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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平受降为何由怀仁堂改在太和殿

        1945年10月12日,《中央日报》报道:“第十一战区受降典礼,由我受降主官孙司令长官连仲主持,10月10日上午10时,在北平太和殿隆重举行。”国民党中央政府原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受降仪式,为何临时改变地点呢?

        拒绝日军代表佩勋章军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急电日本侵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他“立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速派代表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国民政府于8月18日、21日、25日和9月4日连发命令,将中国战区划分成16个受降区,指定了各区受降主官,并将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备忘录发给冈村宁次。何应钦在西安召集第一战区和第十一战区军事会议,宣布北平受降仪式由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主持,地点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孙连仲立即任命第十一战区副参谋长兼作战处长吕文贞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军务处长刘本厚为参谋主任,前往北平与日军联络,洽谈筹划受降仪式。

        9月9日,吕文贞偕同几位参谋人员飞往北平。飞机降落在北平西苑机场,日本军部参谋长高桥坦前来迎接。当高桥坦准备握手时,吕文贞顺手指着一个小凳子说“请坐下”,并未和他握手。当高桥坦拉开日军军车车门,请吕文贞上车时,吕文贞也没给他面子,而是上了中国航空先遣办事员的小车,并插上国旗。

        进驻指挥所的第一天,吕文贞即对日军下达命令,召日军代表高桥坦来指挥所洽降,接受受降官的命令。同时,明确指示日军代表不准佩刀、佩勋章勋表。当晚,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门致中受日军部委托求见吕文贞说项,说什么“日军很爱面子,可否给他们一点面子”。吕文贞断然拒绝,义正词严地说:“日本人的勋章面子,是流中国人的血换来的,我不愿意在洽降时,见到有损中国面子的东西,胜利者更需要荣誉。”

        9月12日,吕文贞召见日方代表高桥坦,宣布受降具体事项。高桥坦提出所有文件做成三份,一份为正本,两份为副本,日文为正本。吕文贞说:“三份可以,但是应以中文为正本。”

        为扩大影响改变受降地点

        抗战胜利后,天津周边地区为八路军所控制,而负责天津地区受降的国民党第94军还远在广西。蒋介石向日伪军下令不得向八路军缴械,并同时与盟军顾问魏德迈协商,由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从塘沽登陆,代表中国政府接受天津日军的投降。

        10月6日上午,在天津法租界公议局门前的克雷孟梭广场举行受降仪式,由美军第三军团司令洛基中将主持。日军投降代表是118师团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吕文贞参加了受降仪式。当升起国旗、奏响国歌时,围观群众的情绪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他们兴高采烈、情不自禁地高呼“中国万岁!”“胜利万岁!”吕文贞深受感染,热泪盈眶。当他准备乘车离开现场时,一群青年看到他是中国军人便围了上来,有的兴奋地爬上车棚。此情此景更令吕文贞心潮难以平静。

        10月7日,吕文贞回到北平,急忙找到刘本厚说:“原定中南海怀仁堂室内受降的计划取消。美军公开受降,我们也要公开受降。”二人驾车直奔故宫。吕文贞原想在午门受降,可是到现场一看,地方太小,门前平地上举行仪式,后边看不见前边。于是他们又向宫内走去,边走边看边选择。到了太和殿,吕文贞眼前一亮:好大的广场,能容纳几十万人。他登上玉墀,太和殿前的空间也很大,回头向广场一望,下边也可以望到上边。于是二人就商定在太和殿受降,让更多的民众参加,分享胜利的喜悦。

        吕文贞根据天津美军受降情况,构思了北平的受降规模和程序,并向刘本厚作了具体介绍,安排其负责布置现场。这时离受降日仅有3天时间了,刘本厚按照要求,带领几名参谋加班加点,在两天之内将受降现场和程序全部准备好了。

        二十万民众见证胜利时刻

        当时的《中央日报》《大公报》《华北日报》等都对北平受降作了报道,笔者根据这些报道还原一下当时受降典礼盛况。

        1945年10月10日,秋高气爽,艳阳高照。北平市民闻知受降的消息后,从四面八方涌来,有大约20万民众聚集在太和殿前广场上。天安门、端门、午门、东西华门、南北池子、南北长街,到处都聚满了人群。

        国民党第92军在军长侯镜如的率领下,列队于太和殿的广场上。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盟国代表也参加了受降仪式。上午10时10分整,煤山(景山)上汽笛长鸣,太和殿前受降仪式开始。司仪隋永礼上校高呼:“引导日本投降代表入场!”命令传出后,全场立时肃静。日本投降代表、平津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根本博,偕同参谋长高桥坦及该部高级军官21人,由太和门外下车,垂头丧气,步行入场,在礼台前排列一行,向主官敬礼后,退后恭立待命。此时,台下民众欢呼雀跃,情绪亢奋,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军乐队凯歌高奏,礼炮齐鸣,随后全体肃立,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默哀。日本投降代表个个低头躬身,向中国人民谢罪。

        司仪宣布投降代表签字,根本博等行至受降台前,肃目立正,向孙连仲将军行礼后退至左侧恭立。工作人员将3份投降书分别置于台上,根本博签字盖章后呈交孙连仲。孙连仲身材高大,为抗日名将,曾因血战台儿庄而驰名海内外。孙连仲健步走到签降台前,在“受降主官”栏庄重地签字盖章。根本博等21名投降代表在万众怒目之下,双手捧着自己身上佩过的战刀,向孙连仲鞠躬示礼,恭恭敬敬地将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刀放在了受降桌上,之后退出会场。

        这时,国歌回响在天地之间,国旗飘扬在蓝蓝的天空,全体军民齐向国旗致敬。遭受日军八年蹂躏的北平市民终于扬眉吐气了,他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振臂高呼:“中国万岁!”“胜利万岁!”欢声雷动,响彻云霄。典礼仅有短短的25分钟,20万北平市民见证了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北平受降是中国战区受降规模最大的一次。

  • “京西天桥”河南街

        说起老北京天桥,北京人无人不知,可要说“京西天桥”,兴许就没多少人知道了。“京西天桥”在门头沟区东辛房河南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以河南街为中心方圆几里地,不仅聚集居住着成千上万走窑下井的煤矿工人及其家属,而且汇聚着多家店铺商号、行当买卖。由此,河南街成了那个年代京西地区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区,被人们称为“京西天桥”。

        据考证,广义上的河南街是指北起门矿黑河沟、南至南山根,东起东辛房东华路、西至西辛房岩子井这片区域;狭义上的河南街是指河南街小学西边街巷口往西到剧场那条街巷,那条巷子长240多米、宽180米,两边全是平房,门牌1号至310号。

        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河南街地界上百货店、绸缎庄、鞋铺、文具店、裁缝铺、点心铺、油盐店、小食摊、药铺、当铺、棺材铺,无所不有;卖锅碗瓢盆、水缸砂锅的,卖电灯、电石的,卖针头线脑、年画灯笼的,样样俱全。不仅商店铺号众多,而且小摊摆满了几条胡同,游商更是不计其数。唱小戏儿的、耍把式卖艺的、卖野药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无所不有。

        1950年的一项统计表明,当时有工商户500多个、摊商1600余户。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粮油蔬菜、饭馆、旅馆、理发、照相、钟表、日杂等大部分店铺划归国有和集体。

        伴随棚户区拆迁改造工程,昔日河南街的街巷胡同、店铺商号已不复存在,但蕴藏其间的煤业历史、商业文化、民俗意趣、市井风情、百姓故事,永远不会消失。2013年,袁树森先生著述的《京西的“天桥儿”——河南街》,不仅把我们带回那个沧桑过、繁华过、鼎盛过、衰落过的旧街老巷,感悟它那不负“京西天桥”美誉的曾经喧嚣,而且又让我们看到那片老街巷曾经创造的门头沟区一个个历史之最——

        最早的戏园子是由赵玉堂等人建起来的;最早的旅店是1927年(一说1932年)高树清开办的“久裕客店”;最早的理发馆是1926年6月周海臣开的“义顺堂”理发馆;最早的说书馆是1934年鲁振廷建的;最早的照相馆是1934年5月5日赵吉安开办的“美丰照相馆”;最早的钟表店是1923年4月12日李正平开办的“中生斋表行”;最早的绱鞋铺是1944年王金玉开办的“天成绱鞋铺”;第一家自行车铺是1934年2月南树林开的“春华电料自行车铺”;第一家笼屉铺是1947年赵俊岭开的“峻岭号笼屉铺”……

        昔日河南街的那番热闹景象,不仅展示了早年京西矿区社会、经济、人文、民俗等文化历史,而且表现了当年商人、窑工、艺人的喜怒哀怨、生存状况。

  • 京城秋韵

        “秋天一定要住北平”——老舍先生已经写尽秋天之美,尤其是北平的秋天。

        北京的四季都喜爱,春花夏雨秋叶冬雪皆是醉人美景。倘若执意选一,当选秋天。京城秋日,满树金黄的银杏叶与金碧辉煌静默伫立的古建在蓝天映衬之下,更加彰显出古都的大气与厚重。

        秋叶是京城深秋必不可少的景致。秋之时,总有人专程而来,只为在国宾馆墙外成列的高大银杏树下留影。据说这里的银杏树是京城最早种下的一批,算是京城银杏的标志了。满地金黄落叶层层叠叠,看到有些儿童低头捡拾叶子高举起来凝视,便令人拾起儿时许多纯真回忆。渐渐地,这里多了些举着长镜头的摄影人和拿着画板写生的人,他们把这金黄落叶、牵手情侣以及孩童笑脸都收录在自己的作品中。此外,天坛公园的银杏树大道、中山公园南门内的银杏林、颐和园西门内的银杏树,也都是赏银杏叶的好地方。

        观赏银杏叶还有个好去处,就是紫竹院公园内的福荫紫竹院行宫。相比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名园中的景点,福荫紫竹院行宫显得低调很多。事实上,行宫也有着悠久历史,其始建于清朝,距今已有二百余年。在行宫建筑群落中,最惹眼的是院落中两棵生长了四百年的大银杏树。虽曾被雷击,但是从树体两侧新生出许多小枝,形成了子抱母的形态。春夏满株翠绿,入秋便一片金黄,似漫天金蝶飞舞,蔚为壮观,灿烂了整个秋天,引得诸多游客前来拍照留念。待到深秋,古银杏满树都是果子,密密匝匝,随着阵阵秋风散落满地。

        观秋叶不只城内,郊野更让人欣然往之。每到秋季,西山的红叶比胭脂还醇厚,比朱砂还明艳,芳馥的野花编织成锦毯铺满山坡,青松翠柏伴着红色的宫墙金瓦,昭示着皇家尊贵的气象。

        若是有兴致再走远些,登临长城,看漫山红遍、层林尽染,每处景致都是上天浓墨重彩的杰作,世间竟没有如此斑斓的画笔。目之所及,所有的景象似孩童不小心打翻了画板,美得那样随性而自然。若是置身房山区坡峰岭,更是会迎来一场盛大的红叶盛宴。迤逦的群山被百年黄栌装点着,如一幅巨大绚烂的画布,浓艳热烈,感情表达得肆意张狂。这里秋日天空深邃澄澈,云彩变幻多姿,满天红霞绮丽无比。每当薄雾升起,景色神秘优雅又壮美无边。

        京城秋景不止于秋叶,还有诸多美丽的花卉为北京平添秋韵。老北京人已经习惯了秋季到颐和园观赏清宫遗存古桂。满园幽幽飘逸着桂花香,馥郁绵长,与湖光山色共同构筑了一幅“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人间仙境。深秋时节,京城流传着持螯赏菊的传统,“九月团脐十月尖,持螯饮酒菊花天”,这是描写旧时秋季人们啖蟹饮酒赏菊的乐事。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三十八回专门写了大观园里的持螯会,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见物生情,诗兴大发,并由宝玉提议,即兴作了咏蟹诗。

        要说赏菊,就得去北海公园。园内的一株株秋菊傲霜怒放,色彩缤纷的菊花与古朴的皇家园林建筑完美融合,成为京城御园金秋赏菊的最佳去处。人如潮花如海,品菊赏菊者络绎不绝,欣然体验着“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的意韵。

        观秋水亦是京城诗意之人所好。燕京八景之一“太液秋风”,乾隆皇帝的题字碑就在“水云榭”内。水云榭建于康熙年间,康熙皇帝专门写了一首《水云榭闻梵声诗》:“水榭围遮集翠台,熏风扶处午后开;忽闻梵诵惊残梦,疑是金绳觉路来。”后来乾隆皇帝也附和一首:“云无心出岫,水不舍长流;云水相连处,苍茫数点鸥。”站在水云榭四望,可见蓝天之下琼岛白塔,近观东岸殿宇参差,远越水面遥望瀛台,还有那掩映在绿荫中金碧辉煌的紫光阁,景色醉人。

        秋天总是会让异乡人多些深沉怀念之情,而西山和北山的秋果、积水潭和西直门外的高大柳树、护国寺大殿里的佛像,还有琉璃厂琳琅满目的古玩,会在此时给悲秋的人一些温暖与抚慰。

        郁达夫总是不远千里,从杭州赶往青岛,从青岛赶往北平,不过是想饱尝故都的“秋味”。他在《故都的秋》里写道:“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这京城的秋日是澄澈的,又是多彩的;是厚重的,又是有趣的;是诗情画意的,又是带着烟火气息的。而这些,共同构筑了京城秋之美,深藏于人们的记忆和情感中,美好而温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