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张将军”逃离北平的传奇经历

        电影《邪不压正》里最神秘的人物当属“张将军”,只在电影结尾匆匆露了一面,老谋深算的蓝青峰说:“还希望你出去带兵抗日呢。”“张将军”就是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当时他是如何逃离北平奔赴抗战前线的呢?笔者近期在查阅历史档案时,意外发现当年张自忠向记者亲口讲述其中的曲折经过。

        樽俎折冲,受任于危难之际

        1937年“卢沟桥事变”打响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一枪。事变后,北平暗流涌动,危机四伏。日军调兵备战,咄咄逼人,可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抱有和平幻想,让张自忠与日军交涉,欲通过谈判解决冲突。7月23日,身兼天津市长的张自忠向记者发表谈话:“此次卢沟桥不幸事件发生,适余卧病在平,当即力疾会同秦市长(北平市长秦德纯)、冯主席(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本素主不丧权、不辱国之精神,与之周旋。所有经过,业会同秦、冯通电各方。迨宋委员长到津,余始来津,一切均照宋委员长指示办理……余份属军人,兼绾市政,只知服从命令,捍卫地方,自信爱国尤不后人……”(《新天津》1937年7月24日)。7月25日晚8时,张自忠奉宋哲元电召,由天津到达北平,与29军高级将领商量对策,并向宋报告与日军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商谈经过。7月26日,日军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37师于28日午前撤出北平。宋哲元请示南京后,断然拒绝日军的无理要求。

        7月28日上午,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29军发起全面攻击。28日下午,宋哲元召集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等人紧急开会,商讨对策。突然从南苑传来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阵亡的噩耗,宋哲元只好决定遵从蒋介石的命令退出北平,坐镇保定指挥,命令张自忠留在北平与日军周旋。

        当日晚间,宋哲元等人撤至保定。临别时,张自忠心情沉重地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秦德纯忙劝慰道:“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定论,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为全国人民谅解的一日,请你好自为之。”两人遂黯然作别。《申报》1937年7月29日报道:“顷由半官方面公布消息,宋委员长因公28日晚赴保视察,命天津市长张自忠兼代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市长秦德纯随宋赴保,平市长职务亦由张自忠兼代。”

        忍痛含垢,背负“汉奸”骂名

        张自忠代理委员长后,竭力支撑平津危局,掩护29军安全撤退。他致电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和38师代师长李文田:“我们都受了国家豢养多年,到此紧要关头,务各尽职责,方对得起国家。刻我任北平城防重任,津市府事务,令彦翀负责,驻津附近各军,由李文田就近指挥。我已身许国,顷已预嘱家事,盼兄等共体余意,把握时机。”为便于李文田指挥第38师迎战,“张自忠已向宋哲元辞去38师师长,遗缺由李文田接充。”(《北平晨报》1937年8月3日)张自忠“31日有电致津市府,参事边守靖,饬暂代理津市长,李景阳就任津警察局局长。”(《申报》1937年8月1日)

        张自忠留在北平维持局面,一时舆论大哗,误认为张自忠做了卖国求荣的汉奸。笔者在查阅档案资料时看到当年的很多报纸抨击张自忠,痛斥其“卖国变节”。《武汉日报》1937年7月29日报道:“今晨起平城门大开,市警保安队已在张节制下图现日计划燕北特殊化,张以冀察政委长及市长名义发表安民告示。”《申报》1937年8月3日报道:“京中某机关接31日平电,张自忠部入城之部队,多已改为保安队,每日晨昏均由日本人训话,张等已无主持能力,诸事皆由汉奸操纵,前途尚有演进。”《李宗仁回忆录》说:“‘七七事变’后,张氏仍在北平城内与敌交涉,因此舆论界对其攻击尤力,大有‘国人皆曰可杀’之慨。”

        逃离虎口,驰骋抗日战场

        《申报》1937年8月7日报道:“张自忠因外间纷纷谣传,渠与日方之关系甚形紧张,故已于今晨托病辞去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职,闻张已入医院。”日军步步紧逼,要求张自忠公开通电反蒋,遭到张的断然拒绝。张自忠认识到对日折冲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他致函齐燮元、贾德耀、李思浩、张允荣、张璧冀察政委会五位委员:“当时军情紧迫,受命于危难之际,为国为民,义不敢辞,是以不避艰危挺身担任……唯自忠患病月余,同人共悉,近更身体精神益感不支,际此时事艰难,设有贻误,将何以对地方?踌躇再四,唯有速让贤能,以免愆尤,而维大局……所有本会事务,仍应沿用前制,由各常委共同负责,处理一切。”(《北平晨报》1937年8月6日)

        为摆脱日军控制,张自忠决意逃出虎穴,奔赴抗日前线。当年张自忠在济南接受《武汉日报》记者采访时,讲述了他逃离平津惊心动魄的经过,笔者整理如下:

        张自忠辞职后,秘密潜入美国好友的住宅。可是三天后就被北平伪公安局长潘毓桂侦知,潘派出警察将其住处四面围住,欲生擒张自忠。张自忠发现情形不妙,化装成洋人的厨师逃了出来,躲到北平西城一穷人家里,此人是张自忠当排长时同事的岳父。五天后,警察带日本人前来查户口,发现家中多出一人,便进行询问,主人说是老家来的亲戚,糊弄过去了。午餐后,张自忠一身乡下人打扮,来到美国同仁医院躲藏。连日来,日本人到处搜查,特别是外侨办的医院、旅社,更是检查的重点。张自忠看医院也非久留之地,于8月26日化装成一汽车司机,拉着外籍某要人(笔者考证应为美国著名学者福开森),驰抵门头沟,但是因有日军驻守,不得已又折回来到一教堂内隐匿居住。

        9月1日拂晓,张自忠化装成菜农,与一名真菜农共同拉着一车菜赶市售菜,欲乘机将菜车拉出西直门。但巡逻的便衣队盘查很严,没有机会混出去,于是又回到城内。在路上,随处都能听到张自忠已离开北平逃逸的传言,他更感觉不能在北平久留。

        9月3日,张自忠身穿孝服,头戴麻帽,化装成孝子奔丧模样。他骑上一辆自行车,在早晨6时就来到朝阳门。当时城门仅开启不到一尺,出城的人非常多,一一接受检查。当查到张自忠时,日军见其身穿孝服,感到晦气,便大声喝道:“快滚!快滚!”张自忠连忙骑上自行车逃出北平,一口气骑了有大约50里路,到天黑了才在一个小客栈住下。第二天一早起来接着赶路,傍晚时分到达廊坊。

        廊坊满街都是日军,还有日妓陪士兵饮酒取乐。张自忠在天津时常与日本人应酬,每次宴会都有日妓陪酒,他怕被认出,便改走小道。4天后,他来到离天津还有18里路的北仓,此处也有日军检查,但因为兵少旅客多,盘查得比较松。张自忠混过关后来到河北车站,丢掉自行车,改乘人力车经日租界到法租界。途中检查也很严,张身上仅有的五角钞洋也被搜去才予以放行。在天津法租界停留几天后,张即乘坐英国人的小火轮离开天津,经青岛、济南辗转到南京“负荆请罪”。

        后在多方斡旋下,蒋介石任命张自忠为59军军长,他得以重返抗日前线。张自忠率部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先战淮河再驰援临沂,取得临沂大捷。1940年5月16日,已升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在襄阳与日军作战时壮烈殉国。

  • 北平人民欢庆日本投降

        73年前的8月15日,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日子。当天中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的形式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

        ■中共北平地下党第一个把抗战即将胜利的消息告诉了北平市民

        1941年春,八路军前方总部保卫部派遣刘新前往沦陷区北平,投奔他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的好朋友、伪北平广播电台分管“儿童时间”的王栋岑,开展地下工作。不久,刘新打入伪广播电台。

        伪北平广播电台设有两个华语监听台,一个由王文昌负责,专门收听延安、重庆和美国、苏联的广播;一个由刘新负责,专门监听日伪电台的广播。1945年8月8日,王文昌从监听台收听到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以强大攻势摧毁日本关东军的消息,8月10日又听到日本政府被迫发出乞降照会。11日晚,中共晋察冀城工部宋汝棼、饶毓菩、李子才等人印制了五百多份《告北平青年书》,第二天夜里秘密张贴在北平街头。与此同时,刘新、张文松、崔月犁等人印发了日本投降的“通告”。中共北平地下党第一个把日本乞降、抗战即将胜利的消息,告诉了北平市民。

        日伪北平当局却掩耳盗铃,8月13日,日伪报纸恫吓:“附和流言曲解军方真意者,决采取断然措施,日驻中国派遣军发表声明”;8月14日又刊载“倘有造谣生事蛊惑人心者,一律援照军法惩治,华北政务委员会昨布告官民”。甚至到了8月15日上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汉奸王荫泰还在广播上发表辟谣申明:谁再传播谣言,抓起来后按军法处置。

        ■天安门前竖立起一块黑色大木牌,上书“还我河山”,整个北平沸腾了

        8月15日下午2时,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广播被译成中文,在伪北平广播电台放送出来。当年在崇文门大街一家纸行当学徒的王鸿儒后来回忆,日伪警察早些时候逼着每家铺子交20块钱买的收音机,这回派上了用场,大家围着收音机,收听胜利的消息。1938年奔赴冀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潜回北平做地下工作的张洁回忆,听说日本投降了,她公公高兴得把家里藏了多年的老酒拿出来庆祝。

        中国旗帜又飘扬在北平上空,人们欢呼雀跃,高声呼喊:“胜利啦!”好多商店门前贴出“中国胜利”的标语,天安门前竖立起一块黑色大木牌,上书“还我河山”四个大字。

        老北京有过七月十五中元节的习俗,也就是“盂兰盆会”。8月15日这天是阴历七月初八,这一年的“盂兰盆会”变成了庆祝胜利的庆典。百姓们糊了写着“庆祝胜利”等字样的灯笼,提灯逛街;学生们临时组织起来,抬着中国版图灯、中美英苏胜利灯等,敲锣打鼓地游行。“今日中元佳节,举国欢腾共庆和平,盂兰盛会同悼英灵”。

        ■在北平的日本人出门不敢穿和服、木屐,改穿中国衣服,个个蔫头耷脑

        日本宣布投降前几天,在北平的日本人纷纷把家里的家具、器皿拿到街面上甩卖,一套日本和服只卖一块钱,手表、照相机也很便宜。据当年在眼镜店里当学徒的王永斌回忆,竟然有日本军官到眼镜店里卖枪,自然没人敢买。

        8月15日这天傍晚,王鸿儒约上几个街坊跑到崇外大街路东的福源线店日本宪兵队驻地,发现门口站岗的日本兵不见了,院子里八九十个日本兵面朝东,单腿跪在地上哭成一片,往日的神气全没了。门外围观的老百姓看着真是解气呀。

        日本投降后,在北平的日本人出门不敢穿和服、木屐了,而是改穿中国衣服,一个个蔫头耷脑低下了头。家住东四的李书贤回忆,日本一投降,一个以前脾气大、扬手就打人的日本人,特地跑到祥昌铁工厂,对修车的中国人说:“我打了人,对不起。”

        ■根据地村干部爬上房脊,大声叫喊:“快起来,鬼子投降了!”

        8月12日,中共冀热辽区党委发出《关于当前紧急任务的指示(火急)》,要求各地委“在日本已承认无条件投降(尚未签字)”的情况下,“举行大规模的庆祝大会,总的精神在于动员根据地军民向敌伪作总的进攻”,“群众大会、游行示威、早晚鸣钟、民兵大检阅等方式均可采用,迅速把消息传达到每一个角落。”

        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传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命令作战值班员用电话、电台通知各部队,并报告各地委和专署,层层传达,务求人人皆知。村干部爬上房脊,大声叫喊:“快起来,鬼子投降了!”老乡们点燃火把、敲锣打鼓,甚至连锅碗瓢盆都敲得叮当响。平北延庆四海县举行提灯游行,冀东十四专署下令全区放假3天,以示庆祝。

  • 难忘那片胡同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我降生在宣南北椿树胡同的一座院落里。此后的四十多年,我都生活在这片胡同,这片老北京的胡同。

        一出院门,便是灰墙瓦脊的胡同,继续向前走,四周仍然是拐弯延伸出去的胡同。僻静的胡同,曲折的胡同,坐落着数也数不清的四合院、大杂院。那时,胡同里从早到晚穿行着敲打木梆子推车卖水的“井窝子”;挑担走街串巷锔锅锔碗的“小炉匠”;打着小鼓高声吆喝收购旧货“破烂我买”的小商贩;就连黑灯瞎火时分也有敲打着小铜锣游走街巷的“算命先生”。

        这就是那时的老北京城,永远也抹不掉的印记。

        往宽泛里说,这片胡同前后左右不到二里地的方圆内,向北是常去游玩的宣武门护城河。流淌着一泓浅浅的河水,生长着一丛丛的芦苇,放养着鸡鸭,河岸上稀稀拉拉栽种着玉米、高粱和向日葵。河岸往南的这片街巷叫东、西河沿,河沿儿就是河边的地方。从那里往南走回家穿过香炉营胡同或大沟沿儿胡同,这样就要路过海柏胡同十六号院。在明代,海柏胡同曾经建有一座古刹“海波寺”。改名为海柏胡同是1949年以后的事,因寺庙与寺内参天的古柏树而得名。

        我家离这座古迹不到二百米,记得儿时每次路过这里,看到大门外挂有“顺德会馆”的木匾。老北京人叫它“顺德馆儿”,带着明显的儿化音。会馆门前是长条青石板高台阶,褪色的宽大朱漆街门,汉白玉的抱鼓石及小狮子门墩,跨进高门槛,门道上方残留着花窗木格,这一切都彰显出古寺往昔的荣耀。那时,这座院落的街门是敞开的,进得里面如同走进一座私家花园。特别是有一架生长茂盛的紫藤萝,传说是清康熙年间浙江秀才朱彝尊栽种的。

        整座寺院划分出大大小小的院落,前出廊后出厦的高脊大瓦房数也数不清,高高的土丘上建有一座圆柱四方亭,那上面的坐板已残破或是不翼而飞。快到天黑时,小伙伴们就凑在一起开始捉迷藏,开心吵闹声惊得树上屋前筑窝的家燕、鸽子、麻雀、蝙蝠飞来飞去。这个顺德馆儿就是海柏胡同十六号院,一座有着近三百年历史的古老院落。古柏、紫藤、四合院是儿时所见,是海柏胡同独有的别样风情。这座会馆紧邻着一条窄窄的夹道,也沾上了顺德馆儿的光,叫顺德馆夹道,沿着夹道向西穿过茶食胡同,便来到宣武门城门楼子前。老北京人对胡同、夹道的区分是泾渭分明的,宽一些的称为胡同,而窄一些的则称为夹道。

        如今虽说住进了带电梯的楼房,可是从心里依然留恋儿时的“海波寺”。前一段时间《北京晚报》登载了一篇有关海柏胡同的文章,引起我回去看望的念想儿。当我穿过八宝甸胡同走过前青厂,向北望去,坑坑洼洼的土路,断壁残垣的院落,已是所剩无几。定格在书本报纸上的海柏胡同十六号院,广亮大门仅剩下半扇残存的破门,高木门槛不知去向。院内是破朽的窗棂,裸露的木檩房柁,枯枝败叶的树木。

        不远还有香炉营胡同,路东曾经有一所香炉营小学,不大的平民子弟学校建设在平房院落中。因为地方小,每每上体育课都要占用香炉营头条的马路。还有枣林胡同,那是一条僻静的细长胡同,最窄处两人相遇要侧身而行。胡同东口有一个院子,是靠近胡同北侧的穿堂院,走出胡同豁然开朗,紧贴北墙是一家中药铺,界壁儿是达智桥百货商店。

        沿着十几步残存的台阶拾级而下,对面是达智桥胡同,这片不起眼儿的胡同,早年间曾经是会馆云集之地,1960年北京市文化局统计时,在册登记的会馆有390多家。如海柏胡同的潮邑会馆,香炉营头条的嘉善会馆,永光寺中街的江西会馆,永光寺西街的湖北会馆,铁老鹳庙的大沥会馆、蒲城会馆,周家大院的番禺会馆……这些熟悉的地名,如今已经化作历史,永远静止于书本地图和老人的记忆中。在这些会馆中,江西会馆最为气派,四柱油饰广亮大门,飞檐叠瓦,五脊六兽。而离我住的院落仅一街之隔的周家大院番禺会馆,始终给人老朽的印象。院内地面低洼不平,仅有残留的甬道可以行走,整座院落的地面比院外路面低,站在进门处可以十分清楚地看见高房阴阳卧瓦的垄沟。那时自来水还没有进院,人们吃水要到前青厂街上去挑,挑着水穿行在高低落差的台阶间极为不便。后来周家大院慢慢演变成一个大杂院。

        站在庄胜广场的大楼下,我借着西斜的阳光望向“海波寺”、海柏胡同、顺德馆儿和破旧的大杂院。曾经的老北京城、弯弯曲曲的胡同,陪伴我度过了多少美好时光,留下了多少珍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