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打赢蓝天保卫战提升获得感

        大气污染防治问题,一直是北京市城市建设管理的短板,五年来,全市上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以超常规措施治理大气污染,实现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升了获得感,提振了信心。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但成效并不稳固。生态文明建设还处于“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其中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是重中之重。

        2017年,PM2.5年均浓度为58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35.6%,超额完成了国家大气十条的第一阶段治理任务。

        当前,北京大规模的重点工程治理已基本完成,大气污染呈现由生产向生活、由一次向二次、由本地向区域转变的特征,既涉及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发展方式的问题,又涉及城市管理、基础设施、生活习惯等问题,都需要我们加强对大气污染防治规律的研究掌握,坚持标本兼治、多措并举,提高综合统筹能力,不断探索运用新方式破解当下治理存在的难题。一是保障城市正常运转的“刚性”污染占比越来越大。工业污染防治、燃煤污染治理等重点工程已基本改造完成,现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转的“刚性”污染占比越来越高,污染治理减排空间越来越窄,且与城市运行结合更加紧密。二是“最后一公里”精细化管理仍有待提高。我市还存在污染防治设施不健全、不规范等问题,多与现阶段各方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整治难度大、周期长。三是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需深入。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还面临燃煤总量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公路货运比例偏重等问题。四是高排放机动车污染是重点难点问题。其存在替换成本高、权属复杂、保障城市运行等特点,治理难度较大。

        按照中央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决策部署,北京应紧扣大气污染结构的变化,聚焦PM2.5污染,紧抓重型柴油车、扬尘、挥发性有机物等难点,进一步增强市民的蓝天幸福感。一是抓机动车监管。强化执法检查,加快老旧重型柴油车更新淘汰。协调推进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加快推动“公转铁”。大力发展电动车,鼓励市民绿色出行。二是抓精细化管理。分类施策、动态整治。对裸地扬尘,采取覆盖、绿化、铺装等措施;对施工扬尘,监督落实绿色施工规程要求;对建筑垃圾运输车,严格密闭管理。三是抓执法监管。开展多部门协同执法、专项执法,严查严管污染物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四是抓联防联控。充分发挥区域协作机制作用,积极加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重污染应急联动。

        我们将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打好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的部署,以新版城市总体规划为基本依据,以加强科学化、系统化、精细化、法治化管理为目标,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其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既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大举措。北京市共有13个涉农区,182个乡镇党委、3917个村党组织,32.8万名农村党员,占全市党员总数的16%。近年来,全市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健全工作体系、夯实工作基础、创新工作方式、加大保障力度,推动农村基层党建水平持续提升,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仍存在薄弱环节。如有的村党组织软弱涣散;有的村党员队伍老化问题严重,村党组织后继乏人,村干部能力水平有待提升;基层干部违纪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党员管理仍不够严格,流动党员管理难问题未根本解决;民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加强,等等。

        农村基层党组织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郊区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流动更加频繁、社会结构更加多元、组织形式更加多样、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人口倒挂与精英人才流失并存、村庄衰败与集体资产迅速膨胀并存、封闭的农村集体所有制与开放的农村社区建设并存、传统人治思维与现代法治方式并存、疏解非首都功能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并存,对基层党组织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挑战。二是有的干部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角色地位、功能使命认识还不到位,对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政治引领与发展经济的关系、党组织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的关系把握不够准确,对强化党在农村的领导理不直气不壮、缺方法少抓手,致使党在农村的领导出现弱化淡化边缘化现象。三是党建责任制还没有真正落地,特别是乡镇党委主体责任落实还不到位。四是农村基层权力点多面广,权力设置过于集中,权力使用缺少规范,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五是对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把握不够,对农村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研究解决不够,驾驭基层党建的能力素养还有不足。

        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战斗堡垒作用不能削弱。我们要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一要严格落实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强化各级党委抓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责任担当。细化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指导清单,加大督查考核和追责问责力度。压实乡镇主体责任,推动各乡镇真正把工作重心放在抓村上,做到岗位在村、阵地在村。二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全面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突出政治功能,强化政治引领,紧紧围绕乡村振兴目标,团结带领农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落地生根。进一步理顺领导体制,加强村党组织对村级各种组织的统一领导。优化党员队伍结构,破解流动党员管理难题。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在“富口袋”的同时解决好“富脑袋”的问题。三要拓宽选人用人渠道,做强地基中的优质钢筋。通过从机关干部中“派”、从本地能人中“聘”、从外出务工经商党员中“引”、从大学生村官中“选”、从异地优秀村干部中“调”等多种方式选好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解决这支队伍年龄老化、后继乏人和宗族势力、内部人控制问题。四要完善监督制约机制,着力解决基层权力约束不力、用权失范问题。推行村级权力清单制度,落实村干部管理监督办法,规范村干部履职行为。推进基层民主自治,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机制。加强巡视巡察和审计监督,加大违法违纪行为惩处力度。五要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格规范村“两委”换届选举,从源头上坚决防止“村霸”和涉黑涉恶等人员进入村“两委”干部队伍。六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夯实党在农村执政的经济基础。深入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集体经济法人治理结构,研究出台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的指导意见,全方位支持集体经济发展。

  • 经营性事业单位改革后的基本发展思路

        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在推进三类事业单位改革中,经营性事业单位的改革最具有挑战性和艰巨性。按照党的十九大要求,经营性事业单位改革总体方向是转制为企业。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总要求,着力解决经营性事业单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存在的政企不分、事企不分、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效益不高等突出问题,激发内生发展动力,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

        当前,北京市经营性事业单位改革中,面临着诸如改制后企业如何发展的问题以及企业规模过小、缺乏市场人才、缺乏市场竞争力的问题;出资人不明确、债权债务如何厘清的问题;资产管理和处置、人员安置、社会保障衔接问题;如何确保改革能够平稳、维护稳定、安置好职工、保护职工合法权益以及政府对转制企业如何监管等问题。

        经营性事业单位改革后如何发展,在众多问题中,是根本性的,是解决好其他问题的前提基础。因此,尽早考虑改革后发展问题的总体解决思路十分必要。

        一是建设本市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创新示范平台。为做好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工作,可以考虑在目前全市市属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的试点基础上,根据各个经营性事业单位的实际情况,选择基础较好或者具有代表性的一家或者若干家,形成本市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创新示范平台。

        在市有关政府部门给予相关政策支持基础上,在改制模式、人员安置、资产管理和改制后发展等方面,予以先行先试,创造性、示范性的给与政策衔接,创新性的解决转企改制试点工作推进瓶颈问题,确保各类人员安置及过渡平稳有序,不留后遗症,同时降低改革成本、提高改革效率,建立市场化的体制机制,解决改革和发展的动力问题。

        二是以科技服务业作为战略发展方向。全市各个经营性事业单位从事的主要业务中,有30%以上与科技服务业有关。业务、渠道、信息资源丰富,有一批熟悉行业和政府管理情况的骨干人才,具备成为科技服务业企业的基本要素。而北京科技服务业,目前也存在着“小、散、弱”的问题,需要形成一批具有高端业务结构、产品线延伸、业务链丰富的科技服务业大型企业集团。

        因此,经营性事业单位改革后的创新示范平台,在战略发展方向的选择方面,应当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实际情况,聚焦北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这一目标,围绕科技创新企业的市场需求,充分利用好转企改制的历史机遇,引入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建设国际一流的科技服务企业集团。

        平台建设要以建设全球一流的科技服务支撑平台为目标,以遵循科技创新的客观规律与需求、遵循科技服务业的产业发展规律、遵循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规律、遵循企业发展的经济规律为运行原则。

  • 强化基层人民法院的社会职责和治理职能

        “郡县治,天下安”,基层人民法院身处社会治理的最前沿,承担着化解大批基层矛盾纠纷的重要职能,是我国四级法院中处理案件最多、与人民群众联系最为紧密的审判机关。为解决现阶段的问题和困惑,各地基层法院积极实践、穿针引线、搭建平台,形成建立诉调对接中心、巡回审判点、法律服务站等经验做法,为群众提供更为全面的司法服务和纠纷化解方式,在促进社会治理法治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过程发展不平稳,整体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深层原因是参与治理的理论不清晰、思想不统一、方向不明确、机制不健全、保障不到位,限制了基层人民法院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发挥。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需求在基层、活力在基层,基层人民法院是法律制度和法治方式本土化的最好土壤,应当更加坚定、更加有为、更加有效地强化基层人民法院的社会职责和治理职能,积极探索司法机制、逻辑、框架在基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结合,不断深化司法运行的本土化、乡土化、基层化,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在基层治理中形成生动实践。

        一是强化党委领导,形成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长久合力。建议:(1)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推动党委将社会治理法治化向前端延伸、源头延伸。(2)强化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体制机制建设,推动基层法院参与治理的方法模式,建立原则统一、符合实际的工作详规,增强基层法院参与治理的针对性、有序性、连续性和稳定性。(3)加强党委协调支持,增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的对接,整合其他治理力量,形成长效合力推动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进程。

        二是践行“枫桥经验”,深化多元共治的纠纷化解格局。建议:(1)升级法院诉调对接中心成为区域性“综合纠纷解决平台”,引入各类调解组织乃至综治机构合署办公,建成集多元调解、诉讼服务、普法宣传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平台,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解决。(2)依托平台升级,将“纠纷解决”对接“三网”融合的网格化治理,建成集治安风险防范、动态监测、纠纷化解为一体的综合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增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可视性、全面性、协同性,提升整体治理能效。(3)加强人民法院对多元调解的业务指导,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制定《社会调解法》,将各类调解一体设计、一体规划,增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制度保障。

        三是强化基层创新,夯实社会治理的法律服务基础。建议:(1)加强人民法庭和基层党组织的共建,通过党建共建推动工作,形成活力。(2)建立人民法庭和当地党委治理工作通报机制,强化对相关工作的过程监督,将人民法庭工作纳入辖区社会治理大范畴。(3)促进基层法律服务长效化,通过“一村一法官”“律师服务团”等形式,引导律师、公证等多元力量有序参与,不断充实基层法律服务队伍。(4)深化对接,由人民法庭联合司法、行政、街道、社区等社会力量,合力开展“法庭+司法所”“法庭+服务点”等工作,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增强服务实效。(5)加强信息化应用,采取网络调解、网络诉讼等方式,为基层群众提供更为便捷、全面的法律服务。

  • 真正把健康中国战略落细落实

        当前村级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存在数量不足、分布不合理等问题,乡村医生队伍的数量、素质和结构也不能完全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卫生服务需求,影响了村卫生室服务的可及性以及卫生服务提供的效率。影响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乡村医生体制外身份降低了职业归属感和使命感。由于我国卫生系统人事编制仅下沉到乡镇卫生院,乡村医生体制外的身份导致财政拨款和制度建设缺乏依据,从而影响收入、养老保障等一系列问题。村医体制外的处境和所要承担的体制内职责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村医心理的不平衡,降低了其对职业的归属感和使命感,降低了村医的职业吸引力,导致“招人难”。

        二是收入补偿机制不完善导致医疗卫生人才难以扎根农村。村卫生室作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的网底,承担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等一系列公益性职责。北京市实施政府购买政策对村卫生室给予补助,但补助水平不高,稳定性和延续性较差。部分村医兼做他业,无法专职专心地为村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具有一定学历和执业资格的医疗卫生人才也难以真正扎根农村,导致优秀人才“留不住”。

        三是农村卫生管理体制不健全制约了乡村医生作用的发挥。乡村医生处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卫生行业管理体制交汇的末端,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乡镇卫生院及村委会在村医队伍建设中各自应担负的管理职责难以明确,制约了乡村医生作用的发挥,也导致村医“用得上”问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

        针对上述问题,就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有如下对策思考:

        一是解决乡村医生的身份定位和隶属关系,实现乡村医生“招得来”。可遵循“区聘、乡管、村用”的原则,将乡村医生纳入卫生行业体制内的制度设计框架中,聘用订单定向培养的医学生或者在卫生室连续执业若干年且考核优秀的村医,并纳入事业编制管理。各区在核定的编制总额和岗位总量基础上,按照服务人口、地理位置等因素统筹分配并优先用于乡村医生;通过调剂编制、加强人员配备等方式进一步向边远山区倾斜,实现乡村医生全覆盖。

        二是完善有利于提升服务能力的适宜机制,实现乡村医生“留得住”。(1)完善村医收入结构,将诊疗费用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在不增加村民负担的基础上,确保村医基本医疗服务的收入,同时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对于村医收入的补助力度。(2)加大对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配备必要的仪器、设备,改善乡村医生的执业环境。(3)鼓励村委会根据本村的经济情况和村医开展工作情况对村卫生室的水、电、暖等运营成本给予补助,增强村医的组织归属感,确保稳定和可持续发展。(4)加大对乡村医生培养培训的支持力度,制定符合村医实际的培训模式。(5)探索完善市级或区级医院医生的基层服务制度和青年医师志愿服务基层的激励政策,鼓励对口支援带教和巡诊服务。

        三是全面落实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实现乡村医生“用得上”。稳妥推进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对农村卫生服务资源进行合理整合和分配,把乡、村两级卫生服务机构建设成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统一体,逐步完善以区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网底的一体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也为乡村医生作用发挥搭建有效平台,有效促进各项农村卫生工作的开展和落实。

        应不断创新体制完善机制,加大投入和统筹力度,建设一支“招得来、留得住、用得上”的乡村医生队伍,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真正把健康中国战略落细落实,为实现全民健康和全面小康奠定坚实基础。

  • 把副中心打造成新的文化高地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副中心作为北京新两翼中的一翼,能否在众多新城建设中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特色和亮点,能否为城市的未来奠定好千年之基、给子孙后代留下丰厚的历史遗产,强化文化基因、突出文化特色十分重要。高水平规划建设好城市副中心,必须把文化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副中心打造成北京新的文化高地。

        坚持思想引领,打造文明之城。北京作为全国首善之区和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中心,首先应该是展现时代精神风貌的模范区。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把城市副中心打造成文明之城。通过推进全国文明城区常态化建设,努力构建长效管理、常态推进、立体监督、广泛参与的文明城区建设格局,不断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

        坚持规划先导,打造人文之城。要认真落实城市总规和副中心规划,加强对历史文化资源普查与保护。构建“一带、四城、多点”的整体保护格局。加强对运河遗产和古镇、古街、古村、古河道等重要历史文化遗迹的整体保护和统筹利用,对一些已经消失的重要文化资源,运用多种方式予以重新呈现,如复建潞河驿、验粮楼等,恢复通州古城等一些重要街区的胡同肌理。系统梳理近现代城市发展脉络,重点保护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遗产,结合城市修补和生态修复活化工业遗产。要大力度建设博物馆、影剧院、城市书房、基层文化活动站等文化设施,为群众文化生活提供硬件支撑,特别是要把城市绿心中的文化设施打造成新的城市地标。要把文化研究成果与城市建设结合起来,在城市设计中更多融入文化因素,让城市建筑特别是重要节点上的建筑成为通历史、有韵味、实用、好看、耐看的通州新风景。

        坚持发挥区位优势,打造魅力之城。通州人民对大运河怀有深厚的感情,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寄予厚望,期待着千年古老运河重新焕发时代魅力。我们要把大运河文化带建成连通古今的文化魅力之带、连通自然的生态品质之带、连通未来的产业创新之带、连通世界的协同发展之带。要着力加强对运河相关文物的整体保护,挖掘运河历史文化资源,打通运河文脉;加强大运河水系治理,构建水清岸绿景观,实现运河生态整体提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千年大运河”文化旅游品牌;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和生产性传承。成立大运河文化研究机构,设立大运河文献资料中心,整合区域运河文化研究人才和资源,促进高水平运河文化研究成果和文艺作品的生产。

        坚持重大项目牵引,打造文化关键竞争力之城。文化旅游是城市副中心的主导功能之一,但通州过去文化和旅游资源不集中,缺乏优势品牌。要通过环球影城、台湖演艺小镇、宋庄艺术小镇、张家湾漕运古镇等重点文化功能区建设和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运河文化艺术节等文化品牌活动,实现文化和旅游、科技、金融融合发展,形成古今同辉、中西融合、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齐头并进的文化发展新格局,带动全区文化发展实现弯道超车,成为北京新的文化高地。

        坚持改革创新,从文化供给侧发力,打造活力之城。一是要创新机制,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全国乃至世界优质文化资源集聚副中心,吸引更多优秀文化人才落户通州。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市场主体练内功、出精品、创品牌。二是努力构建新型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三是要搭建平台,为人民群众文化活力的迸发提供舞台。

  • 建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而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建筑垃圾的处置问题不容小觑。

        2016年之前,北京市每年建筑垃圾产生量约1000万吨,处理方式主要以填埋和堆放为主。随着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全面开展,以及生态环保标准的提升,政府审核的正规渣土消纳场所数量随之缩减,大量建筑垃圾因无处可放,现只能在拆除地集中覆盖,严重影响土地利用和环境改善。预计到2018年底全市有7000多万吨垃圾待处置。

        北京市建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从2011年起步,发展至今,处置模式主要有固定设施类、移动式设备类、临时设施类。存在主要问题是:社会认知度不够,资源化意识欠缺;巨大的存量与现有的处置能力不匹配,垃圾围城的现状一时难以解决,传统政策安排与市场化推进存在矛盾;建筑垃圾处置设施顶层设计不足;建筑垃圾管理体系不健全;再生产品使用力度还需加大。

        对此,我们有如下建议:

        一是加大建筑垃圾处置理念宣传、提高资源化意识。要强化对建设建筑垃圾资源化设施必要性的认识。建筑垃圾资源化设施是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民生。政府在立法、规划、建设、实施、管理、引导等各方面都具有首要责任。要进一步引导社会大众对建筑垃圾是“城市矿产”这一理念的理解和认知。

        二是做好整体规划、完善各区设施配套功能。各区级政府需快速摸查、及时掌握建筑垃圾实际产生量、存量,科学预测今后正常状态下区域以装修垃圾为主的建筑垃圾产生情况;在全区范围内统筹布局建筑垃圾临时处理点及固定设施项目选址,实现建筑垃圾集中、就近消纳处理和长期资源化处置的结合。

        三是法治、精治、善治,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认真梳理建筑垃圾产生、搜集、堆放、运输、资源化处置、再生产品制造、产品使用、废余垃圾填埋等全流程环节,科学制定各个环节的管理方案。

        四是明确规范各个环节的收费方式和标准。建议首先改变传统的拆除、运输、消纳一体化的招标方式,分不同的资格主体招标,切断非法利益链条;明确垃圾产生主体付费责任和财政补贴责任;根据资源化利用水平、资源化设施建设标准分类研究处置费用标准,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引导提高资源化率,提高处置现场的环保标准,避免再生污染。

        五是进一步夯实各级政府和部门责任。需要各组织主动作为,坚持问题导向,形成合力共同推进。

        六是加大再生产品推广力度,政府投资项目首先使用。推动建立项目前期论证-立项审批-初步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监理-竣工验收全过程推动再生产品使用的工作机制。积极支持企业开展再生产品质量鉴定,定期开展质量检测,出具相关检测报告,为产品打开销路、促进循环提供保障。

        七是积极培育建筑垃圾资源化行业。国有企业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做好表率。要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快适用于北京的建筑垃圾成分的工艺、设备研发,提高资源化分选和再利用水平。促进建筑垃圾资源化行业的培育,建立有利于产业链企业良性发展的行业生态。