更引人注目,当初政治方面的改革所起的重要作用往往为人所忽视。

        经济体制的转变: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这方面的改革从一开始时就有明确的对象,但并没有设定明确的目标。对象是当时的计划体制,但最终要将其改造成什么样,谁也不是很清楚。

        改革并不是一下就全面展开的。事实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从城市着手,但出人意料地率先从农村取得突破。这是因为城市的计划体制很严密,不易改变;而计划对农村的控制不那么有效。农村改革的主要方法是给农民自主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突破使得整个经济开始活跃起来。

        改革开放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这是对外开放的第一步。最成功的特区是深圳,其意义不单是开辟了对外开放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探索了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路径,从而具有示范作用。以后,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从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边界口岸。

        中国的实践表明,内部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是难以分开的。稍加留意即可发现,农村改革是纯粹的中国特色,而城市改革则更多地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一系列改革的结果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状况已不同以往,原来只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情况被打破,出现了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大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等,计划体制也因此受到冲击,被削弱了。此后几年,中国的改革实际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战略,即让那些不受国家计划约束的企业优先发展。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在几经争执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考察这一过程,可以看到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转变,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互相促进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上了三个台阶,都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的提高分不开。

        对外政策的转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后,邓小平确立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主要有四点:1、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前夕,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外交事件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完成中美建交。2、对国际形势作出新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两大问题。事实上,这一新判断是逐步形成的。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经过几年观察,至1985年做出定论。3、放弃“一条线”战略,向“全方位”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仍延续了毛泽东提出的联合美欧日等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条线”战略;但着眼点已不限于国家安全,而更多考虑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由于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80年代初中国即有意识地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有步骤地使对外关系格局朝“全方位”发展。4、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实,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就将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外交经过一系列调整,于1987年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归纳为十个方面。这意味着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体系。

        总体来看,这个阶段的中国外交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取得巨大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城市居民不再附属于单位,思想不再简单一致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城乡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不再附属于单位。与此同时,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明显改变,思想不再简单一致。这两方面的变化十分复杂,不是预先设定的,也难以简单评价;但它们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发生的,影响也更深刻更长远。

        现已年过半百的人们,在中国发生大转变的这个阶段,不仅是亲历者,也是参与者。当然,有人参与的少些,有人参与的多些。但不管怎样,改革开放为中国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创造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无论在中央、地方,还是基层,人们的一个共同感受是中国发展速度之快,变化之大,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 中国改革的八条规律

        邓伟志

        中国改革从某种角度上讲是从自发到自觉,是“一次伟大觉醒”,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运用规律高瞻远瞩,高屋建瓴。那么,中国改革有哪些规律呢?这里初步总结提出以下八条。

        第一条:“目标守恒律”

        我们进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再具体地说,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公有制会解放生产力,会推动生产力大发展。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摸索,我们认识到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既不可超越初级阶段,也不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管以后怎么继续改下去,中国仍然坚持在国体、政体、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改革,这是中国改革的第一要义,因此称之为“目标守恒律”。

        第二条:“全面覆盖律”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回想当年,国家提出经济改革时,有人说,经济改革只引进资金,不引进管理。后来认可引进管理了,又有人说,不可引进文化。实际上,对外开放以后,对外来的经济、文化都要一分为二,择善而从,不善则不从。中国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业。改革具有全面性,必然发展为全覆盖。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始终是大开的。改革的领域也涉及方方面面,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生态领域等。

        第三条:“贫富平衡律”

        中国现在有13亿多人口,富裕的程度不会一刀切,不会一个样,总会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先富起来的人只要不是走歪门邪道违法富起来的,我们都应当为他们鼓掌。与此同时,先富起来的人也应当主动帮后富,从技术、管理、友爱、慈善等角度帮后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从当前改革进展的情况看,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是大了点。贫富差距大必然带来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近年居高不下的群体性事件,大部分是由不公平引发的。要从根本上减少群体性事件,就要从更加公平上下手,从共同富裕上落实,从十九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上抓起。

        第四条:“快慢有节律”

        人们总是希望改革开放的步伐能够快一点。可是,由于改革给不同的群体所带来的利益不同,得益少的人难免劲头不足,因此,有时步子快不了。再加上国际上的变数有时是难以预料的,风云有突变的时候。因此,有时候不得不放慢速度。几十年来,国内就“稳”与“进”的关系讨论过多次。如何把握好二者的关系,这里面大有学问。稳中求进是动平衡。

        第五条:“进出守则律”

        商品进口出口,都要遵守世贸组织的规矩。通常讲:“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敌人”。因此,和任何国家往来都要按规则办事。这样,在有人耍赖时,在有人搞“双重标准”翻脸不认人时,我们可以拿出规则与之争辩,方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人最讲信用,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中国人最讲包容。“有容乃大”是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而不同”的名言已在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和而不同”也是进出的守则。

        第六条:“内外有别律”

        在提倡对外开放时,总有些人批评过去的闭关锁国,甚至捎带着批评“自力更生”。这种批评只有一小部分道理,基本上不符合实际,没有追根求源。过去的锁国,有一小部分是我们在国门里面锁的,绝大部分时间是人家在我们国门外把我们锁在里面的,我们想出去,而他们迫使我们不能出去。在今天风云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人口大国仍然只能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在外贸依存度上要把握好分寸。我们不能不警惕搞多边贸易的国家突然搞起单边贸易。在高科技方面,提倡学术交流,可是别忘了1959年和1960年苏联专家突然全部撤走的那段历史,最终还不是靠我们自力更生吗?

        第七条:“差异包容律”

        改革就是改旧、除旧。要改、要除,可以想象得出,在“旧”里生活习惯了的人、在“旧”里得益多的人,会有不同意见。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教材,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治疗思想僵化的良药。要相信他们迟早会推陈出新、除旧布新的。从中国40年改革史来看,有好多当初不理解的人后来成为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头脑里要多一点辩证法,多懂一点肯定否定律,不要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对改革进行改革,解放“解放思想”,是永葆青春的改革家脑子里必须绷紧的一根弦。

        第八条:“上下同心律”

        中国改革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起来开展的。邓小平是改革的总设计师,为改革出谋划策,在改革遇阻时为改革撑腰打气。同时,他也强调合力,在1988年9月5日对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这样说:“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他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1992年7月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这体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真心实意地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所以说,改革开放靠的是上下同心,是合力。

        上述八条规律是从改革开放的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提出的。“目标守恒律”是从中国国情、从社会制度出发提出来的。这是根本,是大方向。“全面覆盖律”是从“社会有机论”角度提出的,社会有机论要求改革具有全面性,单打是不行的。“贫富平衡律”是从社会结构理论角度提出的。结构决定功能。结构不合理,功能容易东倒西歪。社会要分层,层与层之间要相融。“快慢有节律”是从改革工作的步伐、节奏上提出的。快慢只能是顺势而为,不可拍脑袋,拍桌子,瞎指挥,不可搞“一言堂”。“进出守则律”是从开放的角度讲走进走出的有序性。“内外有别律”是从国际环境复杂性的角度讲的。“差异包容律”是从改革的认识论角度提出的。改革需要理论,理论需要讨论。“上下同心律”是从“社会系统论”角度讲的。“上下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作者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  

        本版供图:季礼

  • 改革开放以来
    十大理论金句

        改革开放40年来,出现了许多经典的理论名句,这些句子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让人很快记住,入脑、入心。这里辑录十个耳熟能详的理论金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从而推动了一场对于真理标准、是非观念、道路选择的大讨论。

        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1986年,“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被登在美国《时代》周刊上,“猫论”也随之成为世界人民知晓的名言。这句风趣幽默、释理简明的话语把改革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化繁为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将人们对于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推动改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成为一段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实践社会主义的口号和指针。这句话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重要论断的直观、简洁而又深刻的概括表述。

        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是对脚踏实地、尊重实践、从实践中摸经验摸规律,努力做到实事求是的一种形象说法,也是一种重要改革方法,对于大胆解放思想、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成了家喻户晓的经典话语。

        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名言,点中了我国的发展方向,是支撑“中国奇迹”的思想精髓。发展是解决当前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发展,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只有发展,才能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发展,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的长久治安;只有发展,才能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增强国际竞争力。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意味着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就改革的广泛性、深刻性、艰巨性而言,改革开放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调整,它必然要引起整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并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

        “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这“三个有”,既是对我们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又体现了我们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一开始就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清醒。

        将改革进行到底

        “将改革进行到底”,彰显强大的改革信念,昭示坚定的改革决心,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最强音。解决中国当今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革,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将改革进行到底。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孙成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