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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垃圾清运,一度走街串巷摇铃

        垃圾清运是城市运行保障的基本环节,反映着城市治理水平。对于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人而言,倒垃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连倒的时间都有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垃圾消纳”一直是政府与市民关注的焦点。

        1 挨家挨户收垃圾再送待运场

        解放前北京有“垃圾城”之称,大街小巷到处是垃圾,臭气扑鼻,蚊蝇滋生。解放后,人民政府清除了远自明朝开始堆积的垃圾,约有18万吨。(1957年9月24日《北京日报》1版,《从“垃圾”看两个时代的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开始着手垃圾管理。那时城区的垃圾收运方式现在看来颇为奇特:每天听见摇铃声,居民就赶紧把装垃圾的物件拎出来;清洁队员挨家挨户收集好再送到附近的垃圾待运场,等马车或汽车定期转运到城外的垃圾消纳场。

        上门收垃圾方便了居民,但垃圾待运场存在着问题。由于待运场的垃圾不是即时清理的,遇到刮风天垃圾便被刮得四处飞扬,遇到下雨天垃圾又常被雨水冲散,附近居民对此很有意见。

        1951年,东单、西单地区率先推行汽车直接收运垃圾的做法,由居民把装垃圾的木箱或筐子集中送到固定地点,等待汽车来装运,垃圾待运场也因此取消。本报刊登的《清运垃圾》一文中生动描写道:“扫街道,扫里院,把垃圾送到集中站,大卡车呼呼开过来,装卸员忙搬又忙抬,汽车‘嘀嘀’跑得快,一溜烟直奔到城外。”(1952年12月5日《北京日报》3版,《清运垃圾》)

        不过时间一长就又有读者向本报反映,个别运垃圾的汽车不按时装运垃圾,反而导致垃圾集中站成了垃圾场。有的垃圾装卸员只为装得快、运得多、跑得快,导致摔坏群众箱子和遗落垃圾的情况发生。

        1953年,市卫生工程局研究决定取消垃圾集中站,改为“先摇铃后收垃圾”。在收运垃圾的汽车快到时,有专人负责摇铃通知居民搬出垃圾箱、筐,再由汽车运往垃圾消纳处。

        为了便民收垃圾,北京市政府在清运时间的考量上也是煞费苦心。1954年本市普遍推行夜间汽车收运垃圾的做法,主要街道自晚7时至10时用摇铃方式收运;一般胡同用垃圾箱集中站方式在夜间收运,居民可将垃圾箱在晚8时至9时抬至集中站,次日7时前抬回空箱。如在晚7时至9时连续下雨,则不必拿出垃圾箱,次日晚加车运输;如果两天以上连续下雨,则临时改为白天摇铃通知,突击收运。(1954年9月10日《北京日报》2版,《本市将在夜间收运垃圾、粪便》)

        2 倒垃圾不再受时间限制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垃圾清运开始执行“灯亮倒,车走停”的制度。这个制度又衍生出“车后土”的问题。“车后土”指的是垃圾车刚走,垃圾站又新倒了垃圾的现象。其原因不排除有些人缺乏自觉性,乱倒垃圾,但更多的情况是双职工下班较晚,没法按时倒垃圾。于是,西城区率先把主要街巷的垃圾清运时间推迟到夜里11时之后,解决了居民的实际困难。(1977年11月26日《北京日报》1版,《条条街巷无暴露垃圾》)

        在倒垃圾与收垃圾的时间矛盾发生后,从清洁一线诞生的技术,终于使居民倒垃圾不再受时间限制。

        1978年,本市开始使用由市环卫局技术革新组设计的封闭垃圾桶和桶式自动装卸垃圾车。到1980年,已有545条街巷用上了8100多个封闭垃圾桶。桶式自动装卸垃圾车可将垃圾桶升起,将垃圾倒在车箱内,使过去街巷垃圾遗洒的现象得以明显改观。

        最重要的是,作为北京垃圾收运工作的一项革新,使用封闭垃圾桶的最大好处是居民一天24小时都可以倒垃圾了。(1980年6月15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五百四十五条街巷使用封闭垃圾桶》)

        3 清洁员屡受伤催生机械化

        现在的城市垃圾收运已实现机械化,但在原来完全是个体力活儿,甚至造成过不少人身伤害事件。

        市卫生工程局在上世纪50年代出了一条看着过于“细致”的规定:装垃圾的箱、筐别太大,装垃圾不要超过60市斤,免得清洁队员搬起来困难。这具体到重量的规定,其实是出于人性化的考虑。当时一些单位使用过大的垃圾箱,有的装上垃圾后重达二三百斤。清洁队员对这种大家伙很伤脑筋,搬运垃圾时常因用过劲儿而拧了手腕或扭了腰,有人还因此从汽车上跌下来,摔伤头部。(1956年8月14日《北京日报》5版,《垃圾箱何必太大》)

        为减轻清洁队员的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本市清洁工人从1958年起先后试制使用了封闭式自动装卸垃圾车、自动化扫尘车、便道洒水车等新设备,为清洁工作机械化开辟了道路。(1958年7月11日《北京日报》2版,《本市清洁工作向机械化迈进》)

        大马路上的垃圾桶,谁见了不得绕着走?可东城环卫二队维修班的班长张永江成天围着它转,还在垃圾桶上搞出了名堂。10年搞了10项革新,工人们赞他是“垃圾桶专家”。

        维修垃圾桶最苦的活儿是除锈:跳进桶里用砂纸打,桶锈、粉尘跟垃圾臭气混在一起,直把人熏得头昏脑涨。张永江心想:要是有一种机器能除锈该多好啊!于是,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扎进一间小屋子苦学,终于拿下了机械原理、识图、制图等中专课程,于1979年成功研制出“垃圾桶除锈机”。随后他又发明了“永江牌公路清扫车”,使东城区告别了大笤帚、铁背斗,率先在全市实现了道路清扫机械化。

        从一名普通环卫工人成长为一名工人发明家,创造奇迹的张永江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模称号。(1994年4月25日《北京日报》1版,《从清洁工到发明家》)

        4 “垃圾楼”日产日清

        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下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地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城市垃圾问题。至此,垃圾消纳从各自为政的小问题上升到了全国范围公共卫生的大问题。

        这一年北京市政府从紧张的财政收入中拿出6000多万元,在南宫、单店、苏家坨等地新建、扩建了7个垃圾堆放场和8个垃圾转运站。

        垃圾的目的地扩建了,源头却仍需变革。1988年,本市城区第一座“垃圾楼”——密闭式集装箱垃圾转运站在右安门居民区投入使用。楼内设有两个埋在地下的集装箱,卡车可直接开进楼内将装满垃圾的集装箱运走。“垃圾楼”取代了该地区13个垃圾桶站的170个垃圾桶,成为附近几千户居民的垃圾消纳处。(1988年9月2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第一座“垃圾楼”投入使用》)

        环卫专家认为“垃圾楼”是“垃圾收运方式上的突破”。一年过去,北京累计建成了110余座密闭式集装箱垃圾站,使城市垃圾收运方式进一步现代化。

        到上世纪90年代初,居民对垃圾的“包装”方式也有了讲究。1993年,石景山区八角公园居民在全市率先采取“袋装垃圾”收集方法,将家庭垃圾装入专用塑料袋内。当时其他地区的很多居民对此表示不解:垃圾本身就是废弃物,还要用袋子包装,岂不多此一举?

        但这样的“袋装垃圾”达到了使垃圾“不见天”的目的。由此,北京市政府决定从当年5月起,在全市8个城近郊区全面推广试行垃圾袋装化。到1996年,全市有61万户居民和1万多个单位用上了垃圾袋,使用面占到全市的三分之二。(1996年12月4日《北京日报》2版,《垃圾为何要“包装”》)

        “袋装垃圾”最终得到认可,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5 垃圾处理资源化无害化

        近些年一直倡导的“垃圾分类”环保理念,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在北京启动了,当时主要是为了积肥。

        1957年本市城区全面实行垃圾分类收集,将垃圾中的炉灰、有机垃圾(包括厨余垃圾)、废品等回收利用或做积肥之用。其中,北京市计划把城区每天收运的一半垃圾无代价地供给各农业社积肥。(1957年10月30日《北京日报》2版,《城区每日收运的垃圾 一半送往农业社积肥》)

        但这种“垃圾分类”没法持续太久。原来本市居民生活垃圾消纳有两条渠道:第一条主要是填城近郊区的大坑,第二条是送往近郊社队积肥场积肥。后来,可填的大坑都填完了,垃圾消纳渠道只剩下积肥这一条。但上世纪80年代蔬菜单产下降,被发现与近郊菜田长期使用炉灰垃圾做肥料有直接关系。生活垃圾中无机成分比例很大,肥效不高,大量的炉灰还严重破坏了土壤的团粒结构。因此,近郊区许多社队已不欢迎城区运来的垃圾,不少公社甚至作出禁止使用垃圾肥的决定。本市的垃圾消纳基本成了“没有统一的消纳场,一天一天穷凑合”。

        1980年,市第二清洁车辆场张奎恩、冯大卫、刘静安同志在给本报的来信中警示:北京每天出产的垃圾,眼看就要发生无处消纳的危险!(1980年9月29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的垃圾眼看无处倒了》)

        1984年4月8日,本报刊登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言摘登。其中,市环保所高级工程师林华庆委员正式提出“北京应建立垃圾处理厂”的建议。第二年,列入国家“六五”科技攻关项目的城市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课题由本市环卫科研所完成,并通过了部级鉴定。(1985年11月26日《北京日报》1版,《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研究成功》)

        30年过去,到2015年时北京城六区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已达到100%。同时,垃圾处理也从传统的填埋方式,升级为循环经济代表形式的资源化处置。

        本版文字:汪丹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